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复兴进程中的传统派Ⅰ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9月25日

【内容提要】

当代诗词宏大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传统派，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者为中坚，其作品曾选入《海岳风华集》出版，风格多姿多彩；近年成立持社并创办社刊《爽籁》。传统派主张诗词创作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精神，树立诗人品格；精研诗艺，取法前贤，以雅正为归；评价诗词以真善美统一为标准。在切实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变化开新，方为诗词在当代复兴之正路。

【关键词】当代诗词  《海岳风华集》  持社  人文精神  雅正

〔一〕引言

论题中的“当代”，指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饱经劫难的传统诗词逐渐复苏，迅速发展，形成规模宏大的诗词写作群体。诗词属于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四库全书》分类中，《诗经》属于经部，《楚辞》与历代诗词属于集部），因而诗词复兴实为1990年后国学运动之先声，包括诗词在内的国学将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诗人与作家创作多年，其作品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宗旨相同、风格类似的诗人、作家则形成流派，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派、西昆诗派、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公安诗派、竟陵诗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桐城古文派等等。文学流派往往能集中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创作成就，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流派中的多位作家虽然有大体相同的创作宗旨，作品风格有相近之处，但仍然有其个人独特的精神面貌，自成一家。划分流派，只是着眼于大处，观其明显之特点，在流派之间有所区别、便于了解而已，不能代替对作家个案深入精细的分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成立广州诗社，编辑发行《诗词》半月报；花城出版社印行李汝伦主编的《当代诗词》。至1987年6月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的前后几年间，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诗词组织。据《中华诗词》、《中华诗词年鉴》等有关资料统计，大陆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在百万以上，公开或内部发行的刊物近千种。而九十年代间互联网兴起后迅速普及，到本世纪初覆盖全国都市乃至经济发达的乡村，为诗词提供了交流传播的广阔空间，大大小小的诗词社区与网站纷纷建立，其间又有诸多的个人博客以及微博，网络诗人飙腾云涌。诗词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作品，发表于各种报刊与互联网，作者人数与作品数量远越此前历代作家作品之总和，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诗词作家作品的具体数字，迄今尚无广泛的调查、确切的统计；作为研究者的个人未能尽知当代诗人词家、遍读所有作品，因此有关诗词流派的区分，只能据已得的资料加以论述，未免失之于片面，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十年“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诗词创作备受高压。“文革”前报刊尚能发表国家领导人及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诗词，“文革”中唯有毛泽东诗词一花独放，绝大多数诗人词家或辍笔弗为，或秘密写作，有了作品无从发表。拨乱反正后老一辈诗人词家重挥彩笔，创作新章，其旧稿或结集出版，或见诸报刊。大体而言，老辈诗词家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与文化、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与丰富的人生阅历，其诗词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成名，“文革”后健在者继续发挥“为霞尚满天”的馀热。部分作家在“文革”中备遭苦难，以诗词为血泪之呻，只是不能公开发表而已。从风格流派的宏观着眼，大多数老辈诗词家继承古典诗词的风雅正宗，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诸如缪钺、钱仲联、苏渊雷、钱钟书、程千帆、孔凡章、周退密、徐定戡、寇梦碧、陈机峰、刘逸生等以及海外归国的叶嘉莹堪为代表。而聂绀弩则以其“杂文体”诗自成一格，受其影响者诸如荒芜、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李汝伦等作品风格与上述老辈明显不同，构成有特定时代色彩、较为新异的流派。这两种流派创作成就高低得失之评判，非本文论析之重点。至于主导全国各地诗词组织、数量庞大的离退休老干部群体，其中大多数人处于习作阶段，作品未有成熟的风格，无流派可言，不论是继承还是创新，皆缺乏可观的成绩。数量不等于质量，任何风格流派，都要经过时光的检验，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只能是真善美合一的精品。

“文革”后幸存的老辈诗词名家，多已年逾古稀，晚年作诗聊以自娱并用于社交应酬，作品不过格律娴熟、语言雅驯而已，缺乏充沛的激情和抨击时弊的锐气。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至二十世纪末，老辈名家凋零殆尽，为数不多、悄然崛起的中青年，实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日诗词创作的精英，其作品代表了三十余年来旧体诗坛的最高成就。所谓“中青年”，指出生于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作者，其中四十、五十年代生人现已进入六七十岁的晚年。这一创作群体，上承《诗》、《骚》以来历代诗词的人文精神与雅正作风，反映时世不流于表象，艺术创新有坚实的根基，其宗旨大体相同，风格则多姿多彩，思想观念与创作实际迥异于主张“改革”、一味求“新”者，因此总称为“传统派”。而诗词继承传统，在近代以前本来不成其问题，明清诗人或宗唐或学宋，唐宋诗就是传统。但在二十世纪崇尚西学、不断“革命”的狂风巨浪中，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冲击，“传统”一词，成为“复古守旧”甚至“落后反动”的象征。近三十年来，当代诗词界高唱“改革”，坚持传统、恪守正宗的作者只是少数，本文作重点论述。

〔二〕《海岳风华集》中传统派的诗词创作

由毛谷风、熊盛元合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以线装本印行、1998年再出平装修订本的《海岳风华集》，基本展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及海外中青年诗词创作的成果。此前也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过一些专收中青年诗词的选本，如《中国当代青年诗词选》（花城出版社）、《中华青年诗词点评》（中州古籍出版社）、《后浪新声》（广州后浪诗社编，油印本）等，或抉择不严，收录过滥；或范围太窄，佳作寥寥。《海岳风华集》在老辈名家指导下，选稿较精，中等水平以下的作品概不阑入；虽然若干高手因不知其人而未曾约稿，不免遗珠之憾，但当时海内外诗坛有知名度的中青年作手大体网罗。中央文史研究馆孔凡章先生作序云：“内容既不脱离时代，无背潮流；而格律声韵，又多循唐宋之矩矱”。上海诗词家周退密先生序言“入选作者，地不限南北，人不一其业，唯作品之精且美者是选，内容与技巧并重，庶几无憾。而含章摛藻，吐葩呈秀，唐规宋矩，锵金戛玉，浸浸乎盛世之元音，河岳之精英，比诸前贤，未见逊色，其或过之，为之欢喜赞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序云“展卷诵读，隽句佳章，流光溢彩，无不兼取古人之长而自运机杼，时出新意，固可传世而行远也”。予以高度评价后，霍先生指出诗词创作的门径、法度与发展的方向，并对当前诗坛状况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

