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再论政治儒学 
作者：蒋庆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2-1 
版次：1 
页数：384 
字数：300000 
印刷时间：2011-8-1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印次：1 
ISBN：9787561786147 
包装：精装 



编辑推荐 



     蒋庆先生是当今中国最有争议、最为孤独的大儒家。 


   《再论政治儒学》是蒋庆先生当年风靡文坛的《政治儒学》之续作，七年砥砺，大有十年磨一剑之功力。 


   《再论政治儒学》勾画了一代新儒家的惊世梦想：虚君共和制，太学监国制，儒教三院制 



内容简介 



    《再论政治儒学》是蒋庆先生《政治儒学》续篇。《政治儒学》依儒家今文义理，从儒家王道政治、儒家宪政制度以及儒家宪政制度安排三个方面谈政治儒学之理想。本书亦复如是，历经七年砥砺，因应时势变迁加以开拓损益。 


    概观本书，所新益者有二： 


   （1）仿宋人太极图说推衍王道图说，以天地人三才之立体统摄说最终确立王道政治的形上基础； 


   （2）发“太学监国制”及“虚君共和制”新说，最终确立其儒教宪政制度平衡结构。 
    所充实者有四： 


   （3）区分“强势议会”与“弱势议会”，完善儒教议会三院制的运作结构； 


   （4）加强了王道政治与共和政体的理论联系的阐述，此谓因应时势； 


   （5）加强了王道政治与历史合法性的理论联系的阐述，此谓开示道统； 


   （6）论“以中国解释中国”，在根本上强调了中国文化在直面世事、调伏相搏之际的绝对主体性地位。 


    简而言之，作者以《再论政治儒学》，巩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基础，调整了政治儒学的具体制度的运作结构，完善了政治儒学的理论阐释，划定了政治儒学的言说底线，灵活而绝对坚定，保守而大度开放，温和但不乏进取，锋芒毕露然微词所见。 



作者简介 



    蒋庆，1953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翻译有《基督的人生观》、《自由与传统》、《当代政治神学文选》、《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目录 



序 
     
     
上篇 


王道政治与议会三院制：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儒教宪政的议会形式 


一、“历史终结”背景下“中国政治”的重建 
二、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三、王道政治与共和政体 
四、王道图说 
五、儒教宪政与历史合法性 
六、政治合法性问题与议会三院制 


中   篇 


太学监国制与虚君共和制：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与儒教宪政的国体形式 


一、关于“太学监国制”的思考——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 
二、“虚君共和制”的宪政功能与时代意义——儒教宪政的国体形式 


下篇 


“政治儒学”对当今时代问题的响应 


一、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 
二、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三、论“以中国解释中国” 
四、再论“以中国解释中国” 
五、王官学、政治保守与合法性重建 
六、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 

  


序 



    二零零三年，余《政治儒学》出，不意畅销士林。至今，儒家之有“政治儒学”，已广为世人知晓矣。在《政治儒学》刊出后之七年中，余对“政治儒学”之思考，从王道政治之理念到儒教宪政之理念，从儒教宪政之理念到儒教宪政之制度安排，已形成基本理路。此外，七年中余亦偶应世之所邀，随缘讲学论学，广陈“政治儒学”义理，已积而成帙矣。是故，余今将七年中对“政治儒学”所思之文稿，都为一册，分类润色，名曰：《政治儒学.续编》，刊行于世。私心所望，世人对“政治儒学”有更广泛更深入之了解也。 


    在我看来，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之问题是“福山问题”，即：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否突破福山所说的“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没有另外的路，未来人类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的完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简单很容易：在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制度。然而，如果我们不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复杂很艰巨：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独特的中国式宪政制度。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宪政制度才是独特的中国式宪政制度？正是为了响应这一“福山问题”，我遵循“政治儒学”的理路，按照“王道政治”的理念，提出了“儒教宪政”的构想。所谓“儒教宪政”，就是“中国式宪政”，说具体点，就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宪政，也就是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发展之路。也即是说，我提出“儒教宪政”的构想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使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不能只有一种可能，即不能只有“再西化”的可能。但是，我所提出的“儒教宪政”是否就是“中国式宪政”？是否就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宪政？是否就是人类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发展之路？不是我自己能判定的问题，需要中国关怀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共同来参与思考，从而共同来做出判定。因为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是私人信仰的问题。如果我提出的“儒教宪政”通过中国严肃学者们的判定不是“中国式宪政”，或虽是“中国式宪政”但并不可欲，即不是人类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条可欲的中国政治发展之路，那么，我则非常乐意看到当今中国有文化意识与学养深度的有创造力的学者提出真正可欲的“中国式宪政”，为人类开出另外一条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可欲的政治发展之路，以真正解决“福山问题”。当然，对“福山问题”认为不是问题者，上述所有问题均不成为问题，吾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学者们同意我对“儒教宪政”的基本构想，但不同意我对“儒教宪政”的一些具体制度安排或者说方案细节的看法，而提出批评指正，或提出替代方案，则正是我之所求。因为建构“中国式宪政”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决非本人私事，而且只有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参与“中国式宪政”的思考、讨论与建构，“中国式宪政”才有在中国建成的可能。况且，本人关于“儒教宪政”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在听取学界严肃批评后做出了修正的思想，这些修正后的思想使“儒教宪政”的构想更趋成熟完善，故我非常希望学者们对我提出的“儒教宪政”构想提出广泛而深刻的批评。 
    我很清楚，我所提出的“儒教宪政”，按中国学术术语属“理”的范畴，不属“势”的范畴，即属“可欲性”范畴，不属“可行性”范畴。但对任何政治发展来说，“理”非常重要，居于政治及其制度思考的优先地位，当然也居于政治改革与宪政建设的优先地位。“理”不明，有“势”也不能建立好制度。而“势”未至，则可“明理待势”，最终可以“以理转势”。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士大夫之降志辱身以至国家终无善制者，往往是“屈理就势”，最后是“以势灭理”。对此吾人须深以为戒。是故，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当以“明理”为中国未来宪政建设的第一要务。 
     
