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致良知

作者：马勇

来源：《中国经营报》总2033期

时间：2013年10月28日

2013年是梁漱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梁漱溟，确实值得思索；梁漱溟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也确实值得清理、整合与继承。

说真话的勇气

纪念梁漱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人一定要慢慢培养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能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有的态度都随着当权者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积累，中国渐渐产生了有产者。有恒产者有恒心。有财产的人也就渐渐有了说话的勇气，说“不”的底气，有了各种自主的选择权。这是今天与梁漱溟时代相当不同的地方。

在梁漱溟的时代，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舆论一律，思想一律。中国知识人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失去了自由言说的机会、勇气，特别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闭关锁国，不知道外部，不知道世界。在这样一个极端封闭的体制内，敢于、能够说出不一样的话，不仅需要平时的修炼、修为，而且需要勇气。这就是梁漱溟去世几十年之后，人们还不时怀念他的主要原因。

梁漱溟的人生最精彩的华章，无疑是其1953年与毛泽东当面对峙，互不相让。由于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太少了，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上更是唯一，因此几乎所有写梁漱溟的书籍，都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表彰梁漱溟的风骨、勇气，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精神。

其实，梁漱溟在稍后就尝到了“逆鳞”的代价，他从毛泽东的座上客，一下子变成“孤家寡人”。从此，梁漱溟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到毛泽东家里神聊了，也再没有机会给毛泽东建言了。许多研究者在表彰梁漱溟大胆敢言精神的同时，差不多都忽略了梁漱溟此后几十年的懊悔。梁漱溟此后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当时那么冲动，那么不依不饶呢，为什么没有想到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需要威严、尊严，不可侵犯呢？

当然，梁漱溟此后能够这样认识，还是时代的原因，亲朋好友，甚至自己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样劝说的。

但是，我们今天还应该注意到，梁漱溟在事后只是懊悔当面顶撞的形式，只是说他不该在大庭广众下不顾及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威严，但梁漱溟始终没有承认他当时所讲的问题有什么错。换言之，梁漱溟此后几十年尽管被边缘化，近乎沉沦到社会底层，但他没有像许多被打倒、被迫害的人那样，违心或真心承认自己错了，而且是发自内心认为自己错了。彼时，我们始终如一花样不变的政治学习，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让人们在“主”的面前不停顿地忏悔，忏悔自己为什么没有跟上领袖的思路，为什么总是犯错误。于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坚持真理的勇气，比反抗本身要重要得多。

那么，梁漱溟究竟说出的是什么“真理”呢？他那几天的发言究竟是哪些内容惹恼了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批评梁漱溟时说：“笑话。我们共产党就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按你梁漱溟的说法，好像我们根本不懂农民，只有你梁漱溟懂得农民疾苦似的。”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示，我们仔细阅读梁漱溟的发言，应该很容易体会出，毛泽东的恼火，就是梁漱溟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最典型的描述就是“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城里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这也是冯友兰在梁漱溟去世之后的概括：“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毛泽东确实是农民运动的专家，梁漱溟也确实是农民问题的专家。他们两人从延安开始，就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村出路等相关问题有过多次争论，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但结果是谁都没有说服谁。对梁漱溟来说，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期待走，而且相反，他最不希望的以分化农村、阶级斗争去改变农村的事情，恰恰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中共夺取了全国胜利，就应该对亿万农民感恩，应该让中国农村尽快改变面貌，实现他在1949年之前的夙愿，复兴乡村，建设乡村，让乡村都市化，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1953年争论焦点，就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梁漱溟所反对的就是这个总路线中的有关农民的部分。梁漱溟的原话是：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的焦点。这也是梁漱溟此后从来没有后悔的发言内容。几十年过去了，反观今天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我们不得不佩服梁漱溟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梁漱溟说得并没错，中国农民确实长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

独立思考的能力

梁漱溟之所以在众口一词文化氛围中独树一帜，表达出不一样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早已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会轻易接受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没有经过验证的新说。

从青年时代开始，梁漱溟就特立独行。他对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言说，当然不会事事反对，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漱溟对于那些能够认同的理论，并不会无端起疑，于不疑处有疑。但他确实处处让自己处在一种“有疑”的警惕中，因而不会轻易盲从，而是事事处处表现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五四大游行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游行学生有什么错，他们挺身而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表现了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的爱国热情，何错之有？近一百年过去了，有谁敢说一句学生的错？

