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诗词与国学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9月25日

【内容提要】国学在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诗词为国学之英华，清末至民国间，国学大家中多有诗词名手。近百年诗词经过曲折发展的历程，成果丰硕，成就重大。当今诗词作者缺乏国学根基，作品质量不高；学术界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理论未能联系创作实际，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政府切实施行包括诗教在内的国学教育，文化学术界需澄清认识的误区，亟需抢救近百年诗词文化遗产。诗词作者与国学研究者理当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近百年诗词  国学  创作与研究  诗教

〔一〕引言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1949年后沉寂四十余年的国学在大陆开始兴起。学术界研究民国以来新儒家的思想学说，与海外学者交流互动；民间自发地办起儿童读经班和书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南北各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创办刊物；各类国学、儒学专著频繁出版，各种国际规模的儒学研讨会接连召开，并多次举行祭孔大典；国家投资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普及汉语与中华文化；互联网上以国学、儒学命名的网站多达数十家，不断发表海量文章。国学运动先是发起于民间，知识界为数不多的学者参与，然后逐渐扩展，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因而民间、学界与政府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形成三者互相呼应、

默契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如学者刘毓庆所言：“没有任何一场运动像‘新国学运动’这样深沉、稳健、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二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三是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1〕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纪宝成认为：“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2〕。对国学运动，一部分继承“五四”新文化思潮、醉心西化的知识分子极力反对，与支持国学的人士激烈争辩，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二〕诗词为国学之英华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狭义国学，专指儒家经学；广义国学，泛指上下五千年传统之一切中华学术，包括经、史、子、集及其延伸学术，也包括书法、绘画、古典音乐等艺术以及中医、武术、气功等养生健体之术。无论范围之广狭，其核心内容都是儒家思想体系，以经、史、子、集之典籍为载体）。古典诗词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古文、辞赋同属于集部，但《诗经》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居首要之位，是孔子施行“六艺之教”的教科书；唐代与清代，五言律诗是科举取士必考的文体。《楚辞》中的《离骚》也被后人尊称为“经”，《诗》、《骚》共为历代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传统诗歌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衍变，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意境深广，格调高雅。在传统文学中，诗词是最精粹的形式，尤能显示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表现为缤纷多彩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近现代，名家辈出，灿若星河，三唐之诗与两宋之词，创作成就达到高峰，千万首精品，在世界文学殿堂上闪耀着永久的灵光，至今仍是无数学人研究探索的宝藏和诗人词家尊奉的典范。诗词这种融情志之真、品德之善与辞采声律之美的民族文学体式，确实应该世代承传，弘扬光大。

在博大深闳的国学体系中，诗词抒发的情志与群经子史、古文辞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融合贯通，交光互摄，古代诗人词家无不熟读儒经，博通子、史。在废除科举制度的清末和民国期间，涌现出几代国学大家，诸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柳诒徵、马一浮、黄侃、钱基博、陈寅恪、刘咸炘乃至年辈较晚的钱仲联、饶宗颐，不仅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擅作文言文与旧体诗（钱基博、钱穆很少写诗，但对诗词有深切的了解），多为诗词大家名手。儒家经学在国学中最为重要，为史学、文学义理之源，但治经学者必先通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文学，著书立说，方能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成为通儒、鸿儒。晚清史学名家致钱仲联书云：“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第一”〔3〕，认为沈曾植之诗比其学术著作更能传世行远；当代饶宗颐先生也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宏深而通要眇”〔4〕。由于诗词重点在于抒写人的情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吟诵时富有音韵抑扬顿挫之美，较其它文体更易感人，长年读诗能陶冶情操，变化气质；诗词章句在格律规范下千锤百炼，较其它文体更为精粹，因而受到国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老辈学者以专治诗学、词学成名，如黄节、刘永济、陈匪石、汪东、汪辟疆、王易、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时也是诗词创作高手，是国学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了解诗词在国学中的位置，了解诗词与经史诸子之学的密切关系，对于推动当今诗词的创作和研究，融汇国学传统，解决存在的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近百年诗词简述

