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背景下“中國政治”的重建
   ——“儒教憲政”的義理基礎
作者：蔣慶
原载：《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21日



    
    （2005年4月，余應甘陽先生之邀，赴香港參加香港大學舉辦之“中國道路：改革25年後”學術研討會，此文即參加該研討會的論文。蔣慶謹識。）



 問題的提出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則，今後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歷史已經終結。

    人類政治果真如福山所說已經“終結”了嗎？自由民主原則果真是人類政治共同追求的最完善最理想的普世化原則嗎？人類政治的原則在今後果真不再有發展有改變了嗎？人類政治果真正在齊步走向自由民主的理想國嗎？如果福山的論斷是正確的，那人類政治只有一條路，中國政治也只有一條路，即自由民主的路；如果福山的論斷是錯誤的，那人類政治還可能有另外的路，中國政治也可能有另外的路。那麼福山的論斷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我的看法是：福山的論斷是錯誤的，因為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上看，福山“歷史終結”的政治論斷是不能成立的。既然福山“歷史終結”的政治論斷不能成立，那就意味著自由民主原則不是人類政治共同追求的最完善最理想的普世化原則，人類政治的原則在今後還會有發展有變化，未來人類政治並不會齊步走向自由民主的理想國。一句話：人類政治的歷史並未“終結”。

    既然人類政治的歷史並未“終結”，那麼，未來中國的政治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呢？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形態以及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呢？也即是說，未來中國的政治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中國的”政治呢？或者說是一種什麼樣的“中國政治”呢？在這裏，有必要對何謂“中國政治”進行界說。所謂“中國政治”，就是區別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而具有中國歷史文化自性特色的超越當今世界政治發展道路之外的體現儒家政治價值與政治原則的中國式政治。具體說來，“中國政治”是在價值上優越於自由民主原則的政治，在文化上區別於源自西方文明的政治，在發展道路上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與其他文明形態的政治。這種“中國政治”，是中國文化之理中當有的政治，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之義中應有的政治，是體現中國儒家根本政治理念與價值的政治，亦即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柏拉圖Idea者”的政治。下面，就簡要論述。
    
     二、“中國政治”的根本價值特徵

    政治最根本的問題是“合法性”問題，人類政治必須首先解決合法性問題，才談得上政治制度的建構。依中國的政治術語，合法性是“政道”問題，制度建構是“治道”問題。“政道”是“體”，“治道”是“用”；“政道”規定“治道”的功能屬性，“治道”為“政道”的價值目的服務。按照中國儒家義理價值所理解的“中國政治”，在合法性問題上有“三重合法性”，即有超越神聖的天的合法性、歷史文化的地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人的合法性，這“三重合法性”體現在儒家的“王道政治”中，具體體現在儒家“王道通三”的政治理念中。依“王道通三”的政治理念，“中國政治”所理解的“三重合法性”，既是立體統攝的，又是相互區別的，具有所謂“一多無得”與“等差分殊”的性質，統一在儒家的“王道合法性”中。此外，“三重合法性”既是同時共存的，又是相互制衡的，具有所謂“總別互攝”與“各正性命”的性質，即每一重合法性都受制於其他合法性而不能獨大，是一種“政道制衡”，即“合法性制衡”，體現了儒家“中和”的精神，是一種“中道合法性”。故我們可以說，所謂“中國政治”，就是具有“三重合法性”的政治；所謂“中國政治”的根本特徵，就是體現了“三重合法性”並存制衡的“中和”精神。

    反觀自由民主政治，在合法性問題上只具有“一重合法性”，即只具有“主權在民”法理原則下的民意合法性，並且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排斥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使“三重合法性”不能實現“政道制衡”，即不能實現“合法性制衡”，從而使所謂的憲政制度安排（即“治道制衡”）只局限在為民意一重合法性服務的狹隘格局中。由於自由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排斥其他的合法性，得不到其他的合法性即超越神聖合法性與歷史文化合法性的約束制衡，致使自由民主政治出現了嚴重弊病，即出現了政治的極端世俗化、人本化、現世化、功利化、私欲化、庸俗化、平面化、資本化、商業化、非生態化、非歷史化、非道德化的嚴重弊病，給人類政治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問題。所以本人不同意福山的看法自由民主在原則上無問題，本人認為自由民主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出在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則上，即出在自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問題上，具體出在自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一重獨大不受超越神聖合法性與歷史文化合法性約束制衡上。因此，人類政治所存在的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沒有充分實現的問題，而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就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超越自由民主政治而重建“中國政治”——“三重合法性”並存制衡的政治——不是人類政治的歷史已經終結，而是人類政治的歷史剛剛開始。

