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时代的中国应对
    作者：滕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5日
    
     
    
    当今国际局势，颇似扩大版的春秋战国，司马迁所谓“古今之变”和“天人之际”的命题，重现且凸显。有识之士或以为，认真研读春秋战国、宋元、明清之际的历史典籍，研读抗战时国族存亡之际诸先贤含“战国策派”的中华民族复兴谋划，或可从中发现文明脉动、历史兴衰和大国争雄的秘密。笔者窃以为，坊间正呼唤历史、政治、经济、哲学、谋略兼备的综合性著作，期能有助于甑别历史洪流中的隐藏密码，揭示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这类著作，应与时下专家著述有别，它不一定要有像模像样的引注，但其综合性、全局性和超越学科分类视野的写作，则为时下必须。
    
    冷战以降，环球剧荡，列国争雄，尘埃未定。显然，就大视野、大纵深的历史宏观问题而言，现代知识学，分而不合，盲人摸象，渐显力不能支。值此混沌之时，王伟《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就是一个抛砖引玉、拨云见日的有益尝试。毫无疑问，作者并非名闻遐迩，亦非某路专家。学者江晓原推荐该书，说：“在一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强已经开怀畅饮很久了。他们的这种享用，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之上的。现在中国人也已经坐在这张大餐桌上了，西方人开始紧张起来，准备算计这个新加入者。”笔者以为，中国崛起，虽任重道远，却曙光初现，格局已定。但是，当中国进入这张西方人的大餐桌时，必须要清晰地知道，即将遭遇什么。
    
    其实，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欧洲列强算计中国，至少从15世纪就开始了。有资料显示，先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孜孜传教，以实现“华夏归主”之“使命”，同时也在中国广泛搜集情报，以备不时之需。但客观上，传教士也推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以致东方文明的典籍和人文精神，借助传教士的媒介远走欧洲，点燃了宗教专制之下启蒙运动的火种，为后者提供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动力。这在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有详尽描述。其时，伏尔泰等人甚至言必称东方、称孔子。但在西方哲学，其神与人、主与客、道与器、人与我、物与我二元否隔对立，终未消解。验之以史，则祸患不已。
    
    欧罗巴人主宰的近现代历史，即所谓现代性的世界扩张，已经背离德行、戕害心灵（卢梭），构祸地球家园本身。因此，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重申追寻德行（After Virtue），而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执意回归柏拉图（Plato），以为西方寻根寻路。然而，当代国人当深刻反思，中国是如何从世界文明的中心坠落到被列强瓜分的地步？一个历史悠久的辉煌文明，何以再度复兴至文明母体地位？其复兴的内在依据和精神动力若何？社会各界精英，尤须寤寐以思，责无旁贷。
    
    近代以降，进入19世纪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揭开了满清衰败的序幕。日本击溃满清北洋海军，完成以小胜大的军事冒险。先贤梁任公以为：满清非亡于庚子辛亥，始亡于甲午。
    
    然而，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却要从明代算起。东南沿海一带商人从宋元时起，就架设了通往海外的贸易通道，民间积累了巨大财富，其贸易网络横贯欧亚美洲，中国以其陶瓷、丝绸、茶叶、香料等成为全球贸易体系引擎。明代贸易，商人群体所使用白银，多来自海外，一部分是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通过菲律宾进入中国，一部分来自日本。中国本不产银或产量极少。
    
    科举取士，士大夫多出于巨商大贾之家，寒士而能登科及第者寥寥。家族投资士子，士子做官反哺家族，此种模式，颇似韦伯（Max Webber）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由于商人利益集团在朝中代言，迫使明穆宗朱载垕于隆庆元年（1567）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上谕肯定白银为合法货币。而此前的禁止用银政策和国家法定货币“宝钞”，也由此渐趋崩溃。
    
    明代中后期，政府管理过程渐渐被士大夫阶层掌控，而权力中枢所代表的公益则被不断架空。士大夫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阶层的利益，他们通过科举渠道在朝廷凝聚政治势力，在社会形成学派，聚徒讲学，讽议朝政。比如浙东尚利学派，鼓吹“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根本，颠覆农本；晚明东林党人则支持白银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固化阶层利益。由此，明代税制与其工商经济背景极不适应。营利归之于工商业阶层，而税赋则出之于中下层贫民。皇帝需要征收商业税、矿税的努力一再泡汤，以致发生抗税事件。在武汉，皇帝钦差之征税官（内宦）被抗税暴民打死。
    
    明代皇帝曾长期怠工，何为若此？其与官僚阶层的对抗，根本在于经济政策分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此有详细描述，但没有揭示皇帝与官僚阶层矛盾的深层经济根源。白银作为国家货币，自明代至满清，延续数百年。西方以白银作为媒介，先踏上了以中国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火车，再逐渐占领这列列车的火车头位置，最后，再以鸦片毒品和白银武器，逐渐摧毁其赖以发家的以东方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洞烛先机，将近代以来中西易位，称之为戕害“文明母亲”。缘此，经济史大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述《白银资本》，其书名英文即为《Re-Oriental》，意在正本清源：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原本就在东方。对此，华裔旅美学者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亦有相关实证研究，与之呼应。
    