     
    我思考“儒教宪政”，经历了很长时间。如果从思考“政治儒学”算起，有20年。不过，从“政治儒学”到“王道政治”，从“王道政治”到“儒教宪政”，又再到“儒教宪政”的具体制度安排，是一个漫长的思考过程，思想一点一点自然顺理而成。由于对我来说，思考的乐趣大于著述的乐趣，并且一向疏于著述，思考的结果往往要借助偶然的机缘才能形成文字，如通过学友对话、学术会议与学生问学。从我现在的思考来看，“儒教宪政”涉及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大致依前后形成的时间列举如下： 
     

            （一）王道政治——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 
            （二）儒教宪政的议会形式——议会三院制 
            （三）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太学监国制 
            （四）儒教宪政的国体形式——虚君共和制 
            

    当然，对上述“儒教宪政”的思考并非意味着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因为宪政涉及国家根本制度与政治根本秩序，体大而事微，需要长时间反复思考反复修正才有可能逐渐成熟。现在之所以提出“儒教宪政”的构想，是希望引起中国学人的重视，共同思考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就我而言，对已经形成文字的“儒教宪政”构想，仍在不断反复思考中。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由于思考的时间跨度长，今次整理时对以前有些思想有所修正，特别是“三重合法性”之“等差分殊”思想与“议会三院制”之“立体制衡”思想，但为保持当时理路连贯，修正不大，特此说明。 
     
     
    由于本书文稿形成的时间不同，讨论的对象不同，本人思想发展的前后不同，以及思想性作品与学术性作品不同，然本人思考的问题则同，解答的问题亦多同，故文稿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地方文义重复或文字重复，这是因为不同文稿要回答同一问题，故有此现象。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美者焉”。熊十力先生亦尝谓早年初读《大般若经》怪其多重复，晚岁始知重复者乃经义之最要者。故古今中外凡文稿中不自觉重复者，往往是作者下意识认为重要欲反复使人知晓者，望读者对文稿中重复处耐心阅读并善加留意。二是有少许地方前后表述不能意思一致，有一文前后或不同文稿中词语与文义不相一致者，此是因为本书文稿属思想性作品而非学术性作品，思想性作品因思想的特征跳跃性大，创发性强，故有此现象。尽管我已尽量对此做了处理，但仍然难免。对此问题，我希望读者识其大者，弃其小者，即了解文稿的根本义理、精神方向与基本建构，其词语与文义不一致的细节处可忽略不计，而待本人今后逐步修正完善。我进行高深义理思考的体会是：确如古人所言，对于高深义理的思考人类理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往往具有很大的有限性而不够用，故对高深义理的思考有时要靠直觉的冥悟与超然的神解，而要表达这种直觉的冥悟与超然的神解则困难很大，只能是明知形式逻辑有限，不得已权用之免强言说，述其大概与近似而已。对此，亦望读者善会。 
     
     
    当今中国是一个缺乏思想的国度，而一个缺乏思想的国度不可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有西方政要曾经认为：中国不可能真正作为世界强国而崛起，因为中国输出的电冰箱不会储存价值，中国输出的电视机不会输出思想，当今世界的价值与思想都是靠西方储存与输出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学界的可悲之处！故我认为当今中国学人应该敢于思想，特别是敢于独立自主地思想，哪怕思想非常可怪，哪怕思想不合潮流，哪怕思想充满矛盾，哪怕思想为世所弃，但毕竟是思想！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无思想人即不成其为人，而况学者乎！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要敢于独立自主地思想，就必须与政治强权、科层学制、学术垄断、金钱资本、大众意识、世俗社会、媒体网络以及理性化铁笼相对抗，故要在今日中国独立自主地思想，戛戛乎其难哉！然而正是因为其难，思想才是有价值的，因而思想才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愿西方政要的上述看法不会成为永久的事实。 
    
                    
            己丑冬（公历2010年1月24日）蒋庆序于深圳莲花山畔之翻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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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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