二十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文化，传统诗词亦受株连，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产生了白话新诗，废除旧有的格律，追求绝对自由，诗体趋向欧化。然而旧体诗词的传承与创作并未因此中断，南北多所高校中文系仍在讲授诗词，提倡创作，培养出许多以诗词研究为专业的人才；各地均有诗人词家结社唱酬，书局不断出版诗词，报刊亦时有发表；城乡千万个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中，诗词是蒙童必读的课本；新诗只是若干趋时的青年喜作而已，绝非后来文学史所谓“主流”。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发抗战的怒吼，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更使诗人词家深哀巨痛，慷慨悲歌。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国土光复，前后十四五年间，大量爱国诗词的创作，持续不断地达到高峰。杨云史、马一浮、刘永济、唐玉虬、胡先骕、邵祖平、夏承焘、詹安泰、缪钺、钱仲联、沈祖棻、饶宗颐诸家诗词集中皆有分量沉重的抗战之作。总之，“五四”后民国期间，千百位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作品反映风云多变的时代，不仅题材与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时在表现手法和由此形成的艺术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和创造。文学作家、人文学者、书画艺术家以及政界名流、社会贤达共同形成规模宏大的创作群体，秉承国学传统的知识精英是为中坚力量。在新文学家队伍中，小说家郁达夫作诗只用旧体，陈独秀、鲁迅极少写新诗，以新诗《红烛》、《死水》扬名的闻一多则“唐贤勘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一度追随胡适作新诗的俞平伯也改弦易辙。笔者长期从事晚清、民国以来诗词文献的搜集与研究，已出版多种论著，并主编出版二十世纪老辈诗词名家别集数十种（有待整理出版者在千种以上），大量史实证明，民国间旧体诗词创作的成就和传世价值远在白话新诗之上，只是被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刻意遮蔽乃至埋没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文革”间达到高潮，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期更为严厉的批判，蔑古意识充溢于学术界。文学研究被割为两段：对古典诗词统统视之为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前的清末民初（近代），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只谈语体文与新诗，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成为狭隘单调的新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五四”后的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旧体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

但是包括诗词在内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全盘西化”此路不通，鼓吹“汉字拉丁化”也以失败而告终，有真善美价值的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任何强暴的势力都无法将其摧毁。在“极左”时期，大批被打成“右派”和关入“牛棚”的知识分子与老干部在默默吟咏诗词，留下大量血泪之篇。“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诗词开始复苏，各种活动在社会上蓬勃开展：从京城到各省市，诗词社团纷纷成立，频繁举办研讨会、吟诵会与大赛，多种刊物公开发行，各种现当代诗词选本、别集争相出版，内部印行的书刊更是沉沉夥颐。据有关资料统计，大陆各地诗词组织已多达千家，诗词期刊千种，作者在百万以上，作品数量之巨远越前代。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互联网迅速普及，出现各种诗词网站，作者多为中青年，作品凭借高科技手段传播交流，无远弗届，开辟出极为广阔的天地。2011年，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以官方力量推动当今诗词的发展。通过以上史实之简述，足见传统诗词经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已逐渐恢复活力并继续壮大，成为今文化和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以迄当今的国学研究，无论是经史诸子还是集部诗文、佛道二藏，基本上都限于古典，停留在学术圈子内，艰深的学术论文与著作，与大众难以交流，发挥其影响力。惟独形式古老而优美高雅的诗词，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中等以上文化的广大作者读者群体所喜爱，可以说是当今惟一不断大量产生而且流传广泛的传统文学，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取代的。孔子言诗可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知诗教的重要性，在国学教育中决不可少。关注和研究近百年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数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与其他文化教育可以并行不悖。

“文革”后不久兴起的“诗词热”，早于“国学热”十多年，实为国学运动的先声，但基本上是在社会层面运行，未曾受到学术界包括国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分流。诗词创作群体本身和学术界都存在许多问题，以下拟作分析。

