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诗词概论
作者：刘梦芙
（一）引  言

    标题中的“近百年”，指20世纪。这是一个看似明确却难以绝对界定的时间概念：生活在20世纪的诗人词家中有许多人出生并成名于19世纪；又有许多人到21世纪依然健在并创作传统诗词，因此讨论作家作品涉及时间，往往不能被“百年”所限。而按文学史通行的历史分期，从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发生之前（1919）为近代；“五四”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断代的标志，同样存在问题：许多诗词家并不因这种“断代”就中止创作，而是从近代一直到当代都在吟诗填词，绵延不绝的历史河流无法一刀切断。本课题讨论的诗词名家与作品，大体以20世纪百年间为范围，尤其注重“五四”以来现当代作家作品，因为这是当今学界很少有人着手开拓的学术荒原；但涉及诗词的流变，必需时代上溯近代乃至古代的渊源。几千年中国文化代代传承，其风貌纵有千姿百态的创新，而基本的人文精神则未曾中断，变中有不变，保持血脉的连贯，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诗词不同于现代文化中新诗的特质。从体式上看，古代诗歌主要指自《诗经》、《楚辞》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古、近体诗和词、曲以及民间歌谣；现当代诗歌则包括“五四”时期产生的语体新诗、用传统艺术形式写作的古、近体诗和词、曲，还有配上乐谱演唱的歌曲、新民歌等。笔者多年来探讨的是20世纪即现当代人创作的传统诗词（或曰“旧体诗词”，与语体新诗相对而言），未涉及新诗，因此本文讨论的范围限定于传统诗词在近百年间的继承和发展，换言之，即考察“五四”后诗词与近代乃至古代诗词的关系，重点阐述名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风格流派的衍变。以下对近代到现当代这一百数十年间诗词的历程作综合性的论述。

（二）近代诗词概况

    关于近代诗词研究，从早期少数研究者到改革开放时期研究者的增多，已成为一门逐渐成熟的学科。前辈学人如汪辟疆、胡先骕、陈子展、钱仲联都有相关论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郭延礼《近代文学发展史》中都有专论近代诗的章节；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陈永正《岭南文学史》、钱仲联门下弟子朱则杰著《清诗史》、马卫中著《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中或简论或专论晚清诗；老辈诗人陈衍、陈诗、陈声聪等各自以传统诗话的形式评价近代乃至现代诗家诗作；（1）各种期刊所载近代诗词的论文更是沉沉夥颐。在文本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印行“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已出版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杨圻、范当世、郑孝胥、曾国藩、梅曾亮、陈宝琛、宝廷、何绍基、张裕钊、张际亮、金天羽、江湜、俞明震、张之洞、李慈铭、陈曾寿、金和、翁同龢等名家诗文集共21种，诸书经过多位专家的搜辑校勘，质量精良；中华书局及各省古籍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多种近代诗别集。在笺注方面，有钱仲联注沈曾植《海日楼诗》、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萧艾、陈永正各注王国维诗词；白敦仁注郑珍《巢经巢诗》、注朱孝臧《彊村语业》；刘斯翰注陈洵《海绡词》；李保民注吕碧城诗词。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于诗人及其著作多有记载（中华书局版）。此外还有学术组织如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研究学会，汇集了当今许多近代文学研究者，不断产生新成果。从以上简述，可见近代诗研究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从民国到当代，逐渐形成壮盛的阵营，各种成果蔚为大观。但就总体状况而言，远不及对《诗经》、《楚辞》和唐宋诗词研究的广泛深入，研究力量多集中于诗而用功于词者尚少，许多论文和专著的学术水平也参差不齐，处于《易》卦所云“既济”、“未济”的阶段。

    在近代诗歌诸多研究者中，钱仲联先生是开创者之一并集其大成，汇论述、鉴赏、笺注、编选、搜辑文献于一手，成果丰硕，既是学界公认的杰出学者，也是20世纪诗词创作的大家。本课题阶段成果《二钱诗学之研究》对钱先生的学术和创作成就多有论介，兹不赘述。本节论近代诗词，采纳钱先生一些观点，并参酌其他学者的意见，力求平实而通达。

    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八十年，历史学家称为近代。在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转向嘉、道期间的日益腐朽、衰落；而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入侵，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外患内忧，重重煎迫，直至清王朝灭亡，国家仍处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状态。此期间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日本迫订二十一条等等。以士大夫为主体的近代诗人词家，继承古代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代表、历两三千之久凝结而成的人文精神、济世品格和丰富多彩的诗歌体式，密切联系时代，唱出强烈的心声。如钱仲联先生所言：“近代诗歌的优秀之作，描绘了近八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历史风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遭到的空前浩劫和疮痍满目的动乱现实，反映了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无愧于‘时代的镜子’”。在艺术方面，“近代的诗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开创的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以他们独特的生活感受、艺术修养和美学情趣，在作品中表现了各各不同的艺术风貌和个性，使近代诗坛呈现出流派纷呈、万紫千红的景象。近代诗歌的成就，足以超越元明，上追唐宋，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树起的又一座丰碑”（2）。

    钱仲联先生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在《导言》中将近代诗的发展历程以历史事件为标志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一时期，是鸦片战争时期，延伸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旁及太平天国革命”。“后一时期，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时期”（3）。而在其主编《近代诗三百首》由钱学增撰写的《前言》中，则将近代诗分为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前后至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是第一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夜，是近代诗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近代诗歌的第三个时期，是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4）。也就是说，将甲午战争后的近代诗再分为两个时段。但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距1919年“五四”运动前不足十年，实无细分的必要，从宏观着眼，仍以分前后两大时期为宜。正如笔者所见，以历史事件为标志划分诗歌的时段，好处是时间起讫明确，便于把握；但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经历往往不以历史事件为界点而中断，其创作特性也不因时代风气为转移，“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新诗后仍有许多人坚持作传统诗词，即为明证。因此论述诗词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历史事件包括国家政权的更替、时代潮流的变迁对诗人心态形成的巨大影响；一方面还要考察诗人创作的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地看待。这里为了方便言说，仍依钱先生的分期对近代诗人（含词人）作简略的论介，而主要原因是近代诗歌的风格流派虽有新变，但艺术体式仍遵传统，不存在新诗与旧体二元对抗、贬旧崇新的“五四”现象。至于汪辟疆先生《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开篇云：“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史家有断为近代者。本文论诗，标题曰近代诗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故本题范畴，断自道光初元，而尤详于同光两朝。在此五十年中，凡诗家不失古法而确能自立者，本文皆得条其流别，论其得失”（5）。同样是论近代诗，汪先生上溯道咸之前顺、康、雍、乾即清代初期与中期的诗学源流，再述道咸至同光时期诗风变而极其盛的状况，但不论辛亥革命以后诗。汪先生也注意时代对诗人的影响：“夫文学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徵之音，于焉交作。且时方多难，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外质内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诗至道咸而遽变，其变也既与时代为因缘。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诗人，痛定思痛，播诸声诗，非惟难返乾嘉，抑且逾于道咸”（6）。然而汪先生只扼要交代历史背景，论述的重点是据诗人所处地域划分的风格流派以及艺术方面的宗尚与变化，很少阐发作品的思想内涵。钱仲联先生论诗则兼顾思想与艺术，尤其重视诗中与重大时期相关的内容和意境的创新，由此对诗人评价之高下与汪先生也多有不同，这在两家所撰诗坛点将录和各自的论著中颇见差异，拙著《二钱诗学之研究》中专论“诗坛点将录”已详加比较，本文不赘。

    按钱先生对近代诗的分期，前一时期有五类诗人：（一）以启蒙学者为首的龚自珍、魏源，开创了从内容到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清诗。龚自珍尤为横放杰出，“拔奇于古人之外，境界独辟”，对第二时期诗界革命派、南社诗人都起了重大影响（7）。龚诗确实影响深远，民国期间新文学家中诗人陈独秀、鲁迅、郁达夫诗中有明显学龚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末崛起的中青年诗人也多有崇尚龚诗“剑气”与“箫心”者（8）。魏源与龚自珍同为旨在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家，著《海国图志》，“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为我所用，其诗雄浑遒劲，气势奔放，为鸦片战争而作之诗，足称时代强音。大量山水诗也是力破前人框架，艺术上独辟异境”（9）。

（二）宋诗派。祁隽藻、曾国藩以身居名臣的地位极力提倡学宋诗，开第二时期以学宋为主的“同光体”之先声，形成一个流派，著名诗人有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江湜等，“主要是学习宋之黄庭坚，旁及苏轼，上溯唐之杜甫、韩愈、孟郊等诗人”（10）。宋诗派不满于乾嘉诗的浮浅庸弱，在艺术方面以复古为创新，并以学问入诗，使内容深厚，其中以郑珍成就最高，江湜次之。（三）在当时诗坛颇负盛名的张际亮、汤鹏一支，“他们关心国事，才气横溢，不受时风拘束”（11）。（四）写鸦片战争诗歌及其他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有姚燮、贝青乔、鲁一同诸家，姚燮最为突出，“其诗包罗万象，释典道笈，澜翻笔底”（12）。此外尚有张维屏、黄燮清等亦写鸦片战争诗，但艺术上缺乏创新，不脱乾嘉格调。（五）着重学“选体”（《昭明文选》中六朝五言诗风格）的湖湘派，中坚人物为王闿运、邓辅纶、高心夔。除上述五类诗人外，“前一时期不专属某一类型的还有金和、徐子苓、王拯等人，方面大吏如林则徐、左宗棠、郭嵩焘，诗皆能手，不属何种流派”（13）。

