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下：为什么要学为圣人？
    作者：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5日
    
    
    
     《儒家邮报》：
    
      “为什么要学为圣人”这一问题先后两次与陈明老师交流，第一次的交流情况“任重”已经发布到了“儒学联合论坛”——“陈明先生关于“学为圣人”简答姜智勇”
    
     第二次交流情况是我将自己关于“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疑问整理成了一篇详细的文章《求教天下儒者：为什么要学为圣人》，即此次投稿的文章。陈老师看了我的文章后，和我相约当面会谈了一次，感觉陈老师对我的启发很大，但我想听听其他儒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此之故，特提出两个请求：第一，请将我的文章发表在《儒家邮报》上，第二，鉴于第一次和陈老师交流情况发布在儒学联合论坛，因此请求将我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儒学联合论坛上。
    
    另，关于这一话题，我在和陈老师面谈的时候，就已经表示自己还将写一篇学术论文，到时候在向陈老师请教。因为我认为，这一话题在现代有讨论的价值。
    
    如我能有所获，陈明老师和原道儒学联合论坛当是最重要的启发者和助力者。
                                                                                                                                   
                  国家信息中心  姜志勇
                  2013年4月24日
    
     
    
    求教天下：为什么要学为圣人？
    
    姜志勇
    
     
    
    众位儒者：
    
    我是国家信息中心的姜志勇，儒学研究者，近来忽对“为什么要学为圣人”这一问题产生了疑惑，特别是比照自身后，对（我）“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疑惑更甚。曾就这一问题求教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老师，陈老师答曰“为己、为人、为天道”，这一回答没有消除我心中的疑惑。后来我又问了大陆的其他学者，但我的疑惑仍在。现将疑惑一一展开，并求教于天下儒者，望赐教。
    
    鉴于“为什么要学为圣人”问题的复杂性，我将这一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古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和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重点对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疑惑展开论证，最后通过两个例子更加具体的呈现对这一疑惑提供答案的理论困境。现将疑惑一一展开。
    
     一、古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
    
    在中国文化中，“圣人”观念出现的很早，“圣人”崇拜的历史也很久远，先秦时期众多学派都通过对圣人的美化和推崇来表达自身的理论，其中儒家的圣人理论是最丰富、最系统的。关于“圣”的问题学术界研究成果有很多，这里我主要围绕自身的疑惑展开。
    
    在先秦典籍中，虽然《论语》、《孟子》都对“学为圣人”进行了阐述，但影响最大的是《中庸》，《中庸》的“圣人”观和“聪明圣知达天德”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周敦颐“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观念的形成，此后，在宋明理学中，“希贤希圣”是一个人初入儒学就应立志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儒者应做什么学问、成为什么人的大问题。周敦颐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根据朱熹的注解，“希，望也。”并将“志伊尹之所志，学伊尹之所学”解读为“此言‘士希贤’也”，可见，“希贤希圣”是一个“志”与“学”的问题。“志”的问题就是立志学圣人之学，在学圣人之学的过程中体会圣人的境界，并冀望自身能超凡入圣、进入圣域。关于“学”，宋明儒者的论述集中于：第一，圣人可由学而至，如果圣人学不了，那“希贤希圣”是成问题的。第二，怎样学为圣人，主要通过论述圣人与普通人的“异同”来实现，“异”是为了突出差别，只有有了差别才能有学的动力，“同”是为了论述圣人和普通人在天性上是一样的，所以可由学而至，且并不难，如，“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程颐：《近思录·为学大要》）“尧、舜所以圣，纯天理、绝人欲而巳矣；学者希圣，扩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扩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觉悟之间而已矣。”（霍韬《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下一》）类似的话理学家中还有很多，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普通人和尧舜其实相距不远。至于更为核心的“为什么要学为圣人”，宋明儒者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其实这是不需要反思的，按照宋明理学的“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这个问题是不证自明的，《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大家都认同的，这句话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前提，程颐认为，“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巻二十四）回归天命之性就是学为圣人，“夫《中庸》，所以使贤者学为圣人也。”（范祖禹《宋元学案·正献范华阳先生祖禹》）
    
    在理学家的观念中，学为圣人并不难，但这一步又是最难的。周敦颐认为，学为圣人的要诀是“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之圣学第二十）自张载将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后，性二元论为程朱所接受、深化，在程朱的理论中，学为圣人就是一个不断扬弃气质之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克己复礼的过程，也是收放心的过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二程遗书》巻一）此外，学为圣人须体会圣贤气象，“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二程遗书》巻十五）王阳明以学为圣人为天下第一等事，早年曾认为“做圣贤要格天下物”，但通过格亭前竹子体会到做圣贤的格物之工“只在身心上做”“圣贤人人可以做到”。不过按照王阳明的“致良知”，学为圣人一点也不比宋儒容易，“诸公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传习录·黄以方录》）“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虽语出朱子，但也说明阳明认为立志为圣人需要的决心和其难度。
    
