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职湖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牟宗三精神哲学研究》《荀子译注(选本)》等。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
敬畏圣贤与健康快乐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24日
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行文乃基于一次偶然的事件。文章的产生虽属偶然,然不减其道理之永恒性。
最近我的同事发给我一些观点,是一位已去世的作家对孔孟的看法,其基本立场是对孔孟非常不屑,且由此数落一通。我看了以后,立即回复曰:他如此看待中国的圣贤,英年早逝,可谓理有固然也。当年鲁迅不也是如此吗?此言一出,即遭到同事们的口诛笔伐,说我这个人太刻薄,不厚道。我承认,中国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这样的话对于一位逝者确实不敬。
但我这样说并非是一种恶性的攻击,亦是言之有据的。
对于鲁迅的死因,有关资料报导: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于1984年2月24日,邀请一些著名肺科、放射科专家、教授,共同研究这件遗物并作出了“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的新结论,终于揭开了长达四十八年的鲁迅死因之“谜”,专家认为鲁迅的病情属于中等程度,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也就是说,鲁迅之死并不是病变使然,而是“气”在作怪。鲁迅虽然是文章能手,但他的胸中不平之气太盛,杀伐之情太重,且对传统文化、乡村社会芥蒂太深。他的文章就是为了舒缓这不平之气、平泄那杀伐之情而为的。但社会有它自身的格套与律则,个人的不平之气不可能尽得其通,杀伐之情亦不可能尽得其平。在不得其通、不得其平之时,又没有“真元之大体”皈依,于是茫然四顾、孤苦无依,最后是生命枯萎、凋谢,殊为可惜。我希望这种理解不是对鲁迅先生的不敬,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读他的文章长大的。那位作家亦如是,他曾说:男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只快乐的公狗。从这句话看来,他内心怎么可能有平和之气、温勉之情呢?生命总在忿忿不平中撕裂,岂是久长之道。
因此,在中国,“养气”是一生中之大事,不但圣人、理学家讲,文学家、文论家也讲。《文心雕龙》就专门辟有“养气”篇。刘子曰:“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这是告诉我们,人是一种血气情性之存在,这血气情性有其自身的律则——“平和”。如果不遵守“平和”之原则而“钻砺过分”,那么就会“神疲而气衰”,这团血气情性自身就会流散耗尽。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养气”,而文学家更要“养气”。刘子曰:“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这是告诉我们,“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才是为文的根本,而“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根本就不是为文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学一般都有固定的音韵、格律、平仄、字数,这些不惟是依据文学上的美感要求而定的,视之为纯形式主义,乃肤浅之俗见,根本乃是顺畅培扶人之气血而定的。因此,传统文学大多可吟唱歌咏,其目的皆在存养这“真元大体”之气,而这“真元大体”之气发之于外,就是“平和”之调、“温润”之色。这样,中国传统文学基本上没有在曲调上撕裂怒吼的、在色彩上华郁浓丽的,而是平和温勉、空灵秀透的。总之,这不只是一个艺术风格问题,而是一个存养问题。
中国传统讲养心、养气,这不只是道德上的修持,也是生理上的养身。从生理上看,人是一团物质性的血气,如果没有“真元大体”之贞定,只是尾随现象界下委滚爬,就不会有来自“真元大体”能量输送与价值支撑,这团物质之气很快就是能量耗尽。因为物质性的东西为了保证自身的延伸与扩张,它发见出来易表现不平、侵凌与杀伐等。同时,现象世界是一个意见的世界,流变性很大,并不贞定纯一。这样,物质性的气在此总是遭遇挫折、抵抗与纷争,由此益加激起了这气之不平、侵凌与杀伐,但物质性的气总有自身的强度,不可能长期这么不平、侵凌与杀伐下去。因此,一个人并非不能有不平、侵凌与杀伐,但一定要有“真元大体”之开发,如果只有这光秃秃的物质性的气,能支持多久?所以,讲养心、养气,就是需要这“真元大体”能量输送与价值支撑,从而救住这物质之气的虚无与疲软,使其强大而生机勃勃。这些皆是生命的学问,若有真切的灵觉,丝毫不虚悬妄诞。但我的同事看到我说“真元大体”觉得很灵异怪诞,足见现代人的不思与无觉。但中国古人对此却有明确的意识。干卦彖辞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坤卦彖辞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干元是创造原则,坤元是生成原则。