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为减少雾霾天气做些什么
    ——兼答秋风先生
    作者：杨丁宇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2日
    
    
    
    收到《儒家邮报》赐的文章《秋风：雾霾不是禁放的理由》一文，秋风先生认为，真正导致雾霾天气的是长期以来的物质主义，在北京长期生活的我对雾霾天以及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深恶痛绝的，我现在将雾霾天产生和关于放鞭炮以及未来对策的几个问题在此做一些阐述，以北京为例，谈谈我的看法，兼答秋风先生。
    
    一、雾霾天气的直接罪魁是什么？
    
    首先是大量的汽车尾气，北京城现在据说有520万辆汽车，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出台限购令，这一数字还要多得多。由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乏精神追求，他们的比富心态相当厉害，因此稍微有一点钱想的就是买车。这导致了奥运会以后两年北京汽车就迅速增加了将近150万辆，这些汽车排放了大量的氮氧化物，这些氮氧化物中含有大量PM2.5，排入大气中，使得京城严重污染。其次是燃煤和周边地区的污染物扩散，北京地区相当多的污染物来自河北、天津等燃煤大户的扩散，同时，北京本地虽然已经大力开始了煤改气项目，但每年北京仍然燃煤200万吨，这些是导致北京污染的直接原因。当然，放鞭炮对大气污染，雾霾增加也不容忽视。这些是导致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气象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人为难以控制的。因为雾霾这些细微颗粒与冬季温度相对较低，冷空气的活动较弱，空气湿度增大也有着密切关系，这一部分人为力量根本无法控制。当然，汽车燃油质量也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即使燃油质量是欧V的标准，几百万辆汽车一起上路，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会增加到足以污染大气的地步。
    
    而秋风先生对此的分析是：“物质主义，恰恰就是雾霾频繁爆发的精神根源。正是物质主义支配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普遍高度集中，容易成为空气污染谷地。正是物质主义让官员眼里只有物质，而完全没有精神与文化视野，政府以GDP作为最高追求目标，为此而盲目地发展各种重污染产业。正是物质主义，让城市人口，尤其是现在对雾霾抱怨最多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加入私家车购买狂潮中。即便在雾霾十分严重的日子，他们也拒绝停驶自己的汽车，而把矛头对准根本不存在的烟花爆竹。”
    
    这段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显然这些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物质主义的后果不容小视，更深一步看来，这种物质主义正是鸦片战争以来君子学海盗的恶果，也是抛弃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完全向欧美拥抱，又没有学到欧美精神实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后面将进一步分析。
    
    二、如果不限制鞭炮，会对大气污染，增加雾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秋风先生提出雾霾不是禁放的理由，出于对民俗的尊重，我当然不主张居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是这个事情确实不能做的过度了。每次看到报道都说许多大城市由于过度燃放烟花爆竹导致严重污染，这是科学常识，谁也不能否认。不能为了民俗而不顾环境。
    
    秋风先生认为：“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一项古老的民俗。这个民俗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民俗背后有中国人的信仰。这信仰对于中国人享受健全的生活，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优良治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燃放烟花爆竹，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得深刻的喜乐。作为一种民俗，这种喜乐也是普遍的。也就是说，燃放烟花爆竹实具有非常重大的私人和公共价值。稍微具有正常情感和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价值远高于其所必然产生的社会代价，也即噪音、空气污染乃至意外伤害。这是一条文化常识、社会常识，这就是烟花爆竹作为一种民俗长期维持的根源。”这有一定道理，但只说到了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把应有的科学知识给忽略掉。燃放烟花爆竹当然不是雾霾天气产生的主要根源，但是问题是，过量的燃放烟花爆竹对雾霾天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已经发出污染预警的情况下，居民就更不应该燃放烟花爆竹。所以秋风先生把禁放烟花爆竹认为是精英要求限制的说法也并不全符合客观事实。
    因此可见，不能以尊重民俗为由忽视起码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在尊重科学，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保留应有的民俗。同时，对北京的雾霾天气必须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
    