〔四〕国学研究与当代诗词存在的问题

知识人士是近百年传统诗词创作的主力军。废除科举制后，由新式学校培养而成的知识分子，与皇权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明显不同，他们是以文谋生或从事教育、科研的脑力劳动者。但古代儒家士君子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天下为公的理想乃至涵容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仍被知识分子传承，同时适当汲取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新文化理念，因而诗词创作既保持优秀的传统，又能以新题材表现时代，呈现新的意境。民国期间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惟真理是求，行中正之道，堪为写照。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中的人文学者，多有学贯中西、蜚声国际的大师和专治诗词之学并兼通经史的国学名家，其诗词作品内涵宏博深沉，风格高华典雅，兼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双重特色，在近百年诗坛矗起艺术高峰，尤能显示传统文学在西化浪潮中坚强屹立的民族精神气质。当今学术界已开展对多位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研究，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方东美、徐复观、钱钟书以至健在的饶宗颐，皆为重点探讨的对象，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出版多种专著，但一般多集中讨论大师的思想和学术，而对他们同样是以心血凝成的诗词，却罕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如《马一浮集》存诗三千多首，几无问津者。实则发自内心、出于至情而又紧密联系现实、反映时代沧桑的诗词，能直接显示大师们的品格、个性，表现其人文情怀与美学宗尚，与其学术思想交相辉映，研究诗词，正是探索大师们心灵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许多治诗学、词学的著名学者，如汪辟疆、吴梅、刘永济、钱仲联、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沈祖棻等，诗词创作往往是其理论宗旨的实践方式，这也是继承了古代诗人学者知行合一的传统。研究他们的诗词，更能切实了解其理论体系。

然而学术界受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与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影响，采用源自西方二元对抗的思维方法，割裂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之间的有机联系，凡“立新”必以“破旧”为代价，给几千年文化之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失，“代沟”迄今尚未填平。文明史最悠久的中国居然成为世界上破坏传统最厉害的国家，虽与百年来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政局有关，但西化与左倾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除观念上的误区有待澄清外，还有受现代教育之后的知识和能力问题。百年来学校教育与科研体制或学欧美，或仿苏俄，中国统摄子、史与集部的儒家经学被抛弃，传统学术全遭解构，文、史、哲各自分家成为专学，甚至一部文学史亦有古今时段之分，研究者互相隔阂，不通声气。研究中国学问，却要借助西方的思想观念，论文、专著中充斥外来的名词术语，成为当代新儒家蒋庆先生所说“学术殖民化”状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学校未曾培养出一位有世界声望的学术大师、大文学家，“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在我国古代，诗歌融贯经学之义理，创作与理论密不可分，“诗学”、“词学”指与诗词有关的学养、技艺，当然也包括笺释、考证和鉴赏批评，大量的诗话、词话与文论从诵读、创作诗词的深刻体验中产生，能切实有力地指导和推动创作，很少有不通经史且不能作诗、填词的空头理论家。因而古代诗论，实为一个创作学的体系，脱离实践和历史经验、纯属逻辑思辨的空论，对诗人不能产生影响。民国间学者继承古人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研究诗词的同时不辍吟咏，是学者也是诗人、词人，其造诣之深，今日专治诗学理论却不事创作的后辈甚难企及，试取其著作，一较可知。试观近年的国学研究，集中于传统经学、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海内外儒学专家很少有人治诗学并写作诗词，其学术论著往往“以西释中”，带有浓厚的欧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王国维、陈寅恪、饶宗颐那样古今中西融贯、诗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师通儒。治诗词的学者同样以西方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严重缺乏诗词与文言文写作的基本功，不知声韵格律，不谙典故词章，片面求新，不惜削足适履，所谓专著构成空中楼阁，甚至硬伤累累，触目皆是，老教授刘世南先生曾对此现象多次撰文提出严肃的批评。如此“研究”，不能从活生生的创作实际汲取真知，郢书燕说式的理论难以被今日广大诗词作者所接受，起不到指导作用。

