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普及应借鉴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和经验
    作者：李祥熙（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4月8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中国人精神生活领域的一个大事件，就是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重又回到社会语境。以央视百家讲坛播出于丹《论语》心得为标志，与当代中国人阔别百余年的儒家经典，重新走进千家万户，并为愈来愈多的国人所认同所信奉。在经历几代人的文化虚无和信仰迷失之后，人们终于发现，曾经受批判、被污名的孔子、孟子以及记录他们伟大思想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有着穿越时空的恒久生命力和感召力。随着党和国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再强调和重视，一个自上而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正在逐渐形成。
    
    在当下复兴民族文化的交响中，各种各样的儒学普及活动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国内名校成立国学院、开办国学班，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举办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到遍布全国城乡的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儒学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主打课程。更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社会组织，通过每年一次的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交流、推广儒家文化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的作法和经验。可以说，儒学普及的势头非常喜人，春天正在到来。
    
    同时，亦须看到，眼下儒学普及的理念和实践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从主体方面讲，儒学普及机构虽多，但多自立门户、各自为战，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整合；民间、学界基本上是两套体系、两套作法、甚至两套话语，彼此很少互动交流。从作法方面讲，大多宥于课堂教学、文本解读，很少与广大老百姓的伦常日用发生关联。从受众方面讲，儒学话题基本上是在小众中流行，而非在大众中传播，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不知儒学为何物的还大有人在。从趋势方面讲，儒学普及活动基本处于民间自发、主体自为、自生自灭状态，缺少顶层设计和权威引领。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儒学普及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借鉴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和经验，是儒学普及走出当前困境的现实选择。
    
    人间佛教是近代佛教运动的一种。其产生的缘由是，清末民初，佛教界为了因应儒家伦理、基督教慈善、自然科学思潮而发起的一种佛教改革运动。作为一种理念，人间佛教思想由太虚大师最先倡导，尔后有慈航大师、印顺大师、赵朴初居士、星云大师等人继承推动。作为一种成功实践，则首推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事业。大师自1948年由大陆到台湾之后，便以许多贴近当时人们喜好或潮流的方法传播佛教。以1967年开创佛光山为标志，经过40多年的辛勤耕耘，台湾佛教一改当初“社会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重视，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到处被人瞧不起”的“苟延残喘”处境，[1]仅佛光山就在世界拥有两百多处佛光别院、分院，一百七十余个佛光协会、分会。不仅开创了台湾佛教新局面，而且实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宏伟愿景。台湾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新闻传播学家的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四十年来，台湾经济是一种奇迹，而星云大师将佛光山组织得有条不紊，让佛教无远弗届送至全球各地，也是一种奇迹。”[2]“星云大师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变了世界。”[3]
    
    儒学与佛教同属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中华文化走向复兴之际，台湾人间佛教的许多成功作法和经验，对中国大陆当下的儒学普及事业极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要在理念层面着力通俗化。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定义为，人间佛教“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简而言之，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4]这一简洁明了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人间佛教的内涵，拓展了人间佛教的外延。对照我们的儒学普及活动，虽然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但对儒学普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基本问题，仍处在见仁见智、各说各话阶段。有关阐述，要么过分学理，听不懂，也记不住；要么以偏概全，自拉自唱，难以形成广泛共识。眼下，迫切需要仿效“人间佛教”的作法，对儒学普及的思想理念，给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精准概括。
    
    第二，要在实践层面着力世俗化。星云大师提出，“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5]他打破僧俗有别的传统观念，积极提倡并开启寺院生活的世俗面向。比如，佛光山视徒众父母为佛门“亲家”，每年举办“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都到佛光山团聚，与出家子女畅叙亲情。同时，鼓励佛光山出家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6]充分展示佛门对“尊师重道、孝善慈亲”伦理的高度重视。[7]佛光山还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8]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于服务社会，都一一加以阐叙，完全超越了传统寺院远离世俗、僧人闭门修行的局限。
    
