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时代的思想分裂

作者：高超群（《文化纵横》主编）

来源：作者博客

时间：2013-06-18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愈演愈烈，从论战到辱骂，从讽刺到抹黑，从寻求对话尝试整合到各说各话动员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从学术精英到草根青年，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战火在所有的媒体平台上燃烧，越是开放自由的平台，争吵也越为激烈，立场也更为极端；在几乎每个公共问题上，都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充斥着带有强烈派别色彩的偏见和情绪。如同一场持续的风暴，很少有个人、媒体、政党、机构能在遭遇风暴之后，还保持独立的品质。

这种持续地争吵令人厌烦。厌烦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毕竟，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一个能超脱于自身利益、克服派别情绪、道德高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共识来处理高度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其次，过份的情绪化、党派化往往使得那些真正危害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被放过，使得真正有价值的冲突或者建设被遮蔽；第三，如果面对未来，那么在整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指引、需要价值抉择的时候，时代需要有人深刻阐述中国人的文明主张和政治主张。而思想界的对抗和争吵似乎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人们日益渴求某种恒定的准则，它能够赋予个体生命的意义，能够评判公共事务的是非，能够指引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

但如果从别的民族的经验来看，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相伴随，思想和政治的分裂对抗似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也许现在还很难用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这一因果关系，但的确有太多的例子。中国，无论从那种意义上，会是一个特例吗？进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分裂，是社会分化的必然，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还是精英沦落的象征？我们又如何面对这种分裂，是静静地等待当事人在历史中渐渐老去，还是另起炉灶，或者我们应当继续这种辩论，并努力将分歧付诸政治行动，使思想的对抗产生真正的政治后果？

分裂的历史

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往往被认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人们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当事者的自我陈述，他们觉得这80年代同一个阵营的朋友分道扬镳了，这种分裂的痛苦令当事双方难以释怀。因为是当事者，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这种判断看上去似乎更加可信。

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其实并不是一个不争论和谐时代。恰恰相反，那时充满争论。学者们常常用“保守”和“改革”的分析框架来阐释80年代的政治，后来的历史回忆，也可以证实20世纪80年代的每件大事背后都蕴藏着“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而且参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人们，也总是会用“保守”和“改革”来自我定位、区分阵营。不过，80年代思想界内部的分歧并不激烈，或许将之视为代际之间的对抗会更公允些，是新人用新的方法、问题和情感取代老人的过程。在年轻人的阵营里，观点或有差别，但争鸣的意味要远远大于相互攻讦的意味。

所以，对于80年代，或许我们应该说，那也是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只是知识界暂时集体选择站在了“改革”一边。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80年代是改革派高歌猛进，而保守派逐渐退却的时代。但事实上，可能是改革和保守的力量同时塑造了80年代，塑造了中国改革，形成了当下的体制。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今天的中国双方都不满意，甚至双方都认为改革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也许，许多年后，当中国呈现出更为稳定的政治特征的时候，中国人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

1989年之后，思想界的分化出现了。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沉浸在那场悲剧中难以自拔时，一些人对于市场大潮席卷中国的现实开始警觉，特别是1992年之后。他们为其带来的分化忧虑，为其过程的不公而愤怒。这种忧虑和不公在很多方面与那场悲剧中所蕴含的情绪和希望不那么协调。

原本同仇敌忾的知识界对于这种分化感到无法接受，难以理解。或许首先是情感上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了论辩，并很快由论辩转而怀疑对方的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并进而确信对方是可鄙的、虚伪的、愚蠢的，一次次交流对话成为一次次彼此伤害。自由派从新左派对市场的质疑，嗅到了否定改革味道，仿佛从这些昔日的战友身上看到了80年代的政敌的影子，而这些政敌曾经是大家共同痛恨的对象；新左派从自由派对苦难和平等的漠视，觉察到了背叛人民的可能。这些隐隐约约地意识，未必都有很充分的依据，但却足以最大程度地伤害彼此的情感，乃至尊严，每一方都认为自己背负着屈辱，再艰难而高傲地反抗。

当双方沉浸在这种交织着悲痛和确认自己高尚的复杂情感中陶醉时，另外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件发生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平心而论，很少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中国经济将会高速增长。从整体来说，自由派坚信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必然失败，新左派坚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必将发挥颠覆效应，民族主义者断言加入WTO将毁灭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农业，国家主义者为了国家财政和政治力量的削弱带来的可怕前景四处呼号，而那时，新儒家们对于道德人心的败坏痛心疾首，却因为和者寥寥，而寂寞地在山间为先圣先贤守灵。当个别财经界的技术官僚，用简单地数字推算中国的未来将要超过日本、英国、德国时，人们嘲笑他们的浅薄。

重述这段往事，并非为了嘲笑中国的知识界没有远见。谁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所有的忧虑都是富于远见的，直到今天，他们的担忧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依然会交替着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哪个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哪个派别就将会成为中国的主流声音。但或许如果我们写下这样的评论，也不算过于苛刻：他们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核心，因为谁也不能用自己的立场和理论来有效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他们解释：这种增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这种发展最终又会将中国带向何方呢？

利益时代的思想分裂

经济的快速成长和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思想界的论争带来了很大影响，几乎重塑了思想界的阵营和论辩方式。