揆其实际，研究国学大师与名家的诗词，其难度远远大于研读学术著作。学术文章与专著无论是用文言或语体，表述思理皆明晰畅达，不难理解；而诗词多用典故并结合比兴，含蓄深邃，且故典中兼有“今典”，隐寓作者所处时代不欲明言之本事，增加了理解的难度，需要多方考证。诗词艺术之美，表现于格律与词章，所谓“风神”、“气象”、“格调”、“骨力”、“韵味”，如果缺乏写作诗词的体验，很难确切把握，本非西方学说所能阐释。这些都是当今学界罕有研究国学家诗词的原因，即使有心探讨，也因能力不足，望而却步。

当代诗词作者据年龄、职业和作品风格倾向，大致可分三派：1、“庙堂派”（这是诗友的戏称，取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意，姑且用之）。成员大多为六七十岁以上的离退休官员和职工，多在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期刊上发表诗词，内容一般不离“主旋律”，突出政治，歌功颂德，也有反腐倡廉之作，艺术上则普遍平庸，缺乏诗人的才华与鲜明的个性。2、学院派。人员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中老年居多，有些人不参加任何诗词组织与活动，馀事为诗，不求发表，作品风格较为典雅，内容着重于个人的思想情怀，这一派人员分散，人数最少。3、在野派或曰“江湖派”，大多为中青年，职业多种多样，包括在高校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作品多发表于互联网，也见诸各类期刊，内容多写真实的情感，指陈时弊往往锋芒锐利，水平则参差不齐。部分作者颇受民主自由乃至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新国风”、“试验体”等，或要求诗风平易，反映民间疾苦；或主张旧体诗词与新诗融合，追求新异。“在野派”中青年作者往往不以“庙堂派”之作为然，思想方面形成“代沟”；“学院派”孤芳自赏，除与小圈子内的人交往酬唱外，与其他两派缺少沟通。这只是大致的分类，许多作者在三派之间都有关系，难以确定。

存在的问题：1、三十多年来的当代诗词作品极多而精品很少，人数百万以上的诗词队伍中高手不足百人，绝大部分作品没有多少传世价值，广大作者充其量只是诗词爱好者。不要说上攀唐宋，与晚清、民国间诗词亦差距极大。老年人多受意识形态影响，思想趋于凝固，缺乏活力；本无诗人的才情和学养，却要鼓吹“声韵改革”，实为对传统格律的毁坏。青年人心态浮躁，很少有人去读经史元典，厚植根基，仅凭一点热情和灵气写作，难以上臻博大深闳的境界。2、观念取向多元化，审美差异甚大，许多人有创作激情却不识诗词正道，网络上经常引发无谓的争论，以至互相谩骂，充满暴戾之气。有所谓“创新”者，不过是用新诗的语言套上旧体诗词的格律，融入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思理，流于离奇怪异。3、各地以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诗词团体不脱官场习气，级别高者充当领导，往往外行指挥内行，政治统制艺术；网络诗坛则各立山头，青年人个性自由，互相排斥。4、在研究方面，人数寥寥无几。学界专家不关注现当代诗词，诗词作者则不重视理论。各种诗词期刊都附有论文，但对近百年诗词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成就并无全面深入的了解，学理上谬误甚多，一些重点鉴赏的“精品”实为赝品，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5、百年来尤其是晚清、民国诗词未曾全面搜集与整理，不但珠玉沉埋，有失传之危；研究者个人也难以掌握大量的文献，理论体系无从建立。种种问题，是几十年批判传统、冷藏国学、盲目追求西化、大众化，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学科分割的后遗症，也是经济建设时期急功近利、人不悦学的结果。要恢复诗词的民族元气，尚需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五〕解决问题的建议

