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好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几点建议
    作者：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3年1月28日
    
    
    
    【相关背景介绍】 在山东省政协十届四次和五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曾振宇、杨朝明、马磊、吴霁文四位同志在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设立“曲阜文化特区”的建议》的提案，2012年初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在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建议设立曲阜“文化特区”》的提案，在儒家圣地建设“曲阜文化特区”日益成为关系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课题。5月17日，济宁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曲阜文化特区”的设想与意见。7月4日下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办公室”召开“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建设研讨会”，邀请省内各界专家学者围绕“曲阜文化特区”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会议。省政协委员、泰山学者曾振宇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关头。如果没有中国本土的优秀文化作为新的动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的发展，缺乏目标与方向！2012年7月5号《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曾振宇撰写的《曲阜文化特区，“特”在何处》的长篇文章，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纷纷加以报道，目前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一事已成为全社会讨论的一大热点。此提案对中国文化建设与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不亚于1979年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日报》评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区’的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2012年12月5日,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在济南签署《关于合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框架协议》，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已经纳入议事日程。在2013年元月召开的山东省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山东省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好曲阜“文化特区”。
    
     
    
    目前，网上对曲阜“中国文化特区”一事提问非常多。全国人民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为何要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文化特区“特”在何处？如何建设好曲阜文化特区？对此，我想谈谈几点想法：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在拒绝日本欲抢占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山东的利益的企图时说道：“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区”的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建设文化特区是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深刻的时代意义。
    
    曲阜文化特区之“特”，意味着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开创性。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 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即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没有文化作为原动力，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出现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神话。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以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内在支撑，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配合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建设中国文化特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性关头，即如何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社会是否和谐？人与自然是否协调？江河是否被污染？食品是否安全？人是否活得幸福？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约翰·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基本价值体系只有受一种公共的正义观调节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良序（Well-ordered）”的社会。所谓“良序（Well-ordered）”社会，有两大标志：一是每个人信仰并普遍接受正义原则；二是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都彰显出正义精神。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正义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特点。因此，实现这一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文化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一个拥有仁义诚信忠恕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形态才具备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批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文化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因此，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才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转型。没有主体文化的支撑，已经高速增长30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走得很远。
    
    从最早在东亚实现现代化的日本以及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与地区现代化进程分析，可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应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换言之，可称为“文化资本”。具体而论，东亚的经济现代化都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韦伯曾经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在网上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何时能实现三大目标？
    
    1.外国人都到中国来留学。
    
    2.外国人如饥似渴读中国的书、看中国电影。
    
    3.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文字、服装、茶艺、音乐、戏曲、礼仪、建筑、制度等等）。
    
    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只有唐朝才实现了这三大目标。这三大目标的实现的奥秘，就在于唐朝的经济发展是以文化为依托，经济的发展奠基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唐朝才真正成为大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
    
    已经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点从最后设立的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无疾而终可以看出来。因为经济特区已经没有什么可“特”，你能特，大家都能特，还有什么特区之说？“经济特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的经济还得向前继续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本土优秀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支撑，肯定难以为继，甚至会出大的社会问题。从世界文明史进程分析，一个大国的崛起要三足鼎立才能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制度变革。三者缺一不可！
    