一曰应先作古体，渐及近体，古近各体兼擅，始能表现各种情境。二曰能入能出，先入历代名家堂奥，含英咀华，尽取其法度、韵调及遣词、锤字、宅句、安章与夫言情、写景、叙事之经验技巧，为我所用，然后出其樊篱，于反映新时代、抒发新感情之创作实践中求变求新。三曰提高文化素养，深入现实生活，识解高、感受深，既有助于‘入’以领会名作意境，更有利于‘出’以描状新人新事。谷风、盛元、梦芙诸君深韪余言，而讥为保守者亦大有人在。当前诗词热方兴未艾，令人欢欣鼓舞。然不谙格律、不辨平仄，而昌言‘革新’者有之矣；穷心力于律绝、斗小技于咏物，而不知传统诗歌中尚有各体古风可供纵横驰骋以反映时代风云者有之矣；未博古通今，不关心国计民瘼，略能饤饾成篇而沾沾以诗家自炫者有之矣，上述浅见，岂无的放矢也哉！今读《海岳风华集》，诗词俱美，古近兼工，皆能入能出而有益于匡时淑世之作也。〔2〕

霍先生是著名学者兼诗词家，曾任“李杜杯”、“鹿鸣杯”、“回归颂”、“世纪颂”等历届全国诗词大赛评委会主任，眼光高远，识力敏锐，且胸襟宽厚，关爱中青年，有师长风范。序言有高屋建瓴之势，论评颇为精切，对诗坛后起之秀是很大的激励，这与全国性诗词组织中某些妒忌、排挤中青年的主事者，恰成鲜明的对照。同时符逸公、王林书、丁芒诸老辈也纷纷发表文章，赞誉《海岳风华集》的成就；该集作者之一黄坤尧在香港《大公报》连续撰文，点评佳作。

此集线装本收录作者33人（女性6人），作品631首；修订本入选作者增至52人（女性11人），作品增至1191首。选录标准“不问其风格流派、师承家数，惟高致真情、正声雅调是求”。编者认为：“环顾当今海内外诗坛，雄视一代、管领风骚之盟主，迄未一觏。老成凋谢，名家渐稀，宏篇杰构，更似凤毛麟角，而平庸之作充斥吟坛，此则不可无忧也。……考当代诗坛平庸之作泛滥，根源乃在于当今诗人多数未能承继数千年优秀传统，未能深入当代社会生活，率尔操觚，以吟风弄月、应酬唱和为能事。值此世纪之交，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中青年诗人自应谛听民众呼声，肩负时代重任，砥砺意志，开拓胸襟，骋自由之思想、树独立之精神，上继风骚，中承李杜，借鉴前贤成果，关注社会人生，相尊互重，切磋琢磨，熔铸百家，自出机杼，起衰振弊，弘扬诗学，则诗词事业之繁荣兴盛，或可翘首以待也”〔3〕。

上引论断，大体表明《海岳风华集》中多数作者的创作宗旨，简而言之，即切实继承三千年来古典诗歌优秀传统，关怀社会民生，树立诗人品格，诗词作风以雅正为归，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力戒平庸。兹录《海岳风华集》修订本作者名单如下：

