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创办《阳明学刊》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6月17日

题记：本文乃西历二00二年中国文书院创办伊始，四海同仁齐聚筑垣修文，共同召开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为传统心学托命之地既在西南一隅之地，则不可不有刊物汇聚八面风声，以见吾华夏民族求道之切,见道之深，履道之笃，行道之艰,虽历经挫折坎坷，仍如苍松郁郁葱葱，必大放光彩于人间寰宇。而真志于道者，必于大者不可移，小者遂不可夺，而皆一本于中正，虽身处边缘，又曷害于内乎？内既有守正之操，外必充沛而形显，遂有创办《阳明学刊》之谋议，且果于两年后推出其首辑。复不事喧华，仅约五、六青年学子，晤对茶叙，姑名之曰“首发式”，遂成以下演讲稿。今值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佳期，刊物前前后后亦梓行六辑，其间之惨淡经营，何啻开荒拓殖。为免往事化归遗忘，乃将旧稿捡出，略加整理，公诸世人，或稍可见证数年来之愿力心迹，兼亦为中国书院十年庆典添一话题。初稿由廖峰博士笔录成文，借此机会亦一并致谢。   辛卯岁杪迂盲叟谨识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一、《阳明学刊》的创办缘起

我先介绍一下《阳明学刊》的缘起。我曾经有一“个人”的心愿，希望自己能办一个刊物，成为传达中国文化和平中正广大精神的园地，能够绵延儒家道统近代以来若存若亡有待复兴的一线命脉。后来应杜维明先生的提议，以及社会各界的鼓励支持，创办了《人文论坛》，内部出版了两期，分赠海内外道友，但由于各种复杂的人事原因，没有长久坚持，始终感到愧对杜先生及其他各位好友。现在终于创办了《阳明学刊》，补偿了学术良心上的不安，也算对各位朋友有了交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想通过刊物来展开学理性的言说，从而推动中国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内在之一念，今天终于成了现实，其间自然有许多曲折，但凭借愿力我们还是品尝了奋斗的喜悦。这便是创办《阳明学刊》的最初缘起。

儒学传入贵州很早，自迟可从东汉的尹珍算起，已经有了两千年的传播史，代表了大传统扎根地方社会后努力移风易俗的一种文化发展方向。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之中，学术或学派特色并不甚明显，直到王阳明先生谪居黔省，贵州地方社会才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大传统学术思想气象。王阳明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贵州心学地域学派的开山始祖。阳明先生来到贵州，在龙场悟道，依据自己对生命存在最深层的心性体悟，宣讲“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各种理论学说，并形成了最早的地域性阳明心学学派——黔中王门。儒学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传承下来，与地方文化长期交融互动，逐渐显露出自己的的区域特色，开始与中原文化互通声气，在出于国家管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之外，尚建立了一种有深厚社会基础支撑的自下而上的文化秩序，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生态景观，构成了大小传统齐头并进发展的现象。儒学作为大传统的核心支配力量，同样也渗入了地方小传统社会，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伦理构成因素，丰富了历史文化不可一日或缺的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传统心学换成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表述，又可称为心灵哲学或精神哲学，乃是自古迄今民族集体安身立命的学问，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发扬光大的可能性存在吗？这是我们始终都在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创办《阳阳学刊》，乃是我们从“先立乎大”入手思考问题的结果。我们想通过王阳明思想学说的研究，上溯先秦原始儒学，下联现代新儒家，厘清前后演变源流，寻找返本开新的可能，重新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贯注新的生气。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并无把握，但我们都清楚地懂得内心的愿力导向其实就是自己应当行走的道路。

华夏民族不是非洲黑人，也非印第安人,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他者”来消灭我们的民族，也决不容许任何“异群”来践踏我们的文化。生命中隐藏和涌动着的百余年来民族遭遇的伤痛与悲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有一个刊物来为自己的文化精神说话和正名。