    三、外来人口过多和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城市经济政策是导致雾霾的根本原因
    
    秋风先生把雾霾天气的原因与人们的物质主义挂钩，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导致雾霾天气真正要害的原因，则是由于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经济肿瘤，城乡经济严重二元对立，农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城乡剪刀差导致的贫富分化。除此之外，过去政府听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错误教条，把小汽车和房地产变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也是一大原因。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城镇化政策本身就是一个陷阱，而目前的城镇化是城市压迫农村，导致了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在城市内部，也有大量的经济泡沫，另外就是片面发展重工业以及把精力过多的投入在意义不大的虚拟经济上，致使城市经济出现了严重畸形，这些都是导致以上问题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导致城市外来人口过多的另一大原因是城市定位不准，一个城市不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经济中心则集中在纽约等地。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却纷纷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新的多重中心（比如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
    
    以北京为例，近年来，北京每年的外地流动人口高达700-800万，这些外来人口没有北京户籍，却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北京购买私人小汽车，或者每天早上从郊区新城赶到城里上班，使得北京每天早高峰交通不堪重负。外来人口集中于京沪穗等大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长期以来鼓吹的城镇化本来就有问题，而城市建设往往又变成了只重视几座大城市而轻视大量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致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出现严重的剪刀差，造成了各种不平等。这种政策还直接导致城乡二元对立，城市经济成为了中国发展的肿瘤，可悲的是，如今这个肿瘤仍然在不断恶性膨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人口也就不断的向北京等大城市集中，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模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在传统社会当中，农村生活是不能低于城市水平的。这当然刚好符合秋风先生说的一些政府的物质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这一观点，但是造成这一观点的根本原因，则是近百年来一些人根深蒂固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古代的政策是一无是处，并不断美化西方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中国学了西方这一套发展理念以后却根本不适合于本国国情，甚至西方就根本没有搞这一套，因为欧美发展模式的四民社会顺序是商士农工，而中国按照所谓的西方化的发展方式，其四民社会顺序是商士工农，这绝不是一种正确的顺序，因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地位被放在了最下等，很明显不可持续。如果政府不能认识到一些问题，仍然采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把资金和人力不断过多的向京沪穗等几个特大城市倾斜，继续城市压迫农村，用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虚拟金融经济）压榨农业，从而剥夺多数农民的话，未来社会就可能有动乱。而工业和服务业压榨农业的方式又恰恰是最容易造成PM2.5的发展模式，这也刚好符合了秋风先生说的“不恰当的发展重工业”这一观点。
    
    正是由于在这种不正常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加上重商主义，过度依靠招商引资的模式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导致大批商人看中了北京中心城的地皮，商人们纷纷集中往北京投资，于是，金融商务区不断扩张，从CBD、金融街、中关村、东方广场再到未来的丽泽金融商务区，乃至远郊区也出现了商业中心，商业中心越来越多，北京的城建进入了摊大饼的模式。于是，北京城对外地人口吸引越来越大，加上许多人环保意识差，缺乏环境责任伦理意识，北京市的交通也就越来越拥堵不堪。而一旦机动车速度降低，其对大气造成的污染会更加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的PM2.5多年居高不下的原因。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人，我明显感觉到，北京的城市发展结构目前严重不合理，大量的居住在通州、大兴、天通苑、回龙观的居民上班被挤压在了城区经济中心CBD、金融街、中关村、王府井这些人流密集区域。导致这些经济中心越来越堵，连办事买东西效率都相当低下。而郊区新城的配套就业生活购物的设施却长期不完善，使得这些新城以“睡城”而著称，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在天通苑回龙观这些居民区居住着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其他新城往往也不例外。这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北京市一些官员过去这些年一度给北京市城市定位出现了严重不准，他们希望北京市一定要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同时又是文化中心，然而这根本就是违背城市发展之道的，城市的功能绝对不能过于集中。当然，北京人口众多，还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北京是首都，大量的国家机关单位集中在北京，这个问题一时很难彻底改变。因此，要想解决北京人口过多，交通压力过大的问题，还是要改变北京的产业结构，这点下文再谈。
    
