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面面观

——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当代诗词座谈会发言稿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2日

一、传统诗词在当代的价值

自《诗经》、《楚辞》发展而来的中华传统诗词，历时三千余年，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狭义国学，专指儒家经学；广义国学，泛指上下五千年传统之一切中华学术，包括经、史、子、集及其延伸学术，也包括书法、绘画、棋类、古典音乐等艺术以及中医、武术、气功等养生健身之术。无论国学之广狭，其核心内容都是儒家思想体系，以经、史、子、集之典籍为载体）。传统诗词蕴涵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精神，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诗词是传统文学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显示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经过历代诗人文士的加工创造，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结合比兴、象征、用典等表现手法，使意蕴深厚，格调高雅。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有长有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灿若繁星的历代诗人词家，创造了缤纷多彩的风格流派，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无数闪光的名篇佳作，是后人取之不穷、用之不竭的源泉。“五四”以前，从未出现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这是由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多元统一的特质所决定的，与源自西方二元对抗的分裂思维迥然不同。总之，传统诗词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与文辞声律之美于一体，为国学之英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和民族的心灵，任何强暴的势力都不可能将其摧毁。只要汉字不灭，典籍长存，诗词必将被有识之士继承，与祖国山河同在。

诗品取决于人品。成就卓越的诗人词家，除才华、学养、生活阅历等必备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具备仁者之心，由此才能产生忧国忧民的意识、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独立不迁的风骨气节，揭露黑暗，向往光明，成为人类精神的导师。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王夫之以及近代黄遵宪、丘逢甲等大家，树立了崇高的典范。而才学俱佳但人品卑劣者，如严嵩、阮大铖，其诗难以传世。传统教育做诗先要做人，道德践履于人伦日用之中，知行合一，成就君子人格，论定诗人的历史地位，必需考察其生平事迹与人品，而非只看其诗。儒家诗教之目的，正在于陶冶情操，变化气质，导人上臻礼乐文明、至善至美的境界。在当今普遍崇拜金钱、风气败坏的社会，恢复传统诗教的意义，尤为重大。当代诗人应该善承传统，在创作诗词的同时砥砺品行，立身正直，关爱苍生，自觉地抵制邪恶，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随波逐流，做粉饰承平的工具。诗词的价值超越一时的功利，曾子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杜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宋儒张载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贤的教诲堪铭座右。无抱负、无德行者，纵使才华横溢，作品山积，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成不了伟大的诗人。

二、关于现当代诗词研究

大陆学术界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今170余年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即1841年至1818年“五四”运动之前为近代，“五四”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为现代，建国60余年为当代。另有一种观念，以“文革”后改革开放30余年为当代，“当代”是“当今”之意，这一段时间内诗词复兴，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文革”之前。无论时段如何划分，历史的血脉不可能强行割断，诗人的生命不因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而终止，多有晚清、民国间出生的老辈诗人到上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仍在创作。研究当代诗词，视野不能局限于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或“文革”后30余年，要注意数千年来形成的人文精神和古典诗歌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深入考察其渊源流变，无继承则无创新，沙滩上建不了高楼，切戒文化虚无主义。

本人从事现当代诗词研究近30年，在大量阅读、艰辛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下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文化与旧体诗词，产生白话新诗。但旧体诗词的传承并未因此中断，民国期间名家辈出，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创作高峰。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诗词反映风云多变的时代，不仅其思想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时在诗词的表现手法和由此形成的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和创造，其总体成就非但足以抗衡古代，且骎骎然有超越之势。规模宏壮的创作群体，数量极为宏富、文质兼美的诗篇，以及同步产生的诗学、词学理论，展现出传统文学在西化浪潮中坚强屹立的民族精神气质，许多优秀诗词家的思想品格与精美的诗词艺术一体浑成，达到极高的境界，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2、近百年诗词以知识精英为创作队伍中的主力，其中多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与国学大家，他们是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诗词是言志抒情的艺术，在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同时反映社会现实，通过作品来探讨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品格，以诗证史，以史为鉴，可知文化之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紧密。

3、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对历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现当代诗词家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多来源于儒家经典，其高尚品格亦多由儒学陶冶而成。同时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善承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不激不随，行中正之道。其诗词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敌救亡，护持民族文化，批判政治专制与社会不良风气，呼唤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与世界和平，建设文明富强的祖国。

