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重建与陌生社会熟人化

作者：范仄（《清华管理评论》高级编辑）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30日

【说明】2012年在重庆大学高研院我曾以《基层论纲——又名“陌生社会的熟人化：一个社会工程”》为题参加经略学术研讨会，后修订为目前样子。本想在纸刊上寻求发表，但有朋友说此文阅读障碍大，不合适刊发。也有朋友说不像学术论文。我说罗尔斯、德沃金、哈耶克、牟宗三等不是也有很多文章是这么写的么，思想文章不是这么写还能怎么写。这位朋友说，可惜你不是牟宗三和罗尔斯。我理解这位朋友的难处，最后决定走自媒体道路，将文章刊发在这里。此文新提法、新观点、新命题很多，意义密度大，供有心的好友参考。

【目录】

●政治性与经济性

●民族独立与国家竞争：非共同体世界与自发的经济性

●大过渡：政治自觉与经济自觉的双重呼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衡政治性与经济性的中国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续）：乌坎事件三信摘录

●城市：自觉的政治性与自发的经济性最后的决战

●流动性与陌生化：当前政治性重建的核心问题

●社区：当前政治性重建的基本路径

●社区建设的政治能动主义

●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只有小共同体的丰富性，才能支持大共同体的存在。

●政治性与经济性

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伙同大都市化正将人类转化为彻底的陌生化状态。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政治与经济。人类曾经自然地生活在无数在地性小共同体内：在小区域地缘内，人与人之间长期相互照面，以至于水乳交融，相识相熟，相知相契；大共同体的原则和机制从小共同体演化而来，相异而相通。资本主义以经济名义颠覆这一切，将呵护人生的温情彻底打碎在冷冰冰的金钱交易中；大社会体的原则和机制成为地缘性小社会体原则和机制的源头和主导；经济学力图借助资本力量取代一切有关人类的社会科学。

其实，经济性与政治性，是人类相关而相异的两种基本机制。经济性是人类借助于媒介进行交易以实现功效最大化的机制，是人的持续的间接性，是交易的持续性。媒介同样是主体的对象化，但媒介这一对象化的等价性和抽象性，是经济性的根本前提和根本形式。其中抽象性是等价性的前提和内容，等价性是抽象性的功能和外化，它们都在交易中形成和外化，并以此构成交易的前提和扩大交易的范围。资本主义是一种自发的经济性，是对象化的等价性和抽象性的自发扩张；它排斥一切非经济性的东西，具有强大的颠覆力量，不断地颠覆创造它的人类的生存意义，因为人类的生存意义寄生于具体性之中。

交易媒介扩大交易的范围和便捷，扩展人们的联系，为全球性社会体、政治体、经济体的形成提供基础，但也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只有借助媒介这一对象化的抽象性，才能实现自己的广泛联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也因为地缘性小共同体的全面溃散而陷入全面的抽象化环境和抽象化状态。首要的疏离和分化，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来的阶级分化；这是一种对抗性的分化。其次是由分工和流动而来的社会陌生化，也即所谓的个体化，美其名曰“个人自由”；这是一种离散化的分化。早期的分化一直在熟人社会大结构中展开，而当前是这两重分化的高度重叠和共振，对抗性嵌入所有的离散空间而无孔不入，此即为海德格尔的“烦”、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列维纳斯的“他者”“不可入性”。

扩大社会联系，并不必然扩大共同体；只有大社会体、大政治体、大经济体的基本原则和机制是由在地性小共同体的原则和机制演化而来，扩大的联系才可能转化为大共同体。在发生性经验中，人们总是首先生活在地缘性小社会体或地缘性小共同体之中。人们的在地性经验应该是能够呵护人生的，而能够呵护人生的在地性经验不应被置于大社会体的客观性排斥和主观性质疑中。

政治性是人类不借助于任何媒介而持续照面以实现相互温情最大化的机制，是人的持续的直接性，是照面的持续性。人伦是持续性照面的类型。熟人社会便是由持续照面构成的直接社会。温情是诸种照面的综合产物。温情，就是有情有义，活得有情有义，爱得有情有义，恨得有情有义。温情是一种有爱有恨但无怨的状态。它被不断生产和呵护，它也呵护人生的意义和精神，是人文和文化的真正含义；它也是人生意义本身，是人生意义最大化的直接表现和直接保障。温情是人类、人为、人文、文化、政治、社会等最后的自证。缺少这最后的自证，所有的这些都不能说是完成的；所有这些都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温情在照面难以持续的时代，被视为怀乡病、浪漫病、文艺病；这是由于温情因无法持续照面而已经空洞化。拒绝持续照面或恐惧持续照面却又怀念和想象温情的行为，只能是怀乡病、浪漫病、文艺病；其所想象的温情只能是空心温情。

人类过去生活在自发而强劲的政治性中，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从在地性小共同体艰难地扩展开来。曾几何时，这种政治性既因其自发性，也因其所处环境的自然性和源始性，而被混同于氏族残留（哈耶克）、依附性（马克思）、身份性（梅因）、极权、专制，等等。在等价交易的经济性中，“持续的直接关系和照面”被描述为身份关系或人身依附；在无政治性的政治中，“直接关系和照面的持续”被描述为极权。政治性，也就是共同体的政治，是建基于在地性小共同体上的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是政治的本质性功用，是政治性本身。

因为资本主义对在地性小共同体的颠覆，自发的政治性自此长期处于苟延残喘之中，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污蔑，处于不被理解状态。在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人情”的一轮又一轮的批判。人的在地性永远无法被抹除，其在法律世界中虽然会以相邻权、物业权等分解形式存在，但人的在地权并没有作为一种一般权利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因为作为一般权利的在地权与资本主义是直接相冲突的。在陌生化状态中，沟通、交流和默契是技术，是计算，是训练，是功利，是冷冰冰的尴尬的标准化笑容。人类因此生活在无政治性的政治中。法治主义替代政治所应有的政治性。目前的政治是无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法治主义更加是经济性的。通俗地说当代的政治与法治只是经济性的工具。我们生活在无政治性的政治中。

