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庆先生《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16日

“儒生文从”第一辑《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收录了2006年7月15日蒋庆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稿未删节本《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我的阅读印象，这篇讲稿因为题目、时间和受众的关系，所讲大部分是当今儒者已比较能一致看到的共同认识，蒋庆先生用力很深的政治儒学方面没有展开讲，所以总体上可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儒学向来是实践的学问，儒家的特色不在提出多么艰深、炫目的理论，大家分头共证的是同一个“道”，当今中国的问题和儒学的使命摆在那里，最急需的是实践和落实，“高论”并不是人们首要的期待。

以上为总体感觉，以下札记讲稿中较为独到、较有心得的内容，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

■儒学提供的理想、信仰与希望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理想与希望。

这句话让我厘清了一个思路。以前多少有些遗憾儒家经典中对“大同”社会描画语焉不详——当年中国人仓促之间热情接受的共产主义理想，大概始终只有少数人在内心坚信它可以实现，而今更是从上到下少有人再提，那么儒家能给一个替代方案吗？《礼记·礼运》记载的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依吾师邓小军先生的解析，其基本意涵是：政治上天下为公（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天下人民）、社会上充满人道（人人相互爱敬、人人生活幸福）、经济上人民均富（人人各有其产业），简言之，就是民主、人道、均富（《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今天看来，民主、人道、均富（限制贫富差距）这些，毋宁说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特征，还远不能说就是儒家理想社会的成熟方案。

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因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和学说，意义不在描绘一个蓝图让大家想象着去奋斗，而正在确立某些核心的价值和信念，等实现了这样一些共尊共信的价值和信念，未来社会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谁都不是预言家，越具体的蓝图，越是靠不住。

我们当下的理想和希望，说“公民社会”或者“社会主义”，都还实际一些，当代儒家所追求的，大概不过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身传统、充分体现着中华文明特征的“公民社会”或“社会主义”，概言之，也不妨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对“中国特色”做此种“儒化”的解释，暂时还很难被革命洗去中国文化心肠的一代人所接受。

二

■合法性问题，用卢梭的话说，就是“把统治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大意）儒学在古代又称“王官学”，其基本功能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王官学”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时又批判政治秩序的标准，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批判政治的功能。

明确指出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儒学不仅承担意识形态功能，同时具有批判政治的功能，两者都是儒学的根本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今人对中国政治史最大的无知便是完全忽略儒学的批判功能不讲，这一忽略造成了闻儒学而色变、把专制当成中国政治传统的唯一遗产。

■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

“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是蒋庆先生独创的说法，讲座中没有展开，但这或许可说是他的政治儒学的一个基本性的论断。

三

■我的朋友张祥平先生说，“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这是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

张先生的话，言简意赅，简单而坚定。说得好。我近来常想，虽然在当下语境中说尊儒，还很难为前文提到的“被革命洗去中国文化心肠的一代人”所接受，但是儒家的现实处境已经越来越好，或者说，正像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蒙元以后的明代，在“以夷变夏”的时代噩运过后，经过百年革命的摧残和扫荡的儒学正在逐渐恢复和显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请看今天的中国大陆，老一代人（也是正掌握国家权柄的一代）在成长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中，儒家文化基本等于封建和腐朽落后，是天经地义要被打倒的；中青年所受的教育和宣传已经不同了，他们的一般认识是，四书五经都是中华文化的经典，其中有糟粕，但主体是精华和宝藏，大人虽然没学过，但孩子应该学；而小学和幼儿园里，诵读儒学经典已经比较普遍。

二十年以后，跟儒学及传统文化似有血海深仇而不共戴天的人已经花果飘零，老年人普遍尊重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经典地位，中青年人小时候是普遍读过一些基本经典的，他们整体上对于儒家及传统文化，比现在的中青年了解更深，感情更近，他们中成为儒门子弟的，更将水涨船高般的比今天人多势众，造诣更高。彼时再谈尊儒，再谈对张先生那句话的看法，其情形想必已经不是今天的老一代“非儒”的人所能想象了。

四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描绘我们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暗示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这说明中华文明处在最危急的时刻，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经在现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剧又是什么？

■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没有道德基础，当中国国力强大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资格和影响力时，中国肯定会称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在走的路，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西方人热衷谈“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不道德的规则。中国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规则是国际关系中不道德的规则。（大意）

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狼与狼的关系”变成“人与人的关系”，即把国际关系中比拳头大的“动物原则”还原为讲道德的“人类规则”，最终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就是儒学的伟大抱负——“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在了儒学身上。

这两段论断我已有认识，为人讲《儒家理想与“中国梦”》时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蒋庆先生的思路明确、例子有力，有助加深认识。

根据亨廷顿以问号描绘现在中国文明的状况，证明中华文明文化自性已渐消失，逻辑上还不够充分，但中华文明的危机形势实已如此，亨氏书之外人人皆有感受，所以事实本身没有问题。且亨廷顿的理论影响甚巨，不失一个很有力的镜鉴和佐证。

“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一语足以振聋发聩，但一般人未易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无论国际间，还是人际间，早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客观规律，儒门之外的人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儒家竟主观、“狂妄”至此，还有雄心连这“铁律”也想打破。

我必须作证，不是蒋庆先生自己这么主观、“狂妄”，儒家实有这个雄心。

在儒家看来，“落后就要挨打”和自然界的弱肉强食一样，确是客观规律不假。但是客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主观改造，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在自然界多少有点特殊，就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最核心最高的体现，或者说人类社会之所以高于动物界，赖于人间的道德律。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相信，经过努力，个人能养成有道德的“仁”人，社会能建成公义尊于私利的社会。公义尊于私利，则先进的结果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落后的后果就不是挨打，而是被匡扶和救助，整体而言，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同情、合作和成就。公义尊于私利的人际和国际关系，也就是以道德规则而非势力强弱作主导的人际和国际关系，也即蒋庆先生所谓的“道德的天下”。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未免陈义过高，并不现实，儒生们良好的愿望和文弱的努力在硬邦邦的现实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对于这种想法，孟夫子的回答是，一杯水救不灭车薪之火，应该想办法去多弄水，如果轻易绝望得出结论认为浇水不能灭火，那就等于跟着煽风点火，反而贻害。就是说，仁如果暂时胜不过不仁，那应该努力去积攒更多仁的力量，而不是轻易泄气投降。

我的回答是：儒家所倡导的把道德置于利益之上的努力，在人际交往中已经很难，推而至国际关系上或许更难上加难，以致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认为不现实——让我们把这个现实或不现实的话题暂且放一放，试问，基督教中的上帝信仰现实吗？人死真的可以升入天国吗？如果儒家的道德追求与上帝、天国一样超现实，那么，发达、民主的美国人可以相信超现实的上帝，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相信超现实的道德至善？相信上帝在天有灵是一种宗教而非迷信，相信道德可以实现就很傻很天真吗？进而可以说，如果儒家追求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置于私利之上的公义，也即以道德规则而非势力强弱作主导的人际和国际关系，客观上永远不可实现，那么儒学就可以视为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学说和信仰，西方人关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儒家文明缺乏超越精神的言说从此可以休矣。反之，如果以道德规则主导的人际和国际关系经过人类的集体努力可以实现，那么，儒家的信仰和追求就是本质优于基督教等一切把希望寄托于天国、来生和神仙的宗教，如果置于私利之上的公义在人间可以最终实现，那么宗教的破产就只是早晚的事。

2013年7月16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