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作者：秋风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6月20日

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此为一显而易见之事实。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此尚未做好准备。中国和世界都将因此面临巨大风险。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和丰富政治智慧的新兴大国，主动权在中国手里。唯有透过内修文德，中国文化之复兴也即“新生转进”，中国才有意愿、也才有能力见义而勇为，外平天下，膺承中国的世界历史天命。

中国时刻，问题时刻

尽管遭遇过诸多挫折，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大推进。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物质性力量有极大增长。中国在极大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秩序之调整，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调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展开。

外人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威胁论”之不时出现，对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期许，“中美国”概念之出现，在在都表明，外人认识到，中国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世界性角色。中国注定了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至少是之一。整个世界，包括现在领导世界的大国，均须认真对待中国，不论以友善或敌意的方式。对几乎所有国家，以更为恰当的态度对待世界地位日渐上升之中国，已是最为重要的外交与战略问题。

中国人也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官员、商人。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已有长足发展，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已可与西方平起平坐。面对西方，这些精英甚至有一定优越感。至少在最近几年，中国似乎更好地解决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他们也承认，中国仍需学习西方，但是，中国不必过于谦卑地做西方的小学生了。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已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对世界描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然而，对中国的物质力量相当自豪的官、商精英，其实，对这一点，可能有最为痛切地感受。近些年来，不少具有眼光的中国商人到非洲进行能源等战略性投资--这完全不同于早期浙江等地商人自发到非洲做贸易。非洲人当然欢迎中国的钱。但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不知道如何向非洲本地人、向整个世界表述自己的事业。事实是，他们在非洲所做的事情只是赚钱。非洲当地人对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只知赚钱，没有任何价值诉求。对当地社会、当地政治，中国商人也没有任何关切。

中国政府同样相当困扰。中国固然强大了，但中国不知道如何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似乎也没有足以吸引人们的核心价值，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概括言之，中国没有“软实力”。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甚至日本等国兴起过程中，其精英都有伟大的抱负，为世界立法之抱负，开创、起码是世界增加一种文明样式之抱负。由此，他们致力于国家制度之创新，也通常会提出自己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关心国家利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价值，有一个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在追求国家利益之外，旨在实现这些价值与世界秩序想象，甚至让国家利益服从于前者。这让他们具有饱满之生命力。

反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精英群体却缺乏抱负，缺乏生命力。因此，对中国，外人或有忧惧，因而不能不与中国周旋；外人也欢迎中国的资本，但对中国商人、对中国，外人却缺乏敬意。中国除了金钱，没有其他东西对外人具有道德感召力。外人也对中国不信任。因为，外人不了解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准备去往哪儿，准备把世界带往哪儿。中国确实是富裕的，强大的，但中国在世界上是孤独的。

这样的中国精英，即便背后有财富、力量支持，也依然没有自信。近几年来，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进退失据。最引人注目一个事实是：当中国被外人关注、乃至忧惧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包括那些最为高调地赞美中国之物质力量的精英，却大量移民，或者为其家属办理移民。

这是过去几百年中，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它最为清楚地说明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时刻。整体上，中国精英之世界历史意识处在迷惑而含混的状态，没有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待中国，没有严肃而系统地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角色，也没有形成和展示确定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因而没有清晰而坚定的世界历史责任感。中国精英群体迷失了自我，中国没有为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做好准备。

问题出在哪儿？

迷失自我的中国时刻

在十六世纪之前，没有世界。地球上存在着若干大体相互隔绝--至少没有深度交往--的文明体，华夏-中国自成一体。最为可观的是，至少从尧舜时代始，华夏-中国就一直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今日国人仍托命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大道，虽然极不自觉。

十五世纪的大航海开创了“世界”之历史。需特别指出者，其中包括郑和之下南洋、西洋。由此，相互分割的文明体之间开始深度交往，涉及贸易、宗教、军事、教育、生活方式等文明之所有领域。

这样的世界自有其秩序，即“世界秩序”。它是被创造的。创造秩序的是多个文明或政治共同体，其中位于欧洲的若干政治共同体最早呈现为现代“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也因此，其力量迅速增强，而轮替世界的领导权。

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有某国家担任领导者，它缔造世界秩序。这个领导国家也负责维护秩序。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本文所说的某国之“历史时刻”。本文尤其关注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运用自己的力量极大地影响、改变乃至塑造世界秩序构造之历史时刻。