    当然应该看到，这些年北京的治污也是有成绩的，北京也在不断将一些重工业的行业退出京城，比如先关停了首钢，后来又关停了焦化厂，并取缔了大量露天烧烤，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控制人口，限制私家车，改变目前城市建设不合理的局面，那么北京的污染是难以得到根治的。
    
    四、需要重新规划未来城建，不能摊大饼，必须以业控人，重农抑商，敬宗收族，才能使多数人可以热爱家乡，从而减少人口压力
    
    作为北京市政府，其未来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要反思过去城建中的问题，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必须改变目前不合理的人口分布和就业分布，重新规划未来的城市建设思路。
    
    首先，要改变目前的摊大饼建设，必须找准定位，不能把大量的郊区新城的人口全都挤进中心城区就业。也就是说，所有的郊区新城都必须有配套的教育医疗休闲娱乐设施，也要有配套的就业体系。这就必须要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郊区新城而不是继续堆积在市中心。不能什么产业都往CBD、金融街这些地方堆，而且，对这些招商引资的项目也应当有必要的壁垒，只能让实体经济和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产业准入，对于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务等方面要严格限制。因此，要考虑产业的地区转移，不能像现在这样，让会产生大量泡沫的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霸占着CBD、金融街这样的核心地区，要结束这些产业的无序扩张，必须将这些泡沫产业的企业逐步退出CBD这些地方，用实体经济填补部分空白，将一部分CBD、金融街、中关村这些地区的产业转移到郊区新城。同时，在上述地区必须淘汰大量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科学技术创新型产业，提高效率，裁减大量劳动力，从而将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就业。当然，劳动力和就业人口转移，最根本的还在于敬宗收族，重建农村，首先要让一部分人热爱自己的家乡，愿意为自己的宗族投资创业，将大量从事低端产业的人口及其他外地来京人员进入乡土企业就业。而秋风先生忽视了农村建设这个根本的问题，这是不对的。
    
    只有实行敬宗收族基础上的科举选士，才能从根本上重建农村，带动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敬宗收族之后，需要提高土地价值，提高农民地位，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这样，乡土企业也就成了这些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环，乡土企业可以直接吸引一大批外地来京人员直接回到本地就业，从而减轻北京人口压力，缓解北京交通拥堵，进而减少污染物排放。对于发展乡土企业，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办法，包括：第一，“通过政策鼓励农民以特殊的形势享受土地族有权”，第二，“通过三教提高农民组织管理水平”，促进村镇人口自行组织文教卫生，电气化，园林化，乡土私营企业依靠国企筛选合作伙伴，从而保证农民有较大机会升层为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者。”（见张祥平：《经典复杂科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必须限制批准有限责任公司，将有限责任公司变为无限责任，同时加强宗族的社会信用记录。每个宗族都参与办理乡土私营企业，这样，产品的构件都是在乡村乡镇之间进行交易互利，与城市集约产业互补，但是运输成本低于集约生产，被减少的商业库存等环节收益也尽量归到集约厂家和乡土私营企业当中。“若干家族合办品牌超市，合办其他利国利民的项目，从而架空跨国或不跨国的中度风险的投资放债公司。”这种宗族和乡土私营企业的族内就业可吸引大规模的就业人口，日常管理一部分农业服务业，多余的劳动力可从事终端工业生产，直接进入超市，因此土地不但不会因劳动力不足而抛荒，反而因人员休闲而园林化，这样就使得农村生活水平不低于城市水平，减少城乡二元对立。于是，新的文明以重振乡土，平衡市土，使得多数人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适用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外地乡村居民扎堆前往北上广就业的局面。（以上各条皆参考《经典复杂科学》一书）
    
