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作者：许石林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4月11日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三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对于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与深圳的宝安黄氏、下沙黄氏当为同宗。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是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使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锡龙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 ，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使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置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的事，百口莫辩，后来被判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朝廷中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挡，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然而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满清，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舒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朝廷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相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满清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们，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例：“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看你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你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就没有人了、没有了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触礁沉没不免。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却无疑是有巨大的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 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一生用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手一编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坏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是看不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个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之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
    
     2013年3月13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