周振光（1940），广东开平人，移居美国

梁鉴江（1940），广东番禺人，居广州

周锡韋复（1940），广州人，居香港

沈秋雄（1941），台湾人

张梦机（1941），祖籍湖南永绥，居台湾

陈永正（1941），广东茂名人，居广州

施议对（1941），福建泉州人，居澳门

王翼奇（1941），生于厦门，居杭州

于钟珩（1942），生于甘肃天水，居乌鲁木齐

勒中煜（1943—1996），江苏江浦人

曹长河（1943），祖籍河北霸州，居天津

滕伟明（1943），成都人

刘斯奋（1944），广东中山人，居广州

林  岫（1945），浙江绍兴人，居北京

方春阳（1945），浙江萧山人，居杭州

毛谷风（1945），生于杭州，现居深圳

蔡淑萍（1946），女，四川营川人，居成都

李国明（1946），广东鹤山人，居香港

严寿澂（1946），上海人，现居新加坡

苏和生（1946），祖籍广东，居马来西亚

王邦建（1947），湖南醴陵人，居郴州

星  汉（1947），山东东阿人，居乌鲁木齐

赵连珠（1947），天津人

杨启宇（1948），四川自贡人，居成都

王玉祥（1948），河北乐亭人，居承德

王蛰堪（1949），原籍河北霸州，居天津

王亚平（1949），四川盐亭人，居云南蒙自

熊盛元（1949），江西丰城人，居南昌

舒传宁（1949），江西靖安人

马斗全（1949），山西临猗人，居太原

熊东遨（1949），湖南宁乡人，居广州

阮莲芬（1950），女，江西兴国人，居兰州

钟振振（1950），祖籍湖南湘阴，居南京

黄坤尧（1950），原籍广东中山，居香港

刘冀川（1950），女，原籍四川，居海南

苏些雩（1951），女，广东东莞人，居广州

刘梦芙（1951），安徽岳西人，现居合肥

于文政（1952），祖籍南京，居沈阳

孙  洁（1952），女，河南开封人

胡迎建（1953），江西星子人，居南昌

段晓华（1954），女，祖籍江西萍乡，居南昌

徐长鸿（1954），辽宁北镇人

景蜀慧（1956），女，原籍山东章丘，居广州

周燕婷（1962），女，祖籍广东顺德，居广州

徐先龙（1965），安徽望江人，居兰州

萧雨涵（1966），祖籍四川武隆，居兰州

魏新河（1967），河北河间人，居西安

郑雪峰（1967），辽宁兴城人

靳  欣（1972），女，北京人

张树刚（1974），辽宁鞍山人

咸江南（1975），女，辽宁沈阳人，居北京

王震宇（1975），辽宁锦西人

（线装本中作者卢为峰，1964年生，福州人。修订本中未收）

共52人。其中1940—1949年出生者31人，1950—1956年出生者12人，1962—1967年出生者5人，1972—1975年出生者4人，四五十年代出生者占绝大多数。作者出生地与祖籍遍布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居处自大陆至港、澳、台以及海外，多在直辖市与省城等大都市。在职业方面，任大学教授、副教授者13人，研究员、副研究员4人，出版社编审或报刊主编、副主编6人，编辑6人，中学、中专教师7人，省、市文联主席各1人，主任医师1人，工程师1人，民盟市委宣传部长1人，博物馆馆员1人，金融部门主管1人，在镇党委、镇政府工作者2人，空军飞行员2人，海关工作人员1人，银行职员1人，新闻记者1人，电器修造厂工人1人，作者小传未说明职业者1人。四五十年代出生者绝大部分都有中高级职称（今日六十岁以上者已退休），其中多人兼为学者、书法家、画家、小说作家、医学家，诗词以外，已出版多种学术著作与书画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创作群体。

据线装本和修订本作者小传中介绍，多数人在青少年时代习作诗词，皆有师承：

周正光：曾从南国诗人佟绍弼先生学诗，又随岭南词人失庸斋先生学词。

张梦机：从李渔叔教授习诗十年。

陈永正：少从朱庸斋学词，并获陈寂、佟绍弼、莫仲予、刘逸生诸前辈指教。

施议对：考取研究生，从夏承焘先生治宋词，又从吴世昌先生治词学。

勒中煜：先后从林散之、唐鼎元先生学诗。

曹长河：从外舅寇梦碧学词，又从孔凡章先生习诗。

刘斯奋：在父亲刘逸生先生指导下从事诗词创作，并获诗词名家陈寂、冼玉清、阮退之、佟绍弼诸前辈诲正。

方春阳：曾师事夏承焘、陆维钊两先生，研习诗词。

李国明：随朱庸斋先生习诗词及古文辞。

苏和生：从周庆芳先生学诗。

杨启宇：受业于黄稚荃先生。

王玉祥：十六岁学诗，曾受夏承焘先生等前辈名家教泽。

王蛰堪：早年从寇梦碧先生习为诗古文辞。

熊盛元：师从吕小薇先生学诗古文辞。

舒传宁：从卢位梂、刘绪焱、洪子修先生学诗词。

钟振振：师从唐圭璋教授，治词学。

黄坤尧：从桐城汪中教授学诗，从花县高永嘉先生读词。

苏些雩：师从朱庸斋先生学词。

于文政：启蒙于沈阳汤梓顺先生。

景蜀慧：师从缪钺教授。

周燕婷：师从张采庵先生学词。

卢为峰：诗词曾亲炙陈兼与先生指教，颇获骚坛前辈徐行恭、刘蘅、萧劳、黄君坦、陈九思、缪钺、何之硕、孔凡章、周退密、徐定戡诸公奖掖。

徐先龙：师事北京孔凡章先生、天津王蛰堪先生。

魏新河：师从北京孔凡章、天津王蛰堪先生。

张树刚：十九岁师从津门王蛰堪先生。

咸江南：师承北京孔凡章先生。

王震宇：初中时代即从乡前辈张乃厚、李醒华诸老游，入京后问诗学于孔凡章先生。

笔者童年至青年时代从父亲刘凤梧先生学诗，中年师事孔凡章先生，同时问学于缪钺、施蛰存、钱仲联诸公，与宛敏灏、胡国瑞、周振甫、周退密、马祖熙、张珍怀、陈机峰、饶宗颐、罗忼烈、徐定戡、霍松林、富寿荪、彭靖、喻蘅、徐续、刘世南、叶嘉莹、常国武、李汝伦等前辈名家均有书信交往或面聆教诲，多蒙启迪。

《海岳风华集》作者52人，明确表示师承某先生并受某些前辈诸教诲者占半数以上，还有多人虽未明言，但实际上早年学诗同样受前辈影响。

诗词、古文、书画以及各种学问、工艺、技术（如医学、戏曲、器乐、武术、气功、杂技等）在民间师弟传承，不是都由国家政府办学校教学，本来就是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在科举时代入仕须读经史诗文，除国子监及府、县所办官学外，更多的是由遍布民间的书院、私塾培育子弟。废除科举后，清末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民国，南北各高等学府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安徽大学、无锡国专等依然开设诗词写作课，名教授诸如陈洵、陈匪石、刘毓盘、吴梅、汪东、汪辟疆、胡小石、刘永济、顾随、赵万里、王易、林思进、庞俊、邵瑞彭、蔡桢、夏承焘、王蘧常、储皖峰、徐英、龙榆生、缪钺、詹安泰、李冰若、易孺、钱仲联等，多为一代诗词创作名家，合而观之，阵营颇为壮盛。民间高校中培养的学生，诸如任中敏、陆维钊、胡士莹、徐震堮、唐圭璋、王季思、宛敏灏、万云骏、沈祖棻、程千帆、任铭善、潘希真、盛静霞以及年辈较晚的霍松林、叶嘉莹等，皆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古典文学界的知名学者兼作手。家父凤梧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就读于安徽大学，师从湖南陈慎登先生习诗，并在李大防、周岸登先生指导下填词，曾下数年苦功，遗稿犹存。而到1949年后，教育体制全盘改革，大学中文系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只重理论，诗词写作课被废除，更无论传统的经学，以致当今中青年学者研究古典诗词，只能写现代模式的论文、论著，不知吟诵、不通格律、不会创作。缺乏切实写作体验的理论往往是雾里观花、隔靴搔痒，甚至多用西方文学、美学观念的框架来硬套中国诗词，郢书燕说，削足适履，流弊极深，几成“殖民化心态”。学术界这一崇理论轻创作的局面，迄今未尝改变。