    后一时期的诗人流派较前一时期更为缤纷多彩，出现大批名家，主要有：（一）诗界革命派。影响颇大的诗人是黄遵宪，诗风相近的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蒋智由、夏曾佑、丘逢甲以及稍后的金天羽，大部分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上高扬爱国精神，呼唤政治变革以救国救民，同时使用新名词、描写新事物，面向世界，反映现实；“形式方面，尽量继承古代诗歌可以继承的传统而加以拓展，尽量使用经史、百家、小说、戏曲的典故和词语，使它为诗歌的新内容服务，并向民歌汲其营养”（14）。但据笔者研究，“诗界革命”的口号是由梁启超提出，而黄遵宪虽有在诗中开拓新境的意识但未言“革命”；其作品用新名词写新事物与异域风光但仍为旧体，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产生的语体新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大的不同（15），黄遵宪作诗只是“维新”，一如其政治变法主张“改良”，并非如激进者那样去“革”旧体诗之“命”。百年来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传统诗词的体式依然健在，对古代人文精神的继承未曾妨碍意境的创新。钱仲联先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推崇“诗界革命派”，在所著《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以黄遵宪、丘逢甲为“都头领宋江、卢俊义”；而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则立足传统，以“同光体”魁杰陈三立、郑孝胥为诗界群雄之主将。钱、汪两家诗学观念不同，相映成趣，是时代风气在学术中的鲜明表现。这两位都是深于诗学的学者而且兼为作诗水平很高的诗人，在艺术审美方面辨析风格流派，有异有同；但毕生守护传统诗体，珍视其价值，并以创作延其慧命，两家又是高度一致的。（二）湖湘派。此派首领王闿运继续活动于诗坛，直到民国后才逝世。其弟子陈锐活动在后期，“继承王的衣钵，但七律已出入于他派。与王无师友渊源，而诗宗八代、宗旨相同的有程潜”（16）。（三）同光体，即同治、光绪时期的学宋诗派。汪辟疆先生以地域将“同光体”诗人合称为闽赣派，因此派大部分诗人的籍贯分属福建、江西。“此派诗家，流衍于同光之际，亦隐分二派：其一派生涩奥衍，……至义宁陈散原则集此派之大成者也。其一派清苍幽峭，……至闽县郑海藏则集此派之大成者也。……同时人之学散原、海藏者，得其一体，皆能自拔流俗，则以源流虽异而声息固相通也”。“闽赣派近代诗家，以闽具陈宝琛、郑孝胥、陈衍、义宁陈三立为领袖，而沈瑜庆、张元奇、林旭、李宣龚、叶大壮、何振岱、严复、江瀚、夏敬观、杨增荦、华焯、胡思敬、桂念祖、胡朝梁、陈衡恪羽翼之，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则以他籍作桴鼓之应也”（17）。钱仲联先生则将“同光体”分为三派：（1）江西派。以陈三立为首领，其友人王瀣、儿子陈隆恪、学生胡朝梁皆属此派。（2）闽派。以郑孝胥、陈衍为首领，沈瑜庆、陈宝琛、林旭、王允皙、何振岱、李宣龚等皆属此派。（3）浙派。将沈曾植作为浙派的首领，与沈同调的有袁昶，沈的学生有金蓉镜，后辈有马一浮，皆属此派。这三派成员以外，一些诗人不属于“同光体”，而与“同光体”诗人有写作和人事上的联系，一般也作为“同光体”看待的，有范当世、俞明震、陈曾寿、夏敬观诸家。与“同光体”诗人颇有交往，但风格不同，一般不算入“同光体”的有安徽许承尧。（四）唐宋兼采派。以张之洞为总代表，其门下有樊增祥、易顺鼎；同时还有李慈铭。张的幕客梁鼎芬，梁的友人文廷式，诗不列宗派，实际也是兼采唐诗的藻采和宋诗的骨力。（五）西昆体派。这一派诗人师法晚唐李商隐和宋初西昆体诗典丽深婉的风格，“以美人香草之词，寄托江山摇落之感”。其中作手有湖南李希圣、曾广钧，苏州、常熟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孙景贤。（六）南社。这是一个宣传反清革命的文学团体，创建人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南社成员多达一千馀人，阵营庞杂，虽有大致相同的政治倾向，但诗歌成就有高有低，如林庚白所言“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今诗选》自序）。其中名家有接近“同光体”的诸宗元、黄节、林庚白，有奇才奔放的黄人，有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有浪漫诗人苏曼殊，还有庞树柏、刘成禺、郁华以及政治家宋教仁等，为诗各具面目。不在上述流派和阵营中的近代诗人，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专宗唐人的杨圻、先为民主革命家后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女烈士秋瑾、著名学者王国维等（18）。而诸多诗人不论是属于何种流派还是特立独行，也不论其艺术风格是刻意创新还是偏于保守，诗中的优秀之作都能关怀国事、感怆时局，或慷慨悲歌，或沉郁深婉，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现实，共同表现爱国情怀。即使是辛亥革命后被讥为有“遗老思想”的沈曾植、陈三立、王国维和“保皇党”康有为，亦无不爱国。洗去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见所谓“遗老”坚守的是传统道德和作为儒家士君子的风骨气节，在人格上远远高于一味趋炎附势的人物。

    汪辟疆先生以地域划分近代诗派，除上述闽赣派外，尚有五派。（一）湖湘派。“其派以湘潭王闿运为领袖，而杨度、杨叔姬、谭延闿、曾广钧、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顺鼎则别子也”。（二）河北派。“以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胶州柯绍忞三家为领袖，而张祖继、纪钜维、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王树枏、严修、王守恂羽翼之。若吴观礼、黄绍基，则以与北派诸家师友习处之故，受其薰化者也”。“此外有隶旗籍而久居北方，诗名又为人所具知者，有宝廷、盛昱、杨钟羲、志锐、三多、唐晏诸家”。（三）江左派。“以德清俞樾、上元金和、会稽李慈铭、金坛冯煦为领袖，而翁同龢、陈豪、顾云、段朝瑞、朱铭盘、周家禄、方尔咸、屠奇、张謇、曹元忠、汪荣宝、吴用威羽翼之。若薛时雨、李士棻、周星誉、星诒、勒深之、王以慜、欧阳述诸家，则以他籍久居江左而同其风会者也”。江左之称盛于西晋，汉代则称江东，初指今之江苏，后乃及于浙江、安徽。而安徽又与江右（江西）接壤，诗人多与“同光体”作家交往，如吴汝伦、方守彝、姚永概、吴保初、李世由、杨毓瓒、周达、陈诗等，因此汪先生将皖地诗家归于闽赣派。（四）岭南派。“以南海朱之琦、康有为、嘉应黄遵宪、蕉岭丘逢甲为领袖，而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何藻翔、邓方羽翼之，若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狄葆贤、吴士鉴，则以他籍与岭外师友相习而同其风会者也”。（五）西蜀派。“以富顺刘光第、成都顾印愚、荣县赵熙、中江王乃徵为领袖，而王秉恩、杨锐、宋育仁、傅增湘、邓镕、胡琳章、林思进、庞俊羽翼之” （19）。五派诗人连同闽赣派共六派，成员遍布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以及四川，可见同、光期间诗坛盛况。按地域划分诗歌流派，同籍贯的诗人关系密切，或友朋酬唱，或师弟传承，为诗宗尚相近，有比较明显的艺术特色；但诗歌创作毕竟是一种心灵自由、显示个性的文学活动，许多诗人虽属同一地域却未必受其间流派的影响，而有些诗人阅历与交游甚广，同时兼采各类风格流派，不能明显划归某一阵营。因此不论是按时段还是依地域区分诗风诗派，总有不周全、不确切之处，只是观其大概而已。钱基博先生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期间，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二十余年间文学，书中据文学体式、语言之新旧分为“上编古文学”、“下编新文学”两大部分，对古文学中的诗歌据宗唐宗宋风格的不同分为两类：（1）中晚唐诗。代表作家为樊增祥、易顺鼎（附：僧寄禅、三多、李希圣、曹元忠）、杨圻（附：汪荣宝、杨无恙）。（2）宋诗。诗人为陈三立（附：张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方恪）、陈衍（附：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及弟孝柽）、胡朝梁、李宣龚（附：夏敬观、诸宗元、奚侗、罗惇曧、罗惇爰、何振岱、龚乾义、曾克耑、金天羽）（20）。所举诗人远较汪辟疆、钱仲联之论述者为少，对代表性作家申论颇详而于附属诗人则言之简略，这是文学史力求重点突出的写法，兼有著书者的审美倾向，不及汪、钱作为近代诗学专家论诗之广博。至于陈子展先生于1928年至1929年先后成《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论诗仅举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物与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等旧派，并采纳陈衍、汪辟疆、钱萼孙（即钱仲联）的学术观点；论词举王鹏运、朱祖谋、赵熙、王国维等数家（21），并论及“五四”后的文学革命和民间文艺的研究，持论不过贬旧体而着眼于新，论传统诗词篇幅简略也无深入的见解，较之汪、钱的近代诗研究，颇觉粗浅。

    近代词的创作成就，钱仲联先生认为“不能与近代诗相提并论。因为它没有像诗界革命那样，揭起一个词界革命的鲜明旗帜。相反，自近代一开始，词人们就循着清代常州派的轨辙在步趋，不管是较先的谭献也好，稍后的‘四大家’也好，基本上只是在学古的范围内兜圈子。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所持的也是复古的尺”。“然而，近代词也自有它不少贴近现实，超出于‘生老病死，酒愁梦幻’等内容以外的好作品”。钱先生列举邓廷桢、林则徐、徐本立、张景祁、周星誉、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梁启超、秋瑾、麦孟华、王允皙、梁鼎芬、傅旉、释演音、柳亚子诸家词的一小部分题目以说明。这类词“应该是近代词的主流，配合近代诗的主流，并辔齐行。限于词的体式，以及词以抒情为主、不以叙事为能的特点，因此，它在反映现实上仍然不可能像诗那样广阔，但也体现了作者对待现实的不同心态。词抒情的健康一面，当然并不止感慨国事方面，凡是气体清新，不呆学宋人，而具有独特面目的，也仍然是研究近代词所应重视的” （22）。这里反映了钱先生评价近代诗词的基本观念：注重作品在内容方面紧扣时事，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抱负；在艺术上强调创新，学古而非泥古，要求入而能出，自成面目。钱先生的诗学观看似与时偕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析作家作品；但他把握分寸，不走极端，重视诗词的思想内容又兼顾艺术，实为儒家中庸之道。而热爱祖国、忧患苍生本来就是儒学哺育下历代诗人绵延不绝的精神；“诗无新变，不能代雄”和文学创作要求文质兼美也是固有的传统。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显示文学内容和体式创新的重要性，但创新不以废旧为代价，而往往是以复古为手段，除时风之流弊后开出新境。至于食古不化，那是作家的才力问题，并非学古就一律成为衣冠优孟。新中有旧，旧可生新，新旧交融，生生不息，才能保证文学持久发展，不致于断裂，这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不衰的共同规律。违背这一规律，片面强调创新或一味泥古，文学乃至文化就会出现病态，是为“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历史教训。至于词与诗相较，其体式（篇幅、格律、语言及相关艺术手法）限制较严，不利于叙事，反映现实不及诗之广阔，故而总体成就不及诗，钱先生的看法是切实的。

