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讽政的自由度
    作者：吴钩
    来源：《华商报》2012-12-29
    
     
    
    一个王朝的政治是否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最喜欢拿白宫、总统开涮，这也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式自由的体现。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将当朝高官拿出来开涮，其实也是中国曲艺的悠久传统。
    
    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将会发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现在的伶人，多拿当官的调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周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俳优侏儒虽然地位低贱，却能在演出时讽谏时政）。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典故来自先秦《国语》：“瞍赋，蒙诵，百工谏。”意思是说，乐师、盲人诵读讽谏的诗歌、百工纷纷进谏。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合”，所以“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声”：“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韩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式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可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围从宽松转向严酷，伶人讥讽时政的自由度则无疑会直线下降。还是秦桧专权之时，绍兴十五年，秦桧获高宗赏赐新第，在新第庆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之事忘到脑后了。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结果秦桧大怒，将伶人抓进监狱，其中有伶人还死于狱中，“于是语禁始益繁”。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况。
    
    到了清代，随着皇权专制程度达至历代最高峰，伶人问政也成为了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人的言论自由，于此不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