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八性的开拓与创新

——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嘉宾：成中英

点评：张新民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0月16日

张新民：现在开始举行首场演讲。演讲开之前，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成中英先生的情况。成先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也是充满了原创活力的著名学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研究。他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20多岁就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当系主任，以后长期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他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创办了多种杂志，包括《中国哲学季刊》；他扩大中国哲学的影响，创办了多种学会，包括首先倡议建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包括创立“国际易经学会”并担任主席。成先生的努力是希望中国哲学逐渐成为世界哲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他的思想成就大陆有些学者予以总结，以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其实他的继承面是非常宽广的，除儒家文化外，在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方面，他也有精湛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十分熟悉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古典哲学、现代或后现代哲学，了解古希腊哲学，精通英美逻辑实证论和分析哲学。他的思想是成系统的、是有体系的、是完整的、是整体性的；但同时也有许多精细的研究，并不忽视个案的分析。如同他能深入到西方哲学的关键核心之处一样，成先生既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也有深广的扎根，加上多方面地受到各大文传统哲学智慧的滋养，所以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有长期深入的思考，能够以一种东西方融会贯通的全盘性眼光来分析其所要所探讨的对象。他在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希望哲学不仅具有自己的本根性、本体性，目时更要以活的形态流行发用，因此必须展示东方的管理智慧，化为人间社会活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易经》的智慧，儒学深厚久远的传统，乃至禅所经营开辟出来的广袤精神天地，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有用的管理文化资源。我想如果有机会，已经与南京的朋友商量，明年或许能专门开一次中国管理哲学的研讨会，力求促进中国现代管理哲学的诞生。就我个人来讲，这主要得益于成先生的启发，不能不表示感谢。

不过，成先生的哲学工作目标不仅是要激活中国哲学，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我个人也认为中国哲学是最擅长对世界作出形上解读的哲学，也是最能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来作理论基础来源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人文理想如果能走向世界，必定有利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合理创造和健康发展。今天的中国已在与世界的接触中扩大了观照的视野和经验的来源，也一定能更好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独树一帜的哲学。大家知道，人文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诠释活动，以经学为中心的诠释学在中国积累了久远深厚的传统。传统的儒、道、释三家出于不同的解释立场，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也难免不存在差异，乃至影响出世入世的态度和行为，形成了区别很大的学派传承和人格风范。如果要继续回应时代和社会的严峻挑战，则三家都必须重新开展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同时又不忘固有学术谱系的深广扎根，才能促使古老的文明系统再次焕发出璀灿夺目的崭新生命华彩。但遗憾的是，传统学术谱系晚近以来遭到了人为的巨大的割裂，如何重建便成为学术界不能不认真面对和思考的一大问题。近年来，成先生所创立的“本体诠释学”的哲学理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创造性诠译学学的重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正面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并从中吸取智慧和营养。“本体诠释学”强调从本体开出方法，从方法揭示本体，方法可以决定本体，本体也能够决定方法，本体与方法透过互观互诠的过程获得了创造性的循环解读，可以不断地调整、修证和重建方法，也能够不断地调整、修证和重建本体，包融或消解各大哲学系统的差异或矛盾，不仅促进中国哲学自身在更高的层次上步入殊胜的致思景域，而且也积极推动中国哲学与世界文化合流后必有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世界总是右诠释的过程中逐渐为人所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诠释的过程。诠释的加深完善和理解的全面准确乃是一体的。作为一个动态、开放和发展的思想学说的整体结构的两个方面，无论本体论体系或方法论体系的完善，都不但能够加深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同时也能促进理论体系的形成，最终则结出可供全人类共识共享的丰硕知识学成果，开辟出可供全人类自由交往遨游的广袤价值学空间，同时充分地实现中国哲学的充现代化和世界化，以广大高明精微的中国文化来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

成先生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六性的开拓与创新》。昨天餐叙的时候，成先生对我说，他现在已经发展成八性了。所谓六性，当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性、中国文化的伦理性、中国文化的知识性、中国文化的治理性、中国文化的艺术性、中国文化的典范性。昨天成先生对我讲，他补充了两个性，一个是中国文化的经济性，再一个即中国文化的生态性。这八性概括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应有的发展状况。谈到中国文化，我们都知道它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路径，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有自己成套套的分析系统，有自己外显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近代以来遭遇了困难，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危机，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中国文化未来怎么发展？中国文化能不能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我想必须首先考虑价值系统——包括哲学系统或学术系统——的充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它是文化生命的本根，是文化生命的本体，是重建现代社会不可轻忽的精神魂魄，因为它是文化存在的内在面，不能不制约着文化行为或文化现象的外在面。内在面与外在面合为一体，才构成整体全面完的文化结构。而中国文化八性的概括，或许就是一种准确完整的把握。价值系统必须扎根于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土壤，不能不透过文化传统的提炼而获得现代性的发扬，同时强化官方、学界、民间三方面认同的基础，最终是可以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的。当然，要通过重建价值系统来重建中国文化，就不能不充分考虑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否则顾一丢十或重小轻大，只能导致社会和文化的畸形发展。