    一定要把注意力转移，从建设大城市逐渐转移到建设聚族而居的村落和义庄上来，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城市在农村，不抓住农村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盲目扩建城市，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五、发展轨道交通是治理雾霾天气的良药
    
    治堵必须疏堵结合，限购令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仅凭限购政策是远远不行的，必须得有一系列配套措施，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一条根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发展轨道交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必须大修地铁，地铁是军民两用工业的一种，它不仅能够方便居民出行，而且是国防建设必不可少的设备。北京当年第一条地铁——地铁1号线就是为国防建设而修的，在2000年前，由于资金问题，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和2号线，但08年申奥成功为北京地铁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契机，北京的地铁已从2003年的114公里上升到现在的454公里，10年上升了3倍。修建这些地铁线路是根治大气污染的重要一环。因为这些地铁可以把相当一部分有车族吸引进去，使得他们不开车出行。北京之所以堵车，除了政策导向失误，精英的教化程度不够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轨道交通设施不完善，只是到了去年北京市的地铁才刚刚连接成网。（其实也不能全这么说，因为10号线尚未成环，14号线尚未修通，所以这个网状结构还要打点折扣。）因此，必须通过发展新的地铁，进一步强化网状结构，改善北京交通从而进一步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目前北京已经确立今年开通14号线西段，8号线二期南段，明年还将一次性开通7号线（该线路是自6号线之后又一条缓解1号线压力的东西走向线路），同年还会6号线二期，14号线东段，15号线西段，西郊线等线路，2015年还将开通昌平线二期，14号线中段，门头沟线，6号线三期，这些线路如果能全部开通，可吸引一大半人乘坐地铁，北京的空气质量可以大为改观。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属于大的居民区，却没有一条地铁。比如东坝地区现在已经聚集了庞杂的人口，每天大量居民进城全都挤在了姚家园路上，导致姚家园路、三里屯、工人体育场地区长期拥堵（我长期在那里住，工人体育场地区早在90年代就是堵点），所以服务于东坝、三里屯地区的3号线必须尽快修建，另外，一些重大的拥堵路段比如学院路，西三环等地建议未来也应当修建地铁缓解压力。
    
    不光如此，即使现在有了地铁的地方还有许多人不愿意坐，其根本原因也和地铁建设不完善有关，比如在6号线和10号线二期开通以前，北京市大量住在通州以及门头沟、石景山、大兴、房山、亦庄地区的人去CBD地区全靠1号线，致使1号线高峰时段满载率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1号线已经不堪重负，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说宁可在汽车里堵1个小时也不愿意挤地铁1号线。这就是由于没有替代线路造成的。6号线和10号线二期开通以后，大批的民众被分流到这两条线路，使得1号线高峰时段客流下降了20%（虽然现在人还是很多），这表明，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完善，替代线路的出现，北京地铁客流的分布正在走上进一步的合理化，明年随着7号线的开通，还将进一步分担1号线的客流。当然，10号线二期开通后，由于南城大量居民区的问题，大量居住在大兴、亦庄地区的居民被分流到了10号线，导致10号线外环早高峰时期宋家庄-国贸段压力猛增。这就必须依靠14号线东段（平乐园-朝阳公园段，其中属于CBD的站包括九龙山、大望路、金台路三座），缓解10号线外环东段压力。（同时，正如前文指出，这也需要调整产业布局，不能把所有的产业都集中在CBD这样的地方，况且这些产业还有大量的泡沫产业，必须将这些泡沫产业进行大量裁汰，敬宗收族才能治本。）
    