    近代词的创作历程，大体亦如近代诗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谭献、庄棫为主，继承常州派的衣钵。谭选清人词为《箧中词》，评点周济《词辨》，把词推崇到‘上溯风骚’的程度，号为开拓了词的门庭。”“第二阶段，以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为主，加上况周颐，人们称为‘清末四大词人’。特点是标举周邦彦、吴文英为祖师，注重词藻的雕饰，强调词的音律。一时声势浩大，号‘彊村派’。清末主要词人，大都奔趋在他们的旗帜之下”。“在这阶段中，却有一位独标宗旨的词人王国维，他著《人间词话》，用西欧哲学、美学思想以阐发词的含蕴，主张语言自然，赞扬纳兰性德之不染汉人习气，反对朱祖谋派的矫揉造作，丧失真美”（23）。

    钱先生关于近代词的论介很简略，读者难以窥见近代词的全貌。所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中的词卷，收词人134家，词作768首，与一些选本中所选晚清词相比（如谭献《箧中词》、陈廷焯《词则》、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张伯驹与黄君坦《清词选》、夏承焘与张璋《金元明清词选》、沈轶刘与富寿荪《清词菁华》等），数量已较为丰富。道光以后的晚清即近代究竟有多少词人？迄今未有精确的数字统计。黄孝纾为陈乃乾《清名家词》作序，说1930年与叶恭绰等襄助朱祖谋为“清词钞之辑，驰书遐迩，广为搜访”，当时将收到的词集“总十一朝词人为之约计：顺治朝得188人，康熙朝得117人，雍正朝得36人，乾隆朝得362人，嘉庆朝得328人，道光朝得440人，咸丰朝得202人，同治朝得110人，光绪朝得178人，宣统朝得132人”，合计2093人。黄氏说“此仅就庚辛间（1930—1931）所见词集，姑确言之，其嗣后征集，及散见各选本者，尚不在此数”（24）。事实上也确乎不止上述数目。《全清词》作为古籍整理的国家级重大工程，尚在搜辑过程中，“清初顺治、康熙之卷即得词五万馀首，词人数逾二千一百。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一万之数。如斯蔚然壮观，确是令人兴奋。诚然，数量不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但是应该承认，数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种事物是否昌盛繁荣的一个标志”（25）。我们知道，现存的《全宋词》仅二万馀首，而清词的数量是宋词的十倍，由于历经战乱与水火虫蠧之灾，许多词集已不可见了。暂且据黄孝纾之述，道、咸、同、光、宣晚清五朝共计91年，当时已见词集1062家。后来叶恭绰编成《全清词钞》，入选3196人，其中道光以后五朝词人数量大致亦如上述。全面总结近代词的成就，需要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作广泛深入的研究，而这一工作，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对近代诗的研究，亦作如是观。

    词虽属广义的诗歌范畴，但历史远远短于诗，其体式和写作要求与诗多有不同，二者各有千秋，不能作等量比较。论包括近代绝大部分时段的清词和现当代词，只能与唐宋元明词相比，察其思想内容与风格流派有哪些突出的特色，如何在继承前代词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近代词上承古代，下开现代，就现有的研究情况看，其成就已超越清初，更胜于元、明，抗衡两宋。钱仲联先生论近代词两个阶段，仅举出寥寥数家作为代表，遗漏了不少重要词人。例如蒋春霖（1818—1868），鸦片战争后在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其词真切反映时局，抒写飘泊无依的寒士之悲，艺术精美，对以后的民国词有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蒋春霖对太平天国运动持敌视态度，在极左年代，其词得不到公正的评价（26）。又如文廷式（1856—1904），为清末著名学者、支持变法维新的志士，其词在王、郑、朱、况四大词人外独树一帜，奇情壮采，结合豪放与婉约词风，开拓新境（钱仲联先生曾著《文芸阁先生年谱》，自为词颇受文氏影响），笔者另有专论。关于近代词的成就，参见本书《近百年词综论》，为免重复，本文不再多论。

    综上所述，近代八十年间的诗与词，都有其与前代不同的风采和重大成就。就近代诗而言，作手如云，流派众多，其中“同光体”诗人声势尤为浩大，汪辟疆先生以陈三立、郑孝胥为光宣诗坛的“都头领”，观念虽未免保守，但符合当时诗坛的实际状况。“同光体”的几位领袖人物民国间都在世，诸如沈曾植（1851—1922）、陈三立（1852—1937）、郑孝胥（1860—1938）、陈衍（1956—1937），还有许多追随他们的诗人，不因新文化派的攻击就轻弃已形成的诗学观念。当然还有多位不同流派、在民国前就已成名的诗人，如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康有为、曾习经、曾广钧、赵熙、许承尧、杨圻等等，在民国诗坛继续创作，发挥影响。在词坛上，文廷式、王鹏运逝于二十世纪初，而郑文焯（1856—1918）、朱祖谋（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诸家入民国后，其词风不仅影响到大批后学的创作，而且在词籍校勘、音律研究、理论探讨等方面还促进了词学这一专门学科的建设，朱、况之后多位中青年词人兼词学家迅速成长，陈匪石、刘永济、夏承焘、龙榆生、赵尊岳、詹安泰等皆为佼佼者。今犹健在的饶宗颐先生，曾协助叶恭绰编成《全清词钞》，与赵尊岳编《全明词》，其词作与词学理论，都可见彊村词派沾溉的痕迹。历史无法割断，传统诗词不同于异质的欧化体新诗，现当代诗词正是承接近代诗词的血脉，结合时代不断开新而基因不变。只要中国文化典籍存在，历代诗词未亡，这条河流就将永远流淌下去。

（三）现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

    现当代诗词，指的是“五四”前后的民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末的诗词，时间跨度八十馀年，相当于近代诗词的时段。由于思想观念的剧变和政治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八十馀年间积累的诗词，学术界迄今罕有全面的清理和系统深入的研究，少数人的探索无法与近代诗词已取得的学术成果相比。这是一片荆棘与嘉木丛生、瓦砾与珠玉杂陈的莽莽荒原，以个人之微力从事开拓工作，极感艰难。本课题既为“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对于占有二十世纪五分之四时段的诗词，必然要作为探讨的重点。以下对“五四”以来现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作粗线条的论述；至于对部分名家作品的详论，参见本书中的章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旗手胡适、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对传统文化发起猛烈的抨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诗词这种古老而高雅的艺术形式受到株连，与儒家的经书、礼教同在排斥之列。关于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武器批判儒家学说的是非功过，当今学界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许多旧有的结论或被修正，或被推翻，本文不可能一一陈述。单就诗界而言，新文化派极力主张废除传统诗词旧有的格律、音韵限制和文言词藻、典故，语体新诗便应运而生，逐渐占领诗坛的半壁江山，然而却未能一统天下。1949年后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把新诗描绘成“主流”，仿佛旧体诗词全遭驱逐或只有极少数人写作，这一霸气十足、未经考察的臆断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请看以下一系列事实：

    （1）成名于清末的诗人诸如樊增祥、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林纾、严复、陈衍、易顺鼎、康有为、郑孝胥、陈诗、曾习经、曾广钧、张鸿、赵熙、何振岱、金兆蕃、梁启超、黄节、冒广生、许承尧、金天羽、杨圻、夏敬观、王国维、李宣龚、汪荣宝、陈曾寿、李叔同、马一浮、黄侃、柳亚子等，词人如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俞陛云、陈洵、张尔田、刘毓盘、王蕴章、吕碧城、吴梅、邵瑞彭、叶玉森等（以上作家群中许多人诗词兼作，惟侧重点不同），入民国以至新文化运动后仍然坚持创作，很多人到三、四十年代才去世，马一浮、柳亚子等人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在不断地作诗填词。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派”于1921年创办《学衡》杂志，至1933年停刊，共出79期，各期“文苑”栏皆刊载传统诗词。作者既有成名已久的老辈诗人词家，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既有只作诗不从事学术研究的诗界名家，也有能诗却只发表论文的学者，更有诗与文同时发表的学者兼诗人。笔者统计，共130馀人，著名诗人、词人如杨增荦、林学衡、覃寿堃、向迪琮、赵熙、姚锡钧、陈衡恪、方守彝、方守敦、林思进、叶玉森、杨铨、况周颐、夏敬观、曾广钧、朱祖谋、曾朴、姚华、程颂万、诸宗元、潘伯鹰、陈曾寿、曾习经、陈三立、叶恭绰；著名学者兼诗人词家如汪国垣、王易、王浩、胡先骕、邵祖平、王瀣、柳贻徵、吴芳吉、周岸登、吴宓、刘永济、李思纯、陶世杰、刘麟生、庞俊、姚永概、陈寂、李详、黄节、张尔田、王国维、沈曾植、梁启超、徐震堮、胡士莹、陆维钊、赵万里、林损、郭斌和、钱基博、马浮、陈寅恪、刘盼遂、缪钺、顾随、徐英、朱自清、王越、邓之诚等，几乎囊括了清末至民国间健在的一流诗词精英人物，沈曾植、梁启超、王国维、马浮、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大师。1933年，龙榆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每期均有“近人词录”和“现代女子词录”，发表大量词作。民国期间报刊创办相当自由，政府未曾禁止传统文化，诗词在不断创作并随时发表，可供登载的远远不仅是一两家杂志。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无视这一明显的事实，只能是遮蔽历史乃至抹煞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上述诗人词家兼为学者大多数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中多位成为今日学界研究的对象，然而往往论其学术却不及诗词。殊不知诗词作为抒情言志的文学，最能吐发作者真实的心声，见其审美情趣与思想倾向，密切伴随作者的生命历程，岂能置之不论？以大学者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诸先生为例，不读其诗则无从窥见其深邃丰富的心灵世界，也不能全面了解其学术品格，更不用说研究那些诗词作家，必须深悉其作品了。