4、脱离传统文化的根基，走“全盘西化”之路的所谓“创新”，绝非正道，近百年来的欧化体新诗，已提供了经验教训。当今诗词创作应该继承古代以至近现代诗词思想与艺术的精华，诗人结合时代以言志抒情，反映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同时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作风与气派。品位高雅、引人向上的诗词，不同于民间文艺，不能寄望于“大众化”，只能用传统的教化方式，引导诗词爱好者逐步提高修养。

5、现当代诗词的内容、格调、技巧、意境、流派形成、作家成份等与古代诗词有异，尤其写古人笔下所无的题材，风貌多新。但形式上的新与旧、风格的通俗与典雅，并非检验作品质量的绝对标准，惟有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精品，方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中“善”是核心因素。而诗品、词品取决于人品，立德重于立言，因此评价作品，必需考察作家的平生事迹，观其言复观其行，德艺双馨，方能树立楷范。

6、前辈名家多为学者，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二而一之，风格高华典雅。其诗论、词论多有高见卓识，与创作相辅相成。通过梳理阐发，对当今的诗歌创作有指导意义。

7、近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上承古代及近代，是《诗经》以来三千多年诗史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未曾中断，而且正在延伸，理当对此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补写乃至改写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

总而言之，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的诗词，饱经风霜，生命力极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新诗未能取代传统诗词，“文革”也未能摧毁诗词在国人心理中的根基，民国以来众多名家的创作成就和拨乱反正后诗词复兴的史实足以证明。笔者认为，在近百年文学各类体式中，饱经忧患、直面人生、真切反映现实的诗词精品最有传之久远的价值，其潜德幽光，亟需大力阐发。至于当代诗词鱼龙混杂，泥沙并下，笔者在《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关于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思考》等论文中多有分析与批评，本文不赘。

三、当代诗词复兴需结合国学运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国学热”，得到政府高层、学术界和民间的广泛支持，持续不衰，迄今已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国学运动。国学虽可专指中华文化中学术层面的精粹文化，不能等同于全方位的中华文化，但与中国广大社会的礼仪、风俗息息相关。学者祁和晖指出：“国学热”顺乎人心，应乎潮流，是与大国崛起同步的文化思潮，反映中华重兴的文化需求和国人振兴中华的坚韧意志。这一文艺复兴式的文化现象，很耐人寻味、思索（《中国“国学”一语义涵寻索》，《对“国学热”持续不衰之原因思考》，载《都江堰文庙首届国学论坛论文集》，2013年5月）。对国学运动，一部分继承“五四”新文化思想、醉心西化的知识分子极力反对，与支持国学的人士激烈争辩，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国学以儒家思想体系为核心内容，《诗》、《书》、《礼》、《易》、《乐》、《春秋》（古称“六艺”之学）是中国文化最本源的经典，经孔子整理后成为两千多年来学子必读的教材。现代儒学大师马一浮认为，六经统摄中国一切学术，诗歌同样融贯六经的基本精神。从诞生《诗经》的周代到晚清、民国，历代优秀的诗人无不深通经义，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自励，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盖儒家先圣孔子明确提出诗教：“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诗使人培养仁爱忠义之心和温文尔雅的气质，要成为道德高尚、才学俱全的君子，应当从学诗开始，循序渐进，并力行于生活实践。“古代的贤臣高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一部中国诗史，就是中国古代那些品格最优秀的士大夫的心灵史，体现的是真、美、善的光辉”（徐晋如《诗教是国学入门之始》，载《都江堰文庙首届国学论坛论文集》）。

“文革”后不久兴起的“诗词热”，早于“国学热”十多年，实为国学运动的先声，但诗词作者和爱好者大多为离退休老干部和各行业的知识分子，诗词活动基本上是在社会运行，未曾受到学术界包括国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诗词创作群体本身和学术界都存在许多问题，作品总体上远不及晚清、民国诗词的质量。笔者曾撰《现当代诗词与国学》一文予以分析，以下重点讨论诗词界的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与建国后“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文化教育以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割裂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之间的有机联系，凡“立新”必以“破旧”为代价，给几千年国学之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失，“代沟”迄今尚未填平。而学校教育体制无不仿效外邦，中国统摄子、史与集部的儒家经学被抛弃，传统学术教育全遭解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多只是专家，绝无通儒。1949年后整顿改编的各级学校废除诗教，民间书院与私塾已销声匿迹，“文革”后的诗词作者大多数在青壮年时期历经频繁的政治运动，思想方面接受的是从“左”倾到“极左”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长期鄙视知识、批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不可能大量地学习古典诗词以及儒学经典，做到充分切实的继承。诗词作者中的老干部到退休时已到晚年，精力衰减，喜爱诗词却为格律所困；因文化根基浅薄，甚难读懂典雅高深之作，所谓“声韵改革”和“大众化、通俗化”便呼声四起，行之于写作实践，便形成“老干体”。这类诗词充斥于各种期刊，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鼓吹升平；或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对历史和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形式上往往平仄错谬，音韵混乱，语言直白乃至粗俗不堪；风格上千人一面，毫无个性。老干部中有一些勤于读书思考者能写出好诗，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没。而官僚习气极重、头脑极“左”的人，更是自以为永远正确，容不得半点批评，动辄指责继承风雅之士为“复古守旧”、“脱离人民，违背时代”。笔者认为，诗词“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论貌似向社会普及诗词，实为民粹主义的变体，将广大诗词爱好者引入误区，迷失诗词发展的方向。