相对于“经济性”的自发性，政治性则应当是逆经济性。这种“逆”不等同于“反”。经济强调物质性“利益”，以物质性利益的交换分化人们。这是经济性的本性。这种经济活动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但政治性的存在，既要保证交换的现实性，更要消除其分化的效果。如果说经济性是分化，那么政治性就是黏合，而且是相互嵌入式或相互潜入式的黏合。

政治不能妨碍交换的发生，也不能听任交换的一切后果发生。我们必须实现政治的自觉和经济的自觉。经济自觉必须建基于政治自觉之中。政治自觉可以独立存在，在实现自身的同时克制经济性的不良后果。经济自觉无法独立存在，必须嵌入到政治自觉结构中才可能生存；这也是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打碎和重建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政治自觉的核心，就是在地性小共同体和人伦社会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是实现政治应有的政治性。大社会体、大经济体、大政治体的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出发点，底线是不伤害这一出发点。经济自觉便是交易和效用自觉地为这一出发点服务，为这一出发点的扩展和丰富提供充分的经济技术条件。新政治应该是政治性穿透和主导经济性而形成的新结构、新机制。这是一个反复而长期的过程。

礼治秩序中的礼仪是人伦社会自然演化出来的契约——默契之约，是人伦社会一切行为的政治性形式；其法律必须是合礼的。法治秩序中的法律是陌生化社会相互计算出来的契约——交易之约，是陌生社会政治的经济性形式；其礼仪是为计算出来的功效服务的。礼治曾在中国获得最为完备最为深刻最为细腻的发展，法治在当代西方获得相对完备相对深刻相对细腻的发展。未来的新政治将面临这两种各自完备的秩序政治的融合问题。

●民族独立与国家竞争：非共同体世界与自发的经济性

殖民世界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性机制。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将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资本主义打破，形成最广阔的殖民世界。可以说，资本主义体系从诞生起，就一直由资产阶级和“殖民地”构成，从而同时是一个殖民世界。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它必须反对一切共同体，必须形成一个广阔的非共同体世界。在共同体层面对成员实现相对平等的呵护，是一切共同体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一本质要求与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竞争是不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总是力图建立一个不断将“殖民地”卷入的非共同体世界。无产阶级崛起之前，特别是全民政治民主崛起以前，资本主义国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将境内的封建藩篱打破并转化为殖民性地区，形成广泛的被“殖民”阶级。

《共产党宣言》1992年版序言因此指出，1848年之后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是工人阶级运动推动的，欧洲工人都需要自己民族的独立。阶级革命转化为民族革命。资本家打破封建藩篱，工人阶级则推动民族独立，以重建国家藩篱；资本无国界，但可以强迫资本家及其资产阶级政治有国界。这也是只有在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之后民族国家才真正形成的原因。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属性要求其在民族国家层面对成员实现相对平等的呵护，这是福利主义国家产生的逻辑之一。资本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双重性，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层面强化共同体属性，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拆解各种在地性小共同体。

殖民世界原来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世界。民族独立有力地打破这种格局，将资本及资本家首先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治首先转化为国家内部政治。国家政治因此在资本之外获得相对独立性，从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属性。这是在民族已经独立而跨国资本主义世界尚未完全形成时期的特点。

境外直接投资占比的快速提升和全球金融化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跨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民族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的竞争单元之一。这种竞争体制因资本的流动性而不得不进行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制度选择。跨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竞争越来越激烈，大都市区、跨国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中心等，越来越成为竞争的主要工具。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使资本获得超国家的能力，民族独立的意义被大大削弱，政治共同体属性也因此被大大抑制。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使国家成为资本的内部性，而资本成为国家的强外部性。这就是当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资本的跨国流动又为自己创造一个非共同体世界。这是一个升级版的殖民世界。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这个时代背景中获得自我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无疑依赖于国家制度相对独立的创新，而不能完全追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国家制度创新如果极大地受到国家竞争的影响，就可能受制于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压力，而很难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与资本跨国界流动压力之间的平衡，便成为中国政治家首先面对的问题。

只有当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大共同体，资本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内部性时，人们才有可能获得最大层级最高层级的共同体层面的相对平等的呵护，在地性小共同体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合法性、存在性，人类共同体与在地性小共同体才可能获得相异而相通的共同机制。政治性的本质就是内部化。

●大过渡：政治自觉与经济自觉的双重呼唤

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人类社会进入大过渡的开端和标志。这个大过渡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大转变，也可以说是剥削社会向无剥削社会的大转变。在广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大萧条之后的西方世界都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具有过渡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过渡时期后期的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特殊形态。

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为标志，无产阶级开始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这支政治力量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壮大。资本主义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壮大、社会主义因素的一次积累。

在20世纪，大过渡出现大分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一个是原始积累型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前者是高税收式的分配正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推动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使无国界之资本的人格化群体有了国界；在这一共同体内，无产阶级也已具有相当的实力，以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的形式部分地参与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掠夺和积累的巨额财富。在殖民地化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是无产阶级参与重建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打碎原有国家机器主张的不彻底实践，但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一种努力。这一股改革浪潮，几乎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一支是直接由马克思主义阵营分化出来的，欧洲大陆的福利主义几乎都是由此而来；一支是多多少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比如美国的凯恩斯主义。

原始积累型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实现的是国有式的所有制正义。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这些落后的民族国家，必须通过民族国家共同体式国家机器的广泛动员和适当强制，实现生产资料一定的集中，以增强民族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以满足无产阶级觉醒之后的正义诉求。所有制正义的本质是实现劳动正义。

资本主义改良是过渡特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型社会主义是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但都属于大过渡时代。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经济性相对充足而政治性相对缺乏的形式，即过渡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是政治性相对充足而经济性相对缺乏的形式，即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21世纪，大过渡的时代性将越来越强烈，特色社会主义和特色资本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也将越来越具有相似性，但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向的。人类如果对此缺乏清晰认识，就可能走很多弯路，特别是原始积累型社会主义可能会因此主动放弃已经积累起来的政治性资源，而直接模仿过渡特色的资本主义，而过渡特色的资本主义则一直认识不到打碎原有国家机器，重建和积累政治性资源的必要性，并因此大大延长过渡特色资本主义的存在。

