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眼烛史，彰炳千秋
    ——读东海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
    作者：格筠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3年1月10日
    
     
    
    东海师断断续续历时半年写成《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他说，此书旨在集儒家外王学之大成，揭道德实践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确乎如此，这本书无论是从史的角度，还是义理的角度，都是对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大贡献，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意义重大。
    
    它陈述史实，以儒家义理为镜；藏否人物，以儒家精神比照。它看是史，但只是以史为引子，引起对史实和人物的评议和阐发，主要还是启人，所以此书对政治有指导作用，对百姓有启蒙作用，对儒家有提升作用。
    
    中华文化以儒为要，所以，知儒家史更可知兴衰，以儒者为镜，更可正人心。
    
    作者在叙史与述儒中轻叙史，重述儒。比如在讲述尧时，重讲《尧典》，得出“尧帝颇富民主作用，尧廷颇有民主气息”的结论。
    
    作者藏否人物，一以贯之，依于“仁”，时常引孔子等不同人的评语，然后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某些人物心性行为复杂，仅引孔子评也不够，所以他依据事实和众人的评议，得出结论。如对晋文公的评价。
    
    关于齐恒公和晋文公，孔子有句话：“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恒公正而不谲。”对齐恒公的评价更高一些，孟子也是如此，作者先从王道和霸道区分之：此二人所行都非王道，而皆是霸主。虽然晋文公谲而不正，但他对将士“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十分了不起，表示赞赏。
    
    同样，虽然孔子对齐恒公有褒，但其行为也有不肖处。如他生活糜烂，晚年信用小人，甚至吃人肉。总而考察之，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孔子褒齐贬晋，那是就总体、全局而言，论个人修养，齐恒公远不如晋文公。
    
    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和外交家，《汉书 艺文志》将其列为儒家，但在作者看来，“颇有君子风范，不算儒家人物”。这是为何？作者举出一个事例：《史记——孔子世家》载，他齐景公将用孔子，晏子阻，并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等等。这种言论就完全不是儒者所为。
    
    对于孔子，作者亦是客观科学地评价，比如古人曾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来赞美孔子。作者指出，这只是宋朝一位诗人对孔子感性和诗意的赞美，而非事实，因为孔子之前文化道德的历史辉煌不容忽视，孔子是儒家在春秋时代的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之人。
    
    在衡量、比较时，作者参考大量资料，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打捞、甄别、评判，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见识是做不到的。
    
    作者还对众人存疑或理解不确之处，细加评说，拨错反正。在一些人印象中，《春秋》是一部史，更有人指责孔子作《春秋》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窜改史实 ”、“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作者对此解说道：《春秋》并非史，而是一部借史以寄托和发挥微言大义的“理想主义”政治经典。作者进一步考察说，董仲舒、司马迁有及孟庄、熊十力等，对《春秋》都有评议，承认《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是“治国之经”、“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正因为此，孔子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三讳）也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而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更不能延伸为政治原则。
    
    国人一直对中国在民主制度方面与西方的落差耿耿于怀，有的把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有的甚至以为是儒家所误，其实大不然，作者在对秦朝的统一中做了具体分析。他在《君主制之思》中认为，就政治文明而言，从公天下到家天下是一次重大倒退，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又是一次重大倒退。郡县制特别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特权的强化，民本原则越来越被架空和虚化。统一有良性恶性之分，建立在严刑峻法高压暴政基础上的秦式统一，就是恶性而落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它比分裂更坏。进而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量劫难，与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统一模式和制度模式脱不了干系。从此开始，历史陷入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儒家拥有仁义原则的优秀，民本思想的先进，却一直未能真正把民本落到实处，未能赶在西方之前开出儒家特色的民主制度来，根本就因就在这里。
    
    其它比如对《吕氏春秋》的评价、法家的主要特征等等，作者用一双慧眼条分绺析，客观评价，用一个儒者的气度和胸怀纵横衡量。具体如何，大家看书就会知道。
    
    孔子作《春秋》，以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为人类历史之缩影，表达了儒家褒、藏、否、黜、陟、贬、退、讨的精神，寄托了孔子的太平理想，东海师作《儒家文化实践史》，拳拳之心透纸而出，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