    六、有车族需要被教化
    
    最后谈谈秋风先生说的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让有车族放弃开车不能只是依靠法律手段，必须采取道德精神教化的办法使有车族逐步意识到问题，放弃开车。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不断被西方的殖民者（海盗）所打败，因此一些上层精英人士包括一些中产阶级小资白领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感，即我们没有一项不落后，一切都只能向西方看齐，生活也要向西方看齐。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中国人人生活都要像美国那样的话，那么至少需要二十个地球，有限的资源根本就不容许中国人再按照美国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这就需要教化有车族，特别是需要用环境伦理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教化。同时完善外部物质环境，比如加强有车族所在社区附近的公交地铁接驳等问题，从而使得有车族放弃开车，用公交地铁自行车乃至步行的方式替代小汽车出行。
    
    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任何人必须畏天，人对人，人对环境都是有责任的。这里附带说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人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所以人应该不受任何约束，这种观念绝对是错误的，人一出生下来就不自由，他必然要受到各类组织各类成文法不成文法，各类规矩和各种礼仪规范的约束，同时他还要受到他在家中辈分的约束。因此，在世的人不存在绝对自由这回事。只有两种人是绝对自由的，一是没有出生的人，二是已经死去的人。只要是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就一定是不自由的，一定需要用责任伦理来引导。那种想绝对自由的人的想法只能是乌托邦。针对有车族喜欢开汽车的问题，本人认为，必须通过政治儒学的责任伦理从中引申的环境责任伦理教化有车族。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责任伦理的九个问题，并将其与政治儒学一一对比，笔者认为，责任伦理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政治概念，但是儒家却有与之类似的理念，而且对于普通人和人与环境之间，也是存在责任伦理的。
    
    西方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等人都认为人对环境是不存在责任伦理的，在黑格尔等人看来，人类行为与历史之间没有联系，历史现实是“客观理性的必然结果”，也就不承认人的行为对历史富有道德责任，于是，就可以借所谓历史理性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开脱。（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第219页。）如果不能依靠重新树立人对环境的新的责任伦理观念的话，不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能从根本上根治环境问题，因为现代的环境污染的一大根本原因是国人普遍接受了近代科学中的人天二分法，不愿意接受环境责任伦理的教化与约束。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强调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注定了它必然要大肆扩张，必然要采用高消费，破坏环境的模式，因为否则资本主义体系就难以为继。因此，该是到了放弃以法为教，以商为师，获利为功的时候了。怎么办呢，对于中产阶级，有车族，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接受天人感应学说的教化，因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对环境是有责任伦理的。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他必须意识到，儒家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他开一次车，对环境就会构成一次污染，这一点上天一定会知道。他如果对环境不负责，是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而且在中国这种人多地少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更不能像欧美那样挥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喜欢买车，与中产阶级没有儒家信仰，内心相对空虚等直接有关。如果不让他们进行疯狂的物质挥霍，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儒家道德礼仪的教化，用学养而不是用车子和房子来充实他们的内心，然后再用儒家的天人感应和环境责任伦理教育中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化和社会疏导，并配合相应配套措施，才能最终使得多数人放弃开车，放弃极端物质主义理念，从而减少雾霾。

附：

     雾霾不是禁放的理由
     作者：秋风
     原载：中国经营报2013年2月4日
    
    
     最近一两个月，北京等地频繁发生雾霾锁城事件。怎么办？人们总是呼吁政府想办法。春节将至，很多人立刻联想到烟花爆竹，乃纷纷在微博甚或在纸媒上以社论的方式呼吁政府，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毫无疑问，烟花爆竹会产生烟雾污染，这一点，除夕夜晚，人们都看得到，闻得到。烟花爆竹也会造成意外伤害，这方面，年年也都有报道——非常醒目的报道，且不断被媒体重复。
     
     问题是，这一点就足以构成禁止春节期间、红白喜事燃放烟花爆竹的理由么？当然不能。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一项古老的民俗。这个民俗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民俗背后有中国人的信仰。这信仰对于中国人享受健全的生活，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优良治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燃放烟花爆竹，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得深刻的喜乐。作为一种民俗，这种喜乐也是普遍的。
     