但无论如何，生产大社会化、类共同体政治建设和全球大一统趋势，都将使他们走向发达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形成虽然使这一走向变得格外复杂和曲折反复，但也在通过促进全球大一统的意外收获而加速这一走向。发达社会主义，就是大一统式全球建基于政治性的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衡政治性与经济性的中国探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次伟大的探索，是中国以中庸和辩证法为中心的古典智慧在大过渡时代的创造性发挥，也是中国古典经济制度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的一次复兴。

不过从在地性小共同体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具有分化、陌生化社会的强大力量，而且正在加剧这一陌生化过程。陌生化单方面的加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属性削弱的主要标志之一。不能在保留、改造、扩大原有政治性的基础上增强经济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败的标志之一，是直接模仿过渡特色资本主义的主要结果之一。

社会主义采用市场经济，不只是为了经济活力，还是为了探索新共同体的机制。这就需要给予在地性小共同体的存在空间和发展空间，让在地性小共同体在市场经济中坚守、演化、探索。如果在地性小共同体连合法空间和政治通道都没有，那么在发达经济性中政治性就很难获得积累、壮大和创新。然而当前中国的政治和法律都没给予在地性小共同体相应的空间。残存的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形式和政治通道，越来越难以生存。城市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在增强流动性和经济性的市场社会环境中，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的难点之一是集体成员的确认、流动和继承，但是通过探索性实践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竟然没有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的一席之地，这对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相当的毁灭性。社会主义不可能只有大共同体层面的全民所有制，而没有丰富多样的小共同体的存在。只有大共同体层面的全民所有制，而没有丰富多样的小共同体，人们将被置于陌生化处境中，这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经过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建立了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性；其次是因为这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性与遍布全国的在地性小共同体建立了良好的相异而相通的共同机制；第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通过群众路线成为这个大小相通的共同体内的有机政党。有机政党既是大小共同体相异而相通的共同机制的主要构成，也是这个共同机制的主要保证。现在面临的是后两个因素的逐步丧失。

在地性小共同体的逐步消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不知道的是，在地性小共同体一旦全面丧失，社会全面陌生化，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也将失去基本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从而失去成为有机政党的可能。群众路线的前提是有机性的在地性小共同体的普遍存在。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内生的有机过程，是真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内生过程。

目前中国共产党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并在政法委以外成立社工委，努力通过对社团性组织的渗透来加强自己的有机性。这是在地性小共同体逐步丧失之后的必然选择，但这种选择只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在大体量政治性和大体量经济性时代，社工委是一个必要补充，但也只能是一个必要补充。因为在社团性组织中几乎只有宗教化的社团，才有可能是共同体性的组织。无论非宗教化从而非共同体性的社团，还是宗教化从而共同体化的社团，都不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有机政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目前合法性危机的核心就是无机化，即去政治性，即去鱼水情。

由此下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就失去坚实的政治基础。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即失去有政治性的政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就变得不可能。马克思认为必须打碎原有国家机器，重建自己的国家机器的要义之一便在于此。

也由此可见，大力促进在地性小共同体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为有机政党的必由之路，而在地性小共同体的广泛存在是群众路线得以可能的社会基础。党员的在地性登记和参与，越来越变得重要。换言之，党员的地缘性管理和业缘性管理的二重化，可能会成为流动性社会有机政党基层组织的主要方式，其中地缘性管理必须处于主导性地位。在流动性社会中，政党在基层的有机化努力是在地性社会体有机化的动力源，也是有机政党的前提。在流动性社会中，在地化小社会体的有机化或共同体化是需要组织资源的，而有机政党基层组织的在地化是现成的组织资源，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放弃这一现成的组织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论述则比任何时候更有现实意义，此时阅读《共产党宣言》则也更有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续）：乌坎事件三信摘录

一

仔细拜读大作，核心思想似乎是主张用社会主义视野来理解民主、革命和乌坎事件。 个人认为关键之处是如何用社会主义视野来看待乌坎事件。因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如何用各方相对都认可的乌坎事件描述来做社会主义分析，估计绕不开。

特别是如何解释冲突双方都是社会主义的，冲突本身也是社会主义的。这似乎必须通过冲突过程分析来实现这种解释。

也只有从社会主义角度对乌坎事件分析清楚了，才能从社会主义视野谈论民主和革命，因为当前关于民主和革命的讨论的背景，就是以乌坎事件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的增长。

二

从目前的乌坎事件披露来看，如果要从社会主义视野来分析，也不是不可能。这就得抓住一些关键点。

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村民抗争的组织形式的动力源。至少到目前为止，其动力源就是你在文中所提到的集体土地及由此而来的村民利益诉求的集体表达。至于如何由此展开，是一个难点。

我给你提供一个参考材料。周其仁做的成都土地确权调查报告，立意是个体产权确权，但他所描述的确权成功案例几乎全都是集体组织及由此而来的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行政村。可是周其仁在报告中很少把这当作解释路径之一来论述。我觉得周其仁所忽视的解释路径也可以放到乌坎事件中来，甚至可以作为旁证。

集体组织或集体经济在中国形式多样，宗族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是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们不必忌讳它背后的宗族性质。从可操作性来看，宗族性是集体组织得以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这是革命时期和土改时期共产党人没有清楚认识到的一点，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打掉宗族性，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如何得以巩固，就成为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怨共主义者们力图将乌坎事件引向土地私有化，引向自由竞争型的选举民主。这两个方向都要设法避免。选举民主的人民性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化程度。在过于分化的社会中，选举民主的人民性是很弱的，甚至有可能是反人民性的。贫富分化也是其表现形成，但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化还不是同一回事。福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不能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化问题，也从而不能实现劳动正义，劳动的活力就可能被抑制。

社会主义视野的乌坎事件叙事，最大难点是此前土地问题根源的社会属性，因为这也是人民矛盾发生的根源之一。其次难点是党和政府在其中发生的作用的社会属性。党和政府的作用至少有二，一是作为土地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一是作为乌坎事件和解的原因之一。乌坎事件和解的社会属性也是值得确认的。

