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
书名:《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
作者:余东海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共两部。从儒家道统的角度,对先秦历史和历代政权进行梳理和评判。第一部:大同王道的原始模式(尧舜禹);第二部:小康王道的三代实践(夏商周)。《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旨在:集儒家外王学之大成,揭道德实践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中华政治、历史和儒家义理之书,道眼烛史,新见叠出。
【作者简介】
余东海,笔名萧瑶,原名余樟法,号东海老人,曾用网名东海一枭。男,1964年12月10日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陆续出版有新旧诗集九册,儒学《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另有儒学系列《论语点睛》、《平书---儒家雄起来》待出。
【目录】
总序
序
道眼烛史,彰炳千秋
第一部分 大同王道的原始模式
前言
一、大哉尧君
(一)其仁如天
(二)禅让天下
二、虞帝弗可及
(一)巡守赏罚
(二)量才任用
(三)孝悌典范
(四)封弟有庳
(五)有臣五人
(六)司法鼻祖皋陶
三、巍巍乎禹
(一)治水大功
(二)五服制肇端
(三)有天下而不与
(四)正德第一
(五)君权谁授
四、允执厥中
第二部分 小康王道的三代实践
前言
第一章 夏朝
一、夏启启夏
二、后羿代夏
三、少康中兴
四、桀取灭亡
五、夏礼拾片
(一)官职设置
(二)法律制度
(三)土地和赋税制度
第二章 商朝
一、成汤革命
(一)汤德至矣
(二)东征西怨
(三)革命誓词
(四)革命正义性的宣示
二、赫赫伊尹
(一)出身
(二)功业
(三)伊训和帝师
(四)永远的真理——读《咸有一德》
三、盘庚迁殷及其精彩演讲
四、傅说:从奴隶到宰相
五、武丁中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六、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七、纣王无道
八、殷有三仁
第三章 西周
西周概况
一、历代德泽绵绵,文王之德之纯
二、文王拘而演《周易》
三、正义之师、革命之师、威武之师——武王伐纣
四、周武王“有乱臣十人”
五、“有妇人焉”
六,正义革命宣言书
七、革命精神和革命正道
八、王道大法——《尚书·洪范》
九、周公恐惧流言日
十、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
十一、“乡举里选”
十二、神机妙算姜太公
十三、甘棠文化召公魂
十四、成康之治
十五、祭公谋父谏穆王
十六、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
十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十八、宣王中兴
十九、君明臣贤好榜样: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二十、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申伯介绍
二十一、忧乱之心,悲愤之情
第四章 东周
东周概况
一、文采风流尚略存——霸道的道德精神
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三、重德尚贤晋文公
(一)上赏赏德
(二)信,国之宝也
(三)“李离伏剑”
四、《春秋》贤穆公
五、小仁小义宋襄公
六、一鸣惊人楚庄王
七、范文子的风范
八、臧文仲:比上大不足,比下小有余
九、富辰劝谏周襄王
十、别被管子误导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批判
十一、子文三仕为令尹
十二、孔子作春秋
十三、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十四、晏子:颇有君子风范,不算儒家人物
十五、魏文侯和西河学派
十六、君本位的法家
十七、《商君书·更法》解评
十八、吴起:有智没有德,能言不能行
十九、《吕氏春秋》——“儒门外道”之书
二十、秦朝之亡:仁义不施,攻守势异
二十一、秦法家的下场——兼论“恶必蠢”定律
二十二、君主制之思——兼论统一的模式和善恶的传染性
附《尚书》辨疑
序
刘梦芙
余君东海,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十馀年前营陶朱之业,为江湖豪士、高阳酒徒。馀事为诗,新旧体兼作,才思敏捷,愤世嫉俗,殊见锋芒。尝来书命余作序,以小文应之,而远隔关河,未谋一晤。近年偶观儒学网站有君之名,进而被览其文,悉君归宗孔圣,闭门索居,枕经葃史,著述洋洋数百万言,非复吴下阿蒙矣。乃大惊喜,与通电信,谈及今日种种世相,颇有同声之慨。君寄示所著《儒家文化实践史》,嘱为弁言,辞之弗允,灯前盥读,略志所感,愧未能抉发君书义蕴精微之万一也。