二者合之,可谓“真元大体”。“真元大体”不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与经验性的存在比较,祂是“无”,但这个“无”又不是纯粹的“不存在”,而是在人的精神证会中存在。这个以“无”的形态存在的“真元大体”有无限的大能、生机与妙用。故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说其大能与生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是说其妙用。由大能、生机与妙用,证明“真元大体”之生生之德,生命不执死而枯竭,总有正能量涌现。同时,这个“无”的形态存在的“真元大体”其作用又是“弱”,故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所以,其作用表现就是平和、温雅、空灵。这种表现就像“玉”一样:“温润而泽”、“廉而不刿”(《孔子家语·问玉》)。人生在世就是要效仿“真元大体”而行。是以《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证会到“真元大体”,那么,一个人一定不会枯竭生命之源,有自强矫健之行,平和拔俗之气,且能修持厚德,温润周流,承担得住大任。
其实,孔子、孟子之生命也并非一马平川,在现实上,他们也有不平与困厄。如夫子匡人之祸与桓魋之难,孟子之谩骂杨朱及墨子,皆为困厄与不平之表现。但他们因为证会到了“真元大体”,既而开了智慧之光,因此,他们的生命不会只是在现象界随物质之气滚,进而形成侵凌杀伐之盛气,而是表现了温和、雍容、宽厚之大德。《论语》中有下列记载: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这是孔子“居易以俟命”,他决不会在遭遇困厄时“行险以侥幸”。故孔子又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正因为孔子在造次之时不忘“真元大体”之德,颠沛时亦不忘“真元大体”之德,使得他终身保持一副平和、温良、乐和之大德,绝无紧张、暴戾、杀伐之气。《论语》里有下列记载: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以上表孔子平和、温良之德。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以上表孔子乐和之情。
正因为孔孟领受了“真元大体”之性德,不尾随物质之气下滚于现象界,因此,即使实在春秋战国之乱世,皆享有高寿,非偶然也。其有得于“真元大体”岂在小哉?!故《中庸》谓:“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决非虚言。有德者亦决不只是一个道德修为问题,亦必关涉一个人之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无得于“真元大体”,只是物质之气下委于现象界,然人生在世,造次之事何其多也,颠沛之时何其多也。由此,造次愈多,则不平之气愈盛;颠沛愈多,则暴戾之情愈炽。是此,则形气耗散,元气大伤。嵇中散曰:“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校鈨仁軘场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养生论》)这样,生命之火油尽灯枯,岂有他途?!
如此说来,一个人是不是不该有豪迈之气、勇武之情呢?非也。一个领受了“真元大体”的人,一定会有大智大勇,不会是一个漫无原则的乡愿。故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在《中庸》里,孔子进一步申述,任、智、勇为三“达德”,并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孟子亦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又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
但以上所言之大智大勇非但是不伤身的,而且是养身的。何也?因为它们是从大仁之心而来,非从物质之气而发。《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话正表明了仁心之动与意气之发的区别: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孟子的“不动心”是仁心专门于“真元大体”,而不动于外在的功利,并非仁心之死寂与无觉也。但告子的“不动心”正好是仁心之死寂与无觉,所以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以为,后者可,而前者不可。因为“心”是“大体”,“气”是“小体”,“心”统领“气”。“心”始终要有来自于“真元大体”灵觉与创造,“不得于言”怎么可以“勿求于心”呢?这表示你的心死寂了。由此,需要存养心之活力与灵觉。“持其志”就是存养。你有了存养,“气”随“心”转,你不但灵觉有得,且不会“暴其气”;但如果你没有存养,随意气之发而动,则反过来会伤害你的仁心。仁心既坏而寂,又反过来使你“暴其气”。这不是伤身了吗?
因此,若豪迈、勇武从仁心来,则可养身;若豪迈、勇武从意气来,则必伤身。
以上花了那么多篇幅,意在说明,一个不平之气太盛,暴戾之情过多的人,确实是有损于健康的。但现代人迷惑于唯物论,以为生命之寿夭只与营养有关,无涉于精神,故不知养浩然正气,证悟“真元大体”,使得现代社会不但精神病态,身体亦病态。岂不悲乎?!
