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反腐两难困境的社会根源——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方朝晖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3-08-09 13: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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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作者简介:方朝晖,男,西元一九六五年生,安徽枞阳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2001)《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学统的迷统与再造》(2010)《文明的毁灭与新生》(2011)《“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为“三纲”正名》(2014)等。


 

 

反腐两难困境的社会根源

——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

作者:方朝晖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8月3日

 

 

 

(一)社会风气是反腐“两难”困境的关键原因

 

人民论坛:有学者说:“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低效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逆反。”重也不是,轻也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难”?

 

方朝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却越反越难呢?我想关键原因就是社会风气。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中每一个官员都是人,且是生活在自己社会关系网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受到来自于家人、亲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压力,他们的自我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人、亲友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舆论。当全社会都一切向钱看时,许多官员对自我的评价也因亲友和社会关系的评价而改变;而当拉关系、走后门流行成风时,政府官员抵抗亲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就倍受考验;很多官员正因不可能做到“六亲不认”,才在亲友和关系的强大压力下被拉下水。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安徽老家探亲时,曾听许多基层干部和教师因此无法安心工作,停薪留职下海,甚至离职经商。他们的选择固然与收入有关,从深层上看却也是当时社会风气大环境下的产物。在一个下海成风、全民皆商的时代,收入低也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二)抵制社会风气、抵制腐败行为的最大武器是信仰

 

人民论坛:那么,您认为官员抵制社会风气、抵制腐败行为的最大武器是什么?

 

方朝晖: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政府官员比作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就好比深不可测的大海。本来官员应该引领社会风气的方向;但是与此同时,任何官员都不是生来就是官员,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与他人一起长大;他们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方式,也是在亲友与社会关系的培养下形成的。因此,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来说,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群体。当官员自身的信仰足够强大时,其拒斥社会关系负面影响的力量就比较强。但是当官员背后的关系世界足够强大时,其拒斥社会关系负面影响的能力就比较弱。毕竟以一个官员个人的力量来抵抗其背后庞大的关系世界,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

 

(三)在中国文化中,风气的力量远比制度的力量大

 

人民论坛:当前,一些干部信仰缺失现象引起我们的关注,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方朝晖:今天是时候来好好思考一下,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没有误区?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他人榜样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全民逐利潮,而政府部门和机关也深陷其中,大批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部门等纷纷搞起了创收。很多政府部门的收费活动,明明是违法乱纪,却明目张胆地进行。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文化中,风气的力量远比制度的力量大;即使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可以被社会风气所撕破。

 

现代化、国家富强、摆脱落后挨打状况……这一系列近代以来折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在最后三十年里转化为高度功利化的社会建设方针和国家发展计划。它们渗透到了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扩展到了行政系统的所有层级。它们转化到部门绩效的指标上,表现在官员业绩的考评上,体现到个人成就的衡量上。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今天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空前浮躁的风气。这股风气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在赚钱盈利、好大喜功、贪求虚名、追求享乐方面达到了某种疯狂的程度。

 

(四)国家在引导社会方面,要从过于功利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

 

人民论坛:该怎样扭转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破解反腐“两难”处境呢?

 

方朝晖:从今天的现实看,我认为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要改变价值导向,扭转社会风气。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社会风气向钱看,人心朝向太功利。只要此风不变,腐败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好转。必须认识到,这一风气的出现与国家政策导向有极大关系。建议国家在引导社会风气上,要从过于功利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标准真正落实到大政方针和各地、各行业的发展规划中去。

 

二要确立行业价值,推动行业自治。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名义上都把一些宏大的政治价值当作目标,却忽视了行业自身的内在价值和行业的独立性,由此导致行业从业人员缺乏职业的神圣感和尊严,缺乏功利之外的崇高价值和人生境界。比如在科研领域,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学术的价值在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忽视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包括学术独立于社会和他人需要的神圣境界和内在魅力。由此导致学术不能自治、学者不能自立,被社会风气牵着走。凡此种种,表明中国今天急需确立行业的价值,推动行业的自治。

 

三要实行吏治改革,改进干部制度,确保党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今天我们从大量的腐败案例中发现,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仰,是无法抵抗来自现实的巨大诱惑和强大压力的。必须认真思考,目前党的意识形态在培养人的信仰方面,是否有僵化、教条、落后于时代的成分,是否有形式主义、不合乎人性规律的东西。目前推行的干部选拔机制坚守民主集中制,经多年实践已有一套成熟的经验,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是它是否足以发现那些有风骨、敢说真话、人格高迈、信仰坚定的人才呢?还是容易把一些没有棱角锋芒、处事圆滑世故、善于献媚讨好的巧言令色之辈提拔上来?

 

四要改革教育体制,培育健全人格。一个人年轻时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长大后发现毫无用处,这时他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主流话语的仇视和对抗。今天这种仇视和对抗情绪可以在网络上轻而易举地找到。应该改革我们的价值教育体系,帮助人们建立起适合于市场经济、现代化、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健全人格和坚定信仰。要彻底走出当前的价值混乱、信仰失落和道德沦丧,就必须抛弃教条主义的道德说教,真正把每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每一个人格的独立与完整等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来提倡。只有当我们的教育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上,符合人性需要和教育规律,才能真正培育健全的人格、树立坚定的信仰,成为抵挡腐败之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采访整理:杜凤娇 严俊(见习))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2013年8月上,总第412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