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溯源

——中华学统下的文化软实力

作者：殷辂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0月26日

【摘要】在中华学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人文化成，是人心灵明不昧、通而不隔的根本标志，是对野蛮与物化的扬弃，其本质应该从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中去体认。回归人心之同然，以文德之教化除野蛮，这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来源。文化软实力不是造作出来的形象力或吸引力，而是本于道义和人文的自然力，只有返至人文之元，才能应时代之变，形成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不可能在时代的牢笼之中得到提升，它不是争权夺利和文明冲突的工具，而是与解决文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人文；返本开新

打造软实力正在成为时髦用语。如果软实力可以像制造时装流行趋势那样被生产出来，那么商业运作就可以完全取代文化；如果只要带上文化的帽子就能自然地产生软实力，那么沐猴与人还有什么区别？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是与人心联系在一起的，但从提出的开始就成为人欲的工具，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以中华学统审视文化软实力，不仅仅是为了开阔视野，更是正本清源的大问题。

一、文化软实力的真正来源

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国家或区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1]5 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这个概念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它提供了认识世界格局的一种视角。随着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秩序的维护已经不能仅仅靠硬实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希望通过制造吸引力来维护现存秩序。但是，虽然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却很少触及到这种吸引力的真正来源。所谓软实力的策划大都在文饰上下功夫，外而无质，与形象工程并无太大的区别。最关键的是，西方发展模式可以用来制造“吸引力”，但本质却是不允许所有国家走这条道路。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消费，那么生态与社会环境必然是人间地狱。以刺激人的欲望为基础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集团、阶级、国家的严重分化。可悲的是，在不公正的秩序中争夺获利的集团、国家却将自己装扮成文明的中心。正因为绝大多数国家不可能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正因为不可复制，所以才能被用来制造所谓的“吸引力”。在少数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由于在不公正的秩序中获利而缓解，取而代之的是后发国家内部两极分化及社会矛盾的加剧，这是追随某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但是，外在的差异却被人为地赋予了本质的内涵，编排在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的序列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被抽去，而结果却被绝对化，内在的“同”（私欲、物欲）被忽略，而外在的不同却被本质化，所谓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对比中产生的。依靠硬实力获取的好处，再依靠软实力维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由此可见，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是服务于硬实力的，是作为竞争工具而出现的。虽然概念新颖，但却在人心中无根，并不究竟。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个概念，但内容却远远超越了其思想境界和思维层次。古人所谓力服与心服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软实力的本质。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2]202 文德与武功相对，修文德以来之，其根本在于反求诸己、诉诸人心，以心服取代力服。这种软实力绝非获利的工具，也没有丝毫的排他性。孟子论及王道、霸道之时，也已经深入到此问题的本质。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2]276 “以德行仁”其实就是相信道义的力量，其基础不是土地兵甲，而是人心；“以力假仁”则意味着另一种方向，仁义在外而诈力在内，假借“仁义”而谋求私利。真正的软实力不是造作出来的形象力或吸引力，而是本于道义和人文的自然力，直指人心，绝非概念的运作。