    二．配合中国文化建设方针改变，在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有一次在韩国讲学，一位英国学者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地处中国和日本两个大国之间，还能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我非常赞赏这一提问，甚至我觉得问题比结论更有启发性。众所周知，1949建国之后，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奉行的方针是“破旧立新”。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是批评与否定的对象。因为有“破旧立新”文化方针的指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发生时所难免。目前，我国文化建设方针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六中全会又进而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如何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一个具有独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体性。“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张岱年先生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 何谓“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等。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丧失，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为景仰的顾炎武尝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儒家一直将“国家”与“天下”两个范畴严格区分。历史上“国家”之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这一概念则不同。“天下”不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标识。“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正因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会四处奔波，高喊“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1]“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2] 章太炎之吁喊，已有先儒“存亡继绝”、“续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则民族文化血脉存。因此，在具体落实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方针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课题。“现代国家”并非单纯指谓经济的现代化，更重要还在于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在稳健地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力量与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民族文化基础何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如何评判？前者关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产物，与中国文化绝缘？后者关系到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适性的正义思想传统？回溯两千多年儒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民主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之外，其文化史意义还表现为倡导人性平等。康有为评论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3]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赋，因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学者进而抉发出孟子社会政治学说隐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 [4]“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5]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6]钱穆由此点明孟子性善说中蕴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启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说彰显“自由意志”精神，[7]黄俊杰认为此乃梁任公思孟学中“最具创发性之见解”。[8]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断阐发的“民惟邦本”、“从道不从君”、“天下为公”、“居仁由义”、“民贵君轻”、“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体系中内蕴着深厚的正义性与公平性思想资源。这些正义、平等与公正思想，对于目前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而言，将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人不仅可由儒家“心性之学”成就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也可由“心性之学”成就民主“政治的主体”。李明辉指出，在这一宣言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人性恶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论——“即建立在性善说之基础上的民主理论。”[9]
    
    四．在人文地理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
    
    其二，曲阜是黄帝故里；
    
    其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所在地。
    
    其四，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
    
    邹城（孟子）
    
    苍山（荀子）
    
    嘉祥与平邑（曾子父子）
    
    章丘（伏生）
    
    滕州（叔孙通、儒家弟子墨子、北辛文化）
    
    济宁（何休）
    
    沂南（诸葛亮）
    
    临沂（颜之推、颜师古）
    
    泰安、宁阳（大汶口文化、孔子遗迹）
    
    济南章丘（龙山文化）
    
    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类型之一）
    
    泗水（尼丘山）
    
    五．在历史文化资源上，在曲阜建中国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据几次文物普查，曲阜现有各类文物古迹遗存560多处，其中孔庙、孔府及孔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保存有金、元、明、清历代古建筑1300余间，汉代以来碑刻、石刻5000余块，古代墓葬10余座，古树名木近2万棵，库藏文物10万余件，其中孔府档案26万件，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0多个。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是中国目前仅存的3000年左右的城墙遗址，其价值和地位不亚于孔庙。
    
    1982年，曲阜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8年，国家旅游局把曲阜列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2005年，又将曲阜三孔和明故城列为首批5A级景区。
    
    2008年，文化部批准曲阜文化产业园为国际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只有曲阜1家属于县级行政区域），最近，曲阜一批大文化遗址项目列入世界银行以及中国重点项目。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中国目前正在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现代国家”必要条件之一，如果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既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现代国家”形态的必有之路。
    
    六．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存在着一条亘古不移的“儒家定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一定要“崇儒重道”，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树立为国家指导思想，论证新王朝是儒家仁义诚信基本价值观的遵循者与弘扬者；尊孔信儒，设学校，兴科举，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不遵儒，不礼孔，新王朝（譬如秦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太平天国等）必然短命夭亡。
    