    西方政治由於其文化的偏至性格，在解決合法性問題上往往一重獨大，從一個極端偏向另一個極端：即在近代以來是偏向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在中世紀則是偏向神聖合法性一重獨大。此外，當今世界有些伊斯蘭教國家在解決合法性問題時也是神聖合法性一重獨大。因此，在對治這種合法性偏至問題上，最能突顯出“中國政治”所體現的“三重合法性”並存制衡的“中和”精神，也最能體現出“中國政治”的根本價值特徵。且退一步不從中國文化的“中和”精神與價值特徵來看，而從人類的道德理性與政治常識來看，從亞里士多德關於混合政體優於單一政體的政治實用精神來看，“三重合法性”並存制衡的政治在政理上優於“一重合法性”偏至獨大不受制約的政治。故我們可以說，“中國政治”在價值上（合法性上）優於西方自由民主政治。

    三、“中國政治”的獨特文化形態

    “中國政治”不僅在價值上（合法性上）區別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在文化上（歷史形態上）也區別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中國政治”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表現形態是“王道政治”，當我們按照儒家的價值理念談論“中國政治”時就是在談“王道政治”，故“中國政治”的具體表現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源自中國堯、舜、禹、湯、文、武的聖王道統，即源自中國唐虞三代的歷史文化傳統，所以，“王道政治”具有非常獨特的中國歷史文化特徵，是“中國政治”區別於其他政治的自性特質，也是“中國政治”文化自我認同的標誌與文化身份認同的標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政治”的獨特文化形態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代表的就是“中國政治”。

    在中國歷史上，“王道政治”是中國人的政治理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即在漫長的君主制度中，“王道政治”的理想只能通過君主制來落實，這使“王道政治”的理想在歷史中的實現要受許多限制，要打許多折扣。但是，“王道政治”的理想是超越特定君主制而存在的，即“三重合法性”的“政道”既可以依托君主制實現自身，也可以超越君主制實現自身，即“三重合法性”可以在特定的歷史中獲得與其相適應的其他政制形態實現自身。儘管“王道政治”在中國歷史中沒有完全落實，但“王道政治”規定了“中國政治”的根本義理價值、文化性格與文化特色，成為中國文化（儒家文化）追求的政治理想，亦即成為“中國政治”本身。

    由於“中國政治”在文化上源自唐虞三代的“王道政治”，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政治”通過“王道政治”奠定了“中國政治”的自性特質。因此，改變中國“王道政治”的傳統就意味著改變“中國政治”，改變“中國政治”就意味著改變“中國政治”之所以為“中國政治”的自性特質或者說自我規定性，也就意味著改變“中國政治”的根本義理價值、文化身份與文化自我，取消“中國政治”的文明屬性與文化特色。這種改變在價值上是不道德的，而要在中國徹底改變“中國政治”的文化特質與文明屬性則是很困難的，因為“王道政治”悠久的歷史使中國人的生命深處普遍存在著關於“中國政治”的自性特質與文明屬性的深遠記憶，存在著回歸“中國政治”自性特質與文明屬性的強烈訴求。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中最不能接受的是價值上與文化上的“以夷變夏”，如果改變了“中國政治”的根本義理價值與獨特文化形態——“王道政治”，就意味著政治上的“以夷變夏”，這是有中國文化意識的中國人最不能接受的文化變質。（甘陽先生說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文明國家”而不是“民族國家”，這大致相當於我說的“中國政治”必須具有中國文化所規定的義理價值、自性特質、文明屬性與獨特形態，而不能在政治的文明特性上“以夷變夏”。）
    