    自1919年至1949年共30年间，不断涌现新一代诗人词家，作品数量极为宏富，如同清代诗词，迄今尚未有明确的统计。前文所说的“学衡派”主将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向新文化派提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并连续发表大批前辈名家和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其中吴宓、胡先骕分别以古希腊、欧美的思想和科学事理入诗；吴芳吉诗多写时事，并在旧有的诗体上综合创新；吴宓、李思纯等还用中国诗的形式翻译了大量西方诗作。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旧体诗词将有稳健的发展。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十几年间激励全民抗战的爱国诗词创作持续达到高峰，杨圻、刘永济、唐玉虬、夏承焘、王蘧常、钱仲联、沈祖棻等是杰出的作手；马一浮、陈寅恪、胡先骕、方东美、吴宓、沈轶刘、詹安泰、潘伯鹰、陈小翠、潘受等许许多多诗人词家的集子中都有呼唤抗倭、纪述流亡悲苦的力作。而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诗词依然波澜壮阔，主题为指斥国民党的苛政与腐败，哀痛黎民百姓，渴望和平，反对内战。诗人满怀忧患意识，密切反映现实，正是承接了从古代到近代诗词的优良传统。

    诗词队伍中守护传统的作家和人文学者是主要成员，然而新文化运动健将和新文学作家也未能做到与旧诗决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老舍、田汉、叶圣陶、王统照、茅盾等，在“五四”之后仍然写旧体诗；以新诗《红烛》、《死水》扬名诗坛的闻一多，更曾吟出“唐贤勘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警句，表示要回归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时作旧体诗。书画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溥畬、潘天寿、林散之等；自然科学家胡先骕、石声汉、苏步青等，皆工于旧体。国民党政府和军界的诗人如于右任、王陆一、程潜等，造诣甚深；蒋介石也同样作旧体诗（汪精卫虽在抗战期间沦为汉奸，但前期诗词颇有成就）。共产党领导人朱德、董必武、毛泽东、陈毅、叶剑英以及政界名流胡乔木、朱蕴山、赵朴初、胡绳、陶铸、邓拓、李锐、李慎之、周南等皆能诗或擅词。传统诗词作为高层次的文学艺术，尤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喜爱，创作兴趣并不因新诗的风气而转移，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2）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堂，学校取消了儒家的经学教育，诗词归于文学类，仍然是必修课。二、三十年代期间，南北高校如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北武汉大学、开封河南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安庆安徽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云南、广西、贵州的各大学中文院系，多开设诗学、词学课程，非但要求学生学习诗词史和相关的作品与理论，而且必须动笔习作，由此培养出一批批以诗词为研究专业的优秀人才，并成为知名学者。著名的诗学、词学教授如黄节、陈洵、陈匪石、刘永济、吴梅、汪辟疆、汪东、胡小石、王易、顾随、邵瑞彭、蔡桢、易孺、冯振、夏承焘、俞平伯、朱自清、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陈寂、缪钺、胡士莹、徐英、邵祖平、徐震堮、王季思、宛敏灏、施蛰存、钱仲联、沈祖棻、万云骏、程千帆等，都是成就很高的诗词作家，都有作品集传世。家父凤梧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年代初就读于安徽大学文学院，当时学校规定：诗词写作不及格不得毕业。家父师从周岸登、李大防两教授填词，曾下数年苦功，导师评改的诗词窗课手稿至今仍然保存。除上列名家外，年辈较晚的学者兼诗人词家如霍松林、喻蘅、叶嘉莹等，都是民国高校培养的（霍松林师从陈匪石、汪辟疆先生，喻蘅师从龙榆生先生，叶嘉莹师从顾随先生）。

    （3）二三十年代南北各大都市纷纷成立诗社、词社，定期集会，分题吟咏，结集刊行，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香港各地风气尤盛。抗战期间，陪都重庆有罗湾诗社、饮河诗社；1941年林伯渠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1942年11月陈毅在盐城新四军总部成立湖海诗社；1943年聂荣臻等在晋察冀边区成立燕赵诗社（民国期间诗社、词社极多，甚难遍举。参看毛大风编《百年诗坛纪事》，钱塘诗社版，后改名《辛亥革命以来诗词大事编年》，收入贺新辉《中华诗词鉴赏词典》，作为附录，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不仅各都市报刊经常发表诗词，书局也不断出版现代人的诗词集与诗学、词学理论专著。至于手抄本、油印本、自刻本，大多在民间流传，更是不计其数。

    （4）城镇、乡村千万个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和私塾坚持诗教，《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十八家诗钞》乃至《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声律启蒙》等，是幼童和少年必读的课本，许多学生在进入高校深造之前，已具备相当的诗学基础。而许多诗人未必经过名师培训，只是觅书自学，照样能写出好诗。

    （5）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都未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诗词，而是予以嘉奖。突出的例子，是诗人、教授邵祖平的《培风楼诗》获教育部颁一等奖（27）；诗人、医学家唐玉虬的《国声集》、《入蜀稿》获民国三十一年（1942）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文学类三等奖（当年文学类只设三等奖）。同时获奖的有冯友兰、王力、曹禺、费孝通、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专家学者（28）。

    据上所述，足见“五四”之后民国期间的诗词不但未曾退出文学殿堂，而且从学校到社会，诗教未曾中绝，诗词在广泛流传。新诗虽然风行，但只是一种尚未成熟定型的诗体，欧化体自由诗尤其缺乏民族诗歌的作风与气派，或能吸引一些读书不多的青年，不能取代源远流长的传统诗词，最多只能说与旧体诗同时存在而已。复观坚持传统的诗人，除“学衡派”主将吴宓、胡先骕等曾从学理上批评新诗外，诸多老辈诗人学者对新诗不论不议，听之任之。他们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古道，心态平和宽容，有的诗词家甚至偶作新诗，这与当今有些新文学研究者视传统诗词为“糟粕”、为“封建骸骨”相较，境界之高下可见矣。

    彻底废除诗教、学校无诗词写作课，诗词被贬抑、放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五十年代初起，政治运动高潮迭涌，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期更为严厉的批判，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除政界领袖及少数名流的诗词见诸报章外，一般作者的作品无从发表，也不敢发表。到十年“文革”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更是风刀霜剑，万木凋零，一花独放，惟有毛诗。平心而论，毛泽东对诗词有特殊的兴趣，也从未明令禁止诗词写作，曾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并对新诗提出批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但他仅仅是把诗词当作个人的一种嗜好，不向社会提倡，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29）（按：此话不确。毛的若干诗词作于青年时代，遵守格律，体裁何尝“束缚”他的思想）毛泽东用以指导文学艺术的理论，是四十年代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宗旨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有利于宣传革命。在这种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建国后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只谈新诗，没有旧体诗词的位置（连文言文和各种不合“进步”、“革命”思想的小说、戏剧统统遭到排斥，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成为一种纯而又纯、实则是内容极端狭隘、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和全景的文学史。至于毛泽东诗词在“文革”期间家弦户诵，影响深广，与毛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无比的权力是分不开的。即使如此，“文革”间也不乏“地下诗词”，冰封雪盖下的长河之一脉潜流，未曾断绝，聂绀弩在劳改时的《散宜生诗》、李锐写于狱中的《龙胆紫集》，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牛棚诗”，都是范例。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敲响“四人帮”覆灭前的丧钟，民众悼念周恩来、指斥王张江姚的诗歌，采用的形式大部分是旧体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短小精悍的五言绝句，传诵一时。拨乱反正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导致思想解放，诗词开始复苏。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八十年代初编辑出版《当代诗词》期刊与《诗词》半月报，向海内外公开发行；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诗词组织相继成立。1987年农历端午节，北京正式成立全国性组织中华诗词学会，创办《中华诗词》杂志；此后成立的诗词社团多如雨后春笋，除西藏、内蒙古外，各省大规模、跨地区的诗词学会和小型诗社上自都市，下至县乡，几乎遍布全国。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至九十年代间，全国各地诗词社团已达一千多家，公开和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书籍近千种，作者人数在百万以上。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历代诗词，1992年举办首届全国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10万馀首。伴随着九十年代学界民间“文化热”、“国学热”乃至“儒学热”的不断升温，中华诗词学会与各省市诗词组织协同高等学校、地方政府、文化单位、电视广播与报刊媒体等联合开展各种活动：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开20多届）、吟咏会与诗词大赛，向学校和社会宣传诗教，至各市、县树立“诗词之乡”的典型……其势头有增无减，诗词俨然成为群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前领导人朱镕基批给中华诗词学会三百万元基金，并解决办公用房；乔石、李瑞环也题辞表示支持（参见《中华诗词》报道）；现任国家委员马凯多次参与诗词会议并写作诗词，发表相关文章；《中华诗词》通过邮局发行，订户超过专载新诗的《诗刊》。近二十多年的诗词发展情况大体如此，但问题也明显存在：各地诗词团体的成员绝大多数为离退休官员，所谓“老干部体”风行一时，歌功颂德、浮泛应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之作充斥书刊；格调庸俗、语言粗糙、破律违韵的作品触目皆是，大量伪劣之作掩盖着真正的精品，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成名已久的老辈诗人幸存者年臻耄耋，早过创作高峰期，无力改变局面。但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诗人群体已在悄悄地崛起，显露生机。他们多数人甘于寂寞，潜心创作，很少参加诗坛热闹一时的活动，作品不愿投寄质量低劣的报刊，故不为世俗所知。1996年至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陆续印行《海岳风华集》线装本和修订本，收作者52家，诗词1800馀首，初步展示了中青年创作的实力。霍松林先生为之作序云：“展卷诵读，隽句佳章，流光溢彩，无不兼取古人之长而自运机杼，时出新意，固可传世而行远者也。及观目录、小传，惊喜入选者皆当代中青年杰出诗人，以地域言，遍及大陆，远至海外；以性别言，女性作者多达十一人，异军特起；以年龄言，有二十馀至五十馀，雁序蝉联，自成梯队。……乃知诗为天地英华，天地旋转，万古不息，诗亦生生不息，吐艳飘香，岂有中绝之理乎？”而九十年代间兴起互联网，至本世纪初普及城乡，中青年诗词作手与爱好者纷纷上网，发表作品，建立网站，利用高科技手段传播交流，方便迅捷，为诗词在新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无远弗届的广阔空间。网上诗词作者多数为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出生的青年，其优秀之作多能恪遵传统体制与声律，辞采典雅而兼融现代语，意境焕然一新，与庸滥的“老干部体”相较，奚止霄壤之别。网站众多，虽不免鱼龙混杂，但作者采用化名，劣作往往受到不留情面的批评，佳作能得到公认，有利于作者健康成长。当代很多优秀的中青年诗人受过高等教育，广泛阅读中外典籍，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复能珍视并继承传统，故而能迅速成为诗坛的生力军。可以预计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今日初露头角的青年必将引领风骚，并不断有新一代青年加入创作队伍，使诗词焕发熊熊光焰。关于近二十多年间中青年诗词的具体情况，笔者另有专篇述评，兹不详论。

