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之争”和“儒墨斗法”，争什么？斗什么？
    ——对近来连续两起儒耶之争与儒墨之争的观察
    作者：雨石（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青年学者）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2日
    
    
    
    《新墨家思想学派》微刊.编者按：
    
    这里的“儒耶之争”，是指2012年年末，中国社科院基督徒学者石衡潭所撰写的《孔子与道》独幕剧剧本中，因将孟子所言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比做基督教传统中耶稣基督诞生的“伯利恒之星”，并谓孔子是“渴慕耶稣基督福音而不可得的伟大的慕道友”，从而引发了持续1个月的民间儒者对其“《圣经》《论语》对读班”的口诛笔伐。石衡潭博士甚至因此遭受人身威胁。
    
    “儒墨斗法”主要是指2013年年初，由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头条，被发现发布了关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研究员李竞恒的《墨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系列批判文章，以及被认为带有侮辱性质的漫画，而引发的关于“到底是儒家还是墨家，引领中国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大辩论。期间新墨家学派组织了上百篇文章，对儒家宪政、儒化共产党、儒式虚君共和、儒家议会三院制进行批评，又相继有左派学者、自由派学者和基督徒加入探讨。
    
    两起事件，网络上转发过几十万，帖子过千，辩论文章极其多。堪称中国大陆自有互联网以来，规模最大的“儒耶之争”和“儒墨斗法”的网络事件。
    
    
    正文
     
    
      近来国内儒教倡导者与团体渐渐走上前台，不似前几年仅局限在学界和书院之中，儒耶斗法甚至儒墨之争渐渐成势，在各大论坛与微博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所谓“儒教徒”亦开设网站作为其思想阵地，参与社会热点的议论，甚至在用他们的舆论造出热点，诸如河南平坟事件、提案采用汉服版博士硕士袍、文庙礼制体系重建等其背后都有“儒门”的影子，他们的影响，按照香港媒体的说法，已经上至官方（蒋庆之“儒家八用”据说受到高层重视，蒋也曾去中央党校与高层对话，而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另一代表康晓光本人是多个国家级智库的智囊，拥有可观的政策影响力）下到民间（近来深圳格致书院开展儒学进社区活动与大学生儒学修身营，试图在书院读经班之外开创一条更能融入民间的途径，笔者与格致书院山长吴俊先生有过交流，他的老师是贺麟先生的学生张祥平，自有一套迥异于蒋康陈的儒家哲学系统），这在十年之前甚至五年之前都是无法可想的，这似乎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奏，至少很多人乐观其成。
    
      从思想史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看到的儒耶或者儒墨的论争自有其进步的意义。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论争的主流是自由派与新左派，自由派溯源”五四精神“的科学民主，新左派要保存马恩列斯毛的火种，两派对传统文化都没有亲近的态度，到今天亦如是，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纪录片《河殇》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态度，但实则并未超过五四时期诸前辈的意见。而九十年代开始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得“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形成和现身，蒋庆即是那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不过在当时这仍是社会思潮的一道潜流，远不如今天百花齐放的态势，更没有所谓“儒耶”“儒墨”的激烈争论。今天的局面较八九十年代更加开放，议题更广，不同流派渐次成型，为社会的重建提供着不同方面的意见。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看，这种潮流当是一件美事。 
    
      这自然让人想到民国初年，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督徒、佛教徒摩拳擦掌，以笔为刀，以文为炮，重现了三千年前诸子百家的盛况，每个流派均有其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胡适之自由主义、陈独秀李大钊之社会主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之文化保守主义、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刘师培李石曾黄凌霜之无政府主义、王治心之基督神学、太虚欧阳竟无之佛学，甚至于每一个派别之内还可细分，每一个学者的思想亦极具变动性，但无疑皆为大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诸多良药，也为今后中国历史的轨迹做好铺垫。今天我们看到论争以历史的眼光看是丝毫不用惊奇的，在权威袪魅的时代，各种思想的“复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与民国相比，我们现在的争论还处在儿童期，可很多人已开始骄傲，想要一步登天，封王拜相，这便是当前国内儒教复兴运动给外人的直观感觉，也是最容易遭其他诸家学者攻讦的痛点。更严重的是，这种对“政治新儒家”（区别于倡导心性儒学的港台新儒家）学问和道德的攻击衍生成了对儒家文化的二次伤害，认为他们不切实际的抱着体制大腿不放的政治儒学正可证明儒家的劣根性，更可说明中国千百年来的政治顽固不化的罪责要归到孔夫子身上，然后以此来抬高如老子、墨子的价值，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舆论响应。
    
      “五四”对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的反动有几个来源，最直接是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对故国文明的节节失守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构自己的价值观，以创造一种有益于当下时局的新文化以救亡图存；而其内部根源是清代中期乾嘉考据学的过分发展，使得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沦丧，为了矫正此偏差，知识分子亦需调整自己的思考路向。反传统的最强音是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与鲁迅的“礼教吃人”，儒家礼制赖以存在的宗族社会开始逐步瓦解，而这一套秩序的瓦解直接摧毁了帝制重新复辟的可能，故在”革命“被塑造成正统价值观的民国初年，任何妄图复辟帝制的行为都会被各路讨伐，至今我们的历史观念亦是如此，尽管有的学者会认为中国当初应该成为君主立宪制下的联邦制国家，甚至认为袁世凯称帝不见得是坏事，但这种思维还是没法被一般人的历史观念所接受。传统社会的全面崩盘早已使儒家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一点从康有为试图复兴孔教却最终失败就可看出，难道梁启超们的传统造诣和对传统的情感还比不上今天的蒋康陈？
    
    自康有为之后，再鲜有人将“孔教”当作一回事，倒是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部分仿造基督教教团化的僧伽制度改革在今天的台湾依然可以看到其成果和影响力（如佛光山），而儒教终失去了其重新建制化的可能，按照余英时的说法，成为了传统的“游魂”。余英时的“游魂说”倒是颇为笔者所认同，他认为儒家的现代意义仅可存在于个人生活层面，而无法亦无此必要成为安排整个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我以为这一点应该成为各方的一种共识。儒家哲学的发展到港台新儒家开创的心性儒学为止其经世效用就已完结，即对个人的人生修养可有直接的帮助，可作为当今中国信仰缺失的一剂良药，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的儿童读经班并无不可，甚至以后会成为改革中国教育之弊的生力军。但靠大政府推广政治儒学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宗教组织，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亦违背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形。若真有一种政治儒学，真有一种高于民主政治的“仁政”，那也是在心性儒学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自然开出的，它决不会依凭政府的强力推行，如同宗族社会亦不可能靠政府重新建立。
    
      所以，今天的文化论战，若各派以能取得多少政府认可或政策影响力为目的，本身则落了下乘，无法让民众客观了解每一种思潮的来龙去脉与现实意义。我们应该首先寻求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一种知识分子道德上共识，才能更好进行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如果仍是回到战国时代，你骂我是“禽兽”我骂你在“愚民”，或者抱着一种阴谋论的态度反对外来宗教，那么我们三千年来的文明到底有何实质进步呢？或许，我们真如龚鹏程教授说的那样，与孔子比起来，我们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差得太远。尚不用说孔子，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素来以“博”闻名（徐复观先生对唐先生的评价），在他归宗儒家的哲学体系中，亦保留着基督教、佛教、印度哲学的位置，其心量气魄之大已非今人可以想象。这才是有真正传统风范的中国文化之“巨人”（牟宗三先生对唐先生的评价），今天有哪一位可以站出来说“我能和唐先生对话”么？和先贤比起来，我们要学习的还太多。诸君，珍重且努力吧！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