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伯鹰《玄隐庐诗》 
作者：刘梦芙


[一]潘伯鹰先生简介

    《玄隐庐诗》的作者潘伯鹰先生，新加坡著名华侨诗人潘受称之为近代中国诗坛代表人物，“他的诗意境高远，具有时代感情与历史意义”；周颖南先生也认为《玄隐庐诗》“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学遗产之一”（参见本书《序》与《跋》。这里的“近代”，是大陆史学界所言现代至当代）。然而我们查阅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多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皆无潘先生之名。历史往往是吊诡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出现自古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包括旧体诗和词，在欧风美雨的狂烈冲击下，珠玉沉埋，不知凡几。在沧海桑田、一阳来复的今天，我们拂拭尘埃，方能认识到潘先生堪称一代诗坛大家的卓越成就和《玄隐庐诗》的珍贵价值。

    潘先生名式，字伯鹰，别署凫公，又号有发翁、却曲翁，安徽怀宁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岁十二月二十四日（1904年元月）。少时从桐城吴闿生北江先生受诗古文辞，以颖秀称。嗣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游日本。归国后从长沙章士钊先生治逻辑学，发表小说《人海微澜》于《大公报》，声名鹊起。曾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日寇侵华，先生入川避难，寓居重庆，与诗友结饮河社，宣扬民族大义。抗战胜利后还上海，值国共内战，先生从章士钊、颜骏人、江翊云、邵力子四老北飞，斡旋和议。议卒不就，乃渡辽浮海，止于香港。

1949年归上海，任同济大学及音乐学院教授。因陈毅赏识，聘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兼为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书法篆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66年5月25日（丙午年四月初六）以肝疾逝世于上海，得年六十三岁。著作丰富，小说除《人海微澜》外，尚有《隐刑》、《稚莹》、《生还》、《残羽》、《蹇安五记》诸说部及《南京感忆录》、《冥行者独语》；学术、艺术类著作有《南北朝文选》、《黄庭坚诗选》、《中国书法简论》、《中国的书法》、《玄隐庐录印拓本》，发表散文、书评不计其数。未完成或已完成尚未出版者，有《古代玺印艺术》、《观古纪余》、《观画录》、《却曲翁书画论》、《却曲翁笔乘》、《明清印派述略》、《今代印人》及《玄隐庐文集》、《诗集》（以上据许伯建《潘伯鹰先生小传》、陈兼与《回忆潘伯鹰先生》二文综述）。先生逝世后，诗集由夫人张荷君保藏，幸免“文革”之劫。1979年至80年，荷君夫人将诗集分批寄香港何竹孙先生收后转周颖南先生，再转新加坡潘受先生审校，1987年交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出版（参见本书潘受《序》、周颖南《跋》）。

    从上述简历与著作情况，可见潘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学者、书法家、书画篆刻鉴赏家于一身，生前在文学艺术界乃至政界都有广泛的影响。除《玄隐庐诗》外，先生其它著作，笔者皆无缘得读，未敢妄论；而仅就《玄隐庐诗》而言，潘先生的造诣实已登上了中国现当代传统诗坛的巅峰，与古代名家相较，亦未为逊色。以下为之阐析。

[二]潘先生的儒家思想和君子人格

    《玄隐庐诗》经潘受先生整理校阅，按年度顺序编为十二卷，古近体诗共一千零九十九首。诗之题材丰富、内涵深广，凡国家战乱、民生疾苦、家庭亲情、师友交谊、山川风景、花木鸟虫、读书吟咏、书画篆刻乃至监狱与医院生活，无不入诗。大量精品力作，蕴含着诗人炽热的情感和深邃的哲理、超卓的识见，显示潘先生经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学说陶冶而成的君子人格。国学大师钱穆指出：中国文学正宗必以作者本身为中心，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由此个人日常生活，连及于家国天下。儒家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从个人出发，文学亦然。其特点为：

    “中国文学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重在即由其个人生活之种种情感而反映出全时代与人生。全时代之心情，全时代之歌哭，以及于全人生之想象与追求，则即由其一己之种种作品中透露呈现。此文学家之一生，即其全时代之集中反映之一焦点，即全人生中截取之一镜，而涵映有人生全体之深面者。故时代酝酿出文学，文学反映出时代，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此一境界，特借此作家个人之生活与作品而表现”（《中国文学论丛》第4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儒学是道德人伦之学，也是安邦济世的政治哲学，要求读书的士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将所学的知识力行于日常生活，知行合一，毕生追求至善，成为品德高尚、学识高明、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君子。对于文学家，儒学强调真与善（诚与仁）的人格理想应居第一位，文学艺术是第二位，一个人的诗文之所以具备传世价值，主要是其中流露出来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而艺术上虽有成就但人品不高或作品情调低下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显着的地位。钱穆先生阐明这一点：

    “欲成为一理想的文学家，则必具备有一种对人生真理之探求与实践之最高心情与最高修养。抑不仅于此而已，欲成为一理想的大文学家，则必于其生活陶冶与人格修养，有终始一致、前后一贯、珠联璧合、无懈可击、无疵可指之一境，然后乃始得成为一大家。其真能到达此境界与否，则只须将其生平作品编年排列，通体观之，便成为一最科学最客观之考验，而更无遁形”（《中国文学论丛》，第41页）。

    何为“一种对人生真理之探求与实践之最高心情与最高修养”？这就是儒家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道的核心即孔子主张的“仁”，推而广之，则为对全人类、对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对个人而言，并非一定要做出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只要他能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保持君子人格，于人类社会和文化有所贡献，成为融真善美于一体的榜样，即为“道”之所在。如果人人能成为君子，社会发展的前景必然一片光明。中国伟大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杜甫，其人格光照千古，是崇高道德的化身。我们通观《玄隐庐诗》，对照潘先生所处的时代，可以断定他毕生实践了儒家的道，成全了完美的君子人格，因而《玄隐庐诗》是近百年来极具人文精神和真善美价值的著作。其思想内涵与精神品格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1、仁者的情怀

    《玄隐庐诗》卷一中七古《女挽车行》，写作者冬夜坐上人力车，车破而行慢，才发现车夫是一位头裹黑巾的瘦弱妇女。于是仔细询问，女子自言丈夫卧病，孩子幼小，白天拉车害怕警察禁止（说“国都皇皇”，有碍观瞻），只能在夜间出来挣一点钱养家糊口。无论是回乡下种田还是在城里做生意，都要遭到凶狠的官吏征收繁重的租税。诗人在篇末悲愤地指出：穷民走投无路、冻饿而死的状况南北东西普遍存在，除非老百姓奋起反抗，官府和富豪不闻不问。卷二中《拾煤核》的题材与《女挽车行》类似，前半篇写贫家小孩在风雪中拾取豪门抛弃的煤核，流露诗人深切的同情，正是孟子所言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但后半篇笔锋陡转，写辽宁的抚顺和本溪为工业重镇，已被日军侵占，民众成了奴隶，遭到血腥屠杀。当局不能关怀民众，收复国土，富贵之家也必将与黎民百姓同归于尽。两诗作于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府先后统治的二三十年代，以民不聊生的悲惨映照朱门权贵的奢侈和当局的抗敌无能，笔力极为深刻。