    星云大师特别强调，人间佛教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9]为“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端正人生行为”尽到社会责任。过去的佛教是不出寺院，星云大师率先把佛法从寺院带入社会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他深入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甚至监狱，针对不同对象“说法度众”；提倡“以天下父母为父母，以天下同年人为兄弟姐妹”的佛门孝道精神；[10]强调人间佛教“首先要建立幸福的家庭生活”，[11]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子之间要互敬互谅，朋友之间要互相扶持。[12]他用“篮球”、“排球”、“足球”的比喻，说明儿女不能忘本，要尽到孝善父母的责任；用“铝球”、“橄榄球”的比喻，说明父母本身也应有德性、有学问，为儿女作出做人的表率。大师还通过每年春节写“一笔字”的新春贺词，为全球信众送上欢喜和快乐，让每一个在家信徒感受到人间佛教的幸福、快乐、安心、自在、富有和满足。[13]
    
    相对于出世的佛教，儒学本来就是入世的学问，在世俗化、生活化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和使命。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很通俗地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然而，在儒学普及实践中，却有一种将儒学经院化、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是失去传统文化滋养的广大百姓，热切希望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和精神寄托，原本作为“民生日用之则”的儒家文化亟需回到当下国人的生活现场；另一方面是掌握儒学话语的少数精英，十分热衷于把儒学与学术挂钩、与政治挂钩，或者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为乐事，或者以儒化体制、儒化执政党为鹄的，使儒学普及每每陷入不能为群众充分理解、不能为体制完全放心的尴尬境地。笔者不否认儒学的学术和资政价值，但更认为，儒学在当下中国大陆的主要作用不在学术和政治，而在能否为亿万生民安身立命提供有力支撑。台湾“人间佛教”的实践说明，世俗需要是传统文化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儒学普及只有坚持走生活化、大众化的路子，才能充分彰显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要在内涵层面着力包容化。星云大师认为，“世间上的一切，只要我心中能包容它，它就与我同在”。[14]“佛教只有包容才能成其大，成其多”。[15]一是包容不同教派。“与其他宗教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共生共存”。佛光山与各宗教保持密切的互动，彼此都建立了友好关系。[16]台湾二十一个宗教，指定由佛光会担任主席，每年共同为世界人民祈福。[17]二是包容儒家文化。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家到各地讲学，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讲演。[18]三是包容民间信仰。认为“为了度化众生，观世音菩萨应化各种身相，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妈祖就是台湾的观世音，把占到台湾半数人口的妈祖信仰归于佛教，让妈祖宫加入佛教会是天经地义的事。[19]四是包容不同国家和民族。提出“地球人”的思想，倡导做共生的地球人，过同体共生的生活；不与世界对立，不与国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文化对立；不分国家大小、不管种族肤色，在“佛性平等”的前提下，共同创造人间的和平，让社会在融合中更加美好。[20]可以说，台湾人间佛教已经成为合和众生、合和世界的重要象征。
    
    联想“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理念，整部儒学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儒学对道教、佛教等本土及外来文化相互包容共生的历史。当前，中国社会较过去空前开放，各种思潮空前活跃。儒学普及只有破除唯我独尊、包打天下的思维定势，以包容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与各种文化“各美其美、每每与共”，才能在新形势下开出一片新天地。
    