如果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一说，市场经济如何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之一，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描述框架。换言之，只要市场经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就会成为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之一。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使得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根源形式变得复杂和多样。这就是乌坎事件属性复杂的原因之一，因此进行人民内部矛盾内的梳理是必要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要揭示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其关键还是市场经济具有严重的双重性，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摇摆。如果这样论述下去，问题可能变得更复杂，但这也是你作为政治学学者似乎绕不过去的中国问题，因此值得做下去，甚至可以对此类事件做一些深度调查，像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一样，这样中国的政治学就有希望了。

在该文中，由于乌坎事件的材料不足，立论没法强化，那就得在写作上不让读者对你的立论部分产生质疑冲动，我觉得可以对乌坎事件的集体土地及由此而来的集体形式点到为止，指出其与以个体产权为基础的社团式抗争有本质不同，前者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属性。一旦读者对你的立论部分产生质疑冲动，文章就可能被疑为笑柄，比如政府在土地问题发生上的作用如果未经解释就作为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就可能被疑为笑柄。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不好写，因为牵涉到很多已经被人们遗忘和不再继续发展的理论。至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内部矛盾等主题在社会、媒体和主流学界被遗忘了。现在只有少数为学术课题和公务员饭碗的人在做这些东西，而且多是注释性的。

三

我说的宗族性在集体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只是指当下，尽管在当下也还在发挥作用。

你说到的“这一集体性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整体政治设想有关”，这是在宏大政治学叙事中的常见说法。但是在具体的集体组织之间的比较中，我所接触到的，宗族性强的地方，集体组织往往是发达的。更重要的，我是从集体组织发育角度来说的。用现代的集体理论来看，宗族就具有很强的集体组织性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体的表现形式之一。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确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社会主义理论中很多具体的东西，其实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资源和具体形式。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宗族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焕发了新的生机。一个没有地主的宗族性，依然是宗族性。这在同姓村和杂姓村的比较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集体土地上非宗族性的集体组织与集体土地上宗族性的集体组织之间的比较，特别是他们的生命力的比较，在中国是不能忽视的，我至少是这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上非宗族性的集体组织的崩溃速度，要比集体土地上宗族性的集体组织，快得多。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集体土地、集体财产、党的领导之外，宗族性为集体组织多增加了一道保险。

这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也算是提出一个问题，打掉宗族性，集体组织该怎么运作，集体组织法该怎么制定？

●城市：自觉的政治性与自发的经济性最后的决战

作为自发经济性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塑造同样是自发性的大都市化的城市，以彻底实现资本对社会分化、陌生化的功能。认识城市，是认识陌生化和解决陌生化问题的主要中介。现代高密度超大型城市的出现是这一切变化的主要的具体中介。

人类从寻找洞穴居住开始，一直努力寻求优越于自然环境的建筑环境来保护自己，为自己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建筑环境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频密，从单户到村落，到城镇，到城市，到都市，到都市群。最后建筑环境完全替代自然环境，完全将人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自然环境成为观光的对象。从此，建筑环境优先于自然环境。由建筑环境构成主导环境的生活环境。建筑环境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更多地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现代法权、政权、生存等都是现代建筑环境的直接反应。如果对城市的社会空间，特别是由跨国资本主义竞争推动起来的大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缺乏基本的理解，就会对法权、政权、生存等缺乏真实的理解。

简单地说，城市化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村社区（包括小城镇社区），第二阶段是城市化的步行、马车、自行车阶段，第三阶段是机动车和高楼阶段。在当代中国便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化。在第二阶段，社会学家们曾经对城市进行浪漫化的描述，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曾经这样论述：

“城市诞生于推动个人以恒定的方式彼此维系尽可能亲密关系的需求。城市也是社会群体形成强劲程度超过别处的地方。只有精神密度提高了，城市才能增多和延伸。”“正因为纯经济关系使得人们彼此外向交往，所以无需参与同一集体生存，人们也能够保有经常连续的关系。”

而真正的现实，正如伊夫·格拉夫梅耶尔所著《城市社会学》的描述：

“鉴于称呼私生活引起的大量接触，城市中的社会关系趋向于匿名、表面化和短暂化。在交换中的保留和对隐私的保护，成为相互作用的条件。与密切联系乡村类型的‘初级团体’成员间的人际关系相反，市民们维系着‘次级’关系，也就是说分割的、短暂的、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是因为每一位市民都处于复杂的角色和所属关系中。就总体而言，城市社会不像传统的乡村社会那样‘分割’，因为它是在多样化的活动、功能和地位的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发展的。同时，就个人而言，每一位城市居民都在一些专门化的交互影响之间分配时间及其生活场所，而每位城市居民在每一个场合只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工厂、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等）。这种关系的分割趋向于向纯粹经济范畴以外的人际关系注入理性考量。个人的发展、个人特点得到重视等现象的反面，是舆论和行为大众化的趋向，不过这种趋向与个人的隔离的风险并不矛盾。……”

城市是由各种隔离线和分割线组成，社区也是如此。社团、企业、政治等都在切割社区。流动的空间是切割社区的主导力量。切割也即分化和划分，也即强外部性。这些切割造成一系列隔离：“由居住地点和质量造成的隔离、由生活设施造成的隔离、由住所和工作地点的距离造成的隔离。”（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其中住所与工作地点的隔离是根本性隔离，是对生存的直接切割和最终切割。如果没有这一根本性隔离，其他所有隔离都不足以推动陌生化的彻底实现。而这一根本性隔离恰恰是资本最后的榨取，将资本的成本转嫁成人们的生活成本：人们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既降低资本的成本，也为资本扩大所谓的内需。

这些隔离既是货币媒介扩展交易范围的产物，也是货币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疏离性的具体形式。这些隔离已经被人们看做理所当然的趋势，一些力图反抗这种趋势的人又为很多既定的观念所束缚，找不到合适的出路。政治性重建是惟一而必然的道路，这一点不被很多人所认识。

城市规划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力量，这种社会性力量是首先建基于政治性还是经济性，就非常关键。

“城市规划——由于城市有自身固有的生活秩序，因此人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的物质结构和道德秩序。