综上所述，当今诗词与国学方兴未艾，前者侧重于创作，有诗而乏学；后者专力于研究，治学而不观诗（此指学界，民间国学大多注重传统礼仪、风俗的恢复与践行，或兴办私塾以教育儿童）。有多种派别的诗词界、学术界、民间各自为阵，虽不能说各派各界之间无所联系，但大体上如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诗词创作风格和学术派别的多样化本来是好事，诗人、学者贵在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但走向极端会带来混乱，以致真伪杂陈、优劣莫辨。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理当确立民族文化、精英文化的主体性，为广大国民指出向上向善之道。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使诗词创作与国学研究正其趋向，和谐统一，兹事体大，固非学陋识卑如笔者所能为，仅从宏观上提出几点建议：

1、政府部门要切实施行国学教育

关于如何推行包括诗词在内的国学教育，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华诗词学会作为全国性群众团体，成立已26年，年年都说“诗教”，到各地挂了很多“诗词之乡”的品牌，但流于宣传形式，在现行教育体制未能大幅度改革的状况下，诗教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只有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在各级学校开设国学必修课，教材中增加国学的比重，考试提高分数值，同时大力培训师资，国学教育才能落到实处，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清代科举考试帖诗，士子自幼就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清诗之兴盛与此有关。然而诗教只是国学教育内容之一，目的不在培养诗人，而在于造就人格健全的君子，进而化民成俗，使全体国民的素质得以提高，即《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诗教必需与国学中多种教育相结合，国学应当成为一切现代学科的基础。

2、文化学术界需正本清源

百年来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对知识分子有重大影响，知识分子引进异邦思想，引发中国社会革命，从“五四”前后到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学术界充满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争，国学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当今诗词与国学虽云复兴，但新文化运动与“文革”时批判传统文化的阴影犹存，历史未曾有效的清理。要确立国学的主体性，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界理当对近百年的思想史、文化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澄清观念上的误区。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庸》早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凝结几千年无数先贤经验与智慧的国学，正是在与各种外来思想文化的对话与论争中发展壮大。学术问题以学术方式解决，在理论上彻底昭雪近百年历史强加的罪名，国学方能健康发展。

3、抢救近百年诗词文化遗产，加强诗词学术研究

百年来历经战乱与政治运动，大量诗词作品残毁失传，一部分作品或深藏于图书馆，无人问津，尘封蠧食；或仅存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流散于社会。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老一辈已故名家的诗词集，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亟需抢救、保护。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古代诗歌史绵延不绝，惟独到现当代缺乏旧体诗词的纪述，只有白话新诗的文学史是不全面、不真实的，这一片巨大的空白、严重的断层，亟待弥补。众所周知，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结集之后形成文本，文学史家只有在充分研究文本的基础之上才能写出论据坚实的历史，抽象的空论或片面的判断，不足以信今传后。因此，全面搜集、整理二十世纪诗词和相关的学术论著，采选其中的精品编纂出版，为当今及后代子孙留下足资创作和研究借鉴的文本，是为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近百年来诗词浩如烟海，少数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必需使之成为国家级文化工程，发动诗词界与学术界通力合作。

近百年来的传统诗词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期间名家作品已累积为现代文学中丰厚的宝藏，是一片十分广阔、亟待开掘的学术荒原，理当纳入国学研究的视域，阐潜德而发幽光，树丰碑而拓新境。如同海内外蓬勃兴起的新儒学、新新儒学（海外新儒家成中英语）那样，现当代诗词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国学”，是传统国学在新世纪的延续与支流。青年学者徐晋如说诗词理应正名为“国诗”（有似国画、国乐之称），以确立本民族诗歌的主体性地位，笔者表示支持。呼吁国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近百年诗词，以切实的研究指导和促进当前的诗词创作；诗词作者也理当补课，博涉群经子史，厚植根基，与国学研究者携手并进，消除壁垒，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

总之，国学中的“国诗”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待于学者、诗人的开拓与创造。热切期望新世纪能出现真正的国诗大家和新国学大师，使凝结着千秋华夏之魂的传统诗词，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注释】

〔1〕刘毓庆《国学概论》，5页、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论坛》第1辑，纪宝成《国学何为》，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钱仲联《梦苕庵论集》，451—45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4〕饶宗颐《固庵文录》，2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13年5月初稿，9月改成于淝滨寓居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