    民为邦本、仁民爱物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无不贯穿这种精神，代代传承。宋儒张载作《西铭》，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者，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西铭》中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成为宋以后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座右铭，并在社会生活、文化事业中努力付诸实践。在诗人作品中，屈原首先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心声，杜甫和白居易有广厦长裘、普济苍生的弘伟抱负，这种忧患黎元的意识绵延不绝地影响到近现代，积淀为诗人的心理基因。在《玄隐庐诗》中，潘先生的仁者情怀始终一贯：

    “我思中国支大镬，快哉一煮倾千囷。饭颗如山酒如海，尽饱四裔饥寒民”（《黄敬临迁其酒肆于百花潭，张之以诗》）、“万方烽火盈城骨，九折江流一往心。忍死莫辞头更白，太平终望死前临”（《调甫有“九折江流一往心”之句，爱诵其语，因书所怀》）、“六合纵横悲蚁战，五更危坐惜鸡鸣”（《沈君君匋五十，属题其〈风雨一庐图〉》）、“军兴周六年，雨旸获天赐。哀哀墟里民，犹有饥寒泪”（《田间见早稻多已获，晚稻得雨青茁，喜赋》）、“却惭露宿千家哭，大被残冬何处边”（《纳赀贳得羡馀军罽》）、“朝朝万瓦霜华积，黄落山川琐尾民”（《秋来》）、“冰雪横封大九州岛，僵骸战骨冱难流。圣人马厩慈悲愿，正换豪门彻夜游”（《基督诞》）、“春耕窃所忧，瓶粟系私计。乌乎率土民，劳惨局天地。何心怀粒食，惟望豁蒙蔽”（《阴沴篇》）、“平生志节同流俗，举世饥寒待拊循”（《甲午十一月十七夜寒甚》）、“老夫方寸亦有塔，大地涌出青莲花。光明宝塔戛寒韵，十方蒙福无等差”（《欲从窗外望龙华塔不见》）、“阳乌默循环，云狗益吊诡。多艰哀生民，不舍叹逝水”（《观生》）、“悲泪漫教成海水。众生誓度入香林”（《自儆》）、“得饱深惭托幸民，荒茫九土见饥贫。……委巷爰旌行比比，太仓红腐自陈陈”（《幸民》）……警句纷纭，举之不尽，诗人随时随地都会想到天下民众的饥寒，怀有拯斯民于水火的弘愿。国共内战期间，他同章士钊等四老北飞谋和议，目的是劝说两党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统一，减少民众的灾难，“霜雪劲堪知白发，疮痍深待解苍生”，是诗人悲悯心境的写照。六十年代初，潘先生因肝病住院，正值“大跃进”后的饥荒时期，作《黑面》诗云：“粗粝腐儒餐，乡闾半菽难。充肠矜黑面，稳体尚青毡。玉食养贤鼎，金舆乘鹤轩。君臣皆醉饱，四海讳饥寒”。揭示当时盛行报喜不报忧的浮夸与欺骗之风，上层不知乡村民众度日的艰难，对照鲜明，婉而多讽。在中央调整经济政策，人民生活稍有好转时，潘先生则写出由衷的喜悦：“菜畦青茁雨肥痕，野叟居然醉竹根。陌上渐闻歌踏踏，宵分亦值舞蹲蹲。朝廷暂缓增仓谷，里巷先堪具瓦盆。羊酒不须烦太守，三年今喜食鸡豚”（《野叟》）。诗人立足于现实，以民众之忧为忧，以民众之喜闻喜；而当时许许多多写作新诗、旧体诗者，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丧失了诗人的良知，作品全无价值。

    2、忧国的悲歌

    忧民与忧国紧密相关，没有民众，就没有国家。不同之处是国家处于外敌入侵之时，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最为紧迫，诗人的情感因而悲壮激烈。《诗经》中的《无衣》、《出车》、《六月》诸篇，最早纪录了华夏民族同仇敌忾、出征御敌；屈原则是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目睹楚国的危难无法挽救，愤而投江自杀，遗篇《离骚》、《国殇》、《哀郢》彪炳千古诗坛。屈子的精神同样为历代诗人传承，杜甫、陆游、文天祥、谢翱、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以至黄遵宪、陈三立、丘逢甲、秋瑾，在诗史上留下一系列闪光的名字。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神州大地四夷交侵，万方多难，尤其是日寇强占东三省后发动“七七事变”，中国陷入将彻底沦亡的境地，中华民族被迫奋起抗战。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知识人士与民众一同在弥天烽火中辗转流离，悲歌慷慨，诸多诗词名家如杨圻、马一浮、刘永济、唐玉虬、王蘧常、夏承焘、徐声越、钱仲联、丁宁、沈祖棻、饶宗颐等，都写出了大量呼唤抗倭救国的篇章，潘先生也有多首作品：

    自恃投鞭足断流，西来猛识阵云愁。淞滨初溅虾夷血，要洗炎黄一代羞。

    露布朝驰万户看，凛然共见寸心丹。东风未转深壕湿，切语军中慎晓寒。（《闻十九路军屡歼倭寇，喜赋》）
    朱瓦雕棂四面开，异时长到好楼台。还家云鬓喧吴语，送客星眸倦玉杯。坏壁半倾难觅柱，残尸丛葬倏成堆。三年痛见金瓯碎，岂独昆明是劫灰。（《倭乱后经上海北站》）

    阴山莽风雪，志士涉涛浪。长鲸跋东海，疾电划其上。会看海水立，无地托渔唱。却忆斩蛟雄，洗血返清旷。（《芝冈写示近诗，爱其“孤往多黄昏”一语，愧不能效之也。次韵二章，聊抒所感》）之二

    神剑悲鸣夜跃空，可怜削牍竟何功？时危只益诗篇富，战猛从知士气雄。积痛卌年须雪耻，佥谋一意断和戎。眼看血染天津市，怒焰真当卷海东。（《闻天津战事惨烈，感愤成诗》）

    夜半鸣鸢结队飞，金天霜重厉阴威。林皋火炽寒鸦绝，战地风腥野狗肥。化石空伤遥海隔，成尘惟见满船归。东人曷起图新命？重奠蓬瀛息杀机。（《读报纪淞沪兵燹之惨与倭舰载骨灰返国事》）

    九陌凄风首重回，金陵城阙尚崔嵬。江南万古伤心地，一赋兰成未尽哀。（《别南京》之一）

    另如《七月二十八日我军克复丰台、廊坊喜纪》五古四首、《乔壮翁次子无遏五月十二日在零陵空战中击落日本飞机，乔壮翁赋围棋诗，次韵三首》等，篇长不具引。诸诗或讴歌我军杀敌的英勇，或哀痛战火中万民涂炭、繁华荡尽，或期待志士奋发神威，早日驱除日寇，悲壮沉郁，动人心魄。五古组诗中追述日本历史上文明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徐生昔帆海，肇启扶桑运。声教阻中华，要荒下远郡。慕义始来同，文德治馀润。榛莽喜初开，礼乐自先进”，但自幕府专权直到近代明治维新，军国主义者开始向外掠夺：“贪壑无由填，直欲驱国殉。射羿学逢蒙，食母等枭獍。呜呼日本人，胡不革其命！”愤怒指斥日本执政集团的狼子野心，慨叹日本人民为何不起来革命，笔力深透，到今天仍然不失其警示意义。1945年抗战胜利后，潘先生作《即事》诗云：“山河戍卒连年血，旄钺元戎盖世功。归路仍悲三楚隔，遗黎长望九州岛同”，渴望早日实现国家统一。虽然接踵而来的内战粉碎了诗人的梦想，亿万人民又卷入灾难，但足见先生一片忧国忧民的耿耿丹心，诗中的情感穿越时空，与史长存。

