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大师的背影

——追忆商友敬先生以及其他大师

作者：张羽若云（广西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9月6日

2002年的初夏，我在复旦附中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到商友敬先生为大家上《长恨歌》。先生并没有用普通话来朗诵，而是用江苏话。那独特的情韵，久久的回荡在我的脑海中。那年的夏天，我不单单钦佩景仰特立独行的黄玉峰先生，还对商友敬先生崇敬不已。

《坚守讲台》：反对读经

后来就买了他写的一本书：《坚守讲台》（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商先生说：“既然是站在讲台，而不是舞台，我就不能戴上面具，不能唱别人编的唱词，我要面对自己的学生，说真话，说心里话，说经过自己思考的话，当然也应该对自己的话负责任。我应该怀着惭愧而幸福的心情，坚守在这小小的讲台。”

先生的这种想法，明显地受到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说真话，尤其是说经过自己思考的真话，的确不容易，但是商先生做到了。

对于读经，商先生在《坚守讲台》一书中，他比较集中地写出了对于儿童读经的反对。择其要者，先生的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读经的过去。孔子时代，《论语》中不少话语尽管极好，但是“有可看可不看的，也有大可不必一看的。”朱熹之后，四书要背要考，“学生的思想被‘四书’罩住了，思想不解放”；“学生只会用‘圣人’口气说话，别的久而久之就不能说了”；“只会打官腔，其余的本事一概没有”。

其二，盲目读经只会造就“愚昧的人、麻木的人，或者是一个伪善的人”。

第三，“四书”、“五经”没有办法读。“五经”没必要读：《诗经》只有几篇好懂的，已经选进大中学校教材；《易经》占卜之书，不必再看；《礼记》繁琐之极，一点也没有用；《尚书》太难懂；《春秋》断烂朝报。

“四书”稍好。《论语》可选读，但不能当成“通天教主”读；《孟子》选几篇即可，因有一股“气势”；《大学》说理太简单；《中庸》更难懂难行，不可能读。

第四，儒家原始经典不好读，蒙学读本“臭气熏天”，“极迂腐极庸俗”，“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

第五，今天，读经典“为君”和“为臣”这两方面的需要都没有了，我们老百姓又读它作甚呢？

“现在热衷于让儿童读经的，除了港台的一些自命为“儒学继承人”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丢失了原来信仰的“精神破落户”，或是懒得独立思考却又想在教育圈子里混下去的冬烘先生。”

第六，读经典扼杀儿童天性。所读之经大多没用，浪费时间，不如看白话文版本、精选本或蔡志忠的漫画。

还有这样的现身说法，以证明“死读”是没有作用的：

“四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次全民的读经运动（当然，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声势不可谓不盛，压力不可谓不大，心不可谓不诚，气不可谓不壮。……以后呢？只留下一条教训：死读是没有用的！白白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耽误了大好时间，甚至延误了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在中小学的成长过程中，适度的读一点古代的文化经典，是可以的。这正如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到历史古迹去游览，为他们打开历史文化的智慧之门，使他们在与古代文化的接触中增长知识。”

商友敬先生站在五四运动的传统上，提倡有思维有主见的新文化，因而极力反对读经。

《过去的教师》：寻找丢失的传统

2007年底，商友敬先生又在身患绝症的前提下编著了一本书：《过去的教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破椽断垣，三尺讲台，一个时代；朱自清、夏丏尊、蔡元培、丰子恺……音容犹在。他们以君子自守，天真通透，爱生如子；他们以身作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们以文字为刀枪，慷慨激昂，奋起抵抗；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他们高大的身影，用赤诚的心，塑造了民族教育的灵魂……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太老师”们——在《过去的教师》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群人。

例如——

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完了《论语》，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什么反感。

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他有腔有调地念出“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吗？说实在的，我特别不喜欢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腔调，讨厌他老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喜欢。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始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我们体会到了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受到了文章的所谓“气势”，从而产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且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楼适夷《我所认识的几位先生》）

多么可爱的教师！深厚的功底，儒雅之气的熏陶，学生怎能不受益终身。

也许您会对商先生晚年编写的这本书感到奇怪：

先生不是反对读经的吗？他为什么对“过去的教师”这么感兴趣？他为什么对教学儒家经典的前清举人们这么宽容？

让我们听听商先生自己的解释：

最近，我经常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人们都在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问题，有人去朝拜黄帝陵，有人祭孔，有人鼓吹读经，甚至有人把京剧（大部分是“样板戏”）拿到小学去传授……这也不足为怪。

