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

——儒眼看朝鲜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9月8日

据新华网消息：朝鲜日报报道，朝鲜歌手玄松月等10多位朝鲜著名艺术家涉嫌违背金正恩“严禁观看淫秽视频”的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20日被公开枪决。玄松月就是外界所传的金正恩的旧恋人。消息人士说，被枪决的艺术家全部被归类为政治犯。

极权主义的逻辑

金氏王朝这么做，符合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政治逻辑。因为，道德问题法律解决，对国民的不道德言行严刑峻法，是古今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苏联和文革殷鉴不远，法家古已有之，不仅朝鲜为然。

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响应，秦二世很不高兴，多次嘲笑指责李斯，李斯遂给秦二世上书，建议秦二世应该进一步“明申韩之术而脩商君之法”，加强政治高压。认为那样一来，朝廷官员和老百姓提心吊胆救过不暇，就不敢和无暇谋反了，帝王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而为所欲为了。

只要有一般智力，不难看出李斯所言的悖理愚蠢。当时天下大乱，四处烽烟，正是督责过严所致，是秦王朝“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的结果。可秦二世阅后，偏偏大悦起来，立即奉行，变本加厉地行起“督责之术”来，使群臣更加离心离德，百姓更加怨愤切齿，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李斯书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刑弃灰于道者”是商鞅之法，把灰倾倒在路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韩非在《内储说·七术》）中说是“殷之法”即商朝的法律，属于栽赃。夏商周实行的都是儒家礼制的典型，不会那么做的。

道德的归道德

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对普通民众，以道德去影响和引导，但不以道德标准去强行规范。但强调道德教化，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所谓“明德慎罚”：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慎刑要点有三：一是慎重断案，罚当其罪；二在定罪量刑时，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

儒家并不否定刑罚的重要性，但坚决反对“不教而杀”及“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子所说的虐、暴、贼、吝“四恶”，正是古今极权暴政的特征。

不教而杀谓之虐，“在位者”不立教化，未尽其责，民众犯了法，纵依法处理，也是虐民；不戒视成谓之暴，不事先告诫却突然要求成功，叫做暴政；命令迟晚不加监督，却限期完成，等于设陷害人。儒家对执政者的要求之高之严，于此可见。

另外，儒家悲天悯人，不为已甚，即使对待罪犯，也充满哀矜之情。孔子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孟子云：“以佚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王者之事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绝大多数人都难免说错话做错事。即使圣贤，在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也难免喜怒哀乐“发不中节”，产生不道德的言行。立法严惩“不道德的言行”，恰恰是政治严重缺德的表现。水至清则无鱼虾，政至察则无人性，此之谓也。

道德的提升、社会的净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同时社会的净化也要有度。人性没有绝对完美，世界没有绝对干净。理解、尊重这种不完美和不干净，是现代文明的必须，也是儒家政治题中应有之义。将净化“进行到底”，就难免背道而驰地文革化或朝鲜化。

基督教有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东海也有句无名之言：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

朝鲜政权的性质

或说朝鲜实现了儒家礼教的理想，大错。朝鲜世袭制是党主制的特殊形态。儒家以民为本，朝鲜则是领袖独裁，类乎法家君本；“礼，时为大”，礼制必须与时偕宜，朝鲜生乎民主之世，而返古世袭之制，大开历史倒车。这种违仁背义、极度非礼的邪恶政权，与儒家礼制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不能将朝鲜的政治制度简单地等同于传统君主制。传统君主制有“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天下为家”的世袭制之别，家天下又有法家君主制和儒家君主制之异。朝鲜近乎“以君为本”的法家君主制，即古代秦家王朝。

金家王朝本来就是家天下的世袭政权，它修改党章，明确金家世袭地位，无非是对世袭制度的公开确认。其制度堪称现代党主制和法家君主制结合产生的怪婴。文化不正制度不良，道德上宽严都不行：一宽就乱，一严就死。朝鲜就是“死”的典型，社会死气沉沉，国家一潭死水。

或将南北朝鲜不同的原因归结于制度，说“制度让两边的经济发展和贫富差别巨大”，不错，但不够。原因背后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主体文化即指导思想的不同。制度不同也是文化不同造成的。

儒者余东海

2013-8-31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