    概而言之，传统诗词的发展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日趋兴盛，这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千秋文化沃土的参天古树，在大地春回之后开放出烂漫的新花。鸟瞰八十馀年来现当代诗词的大局，经历了一条运行的曲线：

    “五四”后旧体诗词与新诗形成分水岭，各自发展——抗战期间旧体诗词达到创作高峰——国共内战时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走向低谷——“文革”时沉潜地下——粉碎“四人帮”后复苏——改革开放后繁盛。

    近二十多年的当代诗词出现繁荣的景观，但在质量上尚不能与晚清与民国诗词抗衡。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中断，作者的学养远不及前辈名家，虽然如此，庞大的数量中必然蕴藏珠玉，有待时间的淘洗。而决定诗词兴旺或衰微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既非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新文化旗手和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写作旧体诗，有人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也非敌寇入侵或国内战乱（抗战和内战期间都出现了诗词创作高潮），而是政治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在极“左”时期，禁锢思想、批判传统文化，诗词便遭厄运；而政治开明，思想解放，诗词则劫后重生。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执政时期，战争不断，当局无暇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到全面有效的管制，知识人士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因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再返观唐宋时代，帝王尊重读书人，未到极权地步，诗词繁荣昌盛；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代，虽然大兴文字狱，镇压反清人士，但统治者毕竟仰慕先进的汉文化，并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维护其专制政权，所禁锢的是诗词、文论中的思想、灵魂，而非艺术形式，并未毁灭汉文化千秋不断的传统。试观清代中期的诗词仍在发展，有多种风格流派，不过总体上较为平庸而已。所谓“康乾盛世”，功过两存，不是简单批判就可骂倒的。因此，政府对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所制订实施的方针政策，是尤为关键的因素。当然，诗词在劫难时期一度衰微、沉抑并不等于死亡，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诗词是华夏文学中的精华，蕴涵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汉语无法灭绝，《诗经》、《楚辞》与唐诗、宋词中经典之作俱在，就必然有后人继承呵护，并行之于诵读与习作，外来的文化与文学不管如何新奇，也不可能取代。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珍品，必然有其永恒的价值；正如汉语即使能普及世界，也不能取代各民族独有的语言，使全人类都写汉诗。

（四）“五四”以来诗词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二十世纪一百年是风云万变、沧海横流的时代，中国经历了多次旷古未有的奇劫，频繁的战乱与政治运动的时间占去整个世纪的四分之三，政权更替，国步维艰。“五四”前后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一次次激烈的碰撞、裂变与贯通、融合，使知识阶层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而严酷的社会环境，更使知识人士从肉体到灵魂经受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诗词中饱含血泪，沉郁悲凉。在清末民初士大夫诗词群体逐渐凋零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主导诗坛。举凡庚子事变后百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列强入侵、辛亥革命、军阀纷争、国共内战、全民抗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乃至十年“文革”、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港澳回归，以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国际间种种斗争；兼以意识形态的几经剧变、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等等前所未有的题材，极为广阔的生活画面，无不在诗人的彩笔下得到丰富和生动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更，诗词家一方面继承古典诗词优秀的人文精神和精美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又汲取新文化和新观念，提炼新词口语以入诗，体现出新旧交融、神契先哲而又与古人面目不同的时代风采。

    清末废除唐代建立、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断绝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利禄之途。不论是世家还是普通百姓的子弟，要凭借知识技能谋生，除极少数自学成才者之外，都必须进入新式学校，或考入国内高校深造，或出国到欧、美、日诸国求学，这就造就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份和职业不同于帝王时代的士大夫。凡学有所成者，从事各种工作，诸如教书、研究、编辑出版、文艺创作、医疗卫生、金融财政等等，都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其中的精英人物，既是高层文化的教育者、传播者，也是创造者；在专业之外以馀事为诗作词，同样是传承和创造高层文化。虽然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在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文化领域工作，不像古代士大夫那样协助帝王治国平天下，但就思想本源、精神实质而言，依然承袭了中国历史上“士”的传统。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馀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于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30）

    余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士’，包括在朝廷为官的士大夫和在野的知识人士，其中有挂冠归隐的乡绅，也有终身不入仕途的布衣。我们知道，中国诗史上的诗词名家，从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到清末的黄遵宪、陈三立、朱祖谋、文廷式、康有为等等，无一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士”，都具有关心国事、经邦济世的情怀和承担文化使命的责任感，大量传世的诗篇寄托着他们的理想抱负，是人文精神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结晶。《易经》中《贲卦·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古代到近代的士，都力求以人文化成的思想来导引政治，改造社会，扬善抑恶，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历史发展到现代，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更，知识分子的身份、职业相应发生变化，但古代士人的道德情操和理想志向并未因此丧失价值，依然是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取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就诗词作品的思想内涵而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之文化兼容诸子百家，而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导。诗教即由儒门首倡，是“六艺”之一，孔子为开山祖师，强调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和“思无邪”的纯真美善情感。热爱家邦、护持文化、心忧社稷、情系苍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也是三千年来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岳飞、辛弃疾、陈亮、文天祥、元好问、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乃至林则徐、龚自珍、黄遵宪、丘逢甲等一颗颗巨星辉耀青史，其精神代代承传，在沧桑易代之际、国难深重之时，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表现得格外鲜明强烈。清末诗坛流派纷繁，不论是“诗界革命派”还是被后人目为“复古守旧”的同光体、湖湘派、唐宋兼采派、西昆体诗人，以及词坛重镇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郑文焯等，其作品多角度地反映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时期的晚清政局，表现了作者对国事的认识与褒贬，抒发报国有心、回天无力的悲慨，纵然思想境界有新旧深浅之异，但爱国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其爱国性质，已属于中华民族反抗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范畴，不同于宋元明清皇权替代之际那种民族内部的矛盾性质。由于帝王是国家的象征，清末诗词家爱国之情往往与忠君伦理紧密纠结，难以截然区分，思想先进、志在变法维新的黄遵宪、康有为亦如此。但他们同情的是主张变法的光绪帝，对专权祸国的慈禧后予以严厉的谴责，“君无道则去之”，这也是儒家思想。秋瑾烈士与柳亚子、李叔同等南社诗人，志在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以挽救国家的衰亡命运，诗歌作雷鸣狮吼之声，其爱国思想与士大夫诗人已有明显的差异。“五四”以后的现当代诗词家，虽然与古人同样怀有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抱负，但经过时代思潮的激荡，已摈除了愚忠的糟粕，热爱的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人、为整体的祖国，而不是效忠于君临天下的一姓一家，这更与留恋王朝、希图复辟的近代遗老迥然有别。许多诗人坚守中国文化本位，汲取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却抵制全盘西化，这是更深层次的爱国，因为政权可以更换，体制可以改造，但文化不能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来对待，亡文化则历史亡、民族亡，国将不国矣。这也是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新文化派的目标是救国，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传统文化，毁伤根本，便事与愿违，百年来“用夷变夏”的后果十分严重，民族文化的元气饱受摧残之后迄今尚未康复，理应记取历史教训。从情感上说，新文化派诗人当然爱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之诗都有忧国之心，与吴宓、胡先骕、吴芳吉等“学衡派”诗人无甚区别。如前文所述，抗战期间涌现许许多多的爱国诗人，创作达到高峰，表现了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同仇敌忾的决心。爱国当然并非仅仅是呼唤抗敌救亡，诸如强烈谴责内战分裂、热情讴歌锦绣山河，渴望台、港、澳回归以共同建设统一富强的中国，期待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都是爱国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诗词家们为亿万人民在战争、动乱中经受的深重苦难而悲哀号泣，以诗笔抨击误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贪官污吏，讽刺指斥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假恶丑现象，希图力挽颓废，重建文明，这一忧患意识也与爱国情怀密不可分。作品中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使诗词的品格至为崇高，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凝聚功能；有此爱国精神、忧患意识为主导，才不至于盲目崇洋，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方向，使本民族沦为西方强国的附庸。真正的爱国，不等于妄自尊大、狭隘排外的民族沙文主义，需要在热情中具有清明的理性，维护本国文化和领土主权与敞开胸怀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精华，应该是辨证关系。爱国诗人中就不乏学贯中西的文化学术大师，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方东美、饶宗颐堪为范例。作为文学品种，诗词又不等于是宣扬政治教化的传声筒，而是诗人盈腔热血的艺术结晶，是经过理性思考、明辨是非而言志抒情的汩汩心泉，如此方有深切感人的力量。