成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成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文化、伦理与管理》，是由贵州人民出出版社梓行的，成先生的《文集》四册也在大陆出版了，现在正拟继续扩充丰富。所以我们感觉到很荣幸，感谢他对中国学术界的热情关心和无私馈赠。下面我们欢迎成先生的演讲（掌声）。

一、书院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成中英：谢谢张院长美好的介绍。首先，我很高兴来此，在这个优美的中国文化书院里论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张新民院长这次写信给我，郑重的邀请我来参加会议，我决定接受邀请，因为我也想对张院长的十年耕耘、把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到这样宏大的规模表示热忱支持。另外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乃是认为贵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中国文化原质的天地元气与灵气。大家皆知中国都在开发，贵州也不例外。很早，最早可能自1995年，我曾来过贵州好多次，每次都感到贵州这个地方具有原生态的天地之气，也就是大自然的生命之气；我一到贵州就能马上感受到。虽然传统上说贵州有这样那样的资源匮乏，但绝不匮乏天地的元气与灵气。人生天地之中，创造文明，是离不开这个天地的元气的。在历史上，王阳明在贵州这个地方历经万难而重生，展现了他的“知行合一”的精神、他的“致良知”的精神，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因之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说，贵州无疑是一块保存中国文化的天地元气的文化宝地，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原质长久保存和孕育发展的基地。 来此开会，令人心爽神怡。 刚才郑强校长说贵州大学在许多地方不如其他大学。在科学、科技、社会、人文方面，贵州还需要逐渐发展；但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展现方面，我觉得贵州绝不落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一些过份现代化与机械化，过份的现代化与机械化就忘记土壤的气质，导向水和空气的污染。实在令人很担忧。 而在贵州，水是清净的，空气是清新的，保持了一种生态的清明，是生态伦理的一个样本。多年来我强调生态伦理的自觉，也是中国文化原生态的自觉。贵州在生态保存与环境保护伦理上实在值得大力发挥。我想现在如此，未来更应该如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这是第一个重要意义。（掌声）

我刚才也给张院长提到，中国从宋代以来民间发展了大量的书院，形成了丰富的书院文化，读书讲学之声不绝于耳。近30年我在中国大陆演讲或者参观，注意到每个地区都存在着早期的书院，有的书院已经恢复；但是在当前，书院能够形成现代的规模，能够激活传承中国文化的书院功能，又能够与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创新文化传承的方式，出版了重要书藉和刊物，如《阳明学刊》、《人文世界》、《书院文化论坛》等等，这其实还是少见的。 因之我必须说贵州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很有远见，很有成就，十年的经营开展了一个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事业。这是庆祝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二个重要意义。

我和张院长认识很早，早在十年前他就对我表示：这个书院要好好发展。他把学生张明送到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访学，听了我两个学期的博士生课程。使我对这个书院有特别的亲切之感。 在庆祝这个书院的今日，我和大家一样自然都感到一种兴奋与鼓舞。近年在北方有尼山书院的成立。我到尼山书院去过很多次，那是孔子的故乡。尼山书院的建设很壮观，是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它也才开始。而这个中国南方贵州的中国文化书院却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规模。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书院中，南边有中国文化书院，北边有尼山书院，构成中国书院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趋势。

如问中国文化书院的目的是什么？回答必然是书院的目的在传承、开拓、创新中国文化，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宣传书院，发挥书院文化精神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我想应该把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精神能更明白、更深刻地表述出来。我认为我们首要从哲学眼光来论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它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大家经常谈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但中国文化所指是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它和其他世界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比较或对比？以及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未来发展，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面对这些问题，我感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何在的问题。 再者，我们也不能不问中国文化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偏离了方向？造成了一些什么困难？ 面对这些问题让我们产生一种警觉，对我们发出一种激励，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和它应该向前发展的使命。 回顾历史，显然宋明的理学与心学易经孕育了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在里面。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提与精神。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宋明理学的发展显示了回顾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回顾中国文化的起点、回顾中国文化的方向和它的内涵，所以才能够产生那么丰富的哲学智慧。如今我们还要在张载的句子中加上一句“为天下弘道”。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遭受各种打击，面对各种挑战。陷入各种困境。我们回头要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不能不有一个使命感，而且也不能不有一个危机感。而且这个危机感是一种深层的危机感，不是要与西方文化一争短长，而是要在包含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提升中国文化的内涵，充实与丰富它的生命，不但能进一步地去面对与因应世界，而且能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人类带来和平与福祉，成为人类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现代以来，“当代新儒学”就是在这种使命感与危机感里面产生的。我是这样来观察当代儒家的发展的。当然，所谓新儒家的第三代也是由此而来。今天我们的环境应该说已经好多了，我们眼光也扩大多了，中国也深入到世界文明之林，并在持续兴起中。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研讨与展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哲学前提，包括它的人文价值与道德精神，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人文创造精神与笃实刚健光辉的仁义、正义、正道与道义精神与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作为新儒家的第三代以及后起之秀，都必须面对世界来进行中国文化的重整与创新。在这样的认识下，我向大家讲述我提出的《中国文化八性的开拓与创新》论题也就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刚才张院长也提到，我给他提供的摘要说的是中国文化的六性，我现在把六性增加为八性。为什么我说六性？因为我是就它最基本的精神来刻划中国文化的意义，有些要素实际上是被忘记了的，我希望把它挖掘出来。这几天时间，我在想中国文化的要素其实是很多的，我们这里是挑精取要的发挥要素。我觉得还有两个要素要加上去，所以我把它增加成为八个要素。现在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幻灯片做一个陈述。