例如，城市规划确立了城市的边界，并大体上规定了市内各种建筑物的地点和性质，还对市内私营和公营的建筑物的安排作出硬性规定。前面，读到，城市的改变是有一个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以内，人类特性发展的必然趋势会使这些建筑物和地区越来越难以控制。比如说，在美国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预测某个地区内人口集中可能到达的程度。城市无法确定土地价格，这项任务常常是委托给一些私人企业，由它们去决定城市范围的大小、有关居住区和工业区的分布等。这样，个人的兴趣爱好同客观条件之间，职业和经济利益之间必然形成分离，大城市人口的分化就是这样发生的。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大城市既无设计又无控制的人口组织和分布形式。”

“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其实是由当地的物质的、地理的与自然环境的各项优劣条件决定的，包括交通设施。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一些更为细致的影响，例如同情、敌对，以及经济支柱等才逐渐支配了人口的分布。商业及工业都要争取有利的地点，并把大宗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围。时髦的居住区接连出现了，穷人由于无力偿付昂贵的地价，被排挤出来。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贫民窟，大批的穷人在社会的挤压下无力保护自己，沦落到被遗弃的地位。”（《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

美国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下的城市发展，就是首先建基于经济性之上的城市空间。这种局面后来一直没有改观。这也是联合国“社区发展”行动的缘由之一。这同时说明政治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政治的意义之表现。

尽管在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崛起之时，城市的隔离效应还没有普遍化和彻底化，正因为如此，他们谈起邻里，具有涂尔干同样的浪漫情怀：

“这当然是社会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是经年累月一直习传下来的。人们应当本能地理解与你为邻的人，你的左邻右舍最有权要求你的友谊关系。邻里是一种社会单位，它的周围界线比较明确，内部组织比较完整，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灵敏反应。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实际作用的社会精神。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不论他在城里多么专横跋扈，他在自己邻里中必须与同伴永远平等相处，因为他的权力是邻里赋予他的。他同自己邻里的相处必须十分小心，以诚相待，不敢稍有相欺，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共同的立意。邻里也很通晓自家事物，对他们也很难相欺。”（罗伯特 A·伍兹《社会改造中的邻里》，转载自《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

然而这种邻里，在建基于经济性之上的城市空间流动中，跟社区一样已经不断被强外部性切割破碎。邻里的自然性远远大于社区的自然性，但也因此被切割殆尽。邻里之间不再具有生产共同的社会精神的机能。

21世纪的基层问题或者说共同体问题，主要是指如何在大都市区建设基层和共同体。如果能完成这一任务，其他任务也就迎刃而解。

●流动性与陌生化：当前政治性重建的核心问题

中国当前的基层制度创新必须在这三个时代背景中来认识。一个是处于国家竞争中的民族国家，一个是大过渡时代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城市化、特别是都市化。而核心是流动性及随之而来的切割或隔离、陌生化。

我们应区分两种流动性：一种是由民族国家间通过压缩和伤害政治性以增强竞争力的竞争性政策或法律所导致的资本流动及随之而来的人类流动。一种是由技术和地理等导致的资本流动及随之而来的人类流动。前者是必须避免的，后者是必须进行优化管理的。

我们面对的困难不是“陌生人”，而是“陌生人社会”，或者说“陌生社会”，或者说社会陌生化。这是两个可以说根本不相关的问题，尽管是一词之差。熟人社会里，并不是没有陌生人。陌生社会里也并不是没有熟人。问题在于何种原则、何种精神、何种人际占主导地位。

举例来说。在陌生社会里，契约精神被纳入家庭。德国关于民法典将契约精神纳入家庭的讨论史，一方面觉得不用契约精神，平等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会失去家庭的味道，败坏家庭。美国某法学教授的文章《家庭法一百年》，从美国很多州通过《无过错离婚法》谈起。反对这一法律的人称之为“单方遗弃法”。该作者也陷于德国人的困境，一方面意识到这种法律不断在加剧对家庭的败坏，另一方面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也许在儒家看来，这只是男女无别故夫妇失义。

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智慧，一直被现代人嘲笑，理由就是那些教条法学家所强调的契约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现代社会的预设是“每个人都是超人”，而男女授受不亲的智慧就在于把每个人还原为凡人，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保障“男女有别，然后夫妇有义”的人伦。“夫妇有义”是熟人社会首要的原则之一。这种物理隔离与流动性造成的隔离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没有等价交易这个中介环节，其目的也只是呵护持续性照面。

这种智慧也就是“在给定处着力”的智慧。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养成某种经验结构，或者说心性结构；然后再以此出发来理论，自然信心不疑；然后再以此为基础修身养性，那就坚定不移。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在给定处着力”，后面的言说便永远处于相互的“不可思议”状态、“不可理解”状态，相互之中便成为具有“不可入性”的他者。“在给定处着力”的社会安排，也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所谓的“强制”。其中最重要的“给定处”便是现成的建筑环境。

简单地说，一个长期生活在相对而言称得上“熟人社会”的社会里，他与他人具有一定的默契，这时有人与他谈论“他者的不可入性”，此人会被视为疯子。而一个长期生活在相对而言称得上“陌生人社会”的社会里，他与他人几乎不具有默契，稍有点默契还是训练出来的（西方心理学或者人力资源管理、军队中就有很多训练人际默契的科目），这时有人跟他谈论“人伦”，此人同样会被视为疯子。

人们一般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谈论“陌生人”的。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了，但也不是说对了。我们必须区分“陌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和“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说的只可能是“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而不是“陌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

做简单的语式分析，这句话的核心是“兄弟”。这是一个暗喻，本体是“四海之内”的陌生人的关系，喻体是“兄弟”。为什么要比喻呢？就是为了更形象更具体地理解“本体”，是让对“本体”不熟悉的人通过其熟悉的东西来想象和理解“本体”。

换言之，你必须在日常经验中首先有“兄弟”之情，有对待“兄弟”的情感和经验。然后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说：你应该像对待你的兄弟一样去对待“四海之内”所有的人。

用“陌生人社会”中的规则来说这句话，就是“兄弟皆四海之内”，或者“比邻若天涯”。这显然是预设对方不知道如何处理兄弟关系，但非常熟悉和善于处理陌生人关系。为了让他知道兄弟关系，就对他说：兄弟关系跟陌生人关系差不多，你可以跟处理陌生人关系一样处理兄弟关系。比如一个独生子女想知道什么是兄弟情谊，别人跟他解释不清的时候，就会说：兄弟关系没什么特别的，跟四海之内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没区别，除了“明算账”，除了契约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虚幻的。

