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定位与经学、史学

作者：梁涛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0月22日

零五年人大成立国学院，开始了对国学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和探索。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从文学、历史、哲学学院中各抽调几位老师来组成国学院。国学院成立后，自然就按着文史哲的路子往下走，哪一方面缺人，就找哪一方面的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国学与文史哲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从历史上看，国学似乎只是文史哲等现代学科建立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文史哲建立、成熟以后，国学也就逐渐解体，让位给文史哲的现代学科了。那么，现在既然已经有了文史哲，而且实践了近一百年，为什么还要重提国学呢？去年这个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和尖锐，当时我们申请国学学位为一级学科，花了很多时间去论证，在报纸上也做了宣传，但最后还是没有通过。李学勤先生对国学院的工作一直很支持，他参加了专家组的投票。他对我说，你们在学理上要进一步论证，一定要搞清国学的性质与对象。当时国学院提了一个口号——“大国学”，“大国学”有特定的内涵，即我们研究的对象不限于汉民族文化，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比如，国学院对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就做了很多研究。所以“大国学”的口号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可以避免汉文化一元中心的偏颇。但是有学者对我讲，他最反对的就是“大国学”，认为这就是要颠覆文史哲的学科体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是将“有容乃大”的“大”误解为“大而全”的“大”。不过这也提示我们，国学的范围如果过大，好像无所不包，把文史哲都要包进来，那就一定会遭到别人的反对，在学理上也难以成立。所以我们认为，国学要健康发展，一定要处理好与文史哲的关系。国学不等于文史哲的简单相加，国学院也不等于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就有文史哲研究院，国学应该把自己定位为文史哲的补充和完善，这样可能比较合适。今年我起草了一个报告，黄朴民老师又作了补充、完善，送到学校了，讲的就是这个思路。学校也是支持的，当然具体怎么做还要进一步探索，也希望能听到各位学者的意见。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谈国学，首先是对文史哲等现代学科的反思与检讨，如果文史哲已经很完善了——“尽美矣，尽善矣”，那么，就没有必要搞国学了，国学院也不必成立了。但如果说文史哲的学科体系还不够完善，还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那么，国学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经过一百年的实践，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应该说文史哲的学科体制并非尽善尽美，比如说传统学术的一些重要内容无法放进文史哲的学科体系中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学。经学在传统学术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学科，只能将其分割，《周易》放进哲学系，《诗经》放到文学系，《春秋》放到历史系等等。刚才常森教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他分析《左传》中的文学因素、历史因素、经学因素等等。其实，《左传》就是《左传》，古人围绕《左传》的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左传》学”，如果将其放在经学之中，它就有了自己的位置，你可以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它，但它并不等于文学、史学。这样一来，关系就理顺了。还有，我们现在讲和国际接轨，可是国际上的学科设置也不只是文史哲，西方大学除了文史哲外，一般还有神学和古典学。神学主要对应的是希伯来传统，古典学对应的是希腊罗马传统。所以说，如果要和国际接轨的话，我们并没有接得上。增加了国学，反倒是接上了这个轨。从这一点看，国学可以对应西方的古典学，叫“中国古典学”，简称国学。其中经学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有子学，子学本来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也被拆散了，将其归入国学是非常合适的。国学院也有国史、国文这些内容，但一般来讲，我们更强调文史的交叉和融通，做的是文史之学，与一般文学院、历史学院有所不同。顺着这样一种思路，我觉得可以把国学的性质、对象等讲得更清楚些，学科的合理性也多一些，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当然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去年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经学会议，在讨论会议的主题时，我与黄朴民常务副院长还有杨庆中——他是我们国学院经学所的所长——等人商量，希望能加上“价值信仰”一条。大家认可了这一想法，所以第一届经学会议就叫：“经学：知识体系与价值信仰。”在座的学者中有几位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为什么要加上“价值信仰”这一条？因为它决定了国学院经学研究今后的走向。如果我们把国学仅仅看作是一套知识体系，是国故，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与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的研究可能就是整理国故式的，是周予同、朱维铮式的，这是一种研究方法。台湾中央研究院有研究经学的，我感觉他们也是这样一个方法，当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那些把仁义礼智同历史学、语言学研究混同在一起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一句话，把仁义礼智这些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笔抹杀了，这种经学研究恐怕不是我们所要选择的。在这种研究方法下，经学研究只能是琐碎化，你去看看“中研院”编的那些刊物，很多是没法看的。一号人物研究完了，二号人物也差不多了，只能去研究三号了，有些文章看了题目根本不知道是在讲什么。那边一些学者来这里做报告，也有这个问题，讨论的内容很琐碎。但假如我们认为经学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有精神价值，依然要发生精神关联的话，那就应该是另外一种研究方法了，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重建等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极力主张，要把价值信仰这一条加入经学研究的议题中去。