     也就是说，燃放烟花爆竹实具有非常重大的私人和公共价值。稍微具有正常情感和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价值远高于其所必然产生的社会代价，也即噪音、空气污染乃至意外伤害。这是一条文化常识、社会常识，这就是烟花爆竹作为一种民俗长期维持的根源。
     
     然而，在现代中国，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精英，尤其是其中的文人，却拒绝这个常识。说来原因十分简单：燃放烟花爆竹所产生的价值乃是分散的、精神性的、文化性的，换言之，它不容易看得见。相反，雾霾、噪音污染、意外伤害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好处与看得见的坏处放到一起，人如何选择，不言自明。
     
     但这种解释需要深化。因为，普通民众都会觉得，民俗可能带来一些坏处，但他们仍然坚持。因为，他们从这个民俗中得到了精神的喜乐。这种喜乐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何以精英们反而看不见？原因同样十分简单：过去一百年来，接受过足够教育的中国精英基本上都是物质主义者。所有现代哲学都是物质主义的，尽管其政治价值可能相互冲突。
     
     据此，精英们普遍地拒绝精神，他们当然也普遍地拒绝能够带来精神喜乐的民俗。他们自己不过民俗生活，随他们去吧。但是，这些精英又特别骄傲：这是现代人的最大精神病症。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认为这就是先进的思想，他们把庶民的信仰斥之为迷信，他们把民众的文化斥之为愚昧。因此，他们不仅看不到民俗带给民众的精神价值、带给社会的文化价值，反而认为，民俗构成他们建立理想的现代的、先进的、科学的社会的障碍，必欲毁之而后快。
     
     基于这种心态，现代精英们随时寻找各种理由取消某些民俗，包括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禁止之，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论说自由。即以燃放烟花爆竹为例，当初，他们说，燃放烟花爆竹制造噪音，制造意外伤害。他们要求政府禁止燃放。政府官员对此深有同感，乃出台法律禁止一项民俗。后来，政府逐渐向民俗妥协，改禁止为限制，民众重新获得了过民俗生活的权利。
     
     然而，现在看来，民俗在当代中国始终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危险就来自精英们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对于民俗，对于民俗背后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信仰，物质主义精英们，包括官员、文人，丝毫没有敬畏之情。他们完全从物质的、功利的角度看待民俗。最近的雾霾不过是他们随手拈来的一个新理由，以后他们也会找来各种各样的理由。
     
     而这种物质主义，恰恰就是雾霾频繁爆发的精神根源。正是物质主义支配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普遍高度集中，容易成为空气污染谷地。正是物质主义让官员眼里只有物质，而完全没有精神与文化视野，政府以GDP作为最高追求目标，为此而盲目地发展各种重污染产业。正是物质主义，让城市人口，尤其是现在对雾霾抱怨最多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加入私家车购买狂潮中。即便在雾霾十分严重的日子，他们也拒绝停驶自己的汽车，而把矛头对准根本不存在的烟花爆竹。
     
     也就是说，雾霾是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精神病的并发症之一。而针对雾霾提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立论的依据正是物质主义迷信。由此导致的结果乃是深化这个社会的物质主义：春节、红白喜事将丧失其信仰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文化的维度，而纯粹变成肉体的享乐。然后，在春节之后，肉体将投入更为残忍的物质主义战斗中。那时节，雾霾将会更加严重。
     
     要解决雾霾，必须从精神的角度，从完整的人的角度重新构想生活方式，重新规划城市格局，重新思考产业布局，重新思考城市交通原则，等等。为此，必须理解什么是完整的人。完整的人首先具有心灵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意识到这个维度，也就找到解决雾霾问题的终极出路。
     
     也就是说，解决雾霾问题，追根溯源，要全社会走出物质主义迷信。政府、精英、普通民众，均需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而尊重民俗，有助于抑制人的物质主义倾向。民俗是教化机制，几乎所有民俗，都旨在引入神灵、引入人心，让人超越个体的、物质的计算，更为长远地、负责任面对他人，面向未来，以节制当下的物质的欲望。这是解决雾霾问题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