    上面大致论述了理学家圣人可学、如何学、为什么要学的相关观念。现在回到我的疑惑中来，关于对古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疑惑，是一种理论的疑惑，不是说古人关于“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事实说，根据劳思光先生的论证，陆王“心性论”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巻三上）我的疑惑主要是“学为圣人”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即这一目标是否是有效目标，如果这一目标本身就不可能实现，那“学为圣人”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命题，强为之，只能让人陷入没有尽头的死路之中。另外，在宋明儒的思想中，儒者立志学为圣人需要不断对自身的某些方面进行扬弃，就是把和圣人相异的那部分消除掉，这种工夫是自我否定的工夫，圣人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抽象的人格，儒者成为这种普遍抽象人格的过程就必然意味着自身特殊性、具体性一面的丧失，而一个失去了自身特殊性、具体性的儒者还能具有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吗？他还是一个鲜活的人吗？顺带说一句，我认同现在自由主义下的人人做自己、做最精彩的自己的观念，提出这一点和我下面阐述“今天为什么学为圣人”有关。
    
    二、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
    
    关于“古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答案可以是《中庸》式的，但对“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则不能这么回答，因为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下，《中庸》的“天命之性”本身就需要为自身寻求证明的，“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问题可以放大理解为寻求一个为什么要接受或认同儒家价值的理由，因为圣人观念是儒学的核心，儒学就是学为圣人之学。为了更好的展开我对“今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这个问题的疑惑，我采取如下分析方式，即将“今人”设定为A，“学”设定为→,“圣人”设定为B,“今人学为圣人”就可以表述为A→B,“为什么”则是对“→”的指示方向的追问。那么疑惑如下：
    
        第一，A→B是一个A不断非A的过程，即一个对自己即有存在的不断否定过程，当A→B时，A作为A的特性还能否保留？B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人格符号，当A学成为B时，那么A的特性或实在性如何保留？
    
    第二，B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人格符号，其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理论的假设，如果不存在或只是理论假设，那么A→B，则是A在向一个非真的目标运动，这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是永远达不到的，那么A→B的意义何在？A对→的坚持还有何种意义？
    
    第三，A→B是一个A朝向B的运动，那么A为什么要朝向B呢？这种朝向能实现何种独特的只有在A→B中才能有的东西，这种独特的东西应该是A→B存在合理性的关键，如果A→C也能实现A→B的目标，那么A→B的存在则没有了必然性，也即→的指示方向不具有必然性。
    
    第四，A→B中，→是应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那么则存在前面第三点的疑问，如果是应然，也意味着需要说明A→B高于A→C的理由。事实上，在当今各类宗教中，很难说一个高于另一个。
    
    上面四个疑惑，是我对在当今“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疑惑，为了进一步将疑惑展示出来，再从两个例子进行分析：
    
    第一个例子，预设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学过儒学，当然也从不知道要学为圣人，同时在现实中生活不成问题，还比较幸福。那么，在面对世间各种价值和理论时，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儒学？即使是选中了儒学来学习，也可以像对待流行音乐、足球、摄影一样作为一种爱好或兴趣之学，为什么要上升到学为圣人的地步呢？从上面宋明儒论述来看，学为圣人一点也不容易，而且是自我痛苦的否定过程，作为一个生活幸福的现代人，他为什么要学为圣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儒学之外的人的儒学传播问题，即如何说服儒学之外的人认同儒学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设定一个儒学研究者，他研究儒学和教授儒学，但这只是他的工作，他通过工作获取生活需要的工资，甚至他通过研究儒学而以此扬名、进阶，但也仅此而已，他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现在还能像北宋初年那样将儒学分为“词章之学”、“科举之学”和“圣人之学”吗？还能将那些研究儒学但不以学为圣人为志的人称呼为玩物丧志吗？（注：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巻三）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儒学内部人士的劝说问题，即如何劝说这些人从把儒学作为研究对象转化为把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按港台儒家的观点，冯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儒学但不把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的人，因此他的言与行高度不一致。具体可参考蔡仁厚的《牟宗三年谱》）
    
    三、弄清“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意义
    
    我自己在寻求“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答案时，感觉可以从三种角度来回答：一是宗教的，从信仰的角度，即因为信仰所以学为圣人，宗教的解答是最直接、最确定的，但对解决我的疑惑无有帮助。二是道德的，即把圣人设为完美道德的化身，然后从劝人尚德的角度对学为圣人给出理由。这种解读是应然的，也不能给出确定的理由，因为世间道德标准多样，而学为圣人的道德只是多元中的一元，当然对于已接受这一道德的人来说不成问题，只是他们的偏好而已，但对于没有接受的人来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多元中的这一元?三是形而上学式的，这种解答是要对“为什么学为圣人”寻求一个可靠的前提，这个前提应该是基于人性基础而普遍客观的，宋明儒学就是这样解答的，但宋明儒学的人性论在今天是需要进行证明的（很难拿宋明儒学的人性论来对当今的人性进行分析，或将其运用到现代学科分析中），所以今天需要新的形而上学来证明。我的疑惑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出发的。
    
    我认为“为什么要学为圣人”的问题对于儒学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学复兴的现实体现就是人们从新认同并实践它，而这样的前提是两部分：儒学如何吸引人和如何说服人，“圣人”是儒学的核心观念，“学为圣人”是儒学的魅力所在，弄清楚“为什么要学为圣人”或对这个问题建构一个肯定的回答对于吸引人和说服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问题最近如鲠在喉困扰我，请李老师不吝赐教，如能让我拨云见日，将不胜感激。
    
                         
    
    国家信息中心 姜志勇
    
     2013年4月19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