    3、风义与气节

    儒家注重道德伦理，以“孝悌”为做人的根本，教人自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从家庭扩展到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求在人间建立一种和谐合理的秩序，实现天下太平。儒家之道德取法于天，有高远的超越性，但必须落实在人伦日用之中，其入世精神与佛、道等出世、避世的宗教截然不同。潘先生虽然出生于欧风美雨侵蚀中华古国文明的近代，但少年时期受教于桐城名宿吴北江门下，饱读儒家经典，培育成温厚而又坚毅的性格，诗中极见友朋风义与立身的气节。先生交游甚广，《玄隐庐诗》中有大量唱酬题赠之作，与先生有交谊者，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吴闿生、贺孔才、章士钊、曾履川、宋继春、蔡华辅、萧纯锦、高纪毅、叶恭绰、邵力子、沈尹默、江翊云、颜骏人、吴宓、叶公超、浦江清、朱自清、俞平伯、张友鸾、程潜、于右任、乔大壮、汪东、高二适、宗白华、萧公权、缪钺、詹安泰、龙榆生、林庚白、萧劳、郭绍虞、陈兼与、谢稚柳、陈仲陶、陈蒙安、溥雪斋、张伯驹、周弃子、顾佛影、沙孟海、吴湖帆、苏渊雷、许伯建、陆抑非、许宝驯、钱伯城、王辛笛……还有许许多多现在已不为人所知的人物，以及普通民众。上列名单中，大多数为现代学术界、诗词界、书画艺术界一流名家，并有政界、军界名流，由此可见潘先生当年的社会影响。孔子说“诗可以群”，但诗人如果没有高洁的人品、宽厚的胸襟和超凡的才艺，则难以得到诸多贤智之士的尊重并保持长久的情谊。三十年代初，潘先生被人诬陷下狱，拘禁三月，有赖多位朋友营救，得以释放，因作《六先生诗》以志感，诗序云：“此六君者，或为今世名德，或浮沉卑位，其仁侠之情则一也。且处卑者衣食之虑尤重，有所瞻徇而不救者，非忍于情，力不足也。今奋于义烈之气，一切为之，讵非至难者乎！余用是慷慨流涕，发为歌诗，以励季世、敦薄俗焉。”诗中云“时危识忠贞，患至见良友。不逢生死关，安贵婴与臼。平时道义交，仓卒或丧守。是以卫荆轲，所善惟屠狗。悠悠千载间，烈士痛已久”；“纵观载籍上，急难凡几人？所得逾古贤，足以傲千春。幽囚诚苦痛，感此鸿毛轻。道义立本真，摛藻成其文”，字字出于肺腑。此事在潘先生人生旅程上可谓是一次铭心刻骨的体验，他极为珍视朋友之间的情感，尤其是对身处逆境的友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不为时风所左右。本文篇幅所限，不能悉举，且观其晚年作品《寄平伯》（平伯以所著《红楼梦》书获谴）：

    绝世佳人淡冶妆，绡衣空谷九秋凉。蛾眉侵鬓痕禁细，凤纸传心语苦长。针线迟逢中妇怒，羹汤热畏小姑尝。人间合剩江南月，解照蒹葭鬓上霜。

    俞平伯为著名红学家，五十年代初因《红楼梦研究》一书采用胡适的学术观点，受到猛烈批判，其中有许多学者参与围攻，潘先生寄诗慰之。诗用比兴手法：首联与颔联以“绝世佳人”形容平伯风度与文笔之美；第三联化用唐诗，喻平伯不知逢迎时世而获谴；尾联融情于景，表达朋友的关心与安慰。全诗寄情沉挚，用笔委婉，深得风人之旨。在阶级斗争盛行的极左年代，知识分子迫于高压，纷纷揭发批判师友，至有献书告密者。发展到“文革”，更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互相斗争，如同仇敌，传统伦理中“父子有亲、夫妇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全遭毁弃，只剩下改造后的“三忠于、四无限”，中国成为一个表面狂热实则冷酷凶残的社会。潘先生品格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操守的坚持，对情感的执着，经得住人世冰霜的考验。《玄隐庐诗》中《为湖帆题〈七姬志〉原石孤本》、《奉同吕君方子所作绿珠故里》赞美古代女子以死殉夫的义烈，《黄生爱马行》、《坠马行》描写良马之恋主和救主，大量篇章念慈母、梦亡妻、梦亡友，以及多首咏花卉松柏之作，无不显示潘先生情感之厚、风义之笃和气节之坚，与忧国忧民息息相通，在人伦日用的平凡生活中完成其君子人格。

    4、《春秋》之笔

    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春秋时代诸侯杀伐，礼崩乐坏，孔子欲行王道仁政的理想不能实现，在灰心失望的晚年作《春秋》，悬为后世的史鉴。《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蕴含着许多微言大义，主要宗旨是尊周室、斥诸侯，明善恶、辨是非，严夷夏之防，主张大一统，文字极为洗炼，“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后世的良史多能秉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和《春秋》的精神，在纪录史实的同时惩恶扬善，司马迁堪为典范。《春秋》的精神也影响到诗歌创作，杜甫写唐代安史之乱期间的万方多难，有“诗史”之称，历代直面人生、反映现实的诗人，大都诗中有史，或诗可证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走的是一条越来越“左”的路线，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右派”、反“右倾”到“文革”初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文革”后期“批孔”，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中国当代史上洒下了斑斑血泪。民国期间许多颇有才华的诗人词家，一部分人到五、六十年代自觉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时势，辍笔弗为；一部分人则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宗朱颂圣”，以诗词服务于政治。只有极少数人保持正直不阿的品格，以《春秋》之史笔为诗，明辨是非善恶，留下弥为珍贵的诗篇，潘先生即为极少数诗人之一。