    2、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满清王朝崩溃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及其追随者以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向几千年遗留的帝王专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儒家学说与传统诗词一时蒙受矫枉过正的批判。儒学确有被帝王专制利用的一面，历史上有不少奴儒、伪儒，任何伟大崇高的理想行之于社会实践往往被扭曲乃至异化，儒学即如此。但儒家优秀的人文精神和古典诗词精美的艺术形式有恒久的价值，不应该也不可能毁弃。新文化运动的功用是消除帝王专制的毒素，使人认识到儒学的负面，反而激活了儒学传统中健康的成分，有利于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青年诗人徐晋如说：“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是一次深刻的荡涤，它使得中国人从此有了自由的概念，民主的追求。……新文化运动，正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参照系，为诗词摆脱唐诗宋词高峰的阴影提供了新的学理资源。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诗词创作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从而最终死亡。‘五四’运动以来，的确产生了一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伟大诗人或诗篇，他们的作品高度，足可以摩唐宋而无愧色，甚或犹且远过之，因为他们的诗作当中，跳跃的是生命的律动，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强音符”（31）。这一阐析有其深刻之处，他在论文中举出鲁迅、陈独秀、陈寅恪、潘光旦、高旅数家诗为例。此文写于上世纪末，十年来随着学界对国学尤其是对儒家经典研究的逐渐深入，关于自由、民主的观念已有修正的必要了。当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说：

    “儒家的文化中本身就具有自由主义的基因。我们知道，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更是‘说大人而藐之’，本着不忍人之心对政治的不合理进行强烈的批判。其后儒者或批评暴秦而被坑，或独抱遗经窜山林表示政治不合作。或如东汉太学生贬斥浊流而前仆后继，或如东林党人抗议恶政而视死如归，或如阳明挺立主体人格而抗疏被贬，或如蕺山一堂师生自裁殉国而悲壮感人。这些，都表现了儒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以具有这种自由精神传统的儒教立国，必不会压制人合理的精神自由，必然会倡导儒教立国下的思想宽容。因为对思想和精神进行无理的专制，本身就违背了儒家的自由精神，本身就必须受到儒家思想的批判。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西方自由主义没有传入中国前中国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更不用说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本身就有自由的精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体现了‘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特别是阳明学的传统思想。经刘梦溪先生考证，陈寅恪先生的思想继承了其家学传统——江西义宁之学，而江西义宁之学的精神实质就是阳明学。所以，陈寅恪先生生命中体现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来自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而不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而现在很多人把陈寅恪先生的这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解释成西方的自由主义，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不会想一想，难道自由主义没有进入中国的几千年漫长岁月中，中国人都是爬着过来的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自虐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了！”（32）

    蒋庆先生还指出：中国儒学的学术传统是“学在民间，道在山林”、“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是民间儒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儒学不被权力腐败异化的生命线” （33）。既如此，为何近百年来从新文化派到当今的许多学人都以为只有西方才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笔者以为不外乎以下原因：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帝王专制利用并扭曲儒学（明太祖朱元璋删改《孟子》中藐视王侯、“民贵君轻”的语句，并不许孟子牌位入孔庙同祭），极力遮蔽儒家的真精神；同时大兴文字狱，禁锢士人的思想；久而久之，造成知识界失语并失忆。清末西学东渐，王朝失控乃至崩溃，知识分子发现自由主义，顿觉新鲜，于是以此作为攻击儒家文化的武器。“五四”后不断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文化革命，屡屡批判儒学，使之蒙受“守旧、腐朽、反动”的恶名，顺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不是“左倾”便是向往“西化”，很少有人关注儒学，经史子集之典籍汗牛充栋，一般学者望洋兴叹，没有强烈的情感和持久的毅力对此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很难得其真谛。即使是护持传统文化的诗人词家，也未必都能对儒家思想学说有深透的了解，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珍惜本土文化的情绪，未曾专力开发儒学本身就有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转奉西学为圭臬，此其二。而陈寅恪先生幼承家学，通《十三经》；虽然青年时代长期游学欧美，但未曾改变他由儒学培养而成的思想品格。1929年，陈先生为清华大学树立王国维纪念碑作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4）。1933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审查报告，论述宋代新儒家与道教吸收改造外来佛教之历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者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5）。到五、六十年代，陈先生在目盲体衰、己身处境与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势下，以绝大毅力撰成八十馀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然脂瞑写”达十年之久，为一代奇女子立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6），其风骨气概，在当代文化学术界树立极高的典范。

    在治学之馀，陈先生作诗，同样表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诗之功力或不及乃翁散原老人，甚至不及后辈学人如钱仲联、饶宗颐诸家的才华横溢，但诗中风骨之坚苍、识见之深透足以卓立千古，在“五四”以后传统诗坛占有重要的席位。罗韬先生的评论颇为精切：

    “……义宁常自比为元祐党家之子，而胸罗中古兴亡之迹，撑持于天坼地解之际，独立于礼崩乐坏之时；责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讽世在士节出处之微。故其诗兼国身通一之义，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气沉郁，扪之骨嶙峋，史识诗情，盘屈楮墨。每读之，未尝不掩卷低徊，愀然而叹；此变风变雅之音也。是中华文化至于将穷或衰之际，乃假义宁声诗，以鸣其岳岳不就之志乎！

    华夏百年，西风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斩其元气，次则改服移其国步，更而国学式微，极于独尊西说，以俄为师，治民如兵，以教统政。凡此于义宁诗作，莫不激而有音。早岁《闻日本并朝鲜》诗，如海藏楼之精悍英发，意气轩然；中年长调如《王观堂挽词》，具长庆体之流宕而沈挚过之；抗战前后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间；晚年过岭，失明膑足，感赋世事，其微意可比韩昌黎之辟佛，廋词则多于陶潜《述酒》，又如钱柳入清，摅怀婉曲。其诗岂馀事哉，皆蒿目而忧世之患，不能已于言者，一生歌吟，可作当代史论观。于词章则周济所谓寄托，于书法则刘知几所谓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迩，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诗史也，亦心史也”（37）。

    “五四”后传统诗坛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诗家当然不止陈寅恪先生一人。著名女词人沈祖棻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期间，有多首讽刺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镇压不同政见人士的词作。“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    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鹧鸪天》四首之一）。向来温婉的女性，此时已横眉怒目了。另如怀宁诗人潘伯鹰，1949年后之诗写俞平伯红学被批判及“反右”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写“大跃进”后三年饥荒以致饿殍遍野；巢湖老诗人洪漱崖写“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焚书、凌辱教师的暴行；天津词人寇梦碧以比兴之词反映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改革开放时期广东诗人李汝伦以诗批判帝王专制之馀毒、抨击现实中丑恶现象，其精神命脉皆前后相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先秦儒家到写出《原君》的黄宗羲、呼唤“九州风雷”以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龚自珍，本来就有向帝王抗争、为民请命的传统，与现代的民主并不矛盾。古代的士为“四民之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这种精神品格必然为现代知识分子承传，并非西方独有。复如前文所说的爱国情怀，实际上也是一种强烈呼唤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群体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激励并凝聚千百万中国人不畏牺牲，浴血奋斗，改变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国人做亡国奴的命运。但是这种群体共识容易压倒个人权利，使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奴才”、“奴隶”，整个民族因而丧失思想能力。知识分子需要保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既追求思想自由，又顾全民族大义，行中正之道，通家国于一身，儒家学说当有丰富的启示。而“五四”前后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促使国人不断反思，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被遮蔽已久的精神品格，这是新文化运动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3、悲悯人生与博爱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

    天人合一、神契自然是蕴含于儒道释三家经典中的哲学思想，在古代山水、田园诗以及咏物诗中多有表现。这种思想固然有听天由命、顺从自然的一面，但也有将山川万物与人类平等看待、热爱珍惜的一面。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价值，推己及人，民胞物与，进而视天地与人为一体；道家主张万物齐一，逍遥出世，返璞归真；释家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同登极乐，这些基本精神对古典诗词都有深刻的影响。西方基督教提倡“博爱”，与儒道释三家思想亦有共通之处。“人在天地之中，深切体认了宇宙自然生机蓬勃、盎然充满、创造不息的精神，进而尽参赞化育的天职。这种精神上的契会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如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也油然而生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38）。而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当代，在揭示天地奥秘、逐步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过程中，人类不停地进步，已不再满足于依附自然，而是以主人的心态对自然无穷地需索，破坏生态平衡，污染居处环境，造成人类自身的莫大隐患。兼以国际间战争、暴乱与恐怖活动持续不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人类自相残杀，弱肉强食，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地球必将毁灭，人类同归于尽。故而现代诗人词家由此生发的悲悯情怀，并不限于一国一族，而是扩展到全球全人类，表现出更为深远的忧虑，更为博大的胸襟。这与农业经济时代古人徜徉山水、赏月吟花的闲适心境和隐士风格大不相同，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代意识。