    第四，要在诠释层面着力当代化。星云大师认为，传统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释佛法”，而不能弘法应世。他打破常规，以世间法来融合佛法，以主动变革来适应社会现代化，不断赋予人间佛教时代内涵。一是积极提倡佛教艺文化。首开在“大座讲经”中安排献供、节目表演等内容，乃至“偈语教唱”、“说唱弘法”等，以多样化的风貌接引不同层面的信徒。二是在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合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不断思考“平等与和平、尊重与包容、自然与生命、同体与共生、发心与发展、人间与生活”等当代人类共同话题，甚至对“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当代问题，都用人间佛教理念给予重新诠释。[21]三是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观念、仪轨等方面作出适合现代的革新。包括：在制度改革方面，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住持、制定僧众序级考核；在教育改革方面，创办西来、佛光、南华、南天等多所社会大学，以及成立都市佛学院、社区大学等；在文化改革方面，成立多所美术馆，编撰佛教文学书籍、重编《大藏经》等；在弘法改革方面，以歌舞传教、电视弘法、发行《人间福报》、成立云水书车，乃至首创妇女法座会、采用远程教学等；在观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念”等三好运动，提出“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为处世准则，并以“学佛不是个人清修，而是要为大众服务”等理念作为僧众的修行准则，尤其提出“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是佛”、“建立心中的本尊”、“业是生命的密码”、“行善不造恶就是基因改良”、“做自己的贵人”等佛法新诠释；在仪轨改革方面，举办短期出家、佛化婚礼、菩提眷属、青少年成年礼等；在福利改革方面，为僧众订定休假、医疗、进修等福利办法，以及成立公益信托基金，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等。[22]
    
    反观当下儒学普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以经典解释经典”有余，经世致用不足。虽然以国学名义问世的各种出版物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是析字解词、白话翻译，很少有对当下国人安身立命既方便又实用的读本。还有一些借儒学概念举办的会议和论坛，要么宏大叙事，要么跟风应景，儒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在现代家国天下格局中的作用，均有待给予令人信服的系统阐释。
    
    第五，要在传播层面着力多元化。一是弘法形式多元化。星云大师认为，“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早在佛光山开山之前，大师就从寺院走向社会，通过文艺作品、佛教歌曲、歌咏演唱、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在台湾各地进行弘法表演。[23]这种被传统佛教人士认为是“荒腔走板”、“大逆不道”，甚至“是要灭亡佛教”的弘法方式，“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4]二是寺院功能多样化。星云大师认为，寺院是人生道路的加油站，是去除烦恼的清凉地，是善友往来的聚会所，是修养性灵的安乐场，是采购法宝的百货店，是悲智愿行的学习处，更是一所疗治心灵的医院、维护社会正义的因果法庭、启发道德良知的教育学校、提升文化修养的艺术中心。[25]人间佛教道场除了具备过去一般寺院提供信徒诵经拜佛的功能之外，还要真正成为信徒们一生修身养性、增长智慧、善友共聚、广结善缘等多元化的信仰所在。他亲自为佛光山订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项宗旨；[26]制定“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佛光人工作信条；[27]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确定“传统与现代融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的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方向。[28]佛光山除了安僧办道以外，还创办养老育幼，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等各种佛教事业。[29]
    
    比照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大陆儒学普及的形式较为老套，功能较为单一。在形式上，始终局限于课堂讲授、名人讲座等传统套路；在功能上，即使是比较像样的国学传播机构，除过教学培训之外，基本不具备其他延伸功能。尤其是多数儒学普及机构没有办学资质，处在名不正言不顺，随时可能面临被干预被查封的状态。儒学普及如何在形式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如何在功能上满足国人的多元需要，并做到“教有基址、学有资斧”，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第六，要在视野层面着力国际化。星云大师立足台湾，放眼全国，前瞻世界。他冲破狭隘的地域观念，打破人我、国家、民族的界限，提出人间佛教的国际观，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他云游世界讲经论法，不只是关心信徒、寺院，还关心所有移民的华人。[30]他于1991年创立国际佛光会，先后在世界各大名都如洛杉矶、多伦多、巴黎、悉尼等地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与会代表都在五千人以上。2003年佛光会正式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31]目前已拥有一百七十余个国家地区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有“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国会图书分类法》之佛教分类号下，为佛光山及星云大师的作品设立单独号码，并将《人间佛教》及《佛光山教团》正式纳入《国会图书馆主体标目》之中。由此可见，人间佛教已经受到普世的重视。[32]
    
