对《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的辩护
    作者：孙铁骑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3年1月10日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在一篇名为《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的文章中，对时下呼声甚高的“制度反腐”提出质疑，并提出“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的主张。此论一出,引起网络与媒体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北大教授贺卫方以微博论战的方式与方朝晖直接交锋，形成中国两大名校教授之间的笔墨官司，从而更加引人注目。而这一争论之中存在着诸多不清之处，本文于此分辩之。
    
    方朝晖在文中说：“‘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方朝晖此段话语并不仅仅是基于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思想背景给出的理论推定，同时也说出了一个当代中国非常现实的问题。可以如此理解方朝晖的本意：在反腐败的领域中，虽然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同于西方，或是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但这就是腐败滋生的唯一原因吗？制度的完善就一定能避免腐败吗？在我国现实的反腐设计中，也并非无法可依，也并非无纪检监察机构，何以腐败却愈演愈烈呢？用西方的分权制衡就能消灭腐败吗？方朝晖对这些问题都有本质的怀疑，故按照中国哲学的理路从“制度反腐”的层面更加深入思考，认为制度的根本在人心，从而提出“正人心”。因为制度不是凭空而来，仍然要根之于人心。但这并不是对“制度反腐”的否定，而是对“制度反腐”的不信任,只是要从比“制度反腐”更深刻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
    
    而贺卫方则基于对西方制度文化的推崇而认为只要制度完善就能解决腐败问题，故批判方朝晖“居然不知分权制衡的基础是以欲望控制欲望，如媒体揭露黑幕可带来更大影响力和广告收入，正是追求私利带来了公共利益的改善。”而所谓“分权制衡的基础是以欲望控制欲望”只是西方文化的哲学理性思维之下的理论推断，而非现实的存在真的如此。西方的分权制衡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民主精神，根源于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时代的民主传统。西方文化自其根源之处就有一种自主独立的价值追求，而分权只是这种民主精神在现代的一种正面反映。而所谓“以欲望控制欲望”完全是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民主诉求，为了给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提供一种理论根据而提出的理论假设。在人类事实存在的层面上，欲望从来不可能控制欲望，只能造成欲望之间的厮杀与争斗，人类历史中的国与国的战争，家与家的战争，人与人的战争，无不是源于欲望与欲望之间的斗争，故“以欲望控制欲望”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只是西方人的理论设计，而不是存在的现实。欲望只能毁灭欲望，而不能控制欲望。贺卫方显然没有受过哲学训练，无法认识到理论的本质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的将“以欲望控制欲望”作为西方权力制衡原则的现实基础，实是对西方文化的浅薄理解。那只是从理论上支撑其制度设计的负面力量，而真正支撑其制度设计的是西方文化之中现实的正力量，那就是来自传统的民主自由精神与来自超越性的上帝的宗教精神。没有弥漫于社会之中的民主、自由与超越的精神，西方的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不可能在“以欲望控制欲望”的基础上实现。如果每个掌权者都是从自己的欲望出发，仅仅依靠他人的欲望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消灭腐败吗？为何美国总统手按宪法宣誓之时大声说出的总是全民性的伟大诉求，而不是自己的欲望呢？而贺卫方所取的例子——“如媒体揭露黑幕可带来更大影响力和广告收入，正是追求私利带来了公共利益的改善”——也很荒谬，如果媒体仅仅为了追求私利而揭露黑幕，那就同样也可以为了追求私利而掩盖黑幕，甚至自己制造黑幕，所以事实上，我们对媒体行业的社会诉求从来都是媒体人的职业操守，而不是私利。
    
    而贺卫方言“还正人心呢，正了二千年，人心尽邪啊！”则显露出其虽然是北大教授，但仍然难免其作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翻开中国历史，面对历代圣贤忠烈，不知“人心尽邪”是指古代还是指现代啊？可惜古人已经作古，无法再起来与贺教授对簿公堂了，所以贺教授才敢如此不负责任的判定历史。
    
    对于贺卫方对方朝晖的质问：“尊重个人对利的追求便是人欲横流么？你引孟子，可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甚至答桃应问倡言舜可窃父而逃，何解？正人心，谁正谁？让君子正小人？谁心无欲？”本文无意于争论任何一方的对错，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答这几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利？利和欲之间是什么关系？《周易》言“利者，义之和也”，人之所欲符合“义之和也”，就是正当之利，不符合“义之和也”就不是正当之利，就是一己私欲。故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是说仁义之中才有真正的利，而“天下交争利，则国危矣！”故按传统文化的理解，尊重个人对利的追求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义之和也”，否则就是人欲横流，而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人欲横流”，而不是“义之和也”。
    
    其次，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是要求统治者如何去爱民、安民，通过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但不是说无恒产者必然无恒心，亦不是说要有恒心必有恒产。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无待于外的。
    
    再次，“舜可窃父而逃”的合理性在于，舜虽然“窃父而逃”，但却要放弃君主之位，与父独居江海之上，与世隔绝，这无异于今天的终生监禁或终生流放，事实上已经进行了自我惩罚，但能全其父子之情，故为大孝。
    
    最后，对于“正人心，谁正谁？让君子正小人？谁心无欲？”的问题，在传统文化之中，人心并非是有对之心，而是我与人共有之心，故“正人心”首先是正自己之心，而不是正他人之心。通过正自己之心而为他人立典范而能正他人之心。这是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路，同时也就是一条践行之路，而不是理论而已。至于说“让君子正小人？谁心无欲？”的问题就太浅薄了，一个社会当然是让君子正小人，难道让小人去正君子？小人只可以败坏社会，何能“正”呢？而“谁心无欲？”君子之欲与小人之欲存在本质不同，小人之欲是一己私欲，而君子之欲是天下之共欲，也就是公心，孔子亦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小人之欲是只满足自己，而不让他人满足，更向他人争夺，从而“天下交争利，则国危矣”。所以孟子要教育齐宣王要与民共乐，其意即为此。
    
    方朝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反腐要从“正人心”做起，具体提出“义利、均寡、贤能、养士”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实质都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并不是道德问题，故方朝晖提出的“正人心”实质并不是狭义的“正人心”，仍然是如何改良现行社会制度的问题，方朝晖与贺卫方在“制度反腐”的目标取向上是一致的，只是贺卫方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制度设计，而方朝晖是从传统文化中提出自己的制度设计。但在传统文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彻底丧失话语权的现实条件下，似乎任何非西方的制度设计就都不是“制度”了，传统文化似乎只有“道德”，而没有“制度”了，故而贺卫方及许多声音才会对方朝晖做出如此挞伐。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