    《玄隐庐诗》卷八到卷十二的作品，写于1950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杰作殊多，分量沉重。如《鹦鹉》一诗，以“鹦鹉舌”喻指政治之善变，从对知识人士的器重转为不信任，以至施加高压，批判斗争；士人即使能似古贤之坚守气节，或偷生避祸，但已坠网罗，难以幸免。《市庖悬卖野禽，榜之曰“鹤”。余趋视之，赫然鹤也》，通篇设象取譬，喻指品性高洁的人士受迫害而死，还要继续“批倒批臭”，至为悲惨：“生为威凤俦，死共鲍鱼处。……琴桐既可薪，鹤肉固当煮”。《廷尉》则揭示司法部门随意制造冤假错案却不许人辩白，“九州岛同一暴”的恐怖局面必不能长治久安。民心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有明训，但这样的意见不能提，“恐惧金铁婴”。另如“棋经阴计换，诗赖背吟成。仗马须衔勒，先防万一鸣。”（《触绪》）、“霜重无风知肃杀，云低不雨更森沉。……筋力正堪供跋踬，人间渊默是雷音”（《冬初阴霾自苏州归上海车中作》）、“雪意方难定，风威或不虞。枭卢身世掷，牛马姓名呼”（《雪意》）诸诗，以及哀悼老友乔大壮诗中的“子去诚洒然，不复畏弹射”，《泖屋八首》中羡慕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念君生盛世，顿觉杳难攀”，无不真实反映当年知识分子的艰危处境和忧惧心态，是《春秋》之笔在诗中的运用。读这一类诗篇，促使我们反思历史，总结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国家才能健康发展，才能真正建设和谐社会。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标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成为“文革”后知识分子向往的人格境界。“自由”、“独立”这两个词，内涵甚丰，一般人认为取自西方学说，实则中国古代早有类似的理念。孔子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居天下之广居，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庄子之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向往鲲鹏万里翱翔和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境界，拒绝诸侯的征召；屈原《桔颂》赞美桔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都显示了人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儒家思想历来从道不从君，为了捍卫人间正道，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社会责任意识，与西方重在争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迥然有异。儒学哺育了一代代仁人志士，如鲁迅所说，是民族的脊梁，就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也有同样的文化心理积淀，彭德怀、张志新即为范例。潘先生作为诗人、艺术家，虽然未能以生命为代价向极左路线抗争，但能在乱世保持人格的清白，不作违心之言，写出严正的诗篇，同辈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已是极为不易了。

    在儒家经典中，“圣人”是人格德行最高的典范，其次即为君子。君子标志着一种理想人格，集道德、学识、智慧、勇气、才华和安邦济世的能力于一身，经书从多方面加以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小戎》）；“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礼记·中庸》）；“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厥例伙颐，举之不尽。因此儒家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人成为德性与才智全面发展的君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才能造福于社会。钱穆先生论中国人的人品观：“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己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国史新论》，第219页、224页、22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综上所述，一部《玄隐庐诗》显示潘伯鹰先生仁民爱国的博大胸襟，笃行道义、卓立不阿的人格，兼具渊博的学养和多方面的才能，不愧为大雅君子。在现当代史上，潘先生和类似他的知识人士未能施展抱负，对政治和文化事业起到重大的作用，这是时代的悲剧。

    胡晓明先生撰文，言古典文学中“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忍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志品质，依然是贯穿中国千年文学的文化素质。其它如忧乐圆融、合谐乐群、清莹美感，以及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等，皆吾民族文学所蕴含的不朽的文化精神”（《大学文化与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玄隐庐诗》继承古典诗体，融贯其间的正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持久不衰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深深扎根于知识人士的心中，在动乱时期纵或沉潜不彰，但生命力依然存在，当剥极而复之时，便会大放光华，照亮中华文明往高层次发展的方向。当今“国学热”、“儒学热”蓬勃兴起，中央政府、学术界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一致认同，堪为佐证。

[三]《玄隐庐诗》的艺术成就

    陈兼与先生《回忆潘伯鹰先生》一文中，说伯鹰之师吴北江诗以杜、韩为宗，但也经常向人讲解晚清南通范当世的诗。然而伯鹰着眼更高，不限于其师之所授，为诗“根柢《诗》、《骚》，熔合唐宋，而于杜陵、樊川、半山、东坡、山谷诸家尤为用力。所作兀傲莽苍，而又悱恻芬芳，颇能自具手眼”（参见本书附录陈文）。潘受先生作《玄隐庐诗》序（参见本书），评价极高。陈、潘二位皆是近百年传统诗坛名家，与伯鹰先生交谊甚深，其评价无疑是确切的，但老辈论诗只是扼要而言，读者往往难窥堂奥，以下拟从几个方面加以阐析。

    1．多种体式的运用和多种风格的融合

    才力弘富是潘先生诗突出的特点之一，表现在诗中是各体兼工，风格多彩，气象雄奇，波澜壮阔。犹如巨幅长卷之山水画：既有峻岳摩空，飞流泻雪，复有楼台花树点缀其间，烟霞缭绕，变幻万状，美不胜收。又如一首宏大的交响乐章，以黄锺大吕为主调，但杂以清商哀角，天风海涛之气中有缠绵凄婉、缥缈幽微，极哀乐交融之能事。潘先生所作各体诗无不精工华妙，但全集中最占篇幅也最见才力的是古体诗，诸如汉乐府民歌风格，以阮籍、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古诗风格，以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唐宋古诗风格，以王维、高适、白居易为代表的七言歌行风格，《玄隐庐诗》皆兼收并蓄，融铸烹炼而为己用。其次为五七言律诗与绝句，学老杜、李义山、杜牧之、黄山谷、陆放翁诸家之长，沉郁雄浑兼以清丽俊逸、兀傲劲折。比较而言，成就最高者为古体，次则为七律、五律，绝句虽未用全力，亦不落凡近，时见佳章隽语。这是概而言之，当分别论述，兹先看其古体。

    昔贤教人学诗，必先从古体入手，使气格高浑、笔力健举，然后再学近体，可免纤弱卑靡之病。潘先生走的是正宗之路，《玄隐庐诗》存诗共1099首，笔者统计，五七言乃至杂言古体诗共305首，多为数百字至千言长篇，这在现当代诗人别集中，颇为罕见。青年时代作品即以五七古为主，诸如《赠孔才》、《戏赠稚鹤》、《排闷》、《纪梦》、《中秋与峙南游中央公园子夜始归》、《同学诸公及余七人共摄一影作歌题之》、《贺孔才铸印歌》等篇善学太白，豪情逸气充溢于字里行间，不可遏抑；《白纻词》、《晨起独往万泉河冰嬉观沿岸木稼》以跳舞、滑冰之新题材入诗，思致奇幻，琢语瑰丽；《秋怀》、《枕琴轩诗》、《赋鼓吹曲名三首》、《读陶诗》等五古融合汉乐府与陶、阮诗风，苍凉高古中有英风壮采；《女挽车行》、《读阮将军家传为友人作》、《妻弟何理之于余被逮之次夕追至沈阳一见而别感赋》、《被囚杂诗》、《六先生诗》、《拾煤核》诸篇神似老杜，沈郁悲慨，皆可见诗人思想与诗学工力之早熟，风格之多姿多彩。卷一、卷二中诗为1919年至1932年春间作品，潘先生年龄从16岁到29岁，而对历史与现实感喟之深，则俨若饱阅沧桑之老人声口，篇章字句亦锤炼完美，无懈可击，这种高度只有天才与学识两臻其胜的诗人才能达到。

