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平坟官员的罪与罚
作者：赵法生（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
原载：中国民族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13日


    在经过了河南省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个中原文化大省的数百万座祖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被平掉，其间不仅遇到了民众的抵制，也遭到了网络的声讨。然而，这些质疑声言犹在耳，春节之前，仅在周口市，百万座被平掉的祖坟却在一夜间重新隆起，其中的突然性和戏剧性令人深思，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圆坟事件的出现具有多重原因，舆论界的支持和有民政部有关丧葬新规只能说是助缘，复坟运动的最为直接的动因，乃是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信仰的力量。
    
    中国人信什么？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颇为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传统国人的人生信仰与儒教息息相关，是在三千多年的儒家教化和熏陶中最终形成的。尽管儒教在它的祖国依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词汇，但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却一直将儒教列为世界十大宗教之一。在日本和南韩，儒教一词的使用频率似乎高于儒学，他们把中国看做儒教国家的想法从未改变。在东南亚和港澳台，众多的儒教组织发展迅速并在公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儒教这一词汇在某国受欢迎的的程度与其现代化水平成正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教是与基督教和佛教等制度化宗教没有差异。但是，儒教有其确定的人生信仰，这一点，河南复坟事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点。
    
    中国青年报记者最近调查了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逊母口镇陶母营村王氏家族墓地的复坟情况，该墓地的166座坟墓在平坟运动中全部被王家人夷为平地，但在大年除夕前一天，它们又迅速被王家人自己又恢复起来。按照当地传统，农历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各家要“请神”，即将自己先人的魂灵请回家过年；等到农历正月十五再将先人魂灵送回墓地，也就是“送神”。自1644年王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移至此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正是历史悠久的请祖宗回家过年的传统，诱导了王家人的复坟冲动。
    
    其中一位王氏干部跪在自己亲手堆起的父母的新坟前，点燃红蜡烛，进行了虔诚的培土祭祀，并请求父母在天之灵原谅，因为父母的坟头正是不久前他本人亲自平掉的。平坟后，一种愧疚感时时催逼着他。父母的遗像在弟弟家中供放，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祭拜赎罪。曾有老人当面责问他：“你这个不孝子！我死了埋哪儿？”他也常到早已变成平地的墓地上沉默不语。他终于等来了腊月二十九王氏族人集体商量后的圆坟举动，那天不仅年轻人出动，一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现场，眼含泪花向新坟培上几铁锨土。
    
    一位王氏族人对记者说，王家自从恢复高考以来已经出了40个大学生，这是临近三个村庄的总和，王家认为这都是祖宗的保佑所致，他们不能想象没有了祖坟的王家人会是什么样子。他对记者说，大不过再平掉，等清明节再圆坟，老王家的魂不会散的。
    
     周口市陶母营村王氏家族墓地的复坟过程，对于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中国一向没有基督宗教式的的一神教，这使得儒教信仰在许多近代学者那里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但是，如果撇开一神教的有色眼镜，就不难看出传统中国人其实也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人生信仰，而祖先崇拜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已发现的最早文字甲骨文中，有大量殷王祭祀和占问祖先的卜辞，殷王认为祖先不仅可以保佑他们，也会降凶降灾，他们将许多疾病看做是祖先的惩罚。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早的祖神崇拜的证据。
    
    祖先崇拜显然伴随着灵魂不死的观念，墓祭则是祖先崇拜的重要祭祀形式，平民墓祭的出现说明祖神崇拜已经扩张到民间。墓祭在历史上究竟出现于何时，学界上有不同意见。曾有学者认为墓祭出现于汉明帝之时，但根据《礼记》，自称“东西南北人”的孔子已经为父母修建坟墓，则墓祭的出现不晚于春秋末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平山县发掘出的古中山国古坟墓示意图证实了春秋时期已有坟墓和墓祭的看法，说明墓祭在我国至少具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家庙祭祀曾经在历史上更受重视，那里供奉着写有祖先姓名的神主牌位，这是墓祭所没有的。但是，在近代以来，经过近代革命的冲击，绝大多数家庙宗祠已经被摧毁，墓祭便成为祖灵祭祀的唯一场所了。
    
    除祖先祭祀外，历史上还逐渐形成了记录祖先谱系的家谱，记载祖先训示的家训，世家还形成了自成系统的家教，以及以姓氏为基础的宗族自治组织。这样一个宗族文化系统的精神基础正是祖神信仰。中国人历来相信祖有功而宗有德，敬宗法祖也就成为普通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信念。
    
    当然，儒家的人生信仰绝不仅限于祖灵崇拜，正如古代遍布于百姓之家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所表明的，传统儒家人生信仰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其中的“天地”代表着对于天人之际的形上追求，“君”代表着国家认同故辛亥革命后为“国”所替代，“亲”即父母先祖，“师”则是道统之传承与寄托。
    
    此一信仰系统还有一个更为简洁明晰也更为古老的表述，就是《大戴礼记》和荀子都提到的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其中的圣贤相当于“师”，三祭去掉了“天地君亲师”中的“君”，比“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出现更早，乃是原始儒家对于人生信仰的最早归纳，其影响国人的精神至深且远。
    