但略有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要仔细地辨识一下，其实，当下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教育，面对的至少有两个传统：第一个是两千年来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文化传统，它当然有一部分可以传承的合理内容，但至少也得如鲁迅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主义》），才能识辨美丑，权衡利弊，不至于继续误入我们祖先的歧途；第二个传统是清末以来，尤其是以“五四”运动为旗帜的新文化、新教育的传统，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为目标的传统。

我主张重视和继承的是第二个传统，也就是“五四”的新文化、新教育的传统。这一本《过去的教师》也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传统来编选的。在编选的过程中，我受到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大学十讲》、杨东平先生的《大学精神》、傅国涌先生的《过去的中学》等著作的启发，但我更重视的是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普通中小学教师，看看他们是怎样教书、怎样治学、怎样对待学生的，尤其是怎样忍饥挨苦、颠沛流离，而始终怀抱着救国济世的伟大理想，矢志不渝地坚守着讲台的。我在《前言》中写道：“观察他们，如同用一架望远镜，看天上的一颗颗星星，明亮而透彻。看了之后，你也会想到：哦，将来我也许会同他们一样，在学生的眼里闪闪发光。”         《一定要问我从哪里来》（商友敬，《过去的教师》编选感言）

读到这儿，我们应该明白了，商先生重视、继承的是“五四”的新文化、新教育的传统。

《过去的教师》：王栋生先生的困惑

只要你是新时代的语文教师，你不安分，你有自己的思考，你读了《过去的教师》后，你就会有困惑。

不单单你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先生也有，且看和你的是不是一样：

好多年了，每遇到前辈，我都喜欢打听他们当年在学校上国文课的情形。这是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教学越来越吃力，临近退休，反而像不会教书似的。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旧时代的教育教学条件比现在差多了，其他不论，就说老北大的建筑，根本赶不上如今一所县级中学的规模；而如果把现在中学的电子教学设备抬出来，当年老北大没有哪位先生会使用；再论学历，当今教师的平均学历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而梁漱溟、钱穆和启功那样的大师，以他们的学历，想往当今中学投份应聘材料都会被扔出来。可是今天的教师却很难达到他们的境界，我们的教育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我们的教育还没能为民族强盛培养大批有创造性的人才。

我和商友敬先生是同行，经常在一起工作，免不了说起过去的教师。商老师编这本《过去的教师》，与私见正合。他博学多闻，交游极广，更令人佩服的是他过目不忘的禀赋，由他来编这本书最合适。看了这本书，我越发觉得需要重温百年以来的中国教育故事。我认为这本书是教师专业进修的一本好书,教师在教育改革中既要学习先进的理论，也要学习前辈教师的伟大人格。

凝望前辈的背影，不禁感慨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似乎是有很多毛病，所以我们一口一个“旧时代”、“旧中国”、“旧教育”，仿佛那个“旧”是必须批判、必须遗弃的。可是正如对待一切文化遗产一样，我们对教育传统的继承，也应当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我有时很奇怪，按习惯的认识，旧时代的教育没能普及，教学方法相对比较落后，学校管理极其简单，为什么却培养出了那么多有用的人才？当年小学毕业生的语文素养，无论听、说、读、写哪一方面，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都要高，这是怎么回事？因而我很想了解旧时代的教育，想了解旧时代教育是如何继承传统的，想知道那个时代的教育，特别是一些杰出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

是啊，不能不奇怪。我们对教育的研究比他们多，对心理学的研究比他们透彻，我们的硬件条件更是远远地胜过过去的这些大师，然而，上个世纪的前半页，他们培养出了繁星般的各行各业的泰斗，我们呢？

提出困惑后，接下来，王栋生先生是如此解释的：

这些过去的教师是有志，也有识的。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与实践之先进也令当今的教育家们惊叹，《过去的教师》一书中有相当多的文章传达了这样的信息。1923年至1929年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钱学森，在回忆中学生活时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1981年）这样受罪。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钱学森《学得轻松活泼》）这样看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一些中学的办学理念，似乎比21世纪初的重点中学还要先进一些。旧时代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做不到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令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认真反思。

教师应当有自己的生命追求，而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更应当有不同于一般的职业精神。我在读《过去的教师》这本书时，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我也算得到过前辈教师的教诲，那些在清贫与平凡的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们，在我的心灵种下了理想。教育是理想的职业，教育为民族的未来培养人。