    壮年时的潘先生避日寇之祸，奔走流离，阅历愈丰，古体诗的题材随之愈广，精品力作层出不穷，势难遍举。而这种写古体大篇的创作力一直保持到临终之前（卷十二的《黄生爱马行》、《坠马行》、《江苏嘉定县古银杏歌》诸篇可证），未见一般老诗人的颓唐衰飒。与早期作品有所不同者，五十年代以后诗多寄寓深刻的哲理，容下文专作论述。先生古近体诗的语言特色为典雅高华，但也有清朗晓畅、无劳作郑笺者，如七言歌行《听刘宝全鼓词作歌》，描写民间老艺人说唱鼓书，极为生动传神，堪与白乐天《琵琶行》媲美。此诗开篇以抗战期间隐居索寞的环境略作烘托，中间写刘宝全表演时的形象、神态，写歌声与情感的悲欢喜怒出于肺腑，写鼓与弦索乐器伴奏的紧密配合、浑融一体，皆不用任何典故，笔下如生龙活虎。结数句抒发感慨，不离乱离生活的背景，倍觉情境苍凉。同样纯用白描的如《诸儿喧哗作剧》，篇幅不长，为免读者查索之劳，不妨一引：

    铎男九岁日跳踉，迟睡懒起挥拳狂。惯将书册掷满房，纸裁小燕迎风翔。弟弟顽劣不可当，贪馋好哭溺一床。往往攀登书桌子，滚地泼叫污衣裳。小妹乖巧四岁强，劝爷莫怒来爷旁，为爷歌唱声琅琅。惟有痴騃小珠子，双拖鼻涕三尺长。读书似以水沃石，潜走出门奔鹿獐。温依文褓最小女，举体浑圆肥且香。吁嗟汝长亦溷我，何以解忧惟杜康。

    诗中写家里几个男女小孩，性格或顽劣或乖巧或痴騃，笔调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表现了诗人兼为小说家刻画人物的长技。结句有慨于儿女众多，不堪烦剧，无可奈何之际惟有以酒解忧，而全篇充溢父亲的慈爱，诗味醰醰，化工之笔也。

    清人叶燮《原诗》论杜甫诗，“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而陶铸之者”；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于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又谓“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力而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苏轼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但笔者以为，老杜五七言古体与律诗诚能凌跨千古，昌黎与东坡之古体诗继老杜之轨，且有新创，律诗则远远不及。专就古体而言，老杜之前有太白，诗风神化莫测，叶燮置之勿论，大约是因李诗想落天外，不易为后人学步。潘先生之师吴北江作古体诗即重点学杜、韩、苏三家，运以桐城古文之法，挽硬盘空，奇句叠出，而潘先生取径更广，早年诗颇有太白的凌云仙气与绚烂的藻采。复观吾友徐君晋如评《玄隐庐诗》云：“凫公才气、句法均近东坡，早岁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叶。复以遭际之酷，远过长公，所作尤能摇荡性情。若《女挽车行》之纪底层女车夫，《拾煤核》之纪贫儿惨境，悲天世，纸上如有喑呜之声。中年颇参庄、释，心事渐归平淡，而世变愈亟，辄发以幽回要眇之诗。……诗境晚益苍，《过梅村桥是故人乔大壮自沉处》云云，思深情挚，含有馀不尽之意，集中扛鼎之作也”（《二十世纪诗人征略》，未刊稿）。从题材之丰富、境界之弘阔、无事无意不可入诗这一角度来看，潘先生诗确如东坡之“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然东坡每有粗率之句，步骤流利而乏顿挫；潘诗则百炼精金，古体大篇无一懈笔，七律更在东坡之上。与昌黎相较，缒幽凿险、戛戛独造之巨力似有不及，但无昌黎诗之槎枒怪异。盖潘先生取精用宏，不限于杜、韩、苏，复能结合身世遭遇以发抒情志，自成面目，绝非一家之体格所能概括。故潘受先生称其“上继风、骚、汉、魏以来古典现实主义传统，转益多师而发扬之。非唐非宋，亦唐亦宋，不求与杜、韩、苏、陆合而自合，不求与杜、韩、苏、陆异而自异”，是确切的评价。“合”，是人文精神、君子品格千古相通，也指诗作某些风格特点相似；“异”，是指时移世易之后，诗人面对现实产生的情感必然与古人不同，艺术个性也必然有其独创之处，这也是传统诗词生命力之所在。

    潘先生七律，有老杜之沉雄、义山之婉丽、山谷之峭拔、剑南之清逸，而思力之深，每能新辟境界，警句珠联。前文论潘先生思想品格时已引七律多首，可见一斑。再引数章：

    万虑人间总谬悠，此身惟合喻虚舟。枯禅渊默初澄慧，灵雨飘萧更洗秋。坐觉文殊来丈室，欲呼明月共高楼。无心底用安心法，檐角银河自在流。（《万虑》）

    蚁足盘盘转不周，妍姿霸略彀中游。蛾眉尽道生前好，马革惟当塞上留。一掷春红输霡霂，万星磷碧见沉浮。轮台近接华严界，却奈刘郎不掉头。（《蚁足》）

    三载缠疾江海滨，山茶长忆高出群。雾迷丘垤满寒谷，力撑星斗辉孤春。绛葩掩映大屋侧，苍皮想望乔松邻。云霄正直通寤寐，嗟岂初愿逃斧斤。（《梦畲山茶花》）

    《万虑》为早期作品，时先生被诬系狱，处之坦然。诗境一片空灵，大有禅意，通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较之东坡因乌台诗案在狱中寄子由之作，境界高出甚多。《蚁足》作于五十年代初，慨叹人类社会争斗杀伐，如蝼蚁游走于旋转不休之轮盘，同归劫运，不知醒悟。“一掷”、“万星”一联融铸事理与情景，极为精警（“霡霂”，原意为小雨，此喻劫难），诗人以超越之眼光俯观尘世，情极悲悯，得圣人与佛祖之心。《梦畲山茶花》作于卧病之晚年，通篇托物寓志，描绘茶花兀傲不群，即诗人品格气节之写照。八句皆用少陵、山谷之拗体，古音落落，更能表达沉雄悲壮的情感。