从这个比喻也可以看出，“陌生人社会”或者是“社会陌生化”的问题，不是我们置身于其中如何应对的问题，而是如何取代这种社会状态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或文教，都是不可能置身于“陌生化社会”而能有应对的。“陌生化社会”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反人文的，是人类和社会堕落的表现。假如把社会陌生化当作现成的出发点来展开讨论，则是缘木求鱼。然而这种趋势的正当性越来越高，很多社会科学学者和政治家将这一趋势当做思考和行动的前提、出发点，其中法学家、法律政治家尤甚。

一般而言，人类相互联系的扩大，确实是有助于人类，特别是有助于人类实现类的具体性，但是熟人社会的全面崩溃，则让这种联系的扩大变成反人类的。类的具体化最终必须通过人伦和人文的规则来实现。类的具体化，便是人伦和人文在全人类的实现。

类的具体性，首先是类的组织化、一统化。人们在类的共同体层面得到相对平等的呵护。类共同体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

但类之所以能成为共同体，是因为在地性小共同体的原则和机制演化扩展为类群体。只有这样，类群体才能成为类共同体。

人伦是持续性照面的类型。人文是持续性照面的积淀和风格。陌生化社会没有积淀，无法涵养。只有延异。延异是持续的再分化。人文源于风俗习俗的演化和内化，而“俗”源于人群内部相互照面的可持续性。流动性和陌生化，不可能产生风俗习俗。流动性和陌生化要求计算式理性，现代法律体系很多就是这种理性的产物，它不断地在抹除习俗理性，这在家属法中表现最为明显。习俗理性的要义在于多义互动演化。

竞争确实是活力的来源，而自由竞争将活力极大化。满则损。将政治性确立为竞争的前提和基础，并把它作为一个原则贯彻到人类所有的社会领域，这种竞争虽然不再是自由竞争，但竞争的充分性依然成立。竞争性的充分性不决定于竞争的自由性，而决定于竞争的规则平等性。

●社区：当前政治性重建的基本路径

城市化时代，社区成为基层的主要构成和通名，是在地性社会体或在地性小共同体的通名。如何理解和建设社区，已经是目前政治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社区比较通用的定义是地域性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中国政策采用的说法。根据各方说法，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  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的居住人群。

2、  他们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

3、  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持续互动的关系。

4、  他们具有一定的认同感。

但是这样的社区是怎样形成的，各方说法不一。“自发形成”一说似乎越来越占上风，从具体表述来看，都与当前强调“自治”有关。流行说法都把它定义成“居民自治组织”。

但从当代社区概念发展和推广过程来看，它依然是“拟乡村共同体”概念，特别是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更能说明这一点。这一概念首先多使用于乡村社区、小城镇社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社区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向城市，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侧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扩展过程。”（《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直到1961年，联合国发表《都市地区社区发展报告书》，指出尽管城市社区人口流动性大，人际关系不同于乡村，但居住在同一社区就会有共同的利益要求，也就会有共同的行动基础，并提出要在城市推广社区发展计划。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领域都实施过社区发展计划。美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向贫困宣战”和“大社会”的大规模社会改革计划，将“社区行动方案”纳入其中。

联合国的“社区发展”行动，就是想利用社区可能的“共同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实现社区重建。这是利用看得见的地域性“共同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人类发展的行为。而流动空间对其的切割，其实已经使社区居民成功“共同行动”主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社区内居民“共同行动”的可能性虽然一直存在，而且有强有弱，但转化为现实性，并不是必然的。它必须至少经过以下三个环节：因共同居住而产生共同利益、因共同居住和共同利益而产生共同认同、因共同利益和共同认同而产生共同行动。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产生可持续的共同行动。没有可持续的共同行动，就很难达到联合国所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社会问题是一个连续过程，共同行动也必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也是一切共同体的基本原理。

共同居住形成的共同利益，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自发的，也有自觉的；有内生的，也有外生的。但共同利益的客体化和外显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共同体可能持续的客观基础。

共同利益的客体化最主要的形式，是共同体的公有财产，特别是公有不动产。这是共同体财政自主的主要基础。共同体层面的财政自主是共同体共同行动最坚实的客观基础。共同体成员的税赋并不构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而只是必要补充。政治性的经济基础多不构成直接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经济性不是以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区分为区分标准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治性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即经营性。在坚守政治性的基础上，其经济资源并不忌讳经济性。经济不必然是经济性的，政治也不必然是政治性的。

共同利益的客体化是外显化的基础，但不等同于外显化。外显化的主要方式有面向全体成员的授权仪式、共同利益的标志化、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告知和认知等。在流动性社会中，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公有财产的权利的确认、流转和继承是困难之一。困难之二是业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分配。对业主的授权会影响公民权利的分配正义。但非投资性业主又确实是大都市社会的可治理对象。

持续的共同行动，主要表现是共同行动的细微化。共同体在公有财产之外的共同利益还有很多，也是现在的法律政治观念最所看重的，比如共同的安全、相邻权、共同的排水系统、公共空间、共同的便利设施等等。

●社区建设的政治能动主义

社区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社区的行政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活功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先秦什伍制，应是演自军队，以做军事之用。军民一体，民制必仿军制。中国古代长期是“都野”制度，是以分散在各地的“都”城为中心的“都野”治理体系；广大的远离“都野”的地方，并没有被纳入治理范围。纳入治理范围的，必须高度组织化，才能维持“都野”对周边较远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些远离“都野”的地区，要么没有常规治理，要么被各种山寨非正式治理；政府对它们的常规治理在很长时期里无法实现。政府对这些远离“都野”的地区的统治，是一种非常规的治理。

正因此，“统治”一词必须得到合理界定，必须区分“统治”和“治理”。治理必然是统治的，但统治的不必然是治理的。统治必须建立在治理的基础之上，但统治的范围向来是远远大于治理范围的。“统治”总是通过对核心区域的良好治理来实现对非核心地区的统治。“治理”必然是组织化的，甚至是全能的。