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不停地向高层次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更需要高级文化的精神食粮，这就有赖于知识精英的创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乏知识精英，不可能有文明进步，更不可能自强自立于民族之林。天地之间万物本来就参差不齐，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同样有贤与不肖、智与愚的差别，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把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一齐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所谓“平等”，其真实含义是“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是一种政治、法律观念，不适用于文学艺术，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不可能与贾岛、姚合等同。而民粹主义者常常打出“民主”和“平等”的旗号，有意混淆概念，以形式上的平等抹煞实质上的差异，不是“见贤思齐”，“选贤与能”，而是不分高低、不问是非的一刀切，其结果只能造就一个智识平庸道德低下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工蚁社会，人类文明将停滞不前，退化到原始阶段。

诗词风格典雅决非弊病，而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积累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诗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典双关“今典”，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诗词以文言为主，但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可以吸收现代词汇，但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口语都可入诗。在名家诗词中，“通俗”只是作品风格的一种，不能涵括其总体风格。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以一种风格强行压制并取代另一种风格，反而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民主的。

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不同于庸俗、粗俗，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要讲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同样需要深湛的学养与功力。满纸堆塞口号、趋时应景的“老干体”，是毫无诗味的庸俗，不能与诗家清新明畅之作相提并论。目前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水平普遍低下，“大众化”论者不是指导他们如何读书积学、提高修养，不是强调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却把使用口语新词、“声韵改革”作为当务之急，大加鼓吹，实为轻视继承、抹煞传统，属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写诗词，只能产生类似“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的品种，诗词名存而实亡矣！

今日学术界国学研究者不关注现当代诗词，其研究集中于传统经学、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海内外儒学专家很少有人治诗学并写作诗词，其学术著作往往“以西释中”，带有浓厚的欧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胡先骕、饶宗颐那样古今中西融贯、诗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师通儒。民间则自办私塾，教儿童读经，诗学教材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声律启蒙》之类，缺乏诗词创作水平较高、诗学知识丰富的老师，公办各级学校的师资同样如此，中小学语文教材仍以现代文为主，更无经学教育。如前文所述，诗词作者大多只是于诗内求诗，少读乃至不读诗外的国学经典，不能上臻博大深闳的境界。总之，学界、民间、诗词界各自为阵，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有鉴于此，诗词作者理应主动关注国学，参与国学运动，补读经典，以国学的文化精神修身立德，走向高雅，同时引导大众逐步提高文化品位，诗词才能元气充盈，健康发展。

寓美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和提高，则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利品，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已大踏步走上全球化之路，要参与列强的竞争，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硬实力，更需要文化上的软实力，理当重视精英文化，尽快纠正历史的错误。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中国也只有培育出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和学术大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如何推行包括诗词在内的国学教育，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已26年，年年都说“诗教”，到各地挂了很多“诗词之乡”的品牌，但流于宣传形式，在现行教育体制未能大幅度改革的状况下，诗教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只有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在各级学校开设国学必修课，教材中增加国学的比重，考试提高分数值，同时大力培训师资，国学中的诗教才能落到实处，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清代科举考试帖诗，士子自幼就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清诗之兴盛与此相关。唐宋明清之帝王大多能诗，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兼有体制的保障，诗教方能全面实施，出现众多的诗人。然而诗教只是国学教育内容之一，目的不在于培养诗人，而在于造就人格健全的君子，进而化民成俗，使全体国民的素质得以提高，即《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诗教必需与国学中多种教育相结合。也只有国学教育普及全民、奠定文化根基之后，中华诗词才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复兴，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2013年7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