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社会治理陷入深层危机

作者：寇军侯（作者系大陆时评人士）

来源：侨报网（2013年8月4日）

时间：2013年8月5日

时下中国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话题，是6月7日致近80人伤亡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后，中国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充满暴戾之气的地方，爆炸、纵火、凶杀、投毒等暴力犯罪层出不穷，连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也未能超然度外——7月17日到24日短短一周内，北京就发生7起暴力犯罪案件，伤亡30余人。

暴力犯罪增多是偶然现象吗？

有些人，如在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认为暴力犯罪是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极端个案，就像美国经常发生枪击案一样，因此不能夸大其辞，更不能否定整个社会。

另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此前暴力犯罪现象也不少，只不过现在因微博等“自媒体”的迅捷报道和广泛传播而被放大了而已，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整体恶化。

笔者认为，中国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温和与理性，相比此前较为安稳平静的社会生活而言，当下的暴力犯罪现象不仅极端，而且早已不是个案，呈现出增多趋势甚至是恶性蔓延。特别是，每当发生因遭遇不公而报复社会的犯罪案件时，一些人不是谴责犯罪分子，而是对其表示同情和怜悯，表明中国社会治理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甚至会衍生出一种没有宗教纷争、民族恩怨为背景的新型社会对抗。

关键的问题是，暴戾之气为何会迅速弥漫整个中国？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代表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归纳了学界分析社会暴力犯罪现象日益增多的四条原因，其中有三条，即贫穷和不平等、不当的政府政策、广泛的文化变迁，对反思中国戾气问题很有帮助。

戾气之源（1）：贫穷和不平等加剧

首先是贫穷和不平等。萧伯纳指出：“当最大的危险，即贫穷的危险萦绕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时，安全——文明最重要的基石——是不存在的。”中国人则一向注重“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脱离了贫穷状态，但基于横向比较的收入不平等却日益加剧。据官方最新统计数据，2003年至2012年10年间，中国用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年均为0.482，超出国际警戒线0.4。不过，据专家及有关机构评估，中国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甚至高达0.6——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此外，底层民众社会流动和上升的渠道日益逼仄。普通家庭子弟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二代”、“富二代”却能轻松获得体面工作，且经常肆无忌惮地炫富、耀官。特别是，2亿多青壮年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但却因户籍、社保等一系列限制性措施，无法融入当地，甚至无法按时足额拿到自己的血汗钱。至于留守乡村的“386061部队”，即成千上万孤苦无依的妇女、老人、儿童，更是成为逐渐被人遗忘的弱势群体。

戾气之源（2）：政府某些政策不当

其次，不当的政府政策。“政者，正也。”政府/官员不当的思维模式以及公权力的失范、失灵，是引发社会不满并诱发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政府一直依赖粗放型的GDP增长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俗称“GDP思维模式”。结果，既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原因滋生出大量官吏贪腐问题，同时因城镇强拆民居、乡村强征土地、二甲苯化工（PX）项目上马等问题而引发愈来愈多的恶性群体事件。

另一方面，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政府过于依赖强制措施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俗称“维稳思维模式”。结果，既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又激化了官民矛盾，使当事者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激烈措施对抗官方或报复社会，而旁观者则施以同情并为此叫好。如，湖南永州地方政府为阻止“上访妈妈”唐慧信访曾花费上百万元（人民币，下同），而湖南郴州地方政府则为打死瓜农邓正加的城管买单而赔偿89万元。邓正加一人之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给当下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造成了多大程度上的损耗？

戾气之源（3）：陌生人社会的疏离

第三，广泛的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呈现出明显的“挤压”特征，即将西方社会利用几百年实现现代转型的历程，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来完成。结果，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道德理念和文化传统逐渐倒塌，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人际变得越来越疏离，以至于彼此之间互相视为“陌生人”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因竞争加剧、压力增大而变得日益焦躁不安，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发泄情绪和处理矛盾，致使整个社会重回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

以暴制暴非良策，关键要保障民权

无论如何，中国都正在进入一个 “不安全的时代”，并导致民众人人自危、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的确，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我拯救的努力，但却都无法独善其身，更无法幸免于难——在此时此地的暴力事件中，很多人或许还是麻木的旁观者，但在彼时彼地的暴力事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基于暴戾之气恶性蔓延的趋势，中国警方有关人员近日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暴力犯罪行为。对此，笔者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认为哪怕是因受到不公而施暴的犯罪分子，也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与惩罚，并借用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一句名言，提醒那些同情施暴分子的人们：“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们要忏悔的，不仅仅是坏人的尖刻言词和过激行为，还有好人令人震惊的沉默。”

正如古语所说：“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事实上，“以暴易暴”并非纾缓中国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当务之急，是中国各级政府要摈弃“GDP思维模式”和“维稳思维模式”，变“维护公权”为“保障民权”，最快速度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最大程度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加快回归与重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道德的步伐。否则，中国社会治理必将陷入深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