“发展缓慢的农村（它更多地创造产品）显示出仅仅在生态结构上发生微小变化；而迅速发展的城市（它更多地分配产品）则与农村相反，它的深刻而频繁的变化取决于统治阶级的组成和政治目的，它的变化的影响涉及整个社会。人们开始尝试新的文化运动，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城市的形式适应于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和要求。”

“经过不断开垦荒地和灌溉，人们得到了更多的新的可耕地。种植的粮食一部分可以用来换取其他货物，另一部分可以为大规模集体劳动做准备。这种螺旋形上升的新的经济结构就这样开始了：繁忙的农业经济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超过了这块土地自身的需要。剩余农产品被集中在城市里，城市人口才得以增长，城市的手工业、贸易及服务业才有可能发展，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同时，城市又依靠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保证了它对农村的统治。”（《世界城市史》，【意】贝拉沃罗著）

在历史上，“生产/分配”、“经济/政治”，曾经构成“农村/城市”的同构格局。这其实表明在世界范围上曾经存在类似“都野”的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当然，这在古代中国是自觉的。这种统治-治理体系就会对治理体系中的社区提出相应的要求，即作为统治体系的基础组织存在。

关于中国保甲制度具体功能的变迁及其基本价值，闻钧天所著《中国保甲制度》一书有精彩言论：“要之，此种法制之精旨，在周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晋魏主于户籍，隋主于检察，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于卫，终则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教，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虽然，累朝应用之政策，固不可以强同，但保甲本身组织之效用，正无二致，其治体之价值，亦复不可轻视。”“可知保甲不仅为一建立政治组织之制度，且为健全社会组织之制度。所谓相保相救相育相成，以和人民之政者在此。”

闻钧天首先定义“保甲制度，为共同担保，共同责任之制度，其组织，深合全民政治之原则，而机能效用，可为增进地方行政体系整肃之方，故其目的，将使无一家无一人不得其治焉。自广义方面言之，即吾国之地方自治制度。自狭义方面言之，即农村之保卫政策……。”

这些论述点出基层社会建设的历史共性：其国家功用可因时势不同而异，但其固有之组织和价值则是永远存在的。质而言之，各朝利用的都是保甲组织“共同行动”这一特点。没有“都野”治理体系内保甲组织的“共同行动”，“都野”就无法实现对远离“都野”的地区和人们实现有效的统治。

但闻钧天有一判断，我认为并不成立。“然依中国古代保甲组织行政而论，其与中央政府行政关系，适成相应之现象；即中央政府纪纲衰替之日，地方行政制度，无不因之崩颓。此正因过去之保甲组织，仅备机能，未赋以权力，故其为‘他动的自治’，而非‘自动的自治’之性质明甚。今后之组织，使变他动为自动，端在意义与方法之认识为如何，是不可以不辩。”

大多社区之运作和完善，无论古今中西，都端赖政府推动。没有政府推动，最多只是宗族性的或宗教性的共同体式社区，具有一定的在地性，但不是真正的在地性共同体，因为在地性共同体不应具有排斥性。凡是在在地性共同体层面相对平等对待成员的共同体，都离不开政府推动。宗教性或宗族性共同体式社区在流动性社会中，具有极大偶然性。这两种共同体式社区，在中国古代也不因中央政府纪纲衰替而崩颓，而“自治”也是现代人给予的追认式描述。

总的来说，保甲制度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在基层社会建设上的“政治能动主义”，而不是所谓的“他动的自治”。我把中国古代国家根据政治需要对基层社会进行规划，称为内在于社区建设的“政治能动主义”。“他动的自治”只是一种外在认知，因为它忽视“基层”同样内在于国家组织之中。联合国的“社区发展”行动，也体现了“政治能动主义”。

基层社会建设中的政治能动主义，表明了一种关注微观、基层、生命、生活等独特的政治视野。

良好的基层社会建设，是社会自发主义与政治能动主义的结合。熟人社会基层政权的自治性比陌生化社会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性要高得多。但在现代以高楼大厦为标志的城市社会里，基层社会建设又带有更为复杂的特点，政治能动主义可能会更加突出。如果不突出这一点，政治能动便会被视为基层社会建设中的消极性因素或负面因素。

我们不必忌讳社区是政权的一级，而在于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在地性小共同体与国家政治的贯通。比如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自动成为基层政权的政务委员会成员，比如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在地化（而不只是业缘化），等等。

在现代社会，社区不再是税赋杂役性基层组织，甚至也不是捕盗保卫性基层组织，企业、公安与市政等已经把这些功能完成。因此，共同认同非常重要，更加体现出实现居民之需要的功能。还有就是“俗教”功能。“俗”本就源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认同，将教化嵌入这样的“俗”中，既能“润物细无声”，又能“教”“俗”互动：“教”提升“俗”，化“俗”为“教”；“俗”赋予“教”以力度、深度。

●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作为居民之基本需要的社区。这是任何朝代、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不能因为其他任务重要而抹杀或忽视这个层面。严格地说，其他功用应该以不伤害这个原则为基础。居民对社区的基本需要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基本类型应该比较一致。简而言之就是生命与生活两个层面。前者也可以说是精神生活情感生活。

居民之基本需要，在具体的个人那里，并不是总是一致而和谐的；在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冲突的、模糊的，甚至是暧昧的。分化出来而功能单一化的诸多社团，就成为这种需求结构的一个外部反映。多元需求结构与多元社团结构之间的互动，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必须将地缘性聚集建设成为地缘性共同体。地缘性聚集是人的一种基本状态，地缘性共同体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过去的地缘性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具有一定的非完全性、半野蛮性，而现在的市场化、资本化已经严重影响这种自发形成，这时自觉建设的努力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建设要义依然是让它在自生自发中实现。所谓自生自发，在中国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在给定处着力。

然而，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开发公司遵循的几乎是经济性原则，而且是自发的经济性原则。应该以社区开发机构来取代或统摄房地产开发公司。社区开发机构以政治性为本、经济性为辅的原则，在大城市格局中进行社区开发和建设。它至少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有利于宜居。

关于宜居的讨论已经很多，这些讨论大多是有利于宜居的，凡是不与此处其他原则相冲突的宜居主张几乎都是正确的。这里不再详述。这些讨论也表明人类正在从不同角度不自觉地切入政治性。