二、从生命深处涌出的文化理念

在学校体制内创建中国文化书院，我以为也是一大文化因缘。贵州虽地处边地，但却有着一些中原学者缺乏的气象。有很多的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很关心，也很有研究，能够在道义精神上支持和帮助我们。他们经常和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共同的问题语境中，大家争论得很激烈，但都由于“道”的缘故而相互向慕，决然不会因为争论而淡化道义情谊，颇有一点相忘于义天学海的意味。更为重要要的是，我们都关心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承，关心如何在价值领域中安顿人的生命，希望能从根本上恢复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显示华夏国家理念内敛而开放的有本有源的浩荡精神气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几大文化冲突的多元发展背景下，无论天南地北，不分地域民族，现代化已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西学也是我们每天都可遭遇到的文化现象。因此，面对众声喧哗的世界，我们更有必要深入生命，依据自己最深刻的人性体悟和观察，如实地体会自身固有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追问制度建构和损益调整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要敢于与西方文化对话和讨论，举凡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领域，特别是涉及如何在人间落实正义、公平等一系列长久困挠人类的基本问题上，更更依据内涵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之中的道统精神，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与焦虑，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刊物——《阳明学刊》。这是从生命信仰的深处升起的文化理念，我想也是我们在一无所有创条件下敢于办刊物的一大动因。

要使理念化变为现实，不能不面对许多困难。困难可能超出自己的想象，但不做又遑论什么成功？倘若不愿看到中国文化道统精神长期陷于断裂困境，不忍吾华夏民族因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而成为难以凝聚的无根的乌合群体，就不能不迫问谁来承担，谁来继起，谁来改变，谁来绵延，思考如何才能承担，如何才能继起，如何才能改变，如何才能绵延？《汉书·梅福传》：“士者国之器，得士则重，失土则轻。”国家固然要重视“士”，但“士”亦必须自重。“士”倘若不能自重，世风必流于浮泛。而“士”之所以不能不自重，则是因为志道者的人生必自有其庄严。或许也可简单地说，我们只是在尽读书人应尽的本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奢求。

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步入“道”的坦途，国家社会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各国民族之林。创办《阳明学刊》的又一重要目的，无非是想重新寻找载道之具。

三、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座右铭

办学术刊物，需要有经费支持。为了使大家有自己的论坛，我们向社会多方面筹措资金，使民间的声音先发出来。民间的声音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道”在能够“礼失而求诸野”的民间，而不在失去民心支持的衙门，我们必须以“道”为转移来重新激发民间的创造性活力。明年我们准备出版《阳明学刊》第二期，以后至少坚持十年、二十年，出十期、二十期。现在中国文化书院的成果需要巩固和发展下去，显然有资金、人力、物力的困难。虽然中间会遇到种种问题，但我们决心办下去。长期坚持办刊物，很难免不“为他人作嫁衣裳”，但在人文精神失坠的今天，能提供学术性的舞台给大家也很好!

创办《阳明学刊》，主要是以阳明先生为价值符号，凝聚国内外关心精神理念传承的知识分子群体，系统疏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及相关事象，寻找解决人类现代性危机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同时也从古代“士”知识分子那里，吸取进退出处辞受的人格力量，积累生命智慧必须凭借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更大的存在勇气和抉择力量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与王阳明一样，我们今天也需要做“拨本塞源”、“补弊纠偏”的工作，更有必要重新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精神。天地不坏，人心不死，社会就有希望，中国就有前途。我们如果真要关心自己的存在处境，就不能不首先思考未来的国家民族发展前途。如何才能真正作到“转世而不为世转”，也是我们必须时刻反躬自问的重大问题。

阳明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的阳明学刊物，他们还出版了专题性的研究丛书，惟独中国国内还未有一家以阳明先生为符号标志的刊物。创办与之相关的学术刊物，或多或少也算弥补了缺憾。在湖南有《船山学刊》，福建有《朱子论坛》，山东有《孔子研究》，我们在贵州发行《阳明学刊》，也是在发扬先秦孔孟之后的儒家传统，在民间开辟空间，重新寻找自己的“道”与“路”。在互联网上，有许多评论，认为《阳明学刊》是继《原道》之后的第三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刊物。当然，在学术积累方面我们还比不上《原道》，但我们相信今后学刊能更具学术性和思想性。