但是我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什么呢？经学毕竟被打倒这么多年了，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你有什么信心要将其重新请回来呢？我当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学，犹太教有旧约《圣经》经学，基督教有新约《圣经》经学，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经学，印度教有《吠陀》、《奥义书》经学，还有佛教经学——以后传到了中国，甚至日本也都有神道教经学。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学传统，这些经学传统在其社会发生现代转型之后，在今天的世俗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作用，依然与其民众的精神生活存在着关联。你到美国、欧洲走一走，就能感觉到这一点。前些时间我碰到成中英教授，成中英教授刚刚访问以色列回来，他讲了一件事情。以色列在建国之初，有二百个拉比，国家给予支持，有很高的地位，现在发展到一千多。这些拉比精通自己的经典，分散在不同的社区，有较高的道德威望，对民众有一种示范作用。这就是一种活的经学传统。但是几大文明古国中，唯独我们把自己的传统被完全摧毁掉了，经学不再发生作用，与民众的生活完全没有了关系。那么，我们以这样一种激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包括经学传统，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后果去看。如果经学传统被摧毁后，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了，精神境界提高了，社会更有序了。那我们可以说，当初激进主义的做法有他合理的地方，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情况正好相反，人们的生活不是更幸福了，而是更迷茫了，道德素质更差了，社会更加无序了，那么我们就要对激进主义的做法进行反思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反传统最激进的是十年文革，而中国人最受煎熬的也是这十年。现在社会上兴起国学热，也正是对以前自我否定的一种反拨。当然，经学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有一个自我转化的问题，这就需要有经学家、思想家出现了，需要有郑玄、朱熹、戴震这样的大经学家出现，这恐怕才是我们国学院的目标和方向，是我们要承担起的责任。从这一点看，我们今天重提经学，自然应包含价值信仰的问题。

另外，我当时提出价值信仰的问题，与我前十几年的研究也有关系。98年我到社科院的时候，姜广辉老师正在主持《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计划。《中国经学思想史》前后写了十三年，今年四卷六本终于出齐了，我也参与了这套书的写作。十三年的研究，我们的结论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根”，一个是“魂”。“根”，是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魂”，是说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根，更不能没有魂。但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恰恰是掘了自己的根，丢了自己的魂。一个民族丢了根，没有了魂，一定活得很痛苦、很迷茫，感觉不到希望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培养自己的根，找回自己丢失的魂。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认为国学院的经学研究一方面在知识、学术的层面上，应该有很高的标准，应达到国内、国际的领先水平。目前可能还做不到，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国学院的经学研究还应承担起了一个更大的任务，即经学的重建，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重新使经学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关联。这个任务可能更为艰巨。我前些年对五经的研究比较少，更多集中在四书上。今年七月十号，杜维明先生在北京高等研究院搞了一个小型经学研讨会，请了三个人做主题演讲，姜广辉、王中江和我——当时《中国经学思想史》出版不久，我们三位都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我讲的题目是“新《四书》的提出及其意义”。 其实这个题目我思考的还不是很成熟，也许过几年讲更有把握。但是之所以要讲，就是要表明我一个态度。我们不仅仅是在研究经学史，不仅仅是把经学当成一种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在建构当代的新经学，建构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我提出的“新《四书》”就是要做这样一项工作。我认为传统的四书不能反映早期儒学丰富的内涵，一定程度上是将其窄化了，由此产生种种问题。我说的“新《四书》”是指《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希望通过对其创造性的诠释，特别是统合《孟子》和《荀子》，建构当代的儒学体系、经学体系。我当时要表这个态。我报了这个题目后，姜广辉先生问我：“你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要讲，没有把握也要讲。”我讲了之后大家反映还不错，杜维明、姜广辉两位先生都对我说：“你讲得非常好。”

今年经学会议题目是“经学与史学”。 其实经学与史学关系的问题，在去年的经学会议上已被提出来了，有很多讨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经学之为经学的根据是什么？经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是什么？近代以来“夷经为史”是不是合理的？我们今天讲经学，又如何确立经的地位呢？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研究、探索。根据我不太成熟的想法，经学之为经学，从学术史上看，恐怕有两点。第一，三代是理想社会。“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五经》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事迹，是三代理想社会的典章法规、制度成法，这与后世的“相斫书”是不同的。古文经学多倾向这种看法。再一个，《六经》经过孔子的裁定。所以经之为经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孔子所赋予的“义”——“其义丘窃取之也”。就五经本身来看，《易》本不过上古时代占筮之书，《书》是古代帝王誓诰之记录，《诗》是流行于民间之俚谣及朝廷之乐章等，这些都还不能算是经。然而孔子出来后，利用此等古书，以阐明自己之教义，而附之以意义，这样才产生了经。这往往是今文学家的看法。然而这两种观点近代以来都受到极大的挑战。首先是古史辨派，他们认为上古历史是层累地构成的，尧舜禹汤的历史都是后人伪造的、叠加上去的，是虚幻不实的。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禹是一条虫，那么比禹更早的尧舜又是什么呢？顾先生虽然没有讲，但可以想到，一定也是子虚乌有先生。当时的日本学者，比如白鸟库吉就有“尧舜抹杀论”，认为尧舜在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古史辨派是通过否定三代历史，进一步否定儒家的三代理想。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虚幻不实的历史上，在当时科学主义的眼光看来，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再后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对儒家经学也有很大冲击。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周公不过是一位大奴隶主，不仅不是什么圣人，反而可能是反动的。这样以来，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可能就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复辟、倒退，儒家经学的权威也就被消解了。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经学，首先遇到的就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对经学重新定位。可以说，这是经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对于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我没有专门研究，在座的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想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也向大家请教。第一，儒家三代理想社会的观点，在今天应该如何去理解？其实当时的儒者也认识到了，三代在物质生产方面是远不及后世的，所谓三代理想社会主要是针对“德”而言。三代以下，人们的道德精神退化了。对于这样一种“退化”史观应该如何去评价？它有没有某种合理性？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线性进步史观是不是唯一的？在西方，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线性进步史观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检讨和反思。在进步史观下，必然是厚今薄古，“古”是批判、超越的对象，不可能对“今”有指导的意义。可是在儒家那里，“古”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还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古之人”、“古之时”往往表达一种理想、合理的状态，对“今”有一种指导的意义。我们今天讨论经学，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古”“今”的关系，在“古”与“今”之间对经学重新定位，既发扬“与时偕行”、“人能弘道”的主体精神，又避免现代人的傲慢，对古人及经典保持一种尊重甚至是敬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