首先，中国文化有一个丰富的内涵，这个丰富的内涵是一个哲学意义的内涵。我们说“文化”，“文化”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文化”？回答是“文化”是“文而化之”、“文以明之”。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和“文明”其实是相应的。“文而化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实际行为；而“文以明之”是一个认识，是一个理解。所以在“文而化之”中有“文明”的成份，“文明”要成为活力的行动，就必须要成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更具有现代性，更具有未来性，更具有活动性。我这里举《易传》来说，“化而成之”的“化”很重要；“人文化成”在《否》卦里面说“观乎人文而化成天下”，“化”是这里面很重要的概念；而“文”这个概念，《易》传里说“物相杂曰文”，“文”就是我们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纹路、或者格式，或者显现的一种印象、一种形式。这些东西怎么把它整合为一体，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资源，成为我们精神表达的一个方面、一个媒介？ 其实“文化”包含了人的心灵活动。所以心灵活动把各种不同的万物的形状、形式能够整合成为一体，为我们所用、也为我们所表达，成为我们实现内在心灵或者内在德行的一种方式，这就叫做“文化”。所以“文化而化之”是基于我们自己心灵的一种认识或德行来化成万物。这是一种认识。

其次，我们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看到万物的不同而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心灵的回应，我们观察到世界，我们能够反思自我，能够产生一种了解。对人的理解是一种基于对宇宙的了解，对人的观察是基于对宇宙的观察，然后引起我们的省思、反思，所以能够产生一种人的精神、人的创造性。所以文化的精神一定是人实现人的价值的方式或者存在的方式。所以我在这里举出孔子在《论语》里说“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在《论语》第16章谈到怎么样使我们作为有德行的人，能够影响、能够感动他者，让他者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力量，产生情感的共感，来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与社会。假设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德行上面透过我们文化的精神来感动之、来影响之、来吸引之，所以这叫做“修文德以来之“，而且孔子还接着说 ”既来之，则安之”。来是友好的来，来了以后我们要安顿，安顿在是在文化上来安。所以文化能够来、能够招唤他人、能够影响他人，也能够安顿他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文化的功能，它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功能，能够感动他人一起行。

今天中国的孔子学院在海外教授中国语言，同时也开始传授一些中国文化的知识，西方人喜欢，因为文化本身就有一种吸引力。任何文化都有它的吸引力，很有品质的文化、很有深度的文化、很有历史潜力的文化，它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因为这是人性本身的一种需要。所以我想文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也是今天要解决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然文化有很多功能，既有文化的相互协调、相互认同的能力，也要实现人的存在的生活方式，因之也包括了政治、经济、以及我们现代生活所需要的科技上各种社会功能的探索。 所以文化一方面对外产生一些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对内产生一种人类心性的能力。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当我们把文化实现一些社会需要的功能的时候——比如社会、经济、科技上的功能，而在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灵里面或人的心性深处如果没有培植出一种相应的能力、一种认识，那我们就会陷落在文化的外在功能里面而不自省、而不自拔，因而变成空壳子，文化也将拘泥而停滞，形成问题。 今天我们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随时都能够面对其外在功能的发展，而强化主宰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使我们内在的价值发出光辉与活力。 我们不必陷入外在的经验主义，也就是陷入这些外在力量的发展，成为经济或政治的附庸，丧失了自身的人文精神与良知。如此我们又将如何转化那些文化外在功能的缺失与偏倚，使它归于正，使它合乎正道，使他不离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看出文化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意志、是一种性情、一个目的，是人作为个人和群体的交往的信念与价值。文化精神内在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人们要问，为什么有不同的文化？因为人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必须要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不能不产生不同的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确实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文化、其他很重要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西方古典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历史上，西方近代文化来自于一个传统的古典的西方文明、传统的古典的希腊文化与传统的古典的希伯来文化。我们怎么样面对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重视外在知识的希腊文化，促使了西方对科学的发展；一个是具有超越生活的犹太宗教，形成了西方社会对上帝的信仰，这是它为圣的方式。这样一个西方文化是很复杂的系统，在西方宗教这一块，内部宗教的矛盾性也是很强烈的。天主教有很大的西方势力，天主教怎么解决，同是阿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其实是西方人本身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化有它自身的宗教精神，但它没有内在的矛盾。西方文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的冲突性，是它的生态环境与历史的发展所引生，是它的多民族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整合民族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强势与竞争性，甚至侵略性，尤其是到了近代霸权，由西班牙、而葡萄牙、而荷兰、而法国、而英国、而美国，这是一贯的强势的西方文化精神的表现。 而近代中国的文化其实是要面对这样强势的西方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我们必须认清我们面临的竞争对象，怎么能因应，怎样能转化、怎么能融合、怎么能够协和为世界人类建立更好的生活方式。必须要说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是沉潜高明、瑰丽多姿的，是具有极深厚的潜移默化的能力的，也是全球化人类生存繁荣的一个基本模式。我们要自信这个文化的重要内涵以及它的原质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绝不是空谈，而真正是为了人类的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的地球上面能够为人类找寻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融通是无法避免的。