教育要培养人的尊严，所以教师不能没有理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保持文明与进步，教育者当然要有理想！教育本身就是美好的，她呼唤人的理性追求，她要铸就美丽的人格，因而教师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可是，究竟从何时起，“理想主义者”竟然成了一句挖苦人的话了呢？有时，凝望过去的教师们的背影，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一个时代过去了，杏坛上留下无数平凡的身影，我仿佛仍然看到他们弹拨着生命的琴弦，为一代代学子辟出生路。他们的姓名永远活在一批人的记忆里，也镌刻在教育的史册上。作为教师，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站立在讲台上，我们将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什么样的记忆。我想，如果我能这样去思考，去工作，至少，我将站得比现在高。

（《凝望前辈站立的姿态》，王栋生，2008年4月10日，《中国教育报》）

王先生提出，过去的大师之所有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创造教育的奇迹，主要是他们老师“有志、有识”，他们能“培养人的尊严”，“有自己的理想。”

道术分裂：商友敬等先生的盲点

商先生已于2008年4月驾鹤西去。按说我不该再来打扰他的在天之灵，不过，想到先生教诲的要“说经过自己思考的真话”，我也就不揣浅陋，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王栋生等先生。

第一，儒家经典并不像商先生所说的如此不堪。儒家经典自有他的弊端，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更有他值得继承的方面。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尊重。相关论述虽不说汗牛充栋，却也俯拾皆是，我就不多赘言。

我国历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都遵循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而其中的“传道”，首先就是传儒家之道。

第二，读经并不会束缚学生的思维。

例如，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的王守仁先生创办社学，前后达25年之久。他以“六经”为学生最好的励志教材，他说：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学生首先要尊经，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每日“歌诗、习礼、授书”，这样，就能让学生“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平和矣”。（《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张隆华，曾仲珊，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教会学生“敬”，就如同孔子所说的，懂得“畏天，畏命，畏大人之言”，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岂不是要纯净许多？

第三，我们一边喊着独立思考，一边过于迷信鲁迅等五四文化巨人所说的话了。

胡适、鲁迅等人当年反传统，反儒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不多说。更重要的是，胡适也好，鲁迅也好，几乎当时所有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文化巨人，他们首先就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巨子，他们是典型的“入其室而操其戈”。

正因为他们“入其室”，他们深深的了解儒家身上存在的弊端，他们操其戈的时候才会那么精准，一击致命。但也正因为他们已经入其室，他们的身上也深深地烙下了传统留下的烙印，因而，那一代人的才会留下那么多的辉煌与谜团。

试以胡适为例说明。

1895年春，胡适三岁进家塾。认得一千字，读《律诗六钞》；

胡适在家塾先后读《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多年后，胡适自己说：“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胡适全集》，第20卷，第30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01年，胡适九岁，读《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胡适：努力人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8月）

可见，胡适在少年时期所读的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甚至是一部分硕士研究生。

《过去的教师》一书中涉及到的老师们，无一不是如此。他们对于儒家的道有传承、担当的使命感，他们身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有着强烈的民族存亡之感，因而，他们不单单在“授业“，更多的是“传道”，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自己的深厚学养熏陶学生。这样，潜移默化，自然能够造就一批灿烂的群星。

我们呢？

既没有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尊重，更没有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的训练，从来就不曾登堂入室，有的只是道听途说，听人家说传统文化不好，自己也就认为传统文化不好了。听人家出了国之后，说外国文化更好，于是，也就说外国文化好了。

殊不知，当年的大师们是真正的学贯中西，融会贯通。而我们却只有四不像：既不肯老老实实地钻研自己的经典，又没能有他们的机遇和天才，精通西学，我们只好搞一锅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大杂烩——还美其名曰“兼容并蓄”。

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语文教学中最为重要的“道”给丢失了。

道之不存，师之何在？

丢失了“道”这个本体之后，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追求“术”了。

因而，几十年间，我们的“语文教学法”层出不穷，我们的“语文教育名家”也层出不穷，但是，这些名家更多的只是“术”的名家。

这正如同金庸小说中“气宗”和“剑宗”的较量。我们的“气宗”已接近失传，经过一次次的围剿，“气宗”的“游魂”只能无奈地飘荡在神州的上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大伙在玩命地却又目光呆滞地练着“剑宗”的招式。

商友敬先生说得好——“一定要问我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顺着先生的思路追问一句，您所看重的第二个传统，也就是五四以来的是新文化、新教育的传统，它们又从哪里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