但梁漱溟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学生大游行之后，迅即发表“逆耳之言”，主张以法律解决学潮问题，主张爱国也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制的国家就不能疑罪从有，无罪推定。游行学生不论出于什么样的正当性，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都已触犯了中国的现行法律，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对于那些因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的学生，梁漱溟反对一些社会贤达、名流运动保释，而是诚恳建议那些犯事的学生甘愿受罚，愿意将学潮交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人多检查得不清楚，不好办理，学生尽可以一一自首，情愿牺牲。因为不如此，中国的损失更大。梁漱溟指出，从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便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们仍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学生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们，加暴于他们；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学生因为爱国，因此所作的都对，即使犯法也可以使得。更不能说国民公众的爱国举动，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可以超越法律之外。

时至今日，我们再读梁漱溟这些言论，回想去年9月遍及全国诸多城市的反日大游行，游行的人肆无忌惮砸毁同胞的“日系车”，甚至置人于重伤，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今日中国最缺乏的东西。

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就是不能人云亦云，就是胡适所强调的怀疑精神，凡事问个为什么。胡适说，做人要有疑处不疑，做学问则不疑处有疑。前者就是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后者就是告诫人们对于一切美好的言说，都应该抱着一个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

但凡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都必须具有怀疑的能力，养成怀疑的习惯。这与威权体制下的社会秩序正好相反。威权体制强调服从，强调不疑，最极端的表达，就是理解的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对领袖，甚至要有盲从的精神。

中国当然不是要建立一个威权体制，辛亥之后不论中国的民主运动遇到多少挫折，中国的民主化方向始终不变，因此怎样养成现代社会国民必须具有的怀疑习惯，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举国一致认同总路线的时候，梁漱溟大胆质疑；当举国一致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大胆发声，只批林不批孔；当举国一致认为新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一个接班人有助于国家稳定时，梁漱溟独持异议，以为遍观全世界的宪法，也没有这样干的。凡此种种，我们今天并不一定都能认同，但我们必须由衷佩服，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眼睛向下的习惯

梁漱溟能够独立思考，坚持真理，除了见识、知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始终坚持眼睛向下的习惯，不唯书不唯上，而是最大可能地体验中国下层民众的疾苦、喜怒哀乐，这是一个大知识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二十几岁的梁漱溟已经成为北大小有成绩的教师，他的印度哲学究竟讲的对多少错多少，还可以讨论，但当他在北大还有如此巨大上升空间的时候，他就因为信仰，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而坦然离开。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梁漱溟离开北大，彻底沉入中国社会底层，他和一些忠诚的弟子在京郊“打坐”，就是苦苦思索中国的未来。当他发现中国的未来就在乡村，就是中国农村的复兴与重建时，他义无反顾离开大都市，像一个苦行僧一样，长年累月奔波在“希望的田野上”。

须知，梁家的祖上是蒙元王室，是贵族。即便到了梁漱溟这一代早已没有贵族的气象，但其前面几代并不是平民，世代为官，久已脱离了土地。梁漱溟能够重新沉浸在土地上，愿意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改变乡村，确实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

我们今天也有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去农村，只是这些大学生不是发奋去改变农村，而是保留着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村官”，是镀金。这与梁漱溟当年的思维路径南辕北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梁漱溟眼睛向下，让他对中国问题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在梁漱溟之前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化的结果一定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国只能在国际大格局中分工协作，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更不可能保留中国固有的文明形态，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田园生活。好像，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都市化、城市化，一定是钢筋水泥的丛林。

眼睛向下，让梁漱溟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一点不需要怀疑；中国的农村必须全面享有城市化的便利与好处，也丝毫不必怀疑。但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可能重走西方的路，甚至也不可能重走日本的路。中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的希望在农村，在中国人能否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团体精神引进中国，带到农村，让亿万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用团体的力量，用整体优势重建乡村，用科学技术改造乡村，改造农业。在梁漱溟看来，这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必怀疑的道路选择。

从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看，梁漱溟有关乡村复兴的看法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农村的出路，肯定不是将农民赶出家园，开发房地产，更不是让农民“上楼”，成为没有职业，没有归属的边缘人。中国农村，甚至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都取决于能不能将现代文明送到农村，能不能让农民用现代化的方式从事生产，能不能凭借土地资源和辛勤劳动创业致富，重回“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老二的地位。

中国的知识人纪念梁漱溟，应该铭记他几十年对农村的眷恋，对农民的情感，即便我们这一代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走出城市，重回乡土，也要永存这样一个念想。至于体制，应该有一个沉痛反省，看看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村的面貌始终无法获得根本改观，从互助组、人民公社直至后来的包产到户，究竟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新一代的知识人、决策者，远比1949年之前的中国更安逸，更稳定，更悠闲，为什么没有梁漱溟那样眼睛向下、复兴农业、重建乡村的冲动？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人的楷模，也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面对先贤，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