三、中国文化八性的开拓与创新

现在我讲中国文化的八性的开拓与创新。因为文化具有德性、文化具有才性、文化具有理性，所以从这个方面说，经过我长期进行整合、综合，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八个性向，即是：本体性、生态性、知识性、伦理性、治理性、经济性、艺术性、典范性。我这里还是有一定的排列秩序，所以我必须先讲本体性。

第一、中国文化的本体性。本体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周易》为什么会把《乾卦》“元、亨、利、贞”这样进行排列？因为“本”就是“根本”，是有生命力的，能发挥出生命的形态，在“元”的基础上才能生成“亨”、才能生成“利”、才能生成“贞”。但这个“元”是起点，也是基础，所以我在这里要建立一个“本体”的意识。“本”就是根本或根源意识，也就是整体意识，从“本”到“体”就是发展意识。在中国文化长期的蕴涵和发展当中，可以从中国历史意识来说。我自己的看法是，最早从石器时代开始、伏羲的时代已经是畜牧时代的后期，中国已经就有了非常重要生态的意识、人与生态相互关怀的意识，这里可以总结为孔子所说的“天能生人” （“天何言哉，万物生焉”）、“人能弘道”。所以“天”才是这个根源、生命的根源，是宇宙发生、发展的基点。这个当然并不违反现代科学。“天”是一个价值概念，是一个创生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开始点、叫“太极”也好，成为一个过程、叫“道”也好，它能从一个量子的世界发展成为物质的世界，从物质的世界发展成为一个生命的世界，从生命的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心灵的世界，从心灵的世界发展成为一个道德的世界，这就是一种发展、一种本体的发展。“本”跟“体”都是在《易经》中用的字眼，这个概念是非常根本的概念，是中国人的根本体验，是人的生存的根本体验。人在天地之中，要实现天地的中道，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中道的文化，是实现一种从内而外、从外而内的中和，一种能够随时随地的、与时俱进的、正直的、有生命力的、能够平衡的、具有和谐的一个原理，这叫做“中”。“中”本身显示一定存在的正的力量，它能够出现实际的一个积极的生命成果。所以中国文化的意识就是它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实现生命内在性的内涵价值，这个价值可以推广成为普遍性的价值，它是一个生命致善、社会致道的一个条件。

西方把宇宙看成一个超越的宇宙、把宇宙的精神看成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信仰的对象，然后把人作为上帝的执行者或者信仰者，从而显示了他者的力量。它者精神基本上是一个二元论，是一个冲突的矛盾，是不断向外要征服、要统治的心态。这个从当初希腊人、罗马人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当代人类面临的霸权主义最早还是来自于希腊、罗马的二元论的基础。再看后来的第四世纪，如果不是康斯丁大帝把信仰基督教当成工具，罗马帝国就不能有长久的发展，他利用上帝之名来进行一种统合的使用，但上帝是他的信仰甚至工具，并不是他对生活的体验，所以在这里与中国重视生命的内存体验，成为一个有人性的、推已及人的中道和人道、实现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是发自于内在的一种宇宙精神、天人无隔的生命精神，形成人类一个宝贵的道德传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