《易》为群经之首,《贲卦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又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吾国上古圣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参天地而立人极,以仁行政,以德化民,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夏、商之后,西周勃兴,武王伐纣,封土建国;周公制礼作乐,耀德而不观兵。《国语·周语》云:“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文质彬彬,于斯为盛,是以孔子云“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春秋乱世,礼崩乐坏,孔子继往圣之绝学,删订六经,溥施教化,卓然为万世师表,文德尤胜周公。柳诒徵先生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天地,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巨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无不可以实现,正不必以国家人类为界”(《中国文化史》)。
暴秦之后,变封建为郡县,阳儒阴法,以力假仁,王道难行,惟成霸业;然仁人志士遵尼山之教,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理想,艰难奋斗,薪火承传。自汉唐两宋以至明清,凡儒学盛行之世,无不家国和谐,文明灿烂,虽治乱循环,王朝更替,道德人文之根本,未尝毁弃也。
惟至四夷交侵之清季,帝制崩而民国创,军阀窃据,四维不张,新文化运动之徒挟欧西学说为利器,以帝王专制之罪归狱于儒,“打倒孔家店”之声甚嚣尘上;疑古派逞斗筲之私智,视鲧禹为鱼虫。上古文明积累之国史如同伪造,孔子承传之煌煌经学亦弃如敝屣,国学遭西学分科解构并“殖民化”,世道人心遂不可问矣。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开新朝“文革”之源,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四旧”,凡传统文化陶冶之美德良俗,涤荡无余,率兽食人,史无前例。吾国近百年政局与学界为域外之种种主义所左右,圣人参天地、立人极之道晦而不彰,民主沦为民粹,法制转成极权,所谓“启蒙”翻成“蒙启”,饱阅沧桑,缅怀先哲,未尝不太息流涕也。
百年间风云变幻,龙战玄黄,天地闭而贤人隐。然剥极而复,本世纪初渐有昭苏之象,学界与民间皆不乏阐扬圣学且躬行践履者,余君乃大陆新儒家中英特之士。君著作丰硕,《儒家文化实践史》为其一焉。此书立基于五经四书,旁参《孔子家语》、《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国语》、《逸周书》、《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史记》、《白虎通》等先秦两汉典籍,兼及出土简帛,据儒家道统以考察评判尧舜至嬴秦之历代政治。所言“文化实践”,与国家治理水乳交融,盖道德人文行之于典章制度,圣主贤臣皆以身作则,经纬乾坤,化民成俗,乃吾国上古政治最显著之特征。“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此与西方诸国以横暴之武力掠地殖民相较,其文野之分,奚止霄壤之殊。职是之故,君书阐明尧舜禹夏商周皆重德倡礼,定国安邦,无儒家之名,有儒家之实;而夏桀、殷纣、周厉、暴秦之亡,皆因其败德无道,仁义不施。
书分两部,第一部言尧舜禹大同王道之原始模式,第二部述夏商周小康王道之三代实践,旨在“集儒家外王学之大成,揭道德实践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识见闳通,精义络绎。结章“君主制之思”,以秦汉之前封建制与秦汉之后郡县制相较,言秦至清亡两千二百余年间,郡县君主制一成不变,其间虽经历代儒家之努力,使政体道德化文明化,然未能遏止皇权之膨胀,法家阴售其奸,儒学屡遭扭曲,历史因之倒退,陷入兴亡周期律之怪圈,民众受无量劫难。由此返观尧舜禹夏商周之治,对照鲜明,不啻今世之《资治通鉴》矣。
噫!余君一介布衣,秉持儒家入世精神,心忧天下,殚精竭智以成此书,起大壑之雷音,为国家治理、民族复兴昌言正道。先圣道德人文之实践炳耀青史,矞矞皇皇,今人焉能视同无睹欤!效嬴秦政制者已覆前车,言全盘西化者自戕根本,舍正道弗行,安见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欤!
不佞幼承庭训,殊嗜声诗,略读儒经,未窥堂奥,学殖庸陋,不足以序余君之书。惟瞥观所及,民国以来前辈名宿颇有持儒家义理以著书立说,力斥新文化派毁经疑古之非者。诸如柳诒徵先生之《中国文化史》,钱宾四先生《国史大纲》,萧公权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与《两汉思想史》,无不考证精详,示国史治乱兴亡之迹。柳先生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其书述上古德治之隆、礼制之盛,堪与余君之书互为参照。而时贤姚中秋先生新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前两卷四巨册亦专述尧舜至夏商周三代之治,于宗周封建制之优胜阐发尤详,尽扫郭沫若氏言“周乃奴隶社会”之诬,体大思精,可称力作。余君之书名曰“史稿”,倘能遍稽诸著,细辨异同,集群贤之智,再加冶炼,则玉粹金纯,或有出乎今本之上者。宋儒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为君诵之,君其许我乎?