    楚汉战争期间，市井无赖出身的刘邦尚未认识到儒家思想重要性，甚至以儒冠溲溺。但是，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刘邦马上征召“汉家儒宗”叔孙通采古礼、制汉仪，颁行于天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以太牢祀孔子”，开启了历代封建帝王祭孔之先例。自从汉高祖亲自祀孔后，汉王朝形成一礼俗：凡是诸侯卿相至鲁，“常先谒然后从政”。为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刘邦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在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推明孔氏，抑绌百家”，最终树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儒家价值观为天下普遍遵循的人伦规范。儒家思想由一种地域性文化上升为国家主流文化，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朝建立之初，富于政治远见的李世民便开设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一时俊彦齐集，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民、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以及孔颖达等人，均“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旋即命令颜师古统一经典，成“五经定本”。贞观十二年（ 638年 ），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历时十几年编成《五经正义》。这一文化工程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和凝聚力，使儒学今文古文之争、各宗派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及郑学王学之争熄灭，使东汉以来的纷纭矛盾的师说统一，异端邪说一扫而空。其更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唐王朝立国根基，唐王朝是儒家思想继承者和光大者。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唐太宗吸收了《五经正义》中的精华部分，尊法礼，施仁政，倡儒学，兴教育。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空前繁荣，民族关系和谐，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1271年，蒙古族人建立元朝，马上认识到“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历史规律，于是恢复科举，以孔孟之道作为“化民成俗”的国家指导思想。1308年，元武宗诏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68年，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便“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1382年，诏令天下郡县通祀孔子。同年，朱元璋以“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下令全国郡县皆立学校，全国由此出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文化盛况。清朝刚一建立，便诏令天下“敦崇正学”。康熙皇帝一即位，便确立了清朝前期以“崇儒重道”为文化国策的基本格局。康熙亲政之初临太学释奠孔子，又专程到曲阜拜谒孔子，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大礼，亲手书写“万世师表”四字匾额悬于殿中。“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在历代王朝尊孔礼儒的文化政策中，不乏利用与断章取义的成分，甚至弃其精华如敝屣。目前中国正处于一继往开来、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正好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儒家文明已经绵延发展了两千五百多年，至今仍显示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而且这一文明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现代生命力和现实的文化解释力，这种“青春永葆”、充满韧性的文化生命力，来源于儒家文明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同时又一再证明了儒家思想及其基本价值观具有普世性、永恒性特点。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孔子是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社会，博爱、同情、友善等等基本价值观是“挂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国文化中，仁、义、诚、信、忠、孝、廉、耻等人伦规范则是与孔子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许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在概念与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价值指向与人文关怀上却具有共通性。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学界曾经用“儒家文化圈”和“东亚价值”来予以概括，并将其看作是儒家思想依然在当代社会彰显其蓬勃生命力的一个例证。但是，在对于“东亚价值”的讨论中，人们往往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儒家思想是如何在工业东亚起作用的，而对于作为儒家思想之核心内容的终极关怀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及其发展趋势却缺乏深层次的认识。杜维明先生曾经指出：儒学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它有没有见证者以及有怎样的见证者。真正儒者的见证是生命的契印，是以自我生命的存在形态来展示一种德慧生命的气象。如果没有一批从终极关怀到生活方式全幅贯注了儒家精神的见证者，儒学对于现代人生而言恐怕就最多只能有学理的意义。如何使儒家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s）或“地方性文化”（local cultures）在全球伦理（the universal ethics）背景下寻求普遍性理解？与此同时，如何才能在大众信仰的层面切实发挥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影响？这是全国人民在全球伦理背景下讨论孔子儒家世界意义时深入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加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批孔”的全民政治运动，儒家价值观的全民信仰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全球伦理背景下探求孔子儒家世界意义的普遍性理解，当务之急应当是重建国民精神信仰基础。基于此，泰州学派可能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可资借鉴的模式；清末康有为单纯走上层路线谋求儒家“儒教”化的失败，可以当作是今人应引以为戒的范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担当“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重任的儒家，在“全球伦理”化进程中势必发挥越来越深远的作用。
    
    将曲阜建设为“中国文化特区”，是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一条道路：立足于中华文化，以中华优秀文化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内在文化动力，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也是实现“现代国家”形态的必有之路。
    
    注释
    
    [1]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五十五期。
    
    [2]章太炎：《致马宗霍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27页。
    
    [3]  康有为：《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8页。
    
    [4] 《孟子·尽心章句上》，第354页。
    
    [5]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251页。
    
    [6] 《孟子·万章章句上》，第308页。
    
    [7]  梁启超：《梁启超论孟子遗稿》，王兴业编：《孟子研究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7页。
    
    [8]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第一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9]  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