这个本体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宗教性。很多人都问中国人有没有宗教，我不是说它有像西方一样的宗教，但它是一种宗教精神，就是从人的体验当中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说它是本体性也就是说它具有精神性，具有相应于宗教的意义，但这个宗教的意义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个“教”是所谓“修道之为教”，所以它需要人的努力、人的不断的自我修持、自我发展来实现一种道德的和谐精神。我们说到现代，我认为中国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中国现代的文化发展有一种倾向主义，而忘却了本体的精神，甚至因为外在的、利益的目标而形成了一种包装主义和造假主义。 我想这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什么都可以包装得很好，可是内部的精神是空虚的、空洞的、单调的、乏味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是空虚的而不道破。 因而每个人都不去面对真正的生命精神，只是追求外在的包装，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甚至于造假，什么都是造假；商业经济的发展让我们走向一个虚妄的表现主义，丧失了或遗忘了一个真诚的本体精神，这是我深以为忧虑的地方。所以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书院的发展应该在这方面要有一定的必然性与迫切性。

第二、中国文化的生态性。中国文化的生态性可以说从《易》到儒、到道，都是一贯的，中国人尊重这个宇宙，爱惜这个宇宙，而且体会这个宇宙的精神，从而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安顿，那种自然而成的心态、一种安宁，所谓“生我顺事，死我宁也”，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这就是认识自然的生态。这种生态是具有创造性的、发展性的，这个生态就是乾坤不会息掉，这个宇宙还会存在。我们观察天文、观察时变，这个宇宙确实是在创生。我也很关心科技的发展，最近有所谓“上帝粒子”或“宇宙粒子”的探究，至于上帝粒子是什么？我想更好的说为是一直持续不断发展出来的生命粒子，来补充这个宇宙的消耗，同时也来支持宇宙向前的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生力学的假设”来对应“热力学的定律”）。所以《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然的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中国的传统医学就是一套生态哲学之知之用，包含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不已之为性”、“之为易”的生态认知，所以我们这样说中国文化是宇宙生态文化，是以易、以儒、以道为基础建立的生态文化。

明清以后中国文化中讲到儒、释、道的三教合一问题。释、佛教进行中国化之后，也重视生命的发展和进化，所以我从佛教看，不管是天台、华严，它是要呈现一个美好的、内在的宇宙价值，这个宇宙不但生生不已，展现一个事事无碍、事理相连的宇宙整体。所以我们能够民胞物与、宇宙一体，我们要爱生命、我们要爱世界，这是生命表现的方式、完成的方式。我这样来解释华严宗。天台宗也是一样，就是在现实的宇宙中让每个人都能完成他的生命意义，它是要普渡众生，让每个人都能实现他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能发展他自己的才能，而无碍于他人，甚至于能够提携他人，能够帮助他人。这样一种路道、一种了解，也成为禅学直接寻求生命直觉与本体顿悟的认识。我想这是中国佛学的重要意义。五年前我在印度孟买大学150周年校庆之际应邀开会，他们请我讲中国哲学，我特别提到中国的“道”和印度的“Dharma”(“达玛”，我们翻译成“法”）的关系，特别提到中国佛学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现在印度人想利用佛教来实现印度人的价值，但我想印度必须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也必须要向中国佛学文化学习。因为中国文化、中国佛学也具有发挥人类精神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是在中国文化的融合的精神中孕育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生态性是很根本的，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当然，这种生态文化与西方现代的机械文明、西方当代的商业文明是有冲突的。当前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实际上就是因为在机械文明、商业文明之下发展科技文化而造成的一个结果。科技发展并没有太错，但过份的无节制的科技化，让人的精神失落，要排除人的精神，要把一切都投入到机械的运行之中，以机械致用为一切，那就构成一种对立。当然有些科学家还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们应该深刻地了解文化中的整体精神，科技只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全体，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到机械控制之中不能自拔，同时也避免利用科技来树立世界霸权，而非世界和谐。美国的基本文化是以科技为中心来发展它的经济实力、扩大它的政治权威。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所在，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对应之策，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道德的说服力。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不谨慎，因为今天是一个世界全球化的时代，再有一次世界大战，人类文明就会消失、就毁灭了。那么人类文化怎样才能持续生化而不至于毁灭，我想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世界努力说明。