《文心雕龙》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第一》）。[3]1 人文的本质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与神本对立的人本主义，而是人天合一。它不是特殊意志的内化，也不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更不是原始本能。其发端于人与禽兽之别，而根本却在于人心、至道。真正理解这种 “天人同文，地人同理”的本质，才能把握文化的本质，也才能理解软实力的真正来源。文化可以划分为器物、组织和伦理三个层次，不同地区的文化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无论层次与形式如何都不能脱离人文性，这是人心灵明不昧、通而不隔的根本标志，是对野蛮与物化的扬弃。因此，文化软实力并非源自对立与分别，而恰恰在于人心之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是以文明的差异否定“心之所同然”，而是在外在的差异背后寻求根性的大同，这种来源于人心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终结论”将经济现代化看成是人类社会趋同的理由，认为所有谋求现代化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其理论基础是将人看成是经济动物，将生物意义上的“理性”人看成是真实的人，这种假真实完全否认了人心的灵明不昧，将人类历史上特殊阶段看成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终结论”的本质是终结于特殊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历史的终结。在生态危机、社会危机越演越烈的今天，现代化道路的趋同最终将丧失人类的未来。如果这种趋同意味着西方的软实力的话，那么这种软实力恰恰是建立在动物式欲望基础上的。在此之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这种理论将文明的差异看成是冲突的根源。其实，差异性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但同于私利的差异则必然导致冲突，借文明而形成的种族、集团之间的私利冲突才是问题的根本。冲突的根源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正是私利、欲望的趋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说“文明”本身也正在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以差异否认文明根性上的大同，所谓的软实力就成了私利的工具。因此，“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虽然看似相反，却有共同的基础。

在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内含的问题日益显现的今天，所谓软实力建设更应该回归根本。以文明而言，必须深入到文明的根性，深入到人的自觉性和超越性；以发展模式而言，必须探寻建立在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发展道路；以国际关系而言，软实力建设不是斗争的工具，不是以压倒别人确立自己的价值。如果它有针对性的话，那就是时代弊病。软实力的形成并不来源于文明的冲突，也绝非“终结论”中所指出的现代化模式。文化软实力不可能在时代的牢笼之中得到提升，它不是争权夺利和文明冲突的工具，而是与解决文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二、返本开新与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性

任何经济模式及秩序，其背后都有价值理念的支撑，社会问题的背后一般都是“文化”问题。“历史终结论”所谓趋同的经济模式也是如此。太虚法师指出，近现代欧美国家的立国之道“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4]31 又说，这种“文化”的本质是：“发达科学知识，竭取宇宙所有，以争求满足人类之动物欲而已。”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发展”是“我”的“发展”，而“我”的“发展”就是对他物的掠夺；“和平”是“我”的“和平”，而“我”的“和平”是以整体的不“和平”为代价的。人类社会在制约权力及基本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突破，但是在经济领域，贪婪纵欲同资源有限的矛盾一直没能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严重恶化的基础并没有消失。这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或精神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制度设计而消失，外在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不受价值理念的影响，因为改善社会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看似相反，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完全依赖于外在的社会改造而没有人的内在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左右之转换，只是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不涵养性情以向上提升，片面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顺应自身的物欲，这归根到底是文化精神丧失的结果。

文化在中国传统中是内涵非常清晰的概念，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周易“贲”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5]531-532孔颖达注曰：“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5]531由此可见，文化之本义是人文化成，其本质应该从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中去体认，而不应在同质性的差异中去取舍。以文德之教化除野蛮，于饮食男女、日用起居之间存理、存道，这是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根本所在。相反，为物欲所昏，无论怎样提高知识技能，无论怎样创造发展，都无法改变无文化的野蛮状态。在文化出现断裂的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绝非只是一个挖掘历史资源的问题，而是将文化的精神在现代环境下展现出来。只有返本，才能真正应时代之变；只有随时而开新，才能形成与时代相应的文化软实力。

所谓返本，首先是返至人文之元，复心之所同然。文是人之文，人是文之人，人文“肇自太极”却不离人心。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2]382 孟子的比喻非常亲切又意味深长。理、义对人心的感动、愉悦，就像美食对口的娱悦一样。真正的理义不是外在的条文、约束，不是社会的枷锁，而是自然而然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2]269文化要形成生命力，同样要在人心中有根，若偏离真心而依靠宣传的策略，就是无根无本的灌输。空洞煽情，这不是文化；宣扬仇恨和斗争劫夺，更不是文化。真正的文化源于“心之所同然”，返至于此，才能将中华文化的本质体现出来。