    晚清朱庭珍《筱园诗话》云：“律诗谋篇，贵一气相生，词意浑成，精光熊熊，声调响亮。用笔则贵有抑扬顿挫，开阖纵擒之奇。造语炼句，则贵生辣警拔，力厚思沉，又须无斧凿痕迹，虽炼而不伤气格，乃为上乘”，潘先生七律中精品即如此。佳联警句极多，略举若干：“艰危愈痛轻谋国，烽火安能废读书”、“更觉天寒怜翠袖，剩缘风急念神州”、“苦为鸿毛窥薮泽，真从蚁穴视侯王”、“乱里眼须江水洗，春来心待故人温”、“落落昌诗犹数子，沉沉观变赖双眸”、“兵尘六合谁蛮触，风雨重阳自古今”、“樽前窈窕人如画，楼外凄迷夜未央”、“读史渐能忘蜀魄，论心歘欲看吴钩”、“沉魄犹疑翻月旦，素心自古立风标”、“方策番番吴越史，沧波渺渺凤麟洲”、“鹏天鲲海连宵梦，汉武秦皇六月蝇”、“颇疑秽史涵良史，未觉尘心损道心”、“愚忠但欲诛骄虏，至隐谁能意圣人”、“不须抚髀伤驰马，久已垂胡乐应牛”、“醉忆杨妃花露润，老知欧冶剑芒寒”、“化鹤城乡非夙昔，犹龙身世自迷离”、“无语祗疑相见怯，长颦宛为再离添”……诸联之最大特点，是有出句后对句之灵变莫测，将看似毫无联系之古今人事、景物节候在两句中对举，刚柔互补，虚柔交融，诗中有此一联，则神采顿出，玉照玲珑。盖自唐代律诗定型以来，千载诗人无不在此体着力，诗集中五七律所占篇数最多。七律八句五十六字，看似易为，俗手亦摇笔可就，实则极难精妙。其章法、句式、对仗、用字都须讲究，尤注重藻采、声韵与情境之和谐配合，写作时有种种禁忌，老杜以下，七律圣手并不多见。《玄隐庐诗》中七律共367首，大多数为精品，若干应酬之作亦工稳雅切，颂祷得体，无一草率，创作态度之严谨，胜于历代诸多名家。至其五律与绝句，总体成就较古体与七律稍逊，然亦不乏佳章，俯拾皆是。五绝如《题何学愚〈苍回阁图〉，其师冯君木所命名也》：

    山翠如岚合，烟岚深复深。劫灰埋不尽，惟有读书心。

    诗作于乱世，短篇中寄托遥深，感怆不尽。人类求知向上，不能不读书，此即追寻真善美之心，恶势力岂能毁灭乎！类似的感慨如七绝《晨闻邻家儿读书》：

    广乐钧天梦久遥，成连一去孰重招。荒烟凄雾弥秋宙，彻耳元音破寂寥。

    二十八字中境界深广。儿童为人之始，童心纯朴，读书之元音冲破弥天烟雾，诗人对未来寄以希望，言外有无穷之意。讽喻之作如下引数篇：

    翠羽寒柯怪石边，深秋依倚老苍烟。却疑输与能言鸭，缩项严风尽默然。（《稚柳以其墨画山水花鸟等装为一卷，为题数首》）

    堤上茅亭牛转盘，堤边龙骨不曾干。姚黄魏紫都仙品，未抵田家黑牡丹。（《即目》之五）

    花鸭凡材不待求，高名填鸭出幽州。何知明日身膏鼎，争泛春塘万玉浮。（《后即目》之十二）

    诸诗作于狠批知识人士之年代，托物以寓悲愤，弦外音传，读者可悟。

    2、诗人之学与诗中之理

    孔子言《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读《诗》“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可增长学问；《楚辞》中屈子诸篇，可见学养之博。至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李义山使事典奥，诗人多重视读书，为诗之用。清代集历代学术之大成，自清初钱牧斋、顾亭林、吴梅村至清末诸多流派之诗人，皆学养丰厚，诗亦远越元明，陈衍称“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民国诗坛作手多为学者，承清人之绪，以群经子史为根柢，融合佛学乃至欧西学说，兼通书画金石，凡大家无不诗风博雅。叶燮论诗曰“才、识、胆、力”，而以识为先，识即从学出（参见《原诗》）。朱庭珍言诗人以培植根柢为第一义，根柢之学，首重积理养气。积理“谓读书涉世，每遇事物，无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长识力耳。勿论九经、廿一史、诸子百家之集，与夫稗官杂记，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而又随时随地，无不留心，身所阅历之世故人情，物理事变，莫不洞鉴所当然之故，与所读之书义，冰释乳合，交契会悟，约万殊豁然贯通，则耳目所及，一游一玩，皆理境也。积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诗之际触类引申，滔滔涌赴，本湛深之名理，结奇异之精思，发为高论，铸成伟词，自然迥不犹人矣”（《筱园诗话》）。民国间诗人、学者徐英（澄宇）亦云：“仲伟《诗品》，极言用事之病。然自子美之后，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弮，以当市肆万人之观，必不可也。然则古诗用白描，自六朝以降，多用典实，至唐而用事之风益盛。居今日而言诗，专主清空一派，太羹玄酒，鲜不厌其寡味矣。且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无以出之，其势不得不变。然隶事非博学莫能。夫读书非为诗，而学诗不可不读书。不读书则诗识不高，不读书则诗力不厚，不读书则诗学不富，不读书则诗思不雅”（《诗法通微》）。以上所引，分论诗人读书积学与思理识见之密切关系；亦可知从上古到近代诗人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学问，是文明和智慧积累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所谓诗人大多平庸鄙俗，正因其漠视传统，废书不读，无学养即无识见也。

    潘先生少年从师，饱读经史；晚年养病，则游心老、庄与佛学，结合阅世之体验，深悟人生与社会以及宇宙自然之理，诗中颇多卓见，远越时流。如《拟古三首》其一：

    鲛人积辛苦，泻泪凝明珠。承之水晶盘，奉持为君娱。玉手亲椟藏，何缘弃泥涂？饥不可当食，寒不能为襦。光彩徒浮薄，致用良区区。善谢婵娟子，用舍各自殊。笄珈簇象服，此物在所须。愿留耀君首，勿待他时无。

    聪明才智之士以毕生心血创造精美之文学艺术或形而上之思辨哲学，若以实用主义观点看待，则饥不可当食，寒不可为衣。但人若无文化无思想，则粗野鄙俗，不能上臻真善美之境；国若无杰出之文学家、艺术家与思想家，不足以立世界大国之林。故人文实为冠冕，诗更为文学殿堂之明珠，诸如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皆不可或缺；哲学则为人类抽象理念之结晶，为指导一切人文与自然科学之原则。诗虽首重言志抒情，但往往含有人生宇宙之哲理。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云：“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论断颇为精辟。潘先生此诗仿汉乐府，以优美生动之譬喻说理，情词委婉，实为对当时蔑视毁弃精英文化者之讽喻。

    飞蚊能害人，人乃谓之毒。试且作蚊观，人毒弥以酷。彼蚊亦苦饥，人血满其欲。万彙更相杀，生死如转毂。因思草木折，流液痛如哭。吾悲六合外，一气千刺促。岂难穷物理，泯此倚与伏。近来出宇宙，奔星去亦速。积微至广大，一线倘可卜。虽然岂不遥，愿力吾久笃。（《蚊》）

    人类社会斗争之毒，酷于飞蚊，几千年来互相仇杀，强弱消长，造成朝代更替、国家兴灭，报复循环，永无清平之日。人类更向大自然巧取豪夺，贪得无厌，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必将毁灭人类自身。诗人因此寄希望于人世消除杀伐，和平利用科技，到地球外的宇宙星空寻找安居之所，其情极悲而识理透彻。

    汉武黜百家，猥曰崇儒术。儒术何尝崇，刘社忽然屋。生民有智慧，卮言固日出。孰谓川可防，一掌何碌碌？人心岂有穷，得陇又望蜀。箝民期自延，适以为自促。彻也苟长存，秦亡胡尔速？（《读书》六首之三）