    在词中寄托悲悯情怀者，首推王国维。他既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析《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复著《人间词》以抒发深沉窈窕之哀，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言：“一方面既以其天才的智慧洞见人世欲望的痛苦与罪恶……而另一方面他却以深挚的感情，对此痛苦与罪恶的人世深怀悲悯”（39）。女词人吕碧城在二三十年代一叶飘零，孤栖海外，中晚年皈依佛法，宣扬教义，极力提倡保护动物，“禁虐废屠”，以为此举是为了良心，也是为了文明、和平与正义。其词中体现对人间万物的博爱关怀，沉痛谴责战争、杀伐：“腥海横流犴狴锁。为护群伦，欲作慈云亸。但愿哀鸿栖尽妥，不辞玉陨昆冈火”（《鹊踏枝》）；“歌玉树，滟金尊，渔鼙惊破梦中春。可怜沧海成尘后，十万珠光是鬼燐”（《鹧鸪天》）；“鄂君绣被春眠暖，谁念苍生无分”（《陌上花·木棉》），并显示愿为拯救人类苦难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临终之际，吕碧城遗命将骨灰和面为丸，抛入大海，喂食水族，其精神境界非常人可及。现代儒家“三圣”之一的马一浮，毕生为诗数千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融道释，广纳万流。其诗品格之高，超越群伦，诗中同样寄托着对人间深切的悲悯和道义的坚持。学贯中西、不标宗派的著名学者钱钟书，诗集存稿自1934年到1991年，始终充溢着强烈的忧世伤生情绪。早年所作诗中“已识严冬酿雪心”、“垂云作海陆全沉”（《大雾》），触景生悲，预见世界战祸将临，人类遭逢浩劫；以下三四十年代中诗，更多寄沧桑之慨、发血泪之呻，“坠心危涕，阅水成川”，于世途险恶、人生多难之悲，较国恨家愁愈为深广。至晚年诗《阅世》“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心情沉痛至极。诗人孔凡章为国际象棋棋手刘适兰题照，借题发挥：“……金鼓震，疆场血溅；城阙破，万家涂炭。祇今蔓草荒原，旧时画楼芳苑。干戈玉帛，谁与问人天一念？愿将坛都化棋坛，销尽寰球兵乱”（《东风第一枝》），对人类的残杀寄以深悲，抒发对世界和平的殷殷之愿。从王国维到钱钟书以及许多未能遍举的诗人，这一种悲悯情怀的程度与范围，实已超出前文所述的忧患意识：“忧患”是觉察国家民族的危机，激励仁人志士起而奋斗，即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悲悯”则是目睹战争仇杀、政治动乱的现实而产生的更深重的悲哀和怜悯，同时也是对人世荒谬丑恶的谴责与批判。“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的精神被现代诗词家所继承，又饱含二十世纪特定环境中的凄黯色调。但这一类诗词，读之易使人消沉绝望，有如佛门和老庄的看破红尘，入寂灭虚无之境，因此需要儒家积极入世、艰难百战的刚健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加以调济，使一片仁慈恻怛之心在社会实践中有所展布，方能挽救沉沦。

    当代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抗志高旷，与王国维、钱钟书有所不同。饶先生创作“形上词”，即将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学问、思想，写入词中，力求提高词的境界；认为做人、做学问，乃至填词、论词，不能局限于人间、专论人间、困在人间，而应该有所超越，“所谓忧国忧民，属于社会性，只是表层意义，都是凡间的事”（40）。据此立论，饶先生对近现代词家如王国维、夏承焘、詹安泰等人的作品都不满意，批评他们都只是停留在诗人境界，未能探索出一条创作新路。在饶先生词集《选堂乐府》中，虽不乏“万里山河悲极目，八方风雨怕登楼”（《浣溪沙》）；“算几辈、又成新鬼。更何堪、落日玄猿，哀筝弹出沧桑泪”（《琐窗寒》）；“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念奴娇》）等深切的悲悯，但与其他词人迥异的则是词中另有超逸空明的理想境界。诸如“一时悟彻，灵明处、浑把春心催漏。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玉烛新·神》）；“看夕照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蕙兰芳引·影》）；“勘破天人，同归芴漠，黑夜心澄徹。月华安在，妙境更谁共说”（《念奴娇》）；“更谁簇、八重香瓣，拥万花、映日袅黄金。但觉山川不老，莫道春深”（《一萼红》），皆表现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生生不已、创造日新的宇宙意识。由于饶先生1949年后身居香港，遨游东南亚与欧美诸国，在海外学术界有自由广阔的活动空间，可容纳多方面的文化营养，与大陆诗人词境处境迥异，年辈亦较晚，因此他看到世界有光明的一面，“指出向上一路”，为词坛开拓出更新更广的天地。实则儒家经典《易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理念，这种刚毅的意志和仁厚的情怀，从观天察地中参悟而出，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41），历代圣贤和英杰之士表现尤为突出。而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成为儒家士君子的坚定信念，二十世纪守护传统的知识人士和杰出的诗人词家的学术著作与言志抒情的诗词中时时显示这一宏伟的抱负，亦即从人间到宇宙、既现实又超越的终极关怀。这与西方天人两分、二元对抗的哲学思维和以上帝为绝对、为救世主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人类只要以道德的光辉照亮人性，回心向善，遏制邪恶，就有力量拯救自己，天堂就在人间。上述爱国主义、忧患意识、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悲悯情怀等等，要求达到的最高目标莫过于此——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参赞天地之化育，变干戈为玉帛，消杀伐于祥和，逐渐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诗词中表现这一崇高理想与美好境界，能激励人们在艰难困苦中不消沉颓废，树立信心，努力开创未来。

    以上思想观念或意识情感，分论各有侧重，而在诗人词家的笔下互相交织，融会贯通于作品中，合而观之，即今日常说的人文精神。至于安贫乐道、奉常处变的处世哲学，文以载道、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贵生重死、和光同尘的出世之思，观中守中、力致中和的修身原则，对立统一、整体和谐的审美情趣等等，都属于传统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在题材方面，诸如吕碧城的海外山水旅游词，胡先骕以中西哲理、科学重大发现入诗，孔凡章以诗词写当代棋战，并创作长篇歌行以描写现代艺苑与词坛英秀，都能别开生面，给读者以新而美的精神享受。此外如描写爱情、抒发思恋，或称扬友朋之义、师弟之谊，在现当代诗词中亦无不上承悠久的文化渊源，其情感、意境虽也带有时代色彩，如爱情作品中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意识，但非主流，无须详论。现当代诗词中的劣作，如“三应”诗词的粉饰升平，虚伪应酬，或玩物丧志，颓靡不振，这都是有待清除、也必将为历史所淘汰的渣滓。

    “五四”以来诗词的思想内容既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重大的开新，其表现手法和语言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风格也必然因中有创。因诗词家的身份、职业、经历、个性和艺术宗尚、审美侧重的不同，从而构成异彩缤纷的流派。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多方举出作品，详加论证；也不能像汪辟疆先生那样将近代诗派按地域一一区分，只能大体而言：革命家的诗词风格刚健，笔力遒劲；新文学家的作品或清新明畅，或浑朴自然；专家学者则融经铸史，精严博丽。其间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家之诗、将帅之诗；以鲁迅、郁达夫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家之诗；吴芳吉的“白屋诗体”；吕碧诚、丁宁、沈祖棻等现代女词人之词；当代如聂绀弩、荒芜、杨宪益、黄苗子、李汝伦诸家的杂文诗，都各自有其鲜明的特色。而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在诗词大家名手的队伍中所占人数最多，风格亦更为复杂多样：诗或宗唐，或宗宋，或汉魏六朝与唐宋兼收并采，下及明清；词则或专崇南宋，或崇北宋上溯至唐五代，或融合清词之淅常两派乃至师法清季四大词人；或以婉约清空为正宗，或以雄奇豪放为高格，大多先探古人堂奥，入而后出，变化开新，虽泽古功深却绝非泥古。这将在本书中选取部分作家作品，结合其诗学词学审美观念详加阐析。现当代诗词家在人数上远远多于近代，因时局的动荡变更，虽在民国以及“文革”后多有结社唱酬，小圈子中不乏诗学“同光体”和词宗南宋乃至“彊村派”的流风馀韵；但大多数不标宗派、不立门户，更有不少独立特行、不事交游者，凡此可见个人的创作风格，很难归纳出明显的流派。词体较诗为单纯，尚可作一些区分；诗则纷纭复杂，面目多变，即如革命家之诗、杂文家之诗、学者之诗，也不过就其共同倾向，大致言之而已，每家诗自有其个性。而诗词的形式丰繁多采：如诗以大类分为古体和近体，古体中有四言古诗、骚体诗、五言古诗与乐府、七言古风、歌行乃至杂言古诗；近体中又分为五言、六言、七言的律诗、绝句，律诗中包括句数不限的排律，除正体外，还有各种拗救的变格；绝句中既有类似古体的古绝，又有民歌风味的竹枝词；词虽只分小令与中、长调，但谱式多达千馀种。诗词大家对诗词形式常常是全面继承，各体兼工；而一般名家或才力所限，无暇博涉；或性有偏嗜，意在专攻，多作短小的律诗、绝句，填词亦为常见的词调。在格律声韵方面，专家学者多恪守前贤法度（如近体诗遵“平水韵”，词用《词林正韵》）；政治家、新文学家则有所突破，用韵较宽。在语言运用方面，政治家、新文学家多驱使新词俗语，学者则喜用故典，崇尚雅言。凡此种种，都需要研究者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异量之美，辨其得失，知其利弊；不可持宗派门户之见，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而任意褒贬。诗词博大精深，各种风格流派、诸多成员中的作手，都有其精品力作，必须全面考察，深切了解，在多方比较之后，方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必须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作者的品格、识见固然对作品的优劣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缺乏精美的艺术，则不成其文学。诗词格律的宽严、语言的新旧、风格的典雅或通俗，都不是检验作品的绝对标准，惟有情性之真、品德之善和声律辞采之美一体浑融的作品，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其中“善”为核心因素，起统驭作用。固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因时而变的创新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文学史所说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但“新”并不等于就是真、善、美，许多趋时媚俗的新作品、新形式常常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很快就会丧失生命力。汉大赋和元曲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而在今天仿作者甚少，艺术方面缺乏恒久动人的魅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汉赋堆积词藻，缺乏真情；元曲律严于词，语言太俗）。继承和创新，是一个循环不已、永无休止的过程，新变之后产生严重的流弊，又需要回到起点重新接续中断、失落的优良传统，即所谓“返本开新”，符合《易经》蕴含的“物极必反”、“剥极而复”的规律。因此中国文学史上经常出现“复古”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回到古希腊去寻找创造的源泉。文学上的“复古”与政治上的帝制复辟是两个概念：前者大多数是成功的，在复古的基础上取得新成就（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歌“复古”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唐宋古文运动；清代诗词超越元明，也是“复古”后的创新；而明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过于摹拟，为后人所讥，但亦有真价，“复古”的意图是为了恢复宋元两代诗萎靡不振、遗失已久的“汉唐气象”）；而后者才是倒退、反动，应该唾弃，但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排除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即所谓“托古改制”。只有科技与工艺上的创新，新胜于旧，文学则未必如此，因为文学植根于人内在的心性，人性和判断善恶的道德标准从古到今并无多少改变。故文学之“复古”，实为继承千秋永在的人文精神和历劫不磨的艺术之美，思想内容上贴近现实，融入时代气息，艺术方面亦适当变化融通，不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仍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为最高目标，诗词的继承与发展，宜作如是观。新诗“迄未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摈弃一切音韵、格律，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绝对自由，成为“欧化体”；在修辞造句方面脱离了汉语言文字的审美特点，丧失了民族作风与气派，因此很难征服广大的读者——试观书店中，无数次再版、长销不衰的仍然是古典诗词读本，不是新诗；今日互联网上不断发表青年写作的传统诗词，亦为明证。新文化运动之后，语体文和小说、报告文学的受众面远远超过新诗，看似取得成功，但古代骈、散文名篇和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依然高高在上，新文学中的名作也难以取代。创新不能以革旧为代价，新体诞生，旧体长存，变中有不变，文化才能绵延发展，为可大可久之道。当今传统诗词已经复苏，文言文也未必废而不用，随着国学的不断普及，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将迎来一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