    那么，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何以单单要祭祀此三者呢？《大戴礼记》的《礼三本》解释说：“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 也就是说，天地乃万物生化之本，古代儒家又常常以天地比喻为人类的父母，所谓天生之而地成之；先祖是人生命的直接给予者，是人作为万物之一类的来源；圣贤则是社会秩序和教化的奠定者，是人类精神力量的赋予者。没有以上三者，自然与社会就失去了本原。这就清晰地表达出，原始儒家是从报本反始的角度，反思天地万物与社会文明的终极来源，才最终将儒家祭祀的重点选择在这三种对象。
    
    如此一来，在其他文明看来杂乱无章的传统儒家信仰，其实自有其理路而且颇为严整的。中国人的信仰伊始就没有走向耶和华式的一神教，古代圣贤在原始反终的省察中追溯自然、人类与文明的缘起，并以此确定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方向。此一系统似乎遵循着理一分殊的思路，它既追溯事物根本上的一致，但又按照事物本身性质的差异做了分疏，以天地为万物之本原和最高的形上实体；人作为类存在显著不同于其他自然物，敬宗法祖体现的人的类意识的自觉；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制度建构和精神的形成，这自然是圣贤的功劳。天地、祖宗和圣贤就这样成了儒家精神眷注和皈依的对象。这三者自然是相互关联的，但各自不同，这就形成了儒家信仰的层次性和统一性，并没有因为宇宙万物之一本而忽视其差异，显示了明显的类的意识，体现了清晰的人文理性和自觉。
    
    在此一系统中，天地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万物的终极来源；圣贤则是通达、践行并宣化天道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天道的代言人。相形之下，祖先似乎缺乏其余二者的荣耀，其实不然。祖先祭祀在儒家人生信仰中居于特殊地位，这是由儒家道德的特征所规定的。
    
    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切终极性的反思与追寻都是为了成德的目的，而儒家道德教化的基础是家庭，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仁爱始于家”，正是此一观念的明确表达。儒家道德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彻地通天，但根系却深埋于家庭，核心是孝悌之道。参天大树全靠根本来涵养，所谓本固枝荣。由此而见出祖先祭祀和祖神崇拜的重要意义了。
    
    儒家信仰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它以天人之际的追寻为指归，以圣贤之道为中介，却以孝悌之道和敬宗法祖为根本。此一信仰绝不如近代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肤浅，它通向无限的宇宙生化的终极本原，自有其玄远和高深；但它确实又是自然而平实，切入人伦日用，它是接地而又通天的。“不离日用伦常外，直造先天未画前”，易学家邵康节的诗最足以描述此一胜境。“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所称赞的君子人格，正是此种人生信仰的结晶。
    
    至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于祖神崇拜的意义作出过多的解说了，它是儒家信仰和儒家道德的根，摧毁传统文化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毁伤此一根系，如此，传统文化的大厦自然会轰然倒塌。
    
    这正是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革命家们所毕生从事的事业。五四中的激进思想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传统文化与其专制糟粕一起打倒，是一种思想失误；文化大革命将其演变为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逼迫人们自觉祖坟，让父子揭发，夫妻相斗，是丧心病狂，违背伦常，是中国人的文化自杀，其结果必然是自毁长城。
    
    反观中国历史，有过三武灭佛，却从未有过政府发动的平坟运动，何以如此？儒家所倡导的敬宗法祖已经成为中国全民性的人生信仰，其普及性和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佛教和道教，成了传统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核心。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可以不知道佛陀，可以不知道道德经，但是，他不能不对父母尽孝，不能不祭祀和敬畏祖先，否则，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资格。丧失了这种资格不打紧，更重要的是，这个连祖宗都不要的中国人将会走向何方，已经不言而喻了扒祖坟的结果只能是道德崩溃和民族的流氓化，这是中国文化的逻辑使然，是儒家义理的必然。
    
    当代中国人缺什么？连普通的老百姓也已经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信仰。河南省的强制平坟运动，正是在以政府公权力无情摧残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唐代法律将欺师灭祖列为十恶不赦之罪，这是对于那些逼人平掉祖坟者的公平定罪。
    
    河南平坟事件应该令每一位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反思，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三年十余年，这种文革式的倒行逆施会再度上演？它难免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怀疑文革是否真的已经结束，及其死灰复燃的深层原因。否定文革不应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否则就是巫师式的的思维。我们不能不痛切地意识到，由于对于十年内乱缺少全民性的反思和忏悔，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才有河南平坟事件的出现。
    
    但是，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闹剧，除夕前一天，平民百姓从心底萌生的请祖宗回家过年的一丝真诚冲动，让大权在握的官员们的努力眨眼之间成了泡影，这一冲动正是三千多年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河南复坟是信仰的胜利，是文明的胜利，是人性和人道的胜利。
    
    这次自然也需要有人反思，不过，反思者应该是那些漠视传统文化和法律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员们。他们显然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数千年间形成的信仰力量。对于仍然沉醉于强权即公理的文革式思维中的地方官来说，谈论信仰可能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他们除了手中的权力什么也不信。但是，历史再一次证明这是一种无知和无明。老子早就告诫人们，柔弱胜刚强，天下最柔弱的是水，但“攻坚莫之先也”。这正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道的力量。这一力量如此柔弱，但又如此坚强，那位王姓族人说了，他们依然可以再次强迫平坟，大不了到清明节时再圆起来，这句平常话足以破解一切权力拜物教的虚妄与悖谬。
    
    文革的时代环境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民主、人权和信仰自由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权力应该关进笼子，回归本位，服从于民意，这就是河南强制平坟者们应该收获的教训。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