    古今一何远，政制屡变更。中有不变者，玄化所以成。以不变为变，变者乃其形。杀伐取天下，礼乐饰太平。礼乐为杀伐，虽杀无恶声。谁能执此枋，庶得王者情。谁能达此谊，庶称通儒名。（《读书》六首之五）

    上一首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专制手段，利用儒学以巩固其统治，何尝真行孔孟之仁。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箝民期自延，适以为自促”，秦皇汉武之统治虽有时间长短之不同，终被推翻。下一首言古今政制屡变，而统治者谋求权力以遂其私之本质不变，“玄化所以成”，是天地生成人类的私欲，故不能根除。统治者只要能以礼乐文饰政治以安天下，不是兽性的野蛮杀伐，就勉强称得上王者之道；谁能识得此中奥义，就可算通儒。《读书》第二首云“呜呼青简言，万窍纷调刁。茫茫百代下，利用随所操”；第四首云“篝火与狐鸣，万古一图箓。深机托戏言，安知独非仆”，都是诗人饱读经史、观察时世后深刻的洞见，是对人性恶的透彻了解，由此也可见儒家以礼乐文化改造人性的艰难和情感的悲悯。

    邻家笼好鸟，晴日啼绵蛮。温风吹送之，悦耳如管弦。芸芸一世人，谁其解鸟言？夺我山林乐，困之君屋间。吐我郁怒音，顾谓博君欢。指我非子规，良无血斑斑。会须山竹裂，变化云旗翻。君其喻消长，微禽识机先。（《好鸟》）

    “好鸟”喻知识人士困于政治樊笼，思想不得自由，人格不能独立。有所谏议，反映民情，则被视为不忠，引发更猛烈的批判。是为当年“反右”运动之真切写照。

    天地不仁行其仁，世主以仁行不仁。大哉洪炉火，万物赴陶甄。仁与不仁间，安所逃其身？庄生喻木雁，老氏言谷神。何以应其机，变化如屈伸。宇宙浩茫茫，巨细相氤氲。生死孰主张，徒劳强为分。吾观三皇五帝巧凌夺，俱朽不若空中尘。（《不仁》）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诗人则认为天地尚有好生之德，万物在弱肉强食之间生生不息，自然进化，即天地之仁道。而“世主”标榜仁义，推行政令却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多为害民，实为不仁。诗人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能遵照庄、老之言韬光养晦，随时势之变化或伸或屈。从宇宙这一宏大的视野来观察，人类社会之互相倾轧如洪炉之火陶甄万物，氤氲一气，历代帝王凌夺而来的功业终将渺若尘烟，无碍天道无穷无尽之运行。这是《易经》中综合儒、道、阴阳家的智慧而成的哲理，诗人读书并结合现实提炼为诗，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真正伟大的诗人不仅仅是善于抒情言志的文学艺术家，而且是悟彻宇宙与人生之理的思想家。其作品求善求美复能求真，非但有真情真性，还能阐发真理。诗有理境，既需要诗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更需要用诗的语言和艺术手法来表达，不同于哲学家的议论。潘先生诗中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多用委婉的比兴、象征，议论与叙事简炼精警，远非宋明理学家之诗可及，近现代许多著名诗家亦未能臻此境界。诗中许多有关历史、政治的思考，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已为当今国家决策、文化复兴的政局所证明，可见潘先生非凡的智慧和识力，也足见诗人积学的重要性。

    3、创作体验：以诗论诗

    《玄隐庐诗》有多首诗谈写诗和读诗的心得，节录于下，以便读者集中观照：

    长歌以当哭，有人呼欲出。吾将呼此人，憔悴芰荷服。英姿挺龙鸾，雅抱蕴珠玉。胡为不自惜，顑颔长局促。见君鬓点霜，见君心转毂。永夜膏自煎，销蚀乃尔速。君悲动我神，君乐动我目。吾将揽子祛，共子慰幽独。鉴影噤无言，此子故为仆。泬寥天地间，自泣馀自读。（《夜检诸诗二首》之二）

    治少乱常多，万禩生民苦。郁勃终难言，尽纳东坡肚。……神州值板荡，风雨正予侮。英豪竞戮力，岂暇更仆数。袖手文苑游，聊堪应桴鼓。……天地坐残缺，乃重女娲补。登高挥古弦，四顾万山俯。斯文等补天，宁惜老空堵。富贵何有哉，无令蝇污麈。……（《行严丈重莅渝州，赐诗三十二韵，举黄远庸、潘力山两君论文往事，以喻伯鹰之谈诗，所以诲勉之意至重，敬次一首》）

    ……自怜幼不学，刻意与争古。汉魏孰颉颃，唐宋孰狎侮？怅望千载间，试为屈指数：夫子《猗兰操》，泠然一再鼓。神游三百篇，冥合水融乳。却忆建安末，陈思称绣虎。当时论诸公，岂不明规矩。独其忠爱心，百折茹复吐。陶阮得宗风，遂以开老杜。幽夐通魂灵，慷慨激心腑。阴霾发电光，神奇出朽腐。若其无根源，关口不得语。解人难强索，貌似终龃龉。岂有跖与夷，竟可相尔汝？四海多英豪，吾愿各得所。文藻壮江山，政赖众擎举。辨渑复辨淄，谁迎抑谁拒？要在广诗疆，仍期固诗圉。经国有大业，何得谓无补？……（《行严丈拓赐诗为四十韵，复以见示，勉再奉呈》）

    ……吾生爱论诗，慷慨无所诎。根于性情真，斯有文字别。取神或遗貌，尚志要重骨。勇猛缘慈悲，缠绵孕刚烈。填胸久万端，适可快一发。试听微笑声，意较怒尤决。纵令辞未安，至精终不灭。……（《奉题陈真如将军诗卷》）

    知言味文字，易若辨寒燠。光气动豪芒，剑锋不可触。鸾翮自腾骞，骥足无刺促。噫嗟千圣心，薪火继芳躅。雄文拄山川，横流赖以幅。剩语必剥肤，精义必入木。人工所穷极，天机接浑穆。云锦成七襄，故仗天孙擢。……（《次韵芝冈呈行严丈论诗之作》）

    诗非求拙非求妍，惟其所可无后先。譬挽强弓较猿臂，一丝未到方知难。……（《与叶监察论诗有作》）

    ……放翁昔有云，工夫在诗外。行止语默间，良亦诗之内。修辞立其诚，直养是三昧。安排神一字，奋迅越十辈。屏息隐虹霓，跨天出肝肺。霏微沆瀣洁，沉着珊瑚碎。当其感至精，千圣通謦咳。优游将自得，毋为惑众喙。……（《庞道鹏赠诗，归舟答之》）

    好诗如幽朋，乘兴辄来访。俗客或相遭，潜逝不可强。峰高雪新霁，海澄月初上。与诗此商略，字字叩铢两。乙乙动沉吟，汩汩愈酣放。横胸万顷泉，间幻瓶笙响。嗟诗能穷人，人亦穷诗象。言志通形神，论世综今曩。仲尼贵修辞，虚明慎勿罔。（《诗访》）