在学校抛弃诗教、政治批判弥漫全社会的环境中，护持传统诗词的老辈只能以私相授受的方式，栽培幼苗，悉心辅导，尽力延续诗词垂垂欲绝的一脉。上列名单中有两类情况：一是高校名师招收研究生，在训练学术的同时也指导诗词习作，如夏承焘、缪钺、钱仲联先生，有些校外爱好诗词的青年来求教时，也施以教诲。另一类是各行各业退休后散居于城乡的老人，也多是名家，凡有青年求学，如是可造之材，即收为门下弟子。如广州朱庸斋先生，带出的学生很多，如吕君忾、周正光、陈永正、李国明、梁雪芸、苏些雩等等；寇梦碧先生的弟子有曹长河、王蛰堪等。成都孔凡章先生晚年居北京，尤其重视培养中青年，并广交诗友，笔者与曹长河、魏新河、咸江南、王震宇皆从孔先生习诗。陈永正与孔先生有十多年交谊，此外如林岫、毛谷风、蔡淑萍、赵连珠、杨启宇、王蛰堪、熊盛元、黄坤尧、于文政、段晓华、徐长鸿、周燕婷、徐先龙、郑雪峰、张树刚等或亲谒孔门，或致书请益，关系在师友之间，构成一个声应气求、覆盖面甚广的诗词网络。诗词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人生境界，自古以来人品与诗品紧密相关，诗品的高低取决于人品，诗教有陶冶灵魂、变化气质的功用，不仅仅是教会一门技艺，因此老一辈诗词家崇高的道德与卓立的风骨，在潜移默化中对青年后学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教育效果，在现代学校的工具式教育中极难达到；未曾专拜名师、诚心求学的人，也难有这种亲切的体验。而学有所成的中年一代，也同样去发现青年弟子，如魏新河、徐先龙、张树刚皆师承王蛰堪，可见薪火承传之不断。

在前辈名家的殷殷教诲下，后辈学诗词门径正大而根基深固，读写结合，循序渐进，资质聪颖者水平能迅速提高，而且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识力，不为当今伪诗、伪论所惑。许多未尝拜师、以自学为主的中青年，也多是先读历代名家作品，选择个性偏嗜的某家或数家为宗主，学其法度，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同辈之间的交游酬唱、切磋磨琢，相互促进，所谓“诗可以群”，也是增强学诗兴趣和提高创作水准的有效方式（九十年代初王蛰堪倡立鸿雪社，请缪钺、孔凡章、周退密、陈机峰等名师批点社课。中青年踊跃参加者30余人，后因故中辍）。综观当今卓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有其水源木本，绝无能在浮沙之上可建崇楼杰阁者。青年作品有摹拟古人、面目过似者，这是入门阶段的必然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与工力的加深，自能入而后出，开拓新境；身为当代人，诗写当代事，题材与情境也自然与古人不同，不刻意求新而能自成其新。许多老辈名家大量运用历史典故与传统语汇，反映的却是现代的社会现实，貌古而神新，典故只是一种婉曲含蓄的譬喻，属于比兴寄托，缺乏相关的学养和史识，就不能理解。有些人攻击作诗词坚持传统者“泥古复古”，既未曾深入考察作品之实际，更不知诗中优秀的人文精神与高雅艺术千古不磨，永远需要继承，浅妄之见，不足一驳。

出生于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诗人，大多有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其父辈多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或是被划为地主、资本家之类的“剥削阶级”，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属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其子女亦受株连，时时遭到大众的歧视乃至凌辱。居于城市者曾当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到边远地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在农村而非“根正苗红”者更处于炼狱底层，对阶级斗争的冷酷与社会的阴暗，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从老辈学习诗词，只能在隐蔽的状况下进行，手稿需谨慎收藏，以避文字狱之祸。诗词，是四顾迷茫、孤独痛苦中释放心灵重压、并寄托志向抱负的一种方式，也是真切反映风云变幻时代的历史之镜。诗可存史，诗史互证，从《诗经》、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王夫之、陈子龙到清末黄遵宪、丘逢甲、陈三立、康有为、王鹏运、朱祖谋以迄现代名家，诗词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显示着为国家民族之衰亡而悲歌痛哭的忧患情怀。在沧桑易代之际，诗人留下了血泪交融、控诉与批判假恶丑的纪录，分外珍贵。拨乱反正后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片繁华的表象下潜伏着道德崩溃、人欲横流的危机，时时爆发尖锐的冲突。中年诗人们思想已趋成熟，创作也随之进入高潮，作品中不乏对历史的沉思、对现实的揭示，同样承接着历代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而有其特定的时代气息。比较而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缺乏上述经历，作品多以才华取胜，意境每有创新，但内涵不及中年人诗词的深沉厚重。以上只是大体而言，每位诗人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青年中出类拔萃者未必不及中年，或有超越，要作详尽的比较分析，非本文所及。