是为序。
道眼烛史,彰炳千秋
——读东海师《儒家文化实践史》
格筠
东海师断断续续历时半年写成《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他说,此书旨在集儒家外王学之大成,揭道德实践史之真相,破先秦政治史之天荒。确乎如此,这本书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义理的角度,都是对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大贡献,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意义重大。
它陈述史实,以儒家义理为镜;臧否人物,以儒家精神比照。乍看是史,但只是以史为引子,引起对史实和人物的评议和阐发,主要还是启人,所以此书对政治有指导作用,对百姓有启蒙作用,对儒家有提升作用。
中华文化以儒为要,所以,知儒家史可知兴衰,以儒者为镜,更可正人心。
作者在叙史与述儒中轻叙史,重述儒。比如在讲述尧时,重讲《尧典》,得出“尧帝颇富民主作用,尧廷颇有民主气息”的结论。
作者臧否人物,一以贯之,依于“仁”,时常引孔子等不同人的评语,然后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某些人物心性行为复杂,仅引孔子评也不够,所以他依据事实和众人的评议,得出结论,如对晋文公的评价。
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孔子有句话:“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对齐桓公的评价更高一些,孟子也是如此,作者先从王道和霸道区分之:此二人所行都非王道,而皆是霸主。虽然晋文公谲而不正,但他对将士“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十分了不起,表示赞赏。
同样,虽然孔子对齐桓公有褒,但其行为也有不肖处。如他生活糜烂,晚年信用小人,甚至吃人肉。总而考之,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孔子褒齐贬晋,那是就总体、全局而言,论个人修养,齐桓公远不如晋文公。
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和外交家,《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儒家,但在作者看来,“颇有君子风范,不算儒家人物”。这是为何?作者举出一个事例:《史记·孔子世家》载,齐景公将用孔子,晏子阻,并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等等。这种言论就完全不是儒者所为。
对于孔子,作者亦是客观科学地评价,比如古人曾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来赞美孔子。作者指出,这只是宋朝一位诗人对孔子感性和诗意的赞美,而非事实,因为孔子之前文化道德的历史辉煌不容忽视,孔子是儒家在春秋时代的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之人。
在衡量、比较时,作者参考大量资料,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打捞、甄别、评判,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见识是做不到的。
作者还对众人存疑或理解不确之处,细加评说,拨错反正。在一些人印象中,《春秋》是一部史,更有人指责孔子作《春秋》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篡改史实”、“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作者对此解说道:《春秋》并非史,而是一部借史以寄托和发挥微言大义的“理想主义”政治经典。作者进一步考察说,董仲舒、司马迁以及孟庄、熊十力等,对《春秋》都有评议,承认《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是“治国之经”,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正因如此,孔子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三讳)也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而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更不能延伸为政治原则。
国人一直对中国在民主制度方面与西方的落差耿耿于怀,有的把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有的甚至以为是儒家所误,其实大不然,作者在对秦朝的统一中做了具体分析。他在《君主制之思》中认为,就政治文明而言,从公天下到家天下是一次重大倒退,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又是一次重大倒退。郡县制特别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君主特权的强化,民本原则越来越被架空和虚化。统一有良性恶性之分,建立在严刑峻法高压暴政基础上的秦式统一,就是恶性而落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它比分裂更坏。进而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无量劫难,与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统一模式和制度模式脱不了干系。从此开始,历史陷入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儒家拥有仁义原则的优秀,民本思想的先进,却一直未能真正把民本落到实处,未能赶在西方之前开出儒家特色的民主制度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其他比如对《吕氏春秋》的评价、法家的主要特征等等,作者用一双慧眼条分缕析,客观评价,用一个儒者的气度和胸怀纵横衡量。具体如何,大家看书就会知道。
孔子作《春秋》,以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为人类历史之缩影,表达了儒家褒、贬、臧、否、黜、陟、退、讨的精神,寄托了孔子的太平理想,东海师作《儒家文化实践史》,拳拳之心透纸而出。
【“儒生文丛”第二辑】
学术指导: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樟法 秋风
主 编:任重
出 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书 目:(共七册)
壹.《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姚中秋 著)
贰.《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余东海 著)
叁.《追望儒风》(米湾 著)
肆.《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张晚林 著)
伍.《“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林桂榛 著)
陆.《闲先贤之道》(陈乔见 著)
柒.《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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