    综合以上诸篇，可以总结潘先生诗歌创作的观念：①诗植根于真挚的性情，这种性情即忠爱仁慈之心，从《诗三百》到曹植、阮籍、陶潜以至杜甫，诗中都融贯着纯真善良的情感，历代薪火传承。②诗情蕴涵于字里行间，不论风格之刚柔豪婉，都应树立志气与风骨，有大仁方能有大勇，“勇猛缘慈悲，缠绵孕刚烈”。③诗人当如孔子所言“修辞立其诚”和孟子所言“善养吾浩然之气”，在诗外下工夫，道德行之于生活实践；有独立的人格、高洁的操守，“憔悴芰荷服，英姿挺龙鸾”，优游自得，不为世俗所惑。④作诗要精思、要锻炼，思力要深刻，穷诗之象；但不刻意追求外在风貌的古拙或妍丽，而是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情感。工力深湛之时，灵感妙悟（天机）触绪纷来，诗情如泉之酣放，诗中有光气、有锋芒，诗人的神思驾驭笔墨，自由飞骋；天机与要写的事物浑融一体，诗篇即如七襄云锦之美。⑤乱世中的诗人应关心国家危难与生民疾苦，以诗歌振奋民族精神；并希望众多的诗人创作诗篇，明辨善恶，弘扬正义。如同曹丕《典论·论文》所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自有其宝贵的价值。潘先生毕生爱诗如命，《夜检诸诗》和《诗访》用拟人手法，将抽象的诗情与嗜诗的心理描绘得活灵活现，“吾将揽子祛，其子慰幽独”、“嗟诗能穷人，人亦穷诗象”，以生命为诗，诗也成了诗人精神的支柱。上述种种观念，无一不体现于《玄隐庐诗》的创作实践，诗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完美交融，人品与诗品高度统一，这正是潘先生之诗为夫人和友人所珍重，并深深感动读者的原因。

    创作之外，潘先生还极擅吟诵，令人歔欷陶醉，这在潘受先生《序》中有真切的感受与描绘，《玄隐庐诗》中亦有自述并评论诗友曾履川的吟咏之美，本文不一一论列了。

[四]结  语

    本文开篇认为潘伯鹰先生堪称现当代传统诗坛大家。评判大家的标准如何？古今中外诗论家都有论述。朱庭珍《筱园诗话》对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以及一般诗人作具体的比较：“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纷飞；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洞天仙都，弹指即现。其中无美不备，无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盖才学识俱造至极，故能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孟子所谓‘大而化，圣而神’之境诣也。大名家如五岳五湖，虽不及大家之千门万户，变化从心，而天分学力，两到极高之诣，气象力量，能俯视一代，涵盖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耳。名家如长江、大河、匡庐、雁宕，各有独至之诣，其规格壁垒，迥不犹人，成坚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象，兼有众妙，故又次之。小家则如一丘之壑之胜地，其山水风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悦目，特气象规模，不过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观，及重岭叠嶂，千崖万壑，令人游不尽而探不穷也。然其结撰之奇，林泉之胜，尽可擅一方名胜，故亦能自立，成其家数也。若专学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并无本色，以及杂仿前贤各家，孰学孰似，不能稍加变化者，虽有才笔，皆不得谓之成就，只可概谓诗人而已，则又小家之不若矣”。朱氏以为，“古今合计，惟陈思王、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可为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时。若左太冲、郭景纯、鲍明远、谢宣城、王右丞、韦苏州、李义山、岑嘉州、黄山谷、欧阳文忠、王半山、陆放翁、元遗山，则次于大家，可称名大家。如王仲宣、张景阳、陆士衡、颜延之、沈隐侯、江文通、庾子山、陈伯玉、张曲江、孟襄阳、高达夫、李东川、常盱眙、储太祝、王龙标、柳柳州、刘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刘文房、李长吉、温飞卿、陈后山、张宛丘、晁冲之、陈简斋等，虽成就家数各异，然皆名家也。”其它如刘祯、张华、潘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并中晚唐之郎士元、钱起、贾长江、元微之、李庶子、郑都官、罗江东、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圣俞、苏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分，其余旁支别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数论，只可统名曰诗人而已。某家在某一朝代可称大家，如明代高启，但合古今统论，则为名家。“盖上下千古，不比一时一地、一朝一代之较易雄长也，成家岂易言哉！”朱氏判断何人为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或可商榷，尤其是大名家与名家之界限不易划分，若干诗家的位置尚未必被后人公认，但依据诗家的艺术成就分类，大体确切。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大诗人的条件》一文中，引述英国诗人奥登的论断：“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才行：①他必须多产；②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范围广阔；③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炼风格上，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④在诗体的技巧上，他必须是一个行家；⑤就一切诗人而言，我们分得出他们的早期作品和成熟之作，可就大诗人而言，成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老死。”余光中认为“这五个条件也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并举中外诗人之例以分析论证。奥登论诗，是从创作艺术上全面提出要求，而当代老辈学者周振甫则着眼于诗的思想性，以此分辨诗品的高下：“由诗之源以求乎上，诗人之作思深意远，苦心焦虑，情系家国，恫瘝在抱而不能已于言者，其言则关乎世运，系于民生，如屈原之《离骚》，恫宗国之危亡，哀民生之憔悴。如杜甫之‘三吏’、‘三别’，伤唐代之衰乱，悲人民之血泪。以第一等怀抱，抒爱国忧民之情，而其艺事之精能，或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或则声情并茂，摇荡性灵，斯为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于国族危亡世运隆替之际，常能遇之，不局于汉魏六朝与三唐也。文山之作，亭林之篇，下及人境庐之诗，于中往往遇之，皆足以振荡人心。此仆所谓取法乎上，由诗之源以求之也”（《棕槐室诗序》）。周先生的看法，实已代表两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界、学术界的主流观念：论定某家的创作成就，要综合考察，首重其人的思想品格，观其言还要察其行。参照上述诸家提出的标准来衡量潘伯鹰先生的诗作，可得出以下结论：

    1、潘先生处于祖国危亡、黎民多难的时代，以第一等怀抱，抒发忧国忧民之情。在极左时期对现实的真切反映和深沉思考，显示其独立人格和远见卓识，迥越时流。

    2、潘先生学养广博，有多种文学艺术才能，在继承历代诗歌精华的基础上变化创新，自成风格。《玄隐庐诗》各体兼工，才力雄健，气象宏阔而意境深邃。

    3、潘先生创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青年时代作品已趋成熟，中晚年作品愈加精进，至老不衰。存诗数量丰富，其中大多数皆为精品，小部分作品亦很少粗率之笔，总体质量很高。

    4、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与潘先生年辈上下的诗人中不乏名家巨子。笔者披阅近百年名家诗总集、别集数百种，读诗数十万首，纵横比较，像潘先生这样人品与诗品统一、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德艺双馨、始终一贯的大诗人，可谓凤毛麟角。若与朱庭珍所论千古大家、大名家相较，潘先生的成就或许还要经过更长的历史检验才能论定，但在二十世纪传统诗坛，称为第一流大家，当之无愧。

    （本文作为笔者主编“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别集丛书”中潘伯鹰《玄隐庐诗》的前言，该书已由黄山书社2009年出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