就艺术宗尚与创作风格而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诗词家作品取径多异，缤纷多彩。有长于诗者，如周正光、周锡韋复、沈秋雄、张梦机、王翼奇、杨启宇等；有工于词者，如曹长河、蔡淑萍、王蛰堪、苏些雩等；有诗词兼擅者，如陈永正、严寿澂、熊盛元、段晓华、景蜀慧等。师承前辈名家的作者多能恪守正宗，格律谨严，语言典雅。词人如王蛰堪，传乃师寇梦碧先生之法乳，多作慢词涩调，宗法南宋，融白石、梦窗、玉田、碧山诸家之长，婉丽幽咽。门下弟子魏新河、张树刚、谷海鹰、邵林等为词皆有法度，精雕细琢，一丝不苟。与王蛰堪多年酬唱的熊盛元、段晓华，工力悉敌，词风相互影响，俨然形成流派（本文所言“传统派”是一个大范围的指涉，传统派中可依据学古之不同分出许多流派）。诗人或宗唐或宗宋，或上法汉魏两晋之高古，或下取晚清之瑰异，或专作近体或古近体兼工，长篇短什，各具风采。无明显师承、以自学为主的诗人一般不拘门户，多熔铸口语新词，或用韵较宽，或律法欠细，但仍有相当可观的成就。诗词家中陈永正为著名学者、书法家，著书数十种，主编《全粤诗》，《王国维诗词笺注》为煌煌力作，诗与词之创作皆臻大家境界。严寿澂任教于新加坡高校，亦学养深博，研究儒学与诗学，撰述多种，其诗其词皆造诣极精。张梦机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任教于文化大学、淡江大学、东吴大学，讲授诗学（2010年病逝），为诗历玉溪、山谷、后山以入老杜之堂奥，古近体诗皆非凡响。这几位作家承接清代至民国间诗人、词人与学人二而一之的传统，才学兼富，学以济才，才堪役学，成就甚为突出。杭州王翼奇任古籍编审多年，为诗沉郁庄雅中杂以诙谐幽默，融入新词口语殊见慧心巧思，不愧第一流作手。青年中也有成就较为出众者，如魏新河先学姜白石转学陈其年，因在空军服役，作飞行词境界宏阔，别开生面，一家独擅；郑雪峰为诗出入唐宋，风格雄鸷而兼清峭；女词人周燕婷郁伊善感，小令缠绵凄美，不让昔贤。总之，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四十多位，在《海岳风华集》中几占人数的五分之四，几位年长者到二十世纪末已步入老年。以严格的尺度来衡量，其中才情与学养兼优、综合实力甚强的诗人词家有十多位，与民国间成名的老辈大家相比，工力或有一定差距，但在“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已居第一流水平。历届全国诗词大赛一、二等奖获得者，多是中年诗人，也证明了充足的实力。这一群体中自然有造诣浅深、境界高下的差别，但即使是程度稍低的作者，也远远高于不学无术、制造赝品的庸众。因此，这一群体是当今中国传统诗坛的中流砥柱，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在百万大军中为数极少却蕴涵着持久的能量，对好学的青年尤有影响。

因编者当时视野所限，《海岳风华集》漏收了不少高水平的作手，据笔者所知，有吕君忾、刘永翔、梁雪芸、邓小军、简锦松、庞坚、汪茂荣等。以神州瀛海之大，藏龙卧虎，何地无才，这就有待于全面搜集二十世纪诗词时再为弥补了。

〔三〕持社之成立与诗词观念

《海岳风华集》中作者群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在当代诗词界逐渐树立声望。其中多人担任全国及地方诗词学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刊物主编或编委，在创作诗词的同时，组织学术研讨会与笔会，编辑出版书刊，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2010年11月，《海岳风华集》中部分作者于四川集会，登峨眉金顶，成立持社。《成立启》云：

《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乃人之情感意志诉诸语言艺术，为韵律之文。诗之声训为“持”，语见《礼记·内则》及《仪礼》，乃维持、承负之意。刘彦和《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孔颖达《诗谱序正义》：“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秉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性，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

吾侪值兹大雅衰微之世，惄焉心忧，取诗持人情性之义，由王翼奇、杨启宇、熊盛元、刘梦芙、段晓华、龚鹏程6人发起创立持社。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斯乃匹夫之责。议定本社简章于下：

一、凡志在复兴诗道，为人诚信，行事笃实，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有相当造诣者，得为社友。

二、社友自愿结合，同德同心，戒虚声，绝伪学，切磋诗艺，持之以恒。

三、创办社刊，继承弘扬传统人文精神与高雅艺术，登载民国以至当世纯正之诗词作品与理论文章，不参与任何涉及个人之争论。

四、自筹经费，每年定期聚会。条件成熟时。举办高层学术会议。

……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诗起百年之衰，功在千秋之后，同道者盍兴乎来！〔4〕

持社协商推举杨启宇为社长，段晓华为副社长；熊盛元为社刊主编，刘梦芙为副主编；聘请陈永正为顾问。首批社员20人：王翼奇、滕伟明、王邦建、蔡淑萍、杨启宇、王玉祥、熊盛元、王蛰堪、刘梦芙、段晓华、景蜀慧、魏新河（以上皆为《海岳风华集》中作者）、陈仁德、王燕、龚鹏程、吴金水、汪茂荣、张青云、潘乐乐、陈伟。至2013年，四川韩继泽、洪君默，江苏徐战前先后加入持社，共23人。

持社发起人之一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等职。2004年来大陆，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为海内外华人世界知名学者，治学博涉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武术、书法诸艺，已出版著作80余种。近年在大陆广泛组织开展国学活动，多有建树。余事为诗，瑰奇清逸，有《云起楼诗》行世。汪茂荣生于1962年，安徽桐城人，任中学高级教师，博学工诗，著有《懋躬丛稿》，曾编校《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多种。张青云生于1973年，原籍重庆云阳，移居上海，著有《弘毅山房诗钞》，为青年诗词峰会获奖者。汪张两家之诗，才情灵妙而学殖颇深，皆纳入《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出版。潘乐乐亦生于1973年，居安徽巢湖，为网络著名诗人。陈伟生于1982年，广东潮州人，任教于韩山师范学院，诗才艳发，研究广东近代诗与饶宗颐诗学，颇有著述。张、潘、陈为青年后起之秀，创作诗词蒸蒸日上，为诗社增添了活力。另如王燕、陈仁德、韩继泽出生于五十年代，吴金水、洪君默、徐战前生于六十年代，为诗皆富有工力。这十多位《海岳风华集》之外的诗人，无不尊重传统，加盟持社，皆由于志同道合。