经济的快速成长使得一种新的保守力量崛起，这并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经济成长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自信。我曾经描述过他们的基本主张：“想往伟大国家，从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地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并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荣，批判市场和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治，强调在统治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

因为致力于现行体制的优越性，因为着眼于创造一种超越西方体制的未来，这一主张与新左派共享了许多思想资源，乃至于结成盟友。或许因为共同的敌人，他们双方似乎暂时放下了彼此的现实、利益分歧——如果基于现实的考量，新左派应该是现行体制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传统的左翼则逐渐消亡，从1992年从政治舞台上被清除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在民间迅速发展，并借助着对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曾经一度得到广大弱势群体的支持。他们不仅获得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成果，一度甚至尝试走出书斋和知识群体，有意识地寻找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及其利益诉求结合的可能。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对左翼的冲击远远大于他们的自我意识，左翼成长所需要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都被这种增长延缓稀释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并没有沿着左翼所希望的那样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冲突方式，而更多地表现为弱势群体与政府的冲突，这使得左翼在这种冲突中非常尴尬。

对于左翼而已，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是一个利好消息。由于缺乏恰当的政治环境，他们在思想上的说服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而不得不转变为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者。因此，中国最主要的思想论争将在保守主义与改革派之间的展开。只是，这时的所谓改革派虽然在主张上与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他们由于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往往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这与他们80年代的处境大大不同。

在这两者之外，一种不那么理论化，但却有着极强行动能力和急切政治欲望的主张也正在壮大。由于其激进的政治主张，他们的言说和理论没有得到能够展开。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在政治逻辑和伦理基础上与改革时代的政治游戏完全不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立足于个体的欲望和权利，而不是精英群体的共识或者国家的强大。虽然他们在具体的公共事务上的发言未必都很激进，但如果仔细品味会发现他们从根本上不接受改革意识形态，不相信精英的善意，也不打算认可共识。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

概括地说，无论是80年代，还是21世纪，中国社会都未曾真正实现和谐，巨大的社会冲突与思想分裂不断地相互影响。一方面，思想分裂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只是有时思想者们不那么自觉，他们有时把自己的圈子里的问题看得比社会矛盾跟严重，有时做了社会冲突的工具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思想分裂也在定义和塑造着社会冲突的性质和方向。冲突本身都是具体的、临时的，其意义必须被赋予。只是冲突的双方有时缺乏足够的政治视野，他们有时会被个别的、短期的利益蒙蔽双眼，有时又会被思想界的话语欺骗，开开心心地站在自己的利益的反面。就此而论，无论是民众还是思想界，都还远离政治成熟。

茶杯里的风暴？

思想界的这种分裂常常被讥笑为“茶杯里的风暴”，这是因为它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回应，也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远离了社会现实，陶醉于自娱自乐的把戏。在大众的生活中以及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影子，遑论有意义的刻痕。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这是思想界不断萎缩的过程，他们往往会怀念80年代的风起云涌，怀念80年代知识的优越地位。但事实上，如我们前面所述，80年代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而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悲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80年代还是今天，思想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必须接受现实的约束，而不是去畅想如何用思想去彻底改造现实。而且，他们其实忽略了30年来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激烈变化和论争，就是在不断地调整知识分子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当然，这种调整还远远没有进入水乳交融的状态，在当下支配人们的行为更有分量的是利益，而且是分散的、个别的利益，不同的个人利益诉求还没有整合成阶级的、集团的利益。但这中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是快慢长短的问题。

更值得重视的，或许是政治与思想之间的隔阂，是整个政治精英对于思想论争的有意屏蔽，经过80年代末的悲剧，整个政治精英阶层似乎对于思想界的争吵充满戒惧，它不仅无意插手引导，甚至充耳不闻。它宁愿停留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自己的问题。哪怕这种话语已经很难打动说服人，这种思考的方法已经远远脱离实际。

许多人担忧思想与政治的结合，人们恐惧这种思想的分裂会给政治带来混乱和灾难。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二者的隔阂带来更大的问题。

这种隔阂和不信任深刻地折磨着中国的精英，也威胁着中国的未来。它使得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封闭，与整个社会脱离关系，甚至日益有着成为权力和利益游戏的可怕前景。整个官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缺乏雄心斗志。无论思想界如何天翻地覆，政治精英们都充耳不闻，都只管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宛如自以为遭受欺骗之后的万历皇帝，他用30年“不郊不庙不朝”，这种孩子气的幼稚做法来表达自己对于士大夫朋党论争的厌烦。诚然，在政治中，绝不会没有权力和利益，甚至权力和利益是政治永恒的主角。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国家，盛行中一种韦伯所说的，“靠”政治生存，而非“为”政治生存的政治伦理，所有的政治从业者都靠政治吃饭，视其为职业，将其政治活动视为获取收入的手段，“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淹没我们的政治。同时，这也使得知识界和他们的争论充满道德义愤和情感偏见，对于现实既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没有指引的能力。他们会越来越偏执于自己的道德感受，越来越倾向于“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或者沉溺于书斋，不问世事。对于民族的未来而言，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担忧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者思想家有能力为消除这种隔阂做出尝试和努力，甚至我们连这样的意愿都看不到。

就此而言，将思想分裂称为“茶杯里的风暴”还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不仅仅是思想的悲哀，也不仅仅是思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