然而,我的同事又问:不管有不有损于健康,别人从学理上质疑乃至否认孔孟之道难道不可以吗?学术自由之精神哪里去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孔孟不是一般意义的学问家、思想家与哲学家,而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开启者与弘扬者,确立了一个民族基本的人伦教化传统,从而具有了历史性与传承性,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与精神,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胶固性。这决不是一般的学问问题、思想问题,而是教化问题。学问问题、思想问题是完全开放的,可以肆意讨论,但教化问题不能完全开放的,如果随意开放讨论方向,可能这个民族就会被异化,从而彻底在地球上消失。故有语曰:“亡其国族者,必先亡其文化。”所以,对于孔孟之道如果可以有所质疑与否定的话,必须慎之又慎,且大端不能改,至多只是在末节上的修正与完善。民国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完全是莽夫行为,甚至是卖国行为。因此,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自由的学术讨论甚美,学人多倾慕,但这可用在一般的思想家之间,在一个民族的文化道统之中,无论中西,最好不要讲学术自由。因为学术与道统是两种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不可并架而立。
更何况,其次,现在很多反儒的人决不是自由的学术讨论,他们只是以俏皮话来数落圣人、调侃先贤。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传统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所以,我们不但不能随便数落圣贤,更要对之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不然,就是犯了大忌讳,是要遭受惩罚与报应的。所以,中国传统又有:“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孔子家语·五刑解》)数落与调侃圣贤者就是“诬文武者”,必将罪及四世。当然,信不信由你。然如果你内心真存敬畏,一定有利于你的健康以及你的世界拓展。西人舍勒说:
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够向我们显示出新颖的、青春般的、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事物。(《德性的复苏》)
由此可见,敬畏也是生命之源。相反,如果没有敬畏,以自我为中心,也就限住了你的世界的开拓与延续。舍勒复曰:
中魔似的注目自己的价值的自我骄傲者必然栖泊于黑暗和冥暗之中。他的价值世界日益暗淡,因为每看一眼价值,在他都无异于偷窃,无异于对他的自我价值的掠夺。于是他变成魔鬼和否定者!他被囚禁在自我骄傲这一牢庐之中;牢庐四壁不停地增长,使他看不到世界的明光。(《德性的复苏》)
由敬畏而谦恭,由谦恭而爱别人,宽容别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紧紧缠绕日益变得空虚与狂妄的自我之坚冰。因为真正的地狱就是围绕着这样的空虚与狂妄的自我不停转圈,最后愈转愈小。这样,无敬畏、无谦恭的自我骄傲者就像一个在荒野中缓慢自戕的人一样,这种人永远找不到通向人生宇宙美境的门径。
如果说,你自认为你没有那么高的领悟去承受“真元大体”,只能凭物质之气在现象界下委滚爬,从而发一发不平之气、愤懑之情,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你只是在下面发一发个人的情绪与不平,尽管会伤身,但也未必不可以。但你由此而直接向上挑战圣贤大道,不但是不自量力,而且犯了大忌。因为圣贤领受“真元大体”而开启智慧之光,照彻整个宇宙人生之大道,而你只是以生活之见闻、经验之感受,从而作些许“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的思考。你的这些思考,好像对于你很受用,但不过是“一曲之士”。此时受用,彼时未必受用。你受用,他未必受用。你这些零碎的思考如何能去挑战圣贤大道呢?圣贤大道是要确立宇宙人伦之大法,它具有无限的广被性与无穷的时间性。这是你的这些思考能挑战得了的吗?你这不是不自量力又是什么呢?!再者,你这样肆无忌惮地数落本民族的圣贤,但你再往前数三、四代,你的祖辈、曾祖辈一定是孔孟之道的坚定真挚信奉者,你这不是在数落你自己的祖先吗?孔孟之道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你如此地数落圣贤,就是在数落这个民族。你不是与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与整个民族为敌,你这不是犯了大忌又是什么?!
但现代人既不读圣贤书,也没有生命的灵觉与慧解,看到一些人能于乱世之中说几句激起人情绪的俏皮话,便以之为精神领袖,而盲视乃至亵渎圣贤,在个人的世界中自娱自乐而根本不知有时代的担当,且自以为得计。殆矣。有语曰:
夫损人自益,身之不详;弃老而取幼,家之不详;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详;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详;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之不详。(《孔子家语·正论解》)
“五不详”首位即“身之不详”,而身之所以不详,其要津在亵渎圣贤、膨胀自我,“损人自益”即因膨胀自我故也。若能敬畏圣贤,静心存养,诚健康之秘籍,和美之乐园也。焉有不豫之事,不详之理耶?!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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