持社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诗词团体，社友各自有其职业，分居四方，在有经费来源时，每年聚会一次，游览山川名胜，制题创作。成立以来，先后在四川峨眉山、九寨沟、安徽天柱山，苏皖边界之高淳、泾县、宣城、当涂举办诗会。社刊名为《爽籁》，《发刊辞》云：“持社同人，俱耽吟咏，而性情各异，嗜好不同。所作诗词，或主唐音，或宗宋格，或以情韵见长，或以理致偏胜。方其溯岷江，登金顶，临流酾酒，倚石舒眸，爽籁发而风生，清歌凝而云遏，诵殷仲文‘爽籁警幽律，哀壑叩虚牝’之句，皆相视一笑，莫逆于心。遂相与而议曰：昔李善引郭象之说，注此二句云：‘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长短高下万殊之声’。吾侪所发音声，与夫社外同仁所作歌诗，亦类乎是。众皆称善，乃从而歌曰：‘同人于野兮，发为声诗。行远自迩兮，登高自卑。为天地立心兮，命蹇何辞？先号咷而后笑兮，贞观可期。叩虚牝之爽籁兮，情性自持’。”〔5〕首期社刊由巴蜀书社出版，栏目有“峨眉舒啸”，内容为持社成立诗词；“同人于野”，选录社友作品；“嘤其鸣矣”，广泛采选社外诗词；“示我周行”，精选前辈已故名家遗稿；“终朝采绿”，发表诗词专论及诗话、词话、序跋、札记之类。如前文所述，《海岳风华集》中作者及持社社员皆属“传统派”，在尊重护持古典诗词优秀传统的大前提下，不妨碍艺术风格的多姿多彩。历代名家星光灿烂，作品汗牛充栋，当今作者据其兴趣，重点学习几家兼以博览，加以变化，锲而不舍，入而后出，即可形成新旧交融、同中有异的个人风格。持社社友各自的诗风词风多有不同，社外诗词更是千姿百态，选录作品，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而选取诗词，自有其标准，具体而言，要求作品格律严谨，格调雅正，摈弃虚伪庸俗，过求新异乃至离奇怪诞者，亦所不取。社刊以创作为主，辅以研究，文论要求言之有物，切实成理，对创作有所助益。《爽籁》已出版第二辑，栏目设置一如首辑，第三辑正在编选。

持社社友之间有多年的交谊，讨论诗词如何继承与发展，有以下诸方面共识，为之阐述：

（一）继承人文精神，树立诗人品格

传统诗词为国学之英华，蕴涵着中华民族千古不磨的人文精神，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自先秦以来，国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为核心内容，《诗》、《书》、《礼》、《易》、《乐》、《春秋》（古称“六艺”之学）是中国文化最本源的经典，人文精神融贯其中，交光互摄，历代知识精英研习经典，溥施教化，对广大民众有深刻持久的影响。现代儒学大师马一浮认为，六经统摄中国一切学术，诗歌同样体现六经的基本精神。从诞生《诗经》的周代到晚清、民国，优秀的诗人无不深通经义，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自励，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诗使人培养仁爱忠义之心和温文尔雅的气质，要成为品德高尚、才学俱全的君子，应当从学诗开始，循序渐进，并力行于生活实践。六经中的人文精神，是诗歌的灵魂，也是做人的根本。

人品先于诗品，决定诗品。成就卓越的诗人词家，除才华、学养、生活阅历等必备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具备仁者之心，由此才能产生忧国忧民的意识、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独立不迁的风骨气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王夫之以及近代黄遵宪、丘逢甲等大家，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杜甫更是人所共尊的诗圣。而才学虽佳而人品卑劣者，如严嵩、阮大铖，其诗难以传世。传统教育做诗先要做人，道德践履于人伦日用之中，知行合一，成就君子人格，论定诗人的历史地位，必需考察其生平事迹与人品，而非只看其诗。儒家诗教之目的，正在于陶治情操，变化气质，导人上臻礼乐文明、至善至美的境界。在当今普遍崇拜权力与金钱的社会，弘扬传统诗教的意义，尤为重大。当代诗人理应善承传统，在创作诗词的同时砥砺品行，立身正直，关爱苍生，自觉地抵制邪恶，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随波逐流，做粉饰承平的工具。诗词的价值超越一时的功利，孔子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屈原《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桔颂》云“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老杜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宋儒张载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贤的名言矩诲堪铭座右。无抱负、无德行者，纵使才华横溢，作品山积，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成不了伟大的诗人。

（二）精研诗艺，取法前贤，以雅正为归

诗词在艺术方面，体式丰繁、格律严谨，语言凝炼、音韵和谐，表现方法与修辞技巧极为灵变，形成千姿百态的风格流派。学诗词者首先必须熟读历代名家名作，充分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丰富的辞汇与典故，在刻苦练习的过程中掌握各种诗词体式与格律，言志抒情、写景状物方可得心应手，逐渐升堂入室。继承的遗产越多，创新的力量就越大，历代名家无不是在博采精华的基础上创立风格，开拓境界。学诗不能仅读名家作品，还需博览古今中外文化经典，具备哲学、史学、文学之通识；旁及书法、绘画、音乐诸艺，提高美学修养。古典诗词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诗人词人往往兼为书画家、音乐家，艺术方面相辅相成，足资启迪。杜甫为诗艺集大成之楷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对后世诗人影响深广。韩愈、李商隐、杜牧、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皆富于学养，清代及民国间诗词名家多为学者，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二而一之，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袁枚、赵翼、龚自珍、郑珍、沈曾植、陈三立、黄遵宪、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以至马一浮、柳诒徵、陈寅恪、钱仲联、饶宗颐等无不博学，可知读书之重要。

格调雅正、辞采高华是传统诗词突出的特色，与书卷知识、人格修养浑融一体。诗词原本是历代知识人士创造的精英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在世界上赢来诗国的美誉。通观历史，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不停地向高层次发展，民众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需要高级文化的精神滋养，这就有赖于知识精英的创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乏知识精英，不可能有文明进步，更不可能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今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参与全球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理当向高层次提升，而不是降低原有的品格，使之“大众化、通俗化”，与民歌、大鼓书、快板之类几无区别。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原非矛盾对立的关系（与精英文化对立的只有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知识精英负有引导大众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的责任。普及固然是提高的基础，但不能要求知识人士一味迁就水平较低的大众，也不可能全民都成为优秀的诗人。在当今拜金风盛、道德迷失的状况下，更需要诗人词家保持纯洁高贵的精神品格，弘扬大雅正声，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诗词艺术风格之典雅决非弊病，而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智慧。诗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典双关“今典”，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诗词以文言为主，但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可以吸收现代语汇，但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语言都可入诗。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不同于庸俗、粗鄙，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讲求情趣的高尚、修辞的精美，同样需要深湛的学养与功力。满纸堆塞口号、趋时应景的“老干体”，是毫无诗味的庸俗，不能与诗家清新明畅之作相提并论。而且在历代名家诗词中，“通俗”只是作品风格的一种，不能涵括其总体风格。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实为漠视继承、抹煞传统，属于数典忘祖式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三）评价诗词，以真善美高度统一为标准