    联系大陆儒学普及实际，虽然上上下下也在进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探索和努力，但囿于种种制约和考量，儒学真正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还远未成熟。即便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中国大陆儒学也尚未取得应有优势和上风。尽管儒学源头在中国是一个不争事实，但源弱流强的客观现实也是不容回避的。如何真正实现中国儒学的国际梦，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第七，要在主体层面着力表率化。僧团是弘扬人间佛教的主体，僧伽队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人间佛教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星云大师一开始就对“怎样做个佛光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要“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要“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要“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33]大师本人更是从自身做起，始终秉持“正确的观念、忍辱的精神、认错的勇气、勤奋的习惯”，[34]无怨无悔地弘法利生。他还总结出作为一名合格弘法利生僧伽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即学问、德行和人缘。他常说：“求观音，拜观音，更要自己做观音”；[35]坚信“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佛门，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36]
    
    相较台湾“人间佛教”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历程，大陆儒学普及活动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既无行业准入要求、又无现成模式可资参照的情况下，民间、学界纷纷扯起国学大旗，一时间“君子儒与小人儒齐飞，庙堂共江湖一色”，加之媒体推波助澜，自封或他封的“学者”辈出、“大师”泛滥，使得儒学普及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中，虽然有许多不为名闻利养，而在弘道济世的仁人志士，但也不乏哗众取宠之人、滥竽充数之士和招摇撞骗之徒。大陆儒学普及要想健康发展，必须从建设高素质的儒学普及队伍做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每一个从事儒学普及的人员，必须对儒学存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做到知行合一，行为世范。想为个人捞取好处的人，莫要到儒学普及中来。
    
    本文的结论是，传统与现代有着广阔的兼容空间。台湾人间佛教的成功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创造性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作为大陆弘扬中华文化大潮中最具活力和潜能的儒学普及活动，应积极借鉴台湾人间佛教的作法和经验，努力在理念层面着力通俗化，在实践层面着力世俗化，在内涵层面着力包容化，在诠释层面着力当代化，在传播层面着力多元化，在视野层面着力国际化，在主体层面着力表率化，思想再解放一点，办法再多一点，从“主观想做、有能力做、环境让做”的事情做起，扎实稳妥地把儒学普及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注释
    
    [1] 星云：《合掌人生》，00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
    
    [2] 《合掌人生》，199页。
    
    [3] 《合掌人生》，335页。
    
    [4] 《合掌人生》，011页。
    
    [5] 《合掌人生》，120页。
    
    [6] 《合掌人生》，013页。
    
    [7] 《合掌人生》，012页。
    
    [8] 《合掌人生》，010页。
    
    [9] 《合掌人生》，332页。
    
    [10] 《合掌人生》，119页。
    
    [11] 《合掌人生》，217页。
    
    [12] 《合掌人生》，182页。
    
    [13] 《合掌人生》，125页。
    
    [14] 《合掌人生》，132页。
    
    [15] 《合掌人生》，149页。
    
    [16] 《合掌人生》，014页。
    
    [17] 《合掌人生》，341页。
    
    [18] 《合掌人生》，107页。
    
    [19] 《合掌人生》，149页。
    
    [20] 《合掌人生》，249页。
    
    [21] 《合掌人生》，010页。
    
    [22] 《合掌人生》，335-336页。
    
    [23] 《合掌人生》，008页。
    
    [24] 《合掌人生》，008页。
    
    [25] 《合掌人生》，285-286页。
    
    [26] 《合掌人生》，008页。
    
    [27] 《合掌人生》，008页。
    
    [28] 《合掌人生》，010页。
    
    [29] 《合掌人生》，008页。
    
    [30] 《合掌人生》，245页。
    
    [31] 《合掌人生》，339页。
    
    [32] 《合掌人生》，113页。
    
    [33] 《合掌人生》，010页。
    
    [34] 《合掌人生》，041-042页。
    
    [35] 《合掌人生》，236页。
    
    [36] 《合掌人生》，105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