第三、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大家都说中国不重视知识，或者不重视科技，其实不然，我个人认为中国本来就有一套很完整的知识体系，它自己可以逐渐地发展。这个知识体系当然现在可以说是“感性”跟“理性”的结合与互用，即“闻见之知”、“德性之知”的结合及互用。“闻见之知”是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把它升化就成为科技的概念宇宙，是科技认识的世界。“德性之知”是发展人的精神的认识，是一套智慧，只有在此智慧的把握之中才有一套合理的行为。往往我们跳过“知”的作用，实际从一开始“知”就很重要，在《易传》里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知”是什么意思？“知”就是体验、就是观察、就是反思。现在我们把“知”的意思狭隘，只是作为“科学之知”，只是排除主观的积淀、总结出来的规则的认识，这是把“知”的范围缩小了。我们人类哪一刻离开过知识？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他那个“良知”就在“知”之中，“良知”也不排除“知”，“良知”是道德知识、是价值知识，但价值知识在所有知识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道德目标与道德行为的自知就叫“良知”。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需要一般的对生活的认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和“良知”、“科学之知”和“道德之知”是不矛盾的。这里我特别强调朱熹《大学补传》的重要性，“知”就是要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今天格一件，明天格一件，不断持以继续，才能认识这个宇宙的真相、才能让我的心和宇宙的真相相印，所以认识知识也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这里我要说有个问题与观念大家很少注意，好像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在《尚书》里提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生后来的“三民主义”谈到“知难行易”的学说，否定了传统上的说法。但我想这两个之间并不矛盾。所谓“德性之知”这是人人都可以致知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为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偏偏不做，所以孔孟对人的本质的性善是与生命连在一块的、是宇宙的本善，这个是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很多利益，外在的很多复杂环境，那我们就很难去做，所以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正是要强调、甚至要履行、要实践这个功夫的重要。但到近代，由于我们要认识宇宙的道理，我们要产生一种对世界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个就要沉下心来做研究，要格物穷理、要仔细地考察、要具体地研究、要发明、要创造，这个时候是“知”很难。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科学知识，我们运用就比较方便，所以现在的科技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没有牛顿力物理学的自然律、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量子力学的能量，就没有今天的所谓信息革命，就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一些科技的运用、包括军事上的一些运用。 所以这两个说法并没有错，我们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成为更完整的知识体系。我想中国文化一方面重视知识，一方面重视行为，因为要认识物质，所以必须重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我们必须要警觉当前中国社会逐渐失掉了对生命智慧的认识、对生命的知识、对德性知识的丧失，甚至我们对维护健康生活的知识，我们都知而不行或者愚妄无知，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

第四、中国文化的伦理性。每个文化都有它的德性伦理，所谓“德性”就是人在世界之中、在群体之中、在人的生活共同体里面，如何能够成就自己、能够不废他人、能够使这个社会发展。假设人们只是一心系于利益所在、自私而行，那么这个群体成为不可能；要形成群体就必须要有一种公心、就必须要有一种对自我的约束，所以“克已复礼曰仁”是德性伦理的基础。怎么把这个德性变很完备？能够实现在人的关系之当中？这就是“仁”，“仁”就是伦理。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因为那时候人就有伦理，有伦理就有德性。今天美国社会的问题就在它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它重视人的德性诚信这一点还是存在的，但它用法律来维系，不然它的社会就不稳定。美国的社会问题实际产生了，可能它里面因为科技文明的发展、法律文明的发展，反而丧失了它西方文明的古典理性，对青少年与家庭的教育欠缺德育一环。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人类德性伦理的各种方式，也包含我们的责任感、包括我们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包括我们对他人的尊重。我在人类伦理学的这个课题上从儒学来讲，说明儒家的德性伦理——仁、义、礼、智、信——也能衍生出权利的伦理，也能衍生出真正的群体公利伦理，当然也包含一种社会责任伦理。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更进一步来说，中国文化在儒家伦理这一块是非常现代的、是非常整体的、是有根源的。从人的根源来说，人的真实无妄、强调诚信于人，这是人作为人的基本道理，我想这是世界伦理的根本道理，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人人都可以体验到的。我想中国文化对伦理性的强调是非常现代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智慧，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现代、当代中国文化的伦理性有一些失落，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之故。 这个发展自然是重要的、也是很需要的，但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让我们迷惑于经济的意义，让我们丧失节制的能力，造成伦理沦亡、造成社会种种因贪欲造成的许多不幸、造成我们今天各种矛盾的激化。所以今日我们必须加强伦理自觉，对经济的发展对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进行一种平衡、进行一种协调是有重大意义的。再说我们需要法律，我们的建设法制的意义不是取代社会道德。我认为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律跟道德并不矛盾。在西方来说，有了法律可以代替一切或伦理，这是有问题的。我最后要说中国的仁义就是儒家的伦理，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仁义这个概念实际就是正义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加以发展。

第五、中国文化的治理性。中国文化对人跟世界的关系、对人跟人的关系，是采取融和跟适应的关系，跟自然的适应、跟人的适应，在人间求得融和，所以在整个政治的发展当中，走的是一个整体实践的方式，也就是说它要整体的生活、要共同协力来产生。这是中国人最早的群体生活的体验，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是一种实践性的、族群性的协同，是作为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方式，这是中国的社会的治理精神。去年我在北大政治管理系提出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个政治的思想的、是有一个价值的中心的，它是以公心为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禅让政治是中国当初发展的政治模型，同时是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目标，也是中国宪法的政治基础、宪政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现实、一个基石。但是后来的发展就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里所说的，当初圣贤的理想——所谓“内圣外王”的理想，后来发展成私天下的工具。这是一种衰亡。今天的人由于生活上强烈的环境的影响、功利主义的影响，人人变成小人化，出现外君子、内小人的现象。