“新”之一词，在二十世纪中国成为一种弥漫社会各界的突显意识和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破旧立新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具体内容虽大有差异，但崇新倡新的趋向，贯穿于整个现当代史。迄今仍以创新为口号，举凡政治、经济、科技、文艺、学术，无不言新。“维新”、“革新”、“创新”等词语，往往与“笃古”、“复古”、“守旧”对立，前者指代进步、革命、积极向上，后者则为顽固落后乃至反动腐朽，《海岳风华集》中重视继承传统的作者曾遭到“复古守旧”的指责。极少有人思考新是否等于真、等于善、等于美，何者为真正之新，创新当遵何道，盲目求新，割断传统，使中国文化蒙受巨大的损失。古代同样言新，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诗无新变，不能代雄”，不否认新的价值，知道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活力。但古人以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观察世界，明察古今新旧之间实有割不断的联系，只有在旧有的基础上创新，或以“复古”为开新——返回远古的起点、文化的源头重新出发，以革除后世造成的流弊，如此方能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发展（陈子昂、李白主张诗歌“复古”，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西方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皆为显例）。所谓太阳之下无新鲜事，许多事物乍看为新，本质仍旧，其实是排列组合的形态有所变化而已，不深入考察，每为所惑。纵观中国文化几千年发展的过程，是旧中出新，新中有旧，新旧交融，而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一以贯之，与西方近代以来新旧对立的二元分裂思维明显不同，作为传统文学精粹的诗词，不离中国文化在继承的根基上变化为新的规律。在诗体发展方面，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或长或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五四”之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

文学不同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必以革旧为前提，原因是文学源于人的心性。“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性却甚少变化，一两千年前的文学，今人依然为之感动，便是因文学有超越时代的功效之故。因此，不能以表示时间发生先后的‘新’和‘旧’来判断文学价值的高下。学衡派代表人物吴芳吉便曾说过：‘文学唯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以新、旧作为衡量文学是非的唯一标准，这是完全无视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粗暴行为”〔6〕。人的心性有善有恶，古今扬善抑恶的道德标准如仁义、诚信、公正、清廉等未尝有变，抒发心志、表现人类良知的诗词必然不以新旧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新”往往不等于“美”，也不等于“真”与“善”，文学仅有“新”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新东西可能是丑恶、虚假的，需要通过时间与实践的严格考验，才能确认是否有价值。衡量文学的标准是真善美之合一，以善为核心，“新”仅备参考之用，非基本价值。诗中抒发的情感和反映的现实要真，蕴含的品德操守要善，艺术形式（体裁、语言）求美，唯有真善美统一的诗篇，才是不朽的。仅有真，可能只是表现原始的本能欲望（如齐梁宫体诗写色情，现代新诗“下半身写作表现性欲，不可谓不真）；仅有善，则流于道德说教，不能成为感人的艺术（如宋明理学家之诗）；仅有美，则内涵空虚，徒见形式，流为雕虫小技，故真善美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总体归趋在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与美皆求至善）。真、善的根本性质即诗人、作家的人文精神，与精美的艺术形式水乳交融，浑成一体。缺乏真正人文精神的作品，即使在语言、在体式上花样翻新，具备所谓“现代性”，终究会被时间淘汰。《诗经》、《楚辞》及唐宋诗词中的精品，如江山日月，万古长新；“文革”中新生事物何其多也，无一不成腐臭。旧体诗词之所以在现代打而不倒，正是因为它继承了古典诗歌中千秋不灭的人文精神和汉文字组合的优美艺术体式，其中佳作是真善美的结晶。诚如当今学者朱德发所言：“美、好、真或真、善、美的价值观可以突破现代与传统、新与旧、洋与土、中与外、古与今等不同样态文学的界限，将它们置于一个共时代的评判台上，以美、好、真或真、善、美为价值标准进行标判，所作出的价值结论或美学判断才有可能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公正，少一些武断多一些公平”〔7〕。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黄遵宪、康有为、夏曾由、谭嗣同、蒋智由等就开始写作以表现新事物、新意境、新理想为主要特征的“新派诗”，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期间，胡适《尝试集》中有多首通俗易懂的白话词。“学衡派”主将吴宓及其挚友吴芳吉同样试图在旧体诗中开拓新境，大量使用新词，吴宓用中国古体诗翻译欧美诗歌，吴芳吉创造了诗词曲混合而成的“白屋体”。在当代，出现了以聂绀弩、荒芜为代表的“杂文诗派”和启功的“打油词”、丁芒的“自由曲”，近年互联网上更有李子以新诗的语言作词和嘘堂的“实验体”诗，对旧体诗词的“革命”或曰“改良”已整整持续一个世纪。然而时光淘洗之后，姑且不论在世者，已作古的诗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吴宓、吴芳吉等，甚至新文化派陈独秀、鲁迅以及一度写新诗的沈尹默、俞平伯等，诗集中的精品仍然是风格典雅、意境深永之作，“新派诗”则浅薄无味。以写新诗《红烛》、《死水》扬名的闻一多，更是“唐贤勘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至于完全脱离传统文化根基，走“全盘西化”之路的所谓“创新”，绝非正道，近百年来破除格律、追求绝对自由的欧化新诗，已提供了经验教训。当今诗人惟有切实继承古代以及近现代诗词的思想与艺术之精华，结合时代以言志抒情，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作风与气派，方是康庄之路。

总之，传统派对古代以及近百年诗词多有探索，对当代诗词如何继承与发展，有比较深入的思考。评价诗词，并非师心自用，历代名家名作已为后世树立标准，传统派只是予以归纳说明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严厉批判传统文化，诗词屡遭厄运，这种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消除，视儒学为“封建幽灵”、诗词为“已陈刍狗”者大有人在。最明显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多种现当代文学史没有诗词的位置，研究新文学的学者公然反对现当代诗词进入文学史，以所谓“现代性”实为西方观念作为诗词不能入史的判决标准[8]。即使是诗词爱好者，对先贤也普遍缺乏敬畏之心，妄自尊大，盲目创新，不识本源，凭空构造。当今已是一个观念多元、众声喧哗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传统、解构德性；诗词界同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确立核心价值，诗词将永远处于散漫无归、自生自灭的境地。面对现实，人数颇少的传统派作者坚守一方心灵净土，力图为诗词维持一脉元气，如《持社成立启》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斯乃匹夫之责”。至于传统派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在当代诗词史之成效究竟如何，当然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后世自有公正的评价。