    四、“中國政治”的重建

    近百年來，在中國的政治史中，政治發展的基本事實是沒有按照“中國政治”所要求的中國文化自性或者說中華文明屬性來發展。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的政治不斷在文明文化上背離“中國政治”而“以夷變夏”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政治”在文化自性與文明屬性上已經完全“以夷變夏”。具體來看，不管這個“夷”是所謂資本主義的“夷”還是社會主義的“夷”，都產生於西方文明之中而具有西方文化的特性，儘管這兩個“夷”在近百年來的世界歷史中相互對立相互衝突並且相互攻擊。

    今天，冷戰結束，中國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衝突是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即是西方文明的内戰，與我們中國文明何干？百年來中國追隨的資本主義的“夷”或社會主義的“夷”都是西方的“夷”，中國何必摻和其中。因此，冷戰結束使中國人意識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在西方文明中來尋找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不能再走“以夷變夏”的政治西化道路，必須回到中國自身的文明中來尋找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走回歸“中國政治”的發展之路。也就是說，冷戰結束使中國人意識到，在當今世界仍然以文明來劃分國家屬性的格局中，“中國政治”必須回歸中國文明，在中國文明的基礎上來確立“中國政治”的文化自性與文化自我，來確立“中國政治”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因此，所謂“中國政治”的重建就是在今天重新確立中國政治的文化自性、文明屬性與文化身份，使中國的政治區別于建立在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上的政治，從而克服中國政治百年來“以夷變夏”的文化歧出，重新回歸“中國政治”的文化自我。而“中國政治”重建的文化形態則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集中體現了“中國政治”的文化自性與文明屬性，標誌著“中國政治”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自我。所以，“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今後“中國政治”必須走的路。
    
    結語：“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三條道路

    近百年來，西方文明向全世界輻射，全世界都在摹仿效法西方文明。比如，在政治上，中國效法經蘇俄轉手的西方文明，土耳其與日本或自願或被迫效法歐美的西方文明。冷戰結束後，經蘇俄轉手的西方文明已經沒有吸引力，因俄國本身也轉向歐美的西方文明。對當今的中國而言，效法蘇俄建立的政治體制不再具有合法性，政治改革與政治重建是遲早的事。也正因為冷戰結束，世界政治中意識形態的色彩消退而文明的屬性增加，再加上中國近代加入西方文明內戰的荒唐與中國人文明意識的覺醒，今後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重建的視野已經不再局限在西方文明中作選擇，而是在文明屬性上追求自身的獨立與中國文化的自性特質。具體說來，今後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政治重建不走伊斯蘭原教旨極端反西方文明的路，也不走土耳其、日本完全效法西方文明的路。不走伊斯蘭原教旨極端反西方文明的路，就是承認西方文明在政治上有值得效法的正面價值而效法之；不走土耳其、日本完全效法西方文明的路，就是在政治上學習西方時不能放棄自己文明的屬性與自己文化的特質，完全變成政治上“西方的東方”（日本“脫亞入歐”就是政治上“西方的東方”）。因此，中國今後的政治發展必須走一條既不同于伊斯蘭原教旨又不同於土耳其、日本的路，即走一條不同於極端反對西方與完全效法西方的第三條道路。這第三條道路就是“中國政治”之路，就是體現中國文明屬性與中國文化特質的“王道政治”之路。這第三條道路既堅守中國政治文明的自性特質不動搖，又有選擇地學習西方文明的正面價值；既克服“以夷變夏”的文化歧出不使中國文明變質，又不退出與西方的力量競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格局中落後挨打。而是在保持“中國政治”自性特質不變的前提下進入西方文明之中，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並存制衡的“政道”理想與國際關係中“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逐漸改變西方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的弊病與“以力服人”的“霸道”世界，最終做到“以夏變夷”——用建立在中國文明上的“王道政治”的道德理想改變不合理的世界現實。這就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所蘊含的現實政治意義與深遠歷史意義——前者是對中國建立政治的文化自性與文明屬性而言，後者是對消除世界政治的非道德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而言。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