    明末清初，先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力主废银。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也曾主张废银。清末戊戌维新时，康有为也上书主张废银。可见，银本位货币制度对于中国是生死攸关。中国以世界经济中心之地位，而丧失国家货币主权，加之满清行民族压迫统治，荼毒阉割华夏文化，人心尽丧。是故，清末列强来侵之时，东南竞相自保，人民也视满清朝廷与己无关，中国遂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实因满清专制独裁、文化宰制、目光短浅、鱼肉士民所致。列强尤其日本，借助中国的巨额赔款，加快其迈向军国体制的步伐。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鼓吹“脱亚入欧”，明治维新鸣其先声。而满清则自此日益衰败腐朽，中国饱受欺凌。日寇八年侵华战争，从中国掠夺无数黄金财宝、矿产财富，这也是日本战后崛起的财力之源。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则从大陆掠走仅存黄金。
    
    至此，中国日益衰败穷困。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形容新中国的家底，真是恰如其分。所幸，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举全国之力实现初步工业化，农业国从此变成工业国。中国又利用美苏两强争霸，先连苏以获得工业化支援，再联美以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借助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机会，一跃而成为制造业大国，而GDP也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与冷战格局有别，当今国际局势，波谲云诡，风云变换。党的“十八大”将之表述为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当前，世界权力的转移，经历了从“制造经济”、“物流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英国称雄全球的时代，主要是制造业胜出；二战之后美国称霸全球，已经具备从海洋控制全球物流的军事霸权；与此同时，形成了“美军--美元--科技”三角循环支撑的战略格局，即美军捍卫美元，美元输血科技，科技阳亢军事。世人皆知，其枢机乃是美元。任何企图挑战美元霸权的力量均会受到美军的军事打击或讹诈，比如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伊拉克战争巩固美元与石油挂钩结算地位，当前钓鱼岛事件以及美国“重返亚洲”，也意味深长。
    
    在美国一霸独强，欧元疲软，共济会金融资本势力操控世界的前提下，笔者不揣谫陋，兹呈管见一二，以求教于大家：
    
    其一，苦练内功，独立财政和金融。牢记先贤和共和国奠基者的教诲，严守金融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谨防国家财政、金融主权遭受暗算、陷井、损害和打击，特别要警惕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假学术的名义，实施的忽悠、教化、诱导和渗透。厉行民生，但又不掉入拆解大型国企的陷井，以为中华民族复兴留下一点基业。同时，要善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私营经济的活力。恪守中华文化家庭价值，家庭、社会和国家养老并行，决不将养老一概寄托于国家，以免财政风险。在地缘战略上，以静制动，伺机而作，绝不妄动。东海、南海、钓鱼岛诸事务上，皆控制节奏，把握分寸，不钻陷井，亦不曲从“民意”。吸取战国策论，慎用巧用纵横之策，以求自保和发展。清末，左宗棠、李鸿章陆防、海防战略之争，今宜以守成和进取两端持之，攻守平衡，运乎一心。
    
    其二，内聚人心，恢复并弘扬传统文化。人心正固，邦守国宁。最为紧要者，莫大于恢复生育文化和孝文化，使之发挥文明传承、养老保险、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的中流砥柱作用。人口，事关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防，乃国家兴衰之大端，焉能不察？当下，宜分步骤迅即调整或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不合适的民族政策。纵观历史，国学诚为国人安生立命之精神支柱。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之进程，恢复人文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弘扬国学传统，决绝历史虚无，势所必然。国学，亦能使海峡两岸，共沐圣教，认祖归宗，文化认同。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和谐、敬天、尚公、民胞物与、天下情怀，可为陷入困境的“现代文明”找寻生路，以中化西，拨乱反正。
    
    其三，制度自信，巩固并完善中国善治。察今之弊，名实不副泛滥。善治，必先循名责实。政者，正也；“必也正乎名”，要在名实相副。要谨防顶层设计之“名实”相悖。任何“顶层设计”，均不得动摇《宪法》尊严和架构，不得削弱领导核心之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党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领导核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学说，亦旨归国学经典之《春秋》“大一统”理念。为人民服务，源远流长，迄自民本、尚公、均富、爱国道统，乃万世一系政治哲学，美之至也，宜乎发扬光大：以“选贤与能”抵御西方“选票政治”；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之三重合法性，摒弃“民主”一重独大之偏至合法性；以“为人民服务”拒绝为“大资本服务”；以“王道秩序” 、“万世太平”抵御 “霸权秩序”；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矫正“私权神圣”；以“天人和谐”驾驭“征服自然”矫正“以人为本”；“德法”并举，以德为帅，抛弃狭隘制度主义“笼子论”之现代迷信。诚如此，或可主体自觉，中西汇通，别开生面，人文化成，豁然开朗。
    
    时值清明，谨以拙文祭奠民族复兴先贤、人民英雄、共和国奠基领袖、在战争废墟上为民族复兴艰苦奋斗和流血流汗的先辈。
    
    
    作者简介：滕祥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商法学博士后。曾长期执律师业，兼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专长：财税法、公共政策分析。
    
    2012年11月4日初稿，2013年4月4日修订。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