2、有利于熟人化。

最直接的表现和评估，是社区内居民相互照面的频率是否提高。建筑环境的给定性最高，因此建筑环境对人们相互照面频率的有利性也是最关键的。在此基础上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除了自身是否有利于人们相互照面的频率，同时还是最终实现建筑环境给定性的路径，也是建筑环境给定性的表现形式。在很大意义上，熟人化是宜居的根本性标志和评估指标。这都是从客观性角度论述的。人们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照面是否有主观愿望及愿望的强度，则是熟人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最后熟人化的社区成为熟人社会和人伦社会，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此处不论。

3、有利于基层政权嵌入社区和对社区的有机化。

国家是任何一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最高形式。之所以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是因为此前的形态和状体已经发展到了无法自给的地步，而国家只是自给的最高状态的命名，是组织化的最高状态。它所实现的是权力的普遍化，运用普遍化的权权力集中全体民众的力量，以实现人们所需要的自给。普遍化的权力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和形式，但这种权力的普遍化是必需的。

普遍化的权力成为大共同体的力量的前提之一，便是与上层政府相通的基层政权对社区的嵌入和有机化。有机政府的诞生，或者说大共同体的诞生，至少需要两个前提，基层政权的有机化、基层政权与上层政权的相通性。在强调自治的今天，比如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可以自动成为基层政权政务委员会的成员，便是一种自治与政权相通的路径。

4、有利于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互动的社团开展活动，有利于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在地化。

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力量的主要组织，它跨越政治的各个层级，具有很强的动力性。政党是否成为有政治性的政治组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否是有机政党，或者有机性的强度。典型的有机政党必须在基层就已经有机化，因此社区开发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互动的社团对社区的有机化。执政党基层组织对党员应该进行地缘性和业缘性的双重登记和管理，其中地缘性管理优先。

5、有利于社区成员就近就业。

这是解决居住和工作地点隔离的主要手段。就近就业的比例并不一定要求很高，在同一个单位有10%到30%的人是就近就业的，单位氛围、精神气质等就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个比例可以进一步研究，确定一个相对有效的比例出来的。做到就近就业，不一定需要通过强制企业就近招聘的办法。但可以强制和建设社区信息优先共享，比如建立社区信息共享通道，规定社区企业招聘信息对社区的发布，甚至是优先发布。在全面信息化时代，不能让远距离信息打败近距离信息。建立近距离信息优先共享的通道和机制，本身就是城市化时代的差序建设，其首要方式就是社区信息优先共享。必须加强虚拟社区对实体社区的服务功能。

中国共产党本来已经创造一种单位大院型的城市社会空间。这种单位大院与居委会相并存。然而这种单位大院后来被作为一种落后东西而放弃，而不是作为不变量之一通过推动其他变量来实现变革，以至于这种城市社会空间全面崩溃。悲哀的是它作为选项之一的地位都没有。

这五大原则可能有交叉，但为了充分揭示它们的意义，本文不惜重复啰嗦。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供参考。

A、看得见的社区边界

社区拥有看得见的边界，是很重要的。所谓看得见的边界，就是看得见的小（地缘性）共同体，就是看得见的地缘性差序格局。

看得见，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来源于空间关系的确定性。看得见的边界，就是空间关系的确定化。所谓看得见的正义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看得见的正义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在陌生化社会里，看得见的正义可能主要是法律；在熟人社会里，看得见的正义可能主要是社区里有威望的人说的公道话。看得见的边界，便是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里看得见的正义之一。看得见的边界，是可感知秩序的开端。

有了看得见的边界，小（地缘性）共同体的共生感、认同感就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生成力量。无需进行强大的宣传和号召，这种共生感和认同感便在日常无意识中生成。如此生成的共生感和认同感是坚固的。

因此，加强边界意识，并不是培养封建意识，而是确立地缘上的立身之“地”，由此出发，“界”而“通”的心怀“天下”。地缘上的立身之“地”，在当下被忽视，这是很可怕的。

地缘边界，在当下“大”公共时代，可能得首先通过标识来强化；其次通过社区活动来强化；再次通过社区间友谊赛来强化。

地缘边界，首先可以解决一个“位置”的问题。所谓的社会位置、心理位置、意义位置如果最后没落实到物理位置，依然是飘忽不定的。

B、可共同参与的社区节日：

1、节日时间选择。社区开端日、社区有德名人纪念日、社区重大事件（或喜庆或灾难）纪念日等等。公推公选，参与进来的社区公民越多越好

2、节日方式之一：五教共和——儒家、道教、佛教、基督教、穆斯林。

3、节日方式之二：社区公民德行奖励、社区内企业德行奖励、社区内社工奖励等

4、节日方式之三：社区公民才艺展示及嘉奖

5、节日方式之四：社区家庭、社区内邻居、社区公民文体赛事

6、节日方式之五：社区公民厨艺展示

7、节日方式之六：相邻社区相关展示和赛事

8、节日方式之七：社区读书大赛——藏书比赛、书评比赛、朗诵比赛、作文比赛等

9、节日方式之八：节日商机

……

C、可共同参与的社区仪式

社区礼仪之一：迎送礼仪

这是社区比较重要的一个仪式。

迎新礼仪：社区接纳新公民、新公民开始融入社区的仪式活动。可以在每年选定一些日子，统一对社区新公民举行迎新仪式：一方面是大家统一“照面”，另一方面也是社区新公民对社区的宣誓。换言之是一个相互的照面、认识、承诺、宣誓的活动。

欢送礼仪：社区欢送移居出去的公民，也是相互感激、感恩、祝愿的仪式活动。

……

●只有小共同体的丰富性，才能支持大共同体的存在。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全体社会主义的丰富性和坚实性，也最终决定于各种社会主义的小共同体的丰富性和坚实性。

哈耶克的个体知识论，恰恰支持了个体对小共同体的依赖。个体知识的高度有限性，则要求个体对自己的小环境相当熟悉，以至于达成小共同体的效果。小共同体有助于增强个体知识在小环境中的有效性，而大多数人的生存感知首先决定于自己的小环境。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