一般认为，按照历史次序，葡萄牙在十六世纪，荷兰在十七世纪，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美国在二十世纪分别担纲世界秩序之缔造者和领导者。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苏联等国曾寻求世界领导者地位，然最终遭遇失败。

中国将怎样？令人忧惧。显而易见的是，当下中国之心态、状态，与英国、美国、乃至德国等国家类似时刻之心态、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

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之兴起与其固有文明之间的关系，起码是精英群体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知，完全不同。

这些欧美国家在世界中的兴起，呈现为其文明之自然生长和扩展。比如，这些国家都运用、起码是支持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英国人充分地运用其在中世纪形成的普通法心智，治理其所征服的殖民地，包括香港。这些国家积极地向外投射自身固有之价值，并依凭此价值形成其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把内部价值、制度自然地推展至世界，因而一开始就带着一副世界蓝图，因此而充满文明的自信。

中国的自觉的现代化则以价值和制度的自觉地去中国化为其基本形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精英群体就认识到，与西方的制度和力量相比，中国是落后的。他们对自身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有效性、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所努力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而已，中国必须谦卑地学习。中国须追赶现代的先驱，欧美。追赶西方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精英群体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心态，直至今日。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追赶的对象不同，追赶的方式不同。

这样，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发生的的巨大变化，其实都在自觉地、不自觉地偏离中国自身的文明，至少，相当多的精英们希望如此。儒家守护的中国价值是被否定的，中国在其漫长历史中积累形成的各个领域的制度，在法律、政体等层面上被有意地废除。精英群体对自己的文明之世界历史意义毫无信心，甚至毫无感觉、好无认知。尤其是在文明断裂之后，精英群体对中国固有文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文明已不在其心智和知识范围之内。

应该说，在追赶西方时期，具有如此心智的精英，倒也毫无困惑。他们知道中国的方向，那就是朝西走。当中国在物质方面追赶上西方后，中国精英就迷茫了，他们丧失了方向感。整体上看，中国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是孱弱的，没有价值，没有世界秩序想象，也就无力承担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这样的中国精英群体，让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巨大危险。

另外一个因素，也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尤其危险。自世界历史展开以来，陆续兴起的大国皆在同一文明体内，也即基督教世界，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同国家间，地中海地区和大西洋都在此文明圈内。中国文明则自成体系，世界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立刻展现一系列高难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治理世界？中国处在上升阶段，一旦超过美国，世界将会怎样？完全可以预测，世界历史的本轮调整触及两个文明体的关系，也许是最为艰难的。现有世界秩序所遭受的冲击，也将是最为深刻的。

然则，解决之道何在？

中国时刻，中国文明复兴的时刻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不能不承担其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为膺此天命，中国必须通过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文明之复兴，进而以“文德”化成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

西方价值派会质疑：何以断言世界天命降临中国？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已在极大地改变世界。中国模式派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没有能力回答下一级问题：中国何以膺此天命？

笔者的回答是：中国只能依靠“文德”，也即源远流长、而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价值，以及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天下。

西化派会追问：中国价值有效吗？现代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中国价值及其所支持的制度在现代之无效性，因而也否定了其普适性？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包括古典中国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历史，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及最为重要的，重新讲述刚刚发生的中国故事，以重新发现中国价值及其制度的性质和可能的现代意义。

笔者将通过《华夏治理秩序史》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已揭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之“正宗”，并在台湾结成正果。

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大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也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高增长是内生的，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的结果。

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本为中国传统，只是到二十世纪中期被人为中断。但民众一直在自发地回复传统的经济社会体制：当时用以描述此类事件的政治词汇，即是“复辟”。七十年代末，政府无力继续压制，而部分地承认民众通过自发复归所创新的制度，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就是“改革”。由此，市场制度开始恢复，而有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身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积极地寻求西方的技术和制度，由此推动了“开放”的过程。总之，大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文明复归的结果。

本轮中国文明的复归是全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之复归。中国出现了强劲的宗教复兴。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比如乡村的宗族、祠堂在复兴。在此，当然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国学热，尤其是是儒学的兴起。各个思想流派都在回到儒家，以重建自己的理论。由此，中国学界开始具有了理论上的自信和创造力。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强大，影响世界，主要是因为中国部分地重回自身文明。过去三十年，大陆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良性变化都可由中国文明的复归得到合理而可信的解释，即便这种复归还很不完整。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