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教与基督教的接触》序

作者：严寿澂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7日

儒之为“教”，在中国传统中本无异议，然而是否即是今人所谓宗教，则争议已久，难有定论。所谓宗教（religion），原是一个西方概念，百年前从日本转手而入中国。日人以佛教之“教”与佛教诸宗之“宗”合为一语，用以翻译religion，显然以为，西文中的religion，与中国从前三教之“教”有异，佛教属于religion，儒教则否。此一“宗教”观念，无疑是以基督教的形态为凖。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这一看法，以为儒门非宗教，故多用“儒家”一词；若称“儒教”，往往隐含有“思想专制”之意（儒家既有宗教性，便容不得异见，对于其教诲，不论理解还是不理解，都须恪遵勿违）。“道家”一词，指称老庄一派哲学，以与神仙黄白术的“道教”区别，亦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此二词，原本可以通用。就其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言，则为道家；若指其教训、教诲等，则为道教。近年来西方学界，因比较宗教学的长足进步，对于原来以基督教形态为准绳的“宗教”概念，颇有修正，于是对儒家是否可算“宗教”，别有新的看法。如Mary Evelyn Tucker认为，“衡量人类社会中什么是宗教，西方诸一神教的关切面，并非唯一的准则”；“宗教不必定要像西方一样，体制化、教典化、神学化；也不必定要像西方一样，关切唯一上帝的性质为何，关切超自然与自然之间的界限，热衷于原罪、得救、来世之类辩论”。[1]亦即讨论宗教，不可为基督教形态所囿。早在八九十年前，康有为即曾指出：

夫今人之称宗教者，名从日本，而日本译自英文厘离尽（religion）耳。……其意实曰神教云尔。然厘离尽之义，实不能以神教尽之，但久为耶教形态所囿，几若非神无教云尔。夫教而加宗，义已不妥，若因佛耶回皆言神道，而谓为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即不得为教，则知二五不知十者也。[2]

此一看法，与当时通常意见大不同，可谓孤明先发。

儒家固然有“神道设教”的一面（《周易·观卦·彖辞》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然而儒之所以为儒，则不在此。儒家之教，其所重在于人文化成，在于如何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亦即所重在社会、人文、伦理诸方面，似乎缺乏西人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层面的关怀。以此而论，儒之为“宗教”，似不甚够格，尤其是超越性，颇多学者以为缺乏，至少不显著。然而依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之见，凡所谓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有一共同之处，即对于实然状况，是出乎其外，越乎其界，予以否定，孔子转向内在的仁之根源，老子书致意于无名的实在，皆为其例。[3]Rodney L. Taylor则指出，儒家是否绝无超越性，学界尚多争议，而且更须知，所谓超越性，固是西方宗教传统（犹太、基督、伊斯兰）的根基，世界其它宗教，如印度教、道教、神道教等，未必如此。不过佛、道诸教，虽缺乏所谓超越性，却有其替代之物，如教典（scripture）。儒则不然，孔子不谈神怪，不显奇迹，亦无特异的知能，然而这无碍于儒之为宗教。理由是：儒家有“绝对”（Absolute）的观念，且有一套使人能向此作最终转化的方法。[4]此处的“绝对”，正是儒家所谓“天”。

近世儒学宗师栖霞牟离中（宗三）先生正持此说，云：“孔子的基本观念，总起来只有两个：一为仁，二为性与天道。”所谓仁，就是“创造性本身”。客观而言，谓之天道；主观而言，则曰性。由此可知：“一般人常说基督教以神为本，儒家以人为本。这是不中肯的。儒家并不以现实有限的人为本，而隔绝了天。他是重如何通过人的觉悟而体现天道。”“儒教立教的中心与重心”于是便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之上。总之，“宗教可自两方面看：一曰事，二曰理。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以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因为它的重点是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5]有关儒家的宗教性，这是最好的说明。

新加坡龚道运教授先生，为离中先生高第弟子，以发扬光大乃师之学为职志，埋头著述，继晷穷年，不务声气，不慕势荣，与同时侪辈志趣迥异。他日或有人撰着近世星洲儒林传，先生当入首选。先生乃中国哲学专家，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沈潜甚深，于西方哲学亦造诣不浅，故研治中国哲学，既能深入原典，把握中国传统学术原有之脉络，又能以今人所熟悉的现代哲学观念对之作解释，于是多有创获。

儒之为教，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宗教二者，实兼而有之，论儒学而不及于其宗教性的一面，终隔一层。道运先生于此，深有解会。且所谓儒家传统，本非一成不变之物，若无魏晋隋唐间佛教之输入，何能有陈寅恪先生所谓“一大事因缘”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出现于世？近世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学术诸方面一切剧烈变迁，皆因受强势西方文化的激荡而起。而西方文化，并不仅仅是科学与民主，若无耶教，即无今日所谓西方文化。（英国学者Richard Koch与Chris Smith最近合着一书，题为《西方的自杀》，以为所谓西方，有六大特点，即基督教、乐观主义、科学、经济成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6]）欲明了中国学术文化在近代的变迁历程以及预见或指示今后发展的方向，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会通必须探究。栖霞牟先生创立的新儒学，正是致力于中西哲学会通所成之果，至于儒、耶二教的接触乃至会通，虽有所涉及，却未遑深论。近年颇有人从事于此，今日中国大陆，且渐成一显学，然而有如栖霞先生之学识与魄力，融中西于一炉而冶之者，似尚未见。

道运先生秉栖霞之教，自新加坡国立大学退休以后，用力于儒教与基督教接触及会通的研究，屏绝人事，孜孜不倦。十年间，相关资料大体已收集齐备，并撰成论文数篇，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布（James Legge）诸传教士为例，探讨儒教与基督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先生治学，不尚空谈，一以文献为凖，言必有据，同时又能以哲学家的思理密察作深入而细微的论析，借用中国昔时术语，可谓兼具汉宋二学之长。原期更以十年时光，对近代基督新教入华以来儒、耶二教的交往互动，作全面而透彻的研究。此书若成，当为汉语学界一大事。惜乎昊天不吊，甫及七十之年，癌生于肠，药石无效，遽归道山。未竟之业，只得留待于后来者了。

先生遗孀陈月慧女史，将先生阐说儒、耶二教接触诸文已撰成者，配以论述儒家宗教性的相关文字，汇为一编，承许仲毅先生大力鼎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允予刊行，庶可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澄不敏，于先生之治学与为人，粗识端绪，受月慧女史之命，聊书数语以为序。

                                                                 戊子十月上海严寿澄识于星洲

[1]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1 (Jan. 1998): 14.

[2] 〈孔教会序〉，《最近康南海文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辑），页436。

[3] “The Age of Transcendence,”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96), p. 67.

[4]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1 (Jan. 1998): 80-84.

[5] 《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页130-31，136，140，138（第十二讲〈作为宗教的儒教〉）。

[6] Suicide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