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社会。文质彬彬是就个人来说。从国家来说，是要建立一个“德”跟“能”兼有的一个治理机构，所以孔子《论语》里面特别提到怎么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来避免只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个提法我的解释并不是把它们变成彼此排除的，其实这个社会变得很大、变得很多，这两者可以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可以作为一体的两面来应用。我们一方面要“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另一方面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个结合两者过去是不成功的，不成功就造成了过去传统封建专制和政治上的各种偏离。当然这里面也有贤君，也有文治武功的天下之治。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们需要更好的整合，这个整合是“政”跟“治”的整合。

在这里我可能不同意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只有“治道”而没有“政统”。如果只有“治道“没有“政统”，那治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呀？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呀？所以这里面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因为它有政道，所以才有一个治理之道。《论语》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那个“政”很重要，那个“政”是有价值目标、是公的、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是无私的、是以人民为主的、要有目的性，所以这样治理起来才有很多政策，不管是井田也好，或者是均田也好，或者是开科取士也好，或者是监察御使制度也好，或者是宰相与君权的分割也好，甚至民主立法也好，我想这些都代表中国有一种“政”的理想。所以说中国没有“政统”、没有“政”的理想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必须要这样来说明政统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过程、而且还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个很重要是要跟西方相比，假若认为西方已经有一个政统，其实也不然，开始并没有政统，那为什么会有罗马？为什么会有专制？为什么还会有后来的三十年战争？有各个国家的斗争？为什么还有近代西方国家各种冲突发展、包括法西斯的出现？可见西方也在摸索一条政治行为之道。所以这个“政”是一个普遍概念。怎么实现这个“政”可以有各种不同，但它的中心离不开民主和民本。所以这里可以说我们中国有这么长远的一种政治经验，同时也有一个更长远的政治理想，所以在今天对政治的发展，对治理性有重大作用，这个治理性对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企业的发展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六、中国文化的经济性。事实上人类已经从工业革命进入到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然而我们的产业革命，中国的产业革命落后于西方。在今天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和在社会和谐的要求之下，经济的快速成长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国，应该说，不出15年到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是必然的道理，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只要善于运用，我们只要都有公心，我们只要都能齐心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我认为这个是自然的事情，这是很应该的事情。正因为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所以它有责任。中国如何变成世界的需要？在经济上的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个更好的境地？我觉得这是现代中国文化必需面对的重大课题。

那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经济性呢？因为今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经济的力量，还是跟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伦理性、知识性、本体性有重大的关系。中国人勤于生产，比如越国的范蟊，齐国的管仲，他们治国理财的能力，重视土地开垦，重视货殖与币值的相互运用，采用宏观轻重之术，形成市场经济眼光，可见中国文化包括经济发展的知见和理论。但就儒家的治国之道来说，中庸理财之道也让我们看到儒家在经济生活中主张“生财有大道”，重视“以财发身”和“以身发财”的区别，同时孔子又说“不患寡（贫）而患不均”，后来衍生成为“不患富（多）而患不均”的经济发展体系，这是很重要的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有中国文化的伦理与生态的前提的。但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反过来又有破坏环境与沦丧伦理的危险，这是我们的一种隐忧，需要进行一个重整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互动的端正工作。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工作，所以中国文化在现在经济文化当中具有重大意义。

第七、中国文化的艺术性。中国的文字、文学和各项手工艺品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各种灵感和美的创造能力，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创造力与对生命生活中的一种实感。经济发展之后，发展中国文化中的艺术创造是必然的，要有一种更好的艺术创造，但问题是我们能够把对宇宙的认识，对生命的美感，用在其他事物与新器物的创造与创新之中，而不只局限在传统格式之下，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重要的要求，因为我看到一些中国艺术在雕刻，包括在雕塑上的精制性、精密性，真是在其他文化上看不到的。 但为什么在中国科学发展当中缺少这种精密性？为什么在中国的运动方面还缺少一种紧密的协调性，比如足球这方面的发展？能不能把中国艺术的精致精神、专业精神、专注精神发展成科学知识和技术上的精密性与精确性，来解决科学创新问题，这样更好地运用科技的发展，融和在人的文化发展之中，尤其融和在人的人文精神的生活之中。

第八、中国文化的典范性。相对其他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必须整体来看、相对来看，才能透视他的精华之处，假设分开看，好像跟西方相比一无是处，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因为没有看到的它的整体，只知道它的部份来谈部份，那当然只看到我们文化的缺点，而看不到文化的长处。其实中国文化深厚而高明，但我们还未能真正理解，因而未能把它的潜力发挥与开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发挥与开发的目标，我们必须，第一，要真正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第二，必须要建立一个政治的发展，创造一个发挥我们潜力的适当环境；第三，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在历史上的偏失，以及远离人生本体价值的缺陷；第四，必须要在方法上借鉴他山之石以攻错；第五，必须要在价值目标上面坚定信念。因此，对后一代我们要因材施教，秉道而行，道才相挤，教行相长，才能开拓出中国文化的内涵价值，创造新的发展方式和体现方式。这样，中国文化的典范性才能发挥出来，而且不止是典范性，中国文化的示范性才能真正辉煌与凸显出来。

