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大愿力与大气魄

——钱穆《国史新论》札记两则

作者：马吉照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8月15日

儒家的大愿力与大气魄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我初读到类似振聋发聩的主张，自于燕赵前贤颜习斋：

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 

后又见到曾国藩、钱穆同有此说：

曾涤生《原才篇》：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余（钱穆）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师友杂忆》）

2012年暑假在华东师大参加公派汉语教师培训时，有幸听到著名媒体人曹景行先生（曹聚仁之子）在讲座结束后回答有关听众有关八九及台湾等诸重大话题的提问，最后都无奈归结到“国运”——国运若此，莫可奈何，令人浩叹。

国运，即习斋所谓“气数”，而国运、气数之风向标，即为“风俗”，这些庞大无边、令渺小个人无可措手莫可奈何的大势，在真正儒家看来，原来也事在人为，个人可以发挥切实作用。

没有振臂高呼，只是默默工作，哪怕最无望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这是何等的“大愿力”和大气魄！这就是当代人眼里僵死守旧、封建权威的儒家吗？

儒家（或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大愿力”和大气魄从何而来？习斋的回答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众人的关怀和同情（“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此即孟子说的恻隐心，是不忍之心。借用佛家语，是先有大慈悲，才有这大愿力。而上文转录钱穆先生《国史新论》中这段话，说得最为透彻，是基于“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是基于中国人的“道统”和“教统”。

综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以身作则，化成天下的大愿力、大气魄；这一大愿力和大气魄得自儒家内在的仁心和持久的“道统”、“教统”。

制度与人心

就历史言，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

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振衰起蔽，承先启后，其能发挥绝大功能者，则多在师不在学校，又每在野不在朝，亦且在乱不在治。

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有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

具有“人格与学问”的良师比学校重要，因为良师是学校的灵魂，学校如果没有良师，学校即无异于制造器具的工厂。

美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说过一件小事，某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想找到让普林斯顿大学成为顶尖学府的组织章程带走。邹教授告诉他们，人普林斯顿大学优秀的是它的教师。如果你们可以找到同样优秀的教师到你们学校教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样好。

教育史上，孔墨诸子群起授徒之代替西周贵族教育，马融郑玄之私学代替汉代之官学博士，宋代书院之崛起，清代朴学家对八股科举的回避，都是良师对过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机构的反叛与创新。

要之，制度好的时候，学校汇聚良师，为学术高地，其作用非一二良师的零星辐射可比，但在需要振衰起蔽的时候，良师和思想家的作用就会放射出超越世俗机构的光辉。

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总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批评中国人治大于法治，似乎制度建设得好，人就会好，制度坏了，人心就坏。这个虽然不错，但制度究竟由人造，儒家向来看重的人心的建设，是更为内在和根本的建设。因为“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当旧的政治、旧的制度衰朽需要改变的时候，就需要人——有道之士，出来做大众的“主心骨”和引领风气者，来建立新的政治，制定新的制度。所以儒家特重“人格与学问”。

是制度坏了，导致人心变坏，还是人心坏了，导致制度变坏，像先有鸡先有蛋一样难有答案，但是促使制度和人心向好的努力，个人最方便措手的，是自己的良心。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