〔四〕馀论

以上重点论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诗词作者的创作与理论观念，而到本世纪初，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群随之崛起。青年多受过高等教育，熟谙电脑，思维活跃，借助于互联网发表诗词，空间广阔，流传迅速。作者多用网名，作品随作随发，袒露真情，表现个性，一时颇有影响。著名作手如军持（秦鸿）、莼客（钱之江）、胡马（徐晋如）、伯昏子（眭谦）、矫庵（程滨）、碰壁斋主（卢青山）、胡僧、燕垒生、嘘堂（段晓松）、李子（曾少立）、添雪斋（女，又名西丝）、具沤生、惕斋等，各种诗词选本如《有所诗》、《春冰集》、《甘棠初集》、《网络诗词选》或自费编印，或正式出版；并成立留社、甘棠诗社等诗词组织。部分青年作者在观念上与老一辈相似，尊重传统，取法先贤，对“声韵改革”、“大众化通俗化”之类有尖锐的批评；也有若干作者刻意追求新异，但大多恪守格律，风格雅正。青年是诗词创作的生力军，作品虽未必完全成熟，尚在发展变化之中，但毕竟是诗词复兴希望之所在。诗词高贵的人文精神与典雅精美的艺术形式永存于历史典籍，不可毁灭，必然有人继承，作品中因时代不同而不断融纳新鲜血液，但基本特征与创作规律不会改变。历史长河有割不断的联系，古今新旧之间要消除激烈抗争的二元对立，无数惨痛的史实已证明“文化革命”之荒谬。人类也只有坚持对真善美的追求，才不至于沦为权势与金钱的奴隶，率兽食人。在新世纪初期，传统派作者进入晚年，仍是中坚力量，影响所及，必然有更多的青年加入创作队伍，格调高雅、意境瑰美的诗词，理当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然而这一预测是建立在政治开明、国家进步、民族文化素质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倘若一味斥古，或盲目崇洋，诗词必将窒息衰亡。文学既有其独立的品格、高贵的价值，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圣先贤之训未尝过时，真正的诗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宏伟的抱负，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

1926年，前辈诗词名家钱仲联先生时为十九岁的青年，在《学衡》期刊发表《近代诗评》一文，判别流派，扼要评点百家之诗，并对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端提出批评，于传统诗歌之继承与开拓有很高的期望。引录于下，以结本文：

夫正始之义，匪可浅言；风雅所趋，奚云小道？尝综其源流，寻其窔奥，窃以为华严之喻，难云妙悟；蜂鹤之禁，亦属外篇。斫梓染丝，学在始化：宏诵载籍，以充其气；审别俳伪，以正其趋。气充斯厚，趋正斯雅，然后调飞沉之韵，极情采之变。九幽觑怪，千仞刷翮，用能流响中韶，造端成化，千状万态，炉冶在我。是故宵鱼秋磬之奏，丰黛盛鬋之容，辊霆驱海之势，湍寒石瘦之致，或擅专门，自成孤诣，以论大家，终讥单步。况今梯航四达，心灵棣通，海市飞腾，鱼龙曼衍，旁行蟹篆，扬扢千年；雷艇风轮，呼吸万里。世有作者，脱落声气，牢笼物象，发皇坠绪，振起宗风，揖让弥莎之庭，出入李杜之囿，不亦盛哉！〔9〕

钱先生文中指出诗歌创作首先要正其趋向，厚植根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变化生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个人风格。大家不为一格所拘，结合所处时代开放心灵，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新旧交融，开拓广阔壮美的境界。“逝者祖唐述宋，沿馀制于古贤；后者电举飙张，导先声于来哲”，可见前辈名家目光之高远，识见之通达。传统派绝非食古不化，而是守其当守，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发皇坠绪，振起宗风”，创造无愧于前贤的作品，重新焕发灿烂的光辉。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3年9月中浣，成稿于淝滨寓居。

【注释】

〔1〕本文原名《诗坛终仗栋梁才——近二十多年来中青年诗词创作述评》，为2007年8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五四’以来中国旧体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于《当代诗词》2008年第1期，收入与赵松元、陈伟合著《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2月出版。兹在原文基础上作较大的增补与删节，文题亦随之改换。

〔2〕霍松林序，《海岳风华集》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

〔3〕《海岳风华集修订本编后记》，239—240页。

〔4〕《爽籁》第1辑，持社编委会编，巴蜀书社2012年4月版。

〔5〕同上注。

〔6〕徐晋如《国诗刍议》，《缀石轩论诗杂著》，94页。海南出版社2011年8月版。

梁启超云：“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因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含有时代性，一种不含时代性，即《礼记》所谓‘有可与民变革者，有不可与民变革者’。”梁启超《儒家哲学》，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7〕朱德发《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民国间巴蜀天才学者刘咸炘云：“情意有三求，曰真、善、美。学者，学为人也，以善为主，真、美次之。真以善为的，美以善为准。离善而言真，无益也。离善而言美，且有损焉。……人生之事不过求善，科学、艺术无非为人生，不然，则虽尽大宇宙之物相，穷人巧之能事，亦复何价值。治物以养身，凡一切求真，皆求善之具（即手段）。艺术以陶情，凡一切求美，皆求善之具也。真偏于实，美偏于虚，善则介乎其间。……舍善言美，则色盲目，声聋耳，害不可言。”《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上册，16—17页。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6月版。

〔8〕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笔者撰《二十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予以反驳，载《诗词界》2008年第1期、《学术界》2009年第2期。收入与赵松元、陈伟合著《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版。

〔9〕《近代诗评》，《学衡》第五十二期。收入《梦苕庵诗文集》，514—515页。黄山书社2008年9月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