    “五四”以来的诗词群体中，以人文学者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其中代表性的作家，诸如陈匪石、黄节、马一浮、吴梅、谢无量、黄侃、汪辟疆、汪东、陈寅恪、胡先骕、庞俊、乔曾劬、唐玉虬、邵祖平、徐英、沈轶刘、方东美、顾随、王蘧常、夏承焘、俞平伯、胡士莹、徐震堮、唐圭璋、潘伯鹰、龙榆生、詹安泰、缪钺、施蛰存、苏渊雷、钱仲联、钱锺书、启功、吴则虞、程千帆、周策纵、刘逸生、饶宗颐、罗忼烈、朱庸斋、霍松林等等，女学者如冯沅君、丁宁、陈家庆、冼玉清、沈祖棻、黄稚荃、张珍怀、茅于美、叶嘉莹等等，仅仅是上述挂一漏万的名单，都理当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学者诗词中思想内涵之深广和艺术风格之典雅精美，完全可以说是白话新诗无法比拟、也不能取代的。在帝王时代，诗词是士大夫即上层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凡诗史上有名的诗人，极少不在仕途为官，因其是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故古典诗词在“五四”时期被贬为“贵族文学”。但如前文所述，随着清末科举的废除、国家政治体制的变更，现代教育与科研体系的形成，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报刊杂志社等单位，以教学、研究、著述、编纂为职业，成为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人民大众。上举知识分子中的人文学者出生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成后正逢国家灾难深重的时期，其命运较一般民众尤为惨痛：战乱期间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呼唤民主自由者屡遭当局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思想改造、群众专政的对象，在“反右”、“文革”中忍辱蒙垢，九死一生，直到拨乱反正后，才逐渐恢复名誉，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问渊深的人士（包括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精英，肩负着文化传承、道德评判的重任，具有高尚的情操、坚贞的气节、卓越的识见，诗词创作必然会表现出不同流俗的品格。多位学者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接受诗教，成为专家后有充足的时间潜心吟咏，细致琢磨，作品在艺术上必然表现为律法精严、语言典丽，充分展示诗词的特美。学者诗词有过于古奥、艰涩者，但非主流，大都是在学古的基础上出新，描写现代题材，抒发现代人情感，创造出古人未有的境界。总之，现当代诗词中以人文学者为创作之主力军，是明显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因历史环境与遭遇所限，长期以来得不到宣传和研究。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取消了自屈原乃至黄遵宪等百千位士大夫的诗文，我国有何文学可言？何况辛亥革命后的知识分子，与帝王时代的士大夫有社会分工和思想开新的不同。一个国家倘若缺少哲学、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大师和一流的诗人、作家，即使科技、经济再发达，也不足以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强国；而一个不懂得尊重知识精英的民族，是愚昧可悲的民族。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大意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为何没有培养出大学者、大思想家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研讨近百年来的诗词，尤其是名家作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1、近百年诗词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抗争史和进步史，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2、名家诗词中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崇高品格和健康向上的理想，是建设精神文明、施行诗教的上佳教材；

    3、名家诗词中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理念，接续传统，融纳新知，给旧有的诗体注入强大的活力，继承发扬之，必将促进当今的诗歌创作，向更高的境界发展；

    4、诗词名家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形成众多的风格与流派，具有极为丰富的美学价值，研究和学习大量的名家精品，有利于提高当今诗歌创作的艺术质量；

    5、八十年间的现当代诗词，是中华诗史发展链条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五四”以来由于政治、文化观念等多方面原因，诗词被冷落、被歧视，未能在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位置，大量作家湮没无闻，作品残毁失传。搜辑、整理现当代诗词，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补二十世纪诗歌史的空白，“为往圣继绝学”，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五四”以来诗词发展的状况，笔者已有多篇论文予以阐述：①《综论诗词的继承和发展》，载《安徽吟坛》1990年第1期；②《百年词综论》，为拙编《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前言；③《安徽百年诗词综述》，载《合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收入《文学论文集》第一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并作为“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总序，总计近十万言。此外有数十篇现当代名家诗词专论及《近百年名家词话》三卷，分载于《词学》、《中国韵文学刊》、《钱钟书研究集刊》、《中国诗学》、《华学》、《中华诗词》、《诗词丛刊》等期刊与各种高校学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诸文皆收入文集《近现代诗词论丛》、《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二钱诗学之研究》，已于近年出版。又撰《冷翠轩词话》十万言，皆论及现当代词人，收入黄山书社版《当代诗词丛话》。近年所写论文《二十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近二十年来中青年诗词创作述评》、《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分别发表于《学术界》、《当代诗词》、《诗词丛刊》，收入黄山书社版《选堂诗词论稿》一书。本文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作综合性的论述。若干文章，亦作修订，收入本书）
    
[注释]

    （1）参看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共六册，收入陈衍《石遗室诗话》至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刘衍文《雕虫诗话》共三十七种，其中多有诗话论及近现代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钱仲联主编《近代诗三百首》，钱学增撰前言，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3）钱仲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2页。上海书店，1991年4月版。
    （4）钱仲联主编《近代诗三百首》，钱学增撰前言，2—6页。
    （5）《汪辟疆文集》，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6）《汪辟疆文集》，283—284页。
    （7）《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2页。
    （8）参观《龚自珍与二十世纪诗词研讨会论文集》中龚鹏程、汪茂荣、钱之江、张青云诸人论文。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9）（10）（11）（12）（13）（14）《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分见3、4、5、6页。
    （15）刘梦芙《黄遵宪思想与“诗界革命”论衡》，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6）《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7页。
    （17）《汪辟疆文集》，298—299页。
    （18）《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7—9页。
    （19）《汪辟疆文集》，293—321页。
    （20）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目录及有关章节。该书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1）参见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合编本中论近代诗词章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2）《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12—14页。
    （23）《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12页。
    （24）黄孝纾《清名家词序》，见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一卷，上海书店，1982年12月版。
    （25）严迪昌《清词史》绪论，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版。
    （26）关于蒋春霖《水云楼词》的思想内容，笔者有论文《蒋鹿潭词论衡》，载《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版，2005年。又载《词学》第1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入《近现代诗词论丛》，学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7）参见邵祖平《培风楼诗·作者传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参见《唐玉虬〈入蜀稿〉〈国声集〉合编》中《重印说明》，江城诗社影印本，1994年。
    （29）贺新辉主编《中华诗词鉴赏词典·毛泽东论诗词创作》，1301、1302、1307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1）徐晋如《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载周笃文、刘梦芙主编《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49、53页。2001年5月版。
    （32）引自《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心性学统、道统与政统》，原文发表于互联网。
    （33）《我所理解的儒学——蒋庆先生答何谓儒学的提问》，文见互联网。关于“民间儒学”，蒋庆文中的论断为：“中国儒学的学术传统是‘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此传统创立于孔子杏坛设教，洙泗讲学；继承于汉儒独抱遗经，私传家学；发扬于宋明儒书院讲道，山中论学。故儒学的真生命必须扎根于民间，儒学的真精神必须体现于山野。自古以来，儒学的真生命与真精神均由儒者以民间个人身份来承担、来延续。如此才能保证儒学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才能保证儒学不被意识形态化，不堕落为专制极权的工具，不被统治者一己之目的所扭曲、篡改与利用，从而才能真正保证儒学按其固有的义理来转世治世，来实现儒学的义理与价值。故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是民间儒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儒学不被权力腐败异化的生命线。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即是先儒所谓‘道之藩篱’，其源于儒学自身之民间传统，非由近世西学移入，时人不察，谓只有西学有此传统，原因是不知儒学是民间儒学。儒学是民间儒学，还意味着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流行思潮保持着一定距离。‘学在民间’，即意味着‘学’不在官府；‘道在山林’，即意味着‘道’不在都市。儒学在民间树立起天道性理的义理价值即意味着儒学对主流意识形态之僵化变质与流行思潮之乖谬错悖进行拨正批判，通过此拨正批判向天下昭示‘道’在此而不在彼，从而证明民间儒学才是真正守道、护道、弘道、行道之儒学。故民间儒学开私学、办书院、抱遗经、立家法体现出之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正是为了保证儒家‘道统’之独立与尊严，确保儒家‘道统’高于‘政统’而不被‘政统’所僭越与篡夺。此外，民间儒学还意味着儒学存在于活生生的民间生活中，而不存在于学院高墙中。儒学必须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其义理价值变为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儒学才有生存的土壤，才会勃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儒学之存在于学院内的课室、研究所的办公室与各种研讨会中，或只存在于论文、专著和各种学术资料中，那儒学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之外无生命力的知识或文物，不会具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最后儒学的复兴再盛将不可能。故依民间儒学，儒学必须具有‘草根性’与‘生活性’，不能将儒学变为学院中高高在上的知识体系与专家的死学问，更不能将儒学变为与生活无关的客观研究对象，使儒学沦为解剖西汉古尸般的所谓古代哲学研究”。此段阐析，对于理解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渊源于传统文化中的民间儒学，颇有启发。
    （3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刘梦溪主编，851—8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5）《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843页。
    （36）《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417页。
    （37）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罗韬序，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
    （38）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33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9）《叶嘉莹说词》，217—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0）参见施议对《今词达变》中《饶宗颐“形上词”法试解》、《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澳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1）参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张岱年卷》中《论中华民族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