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和暴力是宗教的小兄弟

作者：余以为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8月13日

今天读了两篇印象比较深刻的文章，一篇是孙立平的《极权主义肇端于不容质疑的正义》，一篇是苏小和的《中国人到了必须告别暴力的时候》，两篇文章都有大量似是而非的表述，不吐不快。

孙立平教授的文章标题可缩写为“极权主义源自正义”，错得离谱。极权主义之恶是公认事实，正义的善性来自定义。能够导出极权主义的“正义”一定不是正义，该处“正义”应替换成“所谓的正义”。

孙教授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基本来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他概括极权主义三大特征：（1）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2）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3）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本优秀读物，但是情感多于理性。该书当作参考读物无妨，言极权主义必援引阿伦特，则落入俗套。我赞成徐友渔所说，读阿伦特不如读波普尔，或者说，先读波普尔再读阿伦特。阿伦特眼界狭窄，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加上她的犹太身份和左倾立场，束缚了她的洞察力。该书最大的贡献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就用极权主义将纳粹德国与苏联这两个交战国联系起来。随着苏联解体，真相大白于天下，该书的意义贬值大半，幸亏还有中国朝鲜，不至于毫无价值。

阿伦特不可原谅之错误是故意忽视马克思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系（或许我看的是删节本，请指正），矛头指向所谓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后者不是没有关联，但不如马克思主义直接。极权主义（全能政治）一词由意大利人乔瓦尼•秦梯利首先提出来，他是马克思的信徒，出版过一本《马克思的哲学》，后来成为墨索里尼的谋臣。

除了作家，阿伦特还有一个著名身份，德国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妇，做了几十年的二奶。海德格尔是马克思的信徒，用张爱玲的话说，海德格尔把马克思主义经过阴道注入到了她的心灵深处，阿伦特回避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海德格尔或许称不上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吹鼓手是没问题的。阿伦特碍于自身的犹太身份，才让她不得不与反犹的海德格尔中途分手，也许这更加深她对反犹主义的怨尤，以至于限制了她对极权主义的深究。极权主义是反人类的，苏联比纳粹德国更明显。抓住反犹主义这一局部大书特书，就好像说一个强奸犯发生过轮流性关系。

极权主义名词虽然新，但是符合极权主义三大特征的政教合一政权却历史悠久。西罗马灭亡之后，欧亚北非地区多数是程度不等的政教合一政权，只有东亚例外。极权主义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差别仅仅是后者信神，前者不信神。这本应该成为常识，可惜现时学界文化基督徒充斥，整天搅混水。

《中国人到了必须告别暴力的时候》就是搅混水的典型。崇尚暴力的红色历史学家，嫌正史太和平，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成农民起义史。苏小和秉持反暴力的价值观，却拿教科书当史实，然后揭批中国“暴力、杀人在历史里绵延几千年”。

暴力和杀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没有呢？横向与全世界比较，中国社会都算不上最暴力的。秦末的动荡对应着亚历山大西征和分裂，汉末魏晋的动荡对应着西罗马帝国覆灭，唐五代的动荡对应着东罗马帝国龟缩，蒙古征服对应着维金人南侵，明末之乱对应着欧洲三十年战争。除了极端西化的最近这六十多年，东亚应该算是相对和平的地区。至少古典文化传承下来了，文化大革命才有目标。不像西方公元之后被扫荡好几遍，已无家底可败，只能搞文艺复兴。

为什么东亚地区相对和平呢？因为儒家崇尚理性，“子不语怪、力、乱、神”。依仗儒家熏陶出来的文化底蕴，各路宗教迷信难以掌控民心和把持政治权力。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历次社会动乱都有宗教背景。

陈胜、吴广起义是宗教色彩最淡的，但那是秦军将六国精英屠戮殆尽的后果。贫民食不果腹，又没文化，加上荷尔蒙刺激，闻风而动，有什么难理解呢？像秦军那样对待任何社会，都会有同样的结果。亡秦者秦也，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反思其教训。歌颂秦皇的毛泽东统治只不过二十多年，朝未亡，其亲族就被老权贵反攻倒算，政策改弦更张，嗜暴哪里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对中国特色的了解，小和不如小平。

汉末黄巾军起义是道教叛乱，道教是佛教初入中国，与本土宗教结合的产物。元末红巾军起义说是明教、弥勒教、白莲教叛乱，其实是替佛教避讳。接续白莲教、弥勒教（密特拉）、明教衣钵的，就是净土宗。白莲教老是死灰复燃，因为火种在寺庙里。禅宗也好不到那里去，南少林是天地会的发祥地，天地会又称洪门。关于洪门名称，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元末红军。耶教徒孙中山为了结合洪门的力量组织同盟会，冒称客家人，因清末香港洪门以粤东客家人为主。

道教、佛教叛乱不免杀人，但嗜杀程度远不及亚伯拉罕诸教。苏小和引用圣经的话诅咒中国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再添一句：“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在圣经旧约的指引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在中华大地上屠戮无数异教徒。在拉比的孙子、神甫的儿子、伟光正的导师马克思指引下，中国人死难半亿。这场巨祸，耶教徒宋氏家族孙中山冯玉祥张学良蒋介石罪责难逃。

在所谓的“农民起义”之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商人起义。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张士诚、方国珍起义，都是在皇帝沉迷于佛教，对商贩横征暴敛，法治败坏的情况下，商人奋起自救。《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曾经与《水浒》作者施耐庵一道入幕张士诚，但两人观念差别明显。施耐庵以叛乱为荣，罗贯中则鄙视黄巾军，暗讽靠红巾军起家的朱明政权，贬曹操意在斥蒙元，将张士诚政权寄情于蜀汉身上，隐约以诸葛亮自许。爱新觉罗家族读《三国演义》夺了朱明天下，大概是罗贯中没有料到的。幸而满清皇族得了罗贯中的教诲，有些基本判断力，才没有像蒙元那样早早因宗教叛乱失国，而且替汉人平定了好些宗教叛乱。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孙立平所说“极权主义肇端于不容质疑的正义”，不但包含了反思西来的意识形态，而且包含了对宗教的警惕，只是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瑕疵，直接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就行了：“我个人觉得支持基督教的，才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宗教愈热烈，独断的信仰愈深，残酷的事情就愈多，社会情况就愈腐败。在所谓信心时代，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基督教时，就有宗教裁判，和宗教裁判的酷刑，数百万不幸的女子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宗教之名而迫害人类。”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