我们所要致力的学术，有“为道”和“为学”两个方面。“为道”就是追求真理，或者说追求生命的真谛；“为学”就是要追求知识，追求服务于价值的知识。本着“为道”的立场，我们要守道、行道、传道，陈白沙岂不早就说过，“道大也，天小也，轩冕金玉又小也”。如果不从尘俗中超拔出来，又遑论什么“为道”？依据“为学”的原则，我们则要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作到博古通今，慎思明辨，并以“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警勉。“道”有所守，“学”有所得，认识论与存在论，二者必须同时兼顾。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大学术方向。在刊物内容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把两者打通，使它们水****融般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学术趋向。概括言之，便是既要有个人的体悟，把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打通；也要注重外在知识的积累，以强大的支持意识为后盾，真正作到厚积薄发。当然，就生命境界而言，我们向慕高远，但也不厌卑近，在“先立乎其大”的前提下，知识的学习也可以帮助提升内在的体悟。但最终仍是要作到两者的结合，把内在的体悟和外在的知识追求融会成一体。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也是颇能代表书院理念的座右铭。

四、承担起时代的忧患和责任

中国文化书院已经成立近两年了，与海内外的学者有很多的交流活动。日本、韩国、美国的许多学者，近来都有与书院开展学术项目合作的意向。我们不会放弃“道统”与“学统”合一的学术路径，但也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朋友广泛交流。

书院同仁现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儒学发展渊源的系统疏理，包括阳明学及其后学的研究，特别是儒学在不同地域的分化形态与意义，希望能建立起一个阳明学研究的中心；再是关于地方小传统的研究，研究其与儒学的互动，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揭示儒家对社会人生的全面影响，彰显被遮蔽的民间文化空间，扩大文化研究的范围，。儒家伦理如何与人伦日用巧妙结合？宏阔的“道”的宇宙本体论视野如何与具体的生活世界相联系？或者说如何在日常的人伦生活世界之中获得超越的价值感的启发？这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凌空的理想必须落实在沉潜的工夫中，高明也有必要含藏在平常的行为之内。学刊作为思想和学术的“木铎”，相信是会发出自己狮子震吼般的声音的。

“不离日用常行为，直造先天未画前”。书院的活动是日常普通的，但我认为也是遥契于天地精神的。没有一批学者自甘寂寞地从事研究工作，缺少了学术方面的扎实工夫，我们便很难设想一个民族的现代性发展。学术工作不仅可以充实自己，而且能够转化为社会的生命资粮。

自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后，历代都有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们本着自己不忍的仁心悲愿，在历史的关键性时刻，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道统精神，使价值理想通过人的领悟和实践，最终成为引领社会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力量。书院制度作为志士仁人寄托生命情怀和价值理想的讲学道场，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了从“道”不从“势”，甚至敢于以“道”抗“势”的精神原则，维护了中国文化含弘光大必须依赖的纯正血脉。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功利思潮的冲击，面对市场取向的声浪喧嚣，往圣先贤的心志本旨早已沉晦不彰，中国文化的道义精神也消遁难显。知识分子乃是时代的自我意识，缺乏了对社会公共价值的真切关怀，不能代表民族集体的共同良知，我认为不仅个人生活无意义，而且国家前途也无希望，请问何以维护生命存在应有的尊严？我们重新创办书院的目的，便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承担起时代的忧患和责任，坚守中国文化一贯固有的真精神，展示知识分子敢于维护公共价值的道义立场，彰显生命存在应有的社会良知。《阳明学刊》的出版发行，算是书院奋斗路途的一种历史性象征。世之求道君子，或有以知之乎？

《阳明学刊》是刚生长出来的一棵稚嫩幼苗，不能离开有识之士的护养，需要来自心田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而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和扶持它的成长！

原载《萤火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