四、结论

最后，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以上所述是我对中国文化精华所在的一个陈述，也是我对中国文化理念的一个精密的阐释，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的认识，一个发展中国文化的指标，或许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考验和问题，考验的是面对现代化、全球化，以及与西方的合作、竞争，甚至相互学习之中，我们的文化有无变质，有无贬值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讲中国文化，必须要警惕如何来维护这个文化的精神，怎么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而不要有一种变质、贬值，但是它可以发挥，可以成长，可以开拓，不要忘记根本，不要失去持续发展的那种魅力。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中国在兴起的过程当中发挥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维护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及其生命精神。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国学应该发展，它的发展方向就要发展中国文化的精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书院的重要性，因为书院就是在继承、保存、开发、重建、保留、创新中国文化。 今天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十年的成就就可以说正好象征了中国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精神，我在此特别祝愿。谢谢！（掌声）

张新民：感谢成先生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的学术演讲。成先生表表扬了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提到北有尼山书院，南有中国文化书院，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惭愧，不妨看成是一种鞭策，是一种鼓励，可以转化大家互勉的力量资源。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定义非常精彩，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能够生长、发育、成熟和完善，所以一代一代都有继承、重建、发展和开新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文化，首先要解释好文化，解释有深度，创造才有深度。中国文化的八性，无不需要深挖开掘，促使其朝着充实而有光辉的方向发展。

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教育显然也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因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助成人的生命成长。生命成长是动态的，教育当然也应该是动态的。教育是以变换人的气质的方式，来完善人的生命行为和实现人的人格成就的。而无论生命行为或人格成就，都必然会外显为丰富的生活事象。文化的真义，即在于能够淘治人格，涵化生命，恢复人本来固有的自性光明，使人获得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展现人的存在应有的气度和风姿，充实生存和生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从本质上讲，文化就是实际的生活，而不是空洞的观念。因此，成先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八性，我认为也是一切文化之所以得以存在的根本，是文化得以长久持续地绵的重要基础。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八性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精华，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重新作出，阐释，判断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应走的路径。借助文化八性的分析和观察，我们可以审视中国文化当下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非常严重的负面问题，防止单方面、单因素的膨胀式发展，防止市场主义取向一脉偏大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我们需要全面性的智慧和眼光，必须以更加广阔的文化哲学的思考为出点，凭借更加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的解释学方法，来继承、调整、发展、创新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寻求更加合理、有效、客观、可靠的危机解决出路。文化的生命如果丧失了创造性的活力，缺少了苟日新又日新的气象，便意味着存在的无聊，社会的窳败，国家的颓堕，民族的死亡。

成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八性——本体性、经济性、伦理性、知识性、治理性、艺术性、生态性、典范性、经济性——从他的演讲内容来看，我以为是具有一贯的逻辑体系的，是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一套以整体的人性为基础的文化发展模式，并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两方面都有充分的学理说服力和现实经验依据的。这既是对生命价值全面实现的肯定，也是对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期盼。无论从严谨完整或准确可靠任何一个方面衡之，都显得非常精彩和必要，既显示了一个理性的哲学家思考重大学术问题的严谨，也反映了一个热情的哲学家关心严峻现实问题的明智。理性与热情都为真正的哲学所必须，严谨与明智则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不可或缺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文化的整体性与生命的整体性相互对应，人的全面发展快定了文化也必须全面发展，只有全面进步和发展才能为人类带来希望，否则不是社会的病相，便是生命的单调，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中国文化的身份，珍惜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一方面也要促使它继续向前发展，赋予它新的生命形态。而中国文化八性的准确概括，恰好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文化发展方向——沿着道的轨道，以八性的丰富内涵的获得为前提，中国文化是可以继续健康合理向前发展的。中国文化的生命性和人的存在的整全性，二者都要求中国文化必须在成先生所强调的八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八性就象家族似的相互存在着关联，任何一性都是家族整体中的一员，虽然未必不能独立，但毕竟可以为更大的整体性所包容。它们的正常关系应是在一个平衡的结构中相互支援地发展，而不是在一个失衡的旋涡中彼此消耗地制约。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相互联系和整体循环诠释的观点，才能更好地触摸到他的思想的节律脉动。这当然也是演讲的现场动态态展开带给我们的切身感受，而不同于其他场景的静态文本解读所受到的启示。会后我们将把录音整理出来，公诸社会各界。再次谢谢成先生。（掌声）                        

（张明 记录整理）

原载《萤火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