其次是返至明明德之教化。所谓文化之化，就是以文化人、变化气质，这与知识体系不在一个层面。以文化人，强调的是“先觉觉后觉”，这需要回归到常经。孟子论及乡愿时指出：“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2]434反经就是归于常道，“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朱子）。[2]434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种说法本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人们被世流所流，在良知被外物遮蔽的时候，如何分辨精华和糟粕？以俗流乃至以所谓的“现代”价值为认识起点，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糟粕和精华之外。明明德之教化，就是启发良知，就是将本于人心的根本的共识开发出来。只有回归经典以明明德，才谈得上应时事之变，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认清糟粕和精华，才能有真正的和谐发展。

文化的返本与开新是联系在一起的。返至不可泯灭的人心，以此应时代之变，这才是真正的开新。

文化的开新，首先表现在社会精神面貌的提升。文化恢复生机活力，而不仅仅成为口说、笔论的已经过去的历史资源，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道统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在有根基的条件下，科技等工具理性才能得到正用。没有根基只会腐烂，根本谈不上吸收。人向下沉沦而社会却在“进步”；人丧失文明（本然明德被蒙蔽）而社会却在“文明”，这绝非正常的现象。这种变异的“进步”和“文明”正随着贪婪的增长和资源的枯竭走向末路。如果文化的复兴或开新有针对性的话，它针对的就是时代之弊，是在现存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日益显现、世界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的。

其次是在现代条件下将文化的本质精神体现出来。这不是随波逐流、追随时代，也不是学术上的“综合创新”，而是建立在格物诚意基础上的应时设化。事变而理不变，一切所谓的创新都不能变道、变理。比如说，家庭小型化是事变，但孝悌之道却源自真心，不会也不应该被时代所改变。随时绝非趋时、逐时，不是为时、事所变，也不是“为物作则”，而是随时、随事体认天理人情。文化之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文之本却不能被时代所改变。在现代条件下，文化的形式会随时而变，但变化不是变道，变化背后的不变，正是文化的精神。将文化的精神在现时代体现出来，促使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回归文明的轨道，这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化的根本内涵。

现实已经越来越清楚：没有文化精神的复兴，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无法摆脱破坏性；没有文化精神的复兴，即使认识到目前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难以真正改变；没有文化精神的复兴，即使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令人惊骇的野蛮状态之中”（舍勒）；没有文化精神的复兴，软实力就不可能长久。文化是去除蒙蔽的力量，它所针对的不是差异性，而是反文化的野蛮性。返本开新就是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现时代的展现，这种根源于人心的力量才是真正的软实力。

三、仁者无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之道

不可否认，一些人是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论”中认识中华文化的。近代以来，文化让位于现代意识形态，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标志，并逐步被抛弃，但“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人们从中看到了中华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从而开始关注、研究中华文化。“文明冲突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复兴”，这是亨廷顿没有想到的。从民族主义或国际竞争角度认识文化，这可以看成是入道之门，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而无法超越，“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被时代改造过的“文化”，其内在力量无法真正发挥。应时代之变，更需要回归到不变之处，以时代性为名而随时代流转，就完全背离了文化的本质。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并没有回归文化的真义，无法摆脱时代的牢笼。中华文化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被时代所化，而是在现时代如何化除野蛮的问题，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在时代的牢笼中建构文化符号，这种依靠“时代话语”而形成所谓的软实力绝不可能长久，也改变不了被时代压迫的局面。

文化不是斗争劫夺的工具，而是人文化成，自化而化他；文化软实力靠的是文化内在的力量，绝非打造出来的形象力和吸引力。贴上文化的标签而无其实，打造文化而没有精神面貌的提升，炒作概念和历史而没有真心认同，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只有身体力行的“为文所化”而不是利用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形成。泰伯奔吴，以至德感化荒蛮之民，民众真心归附，这种归附不是刻意打造的形象力、吸引力使然，而是感通的力量。没有任何外势，无心聚众求利，然而百姓却“从之如归市”，这就是产生于至德精神的真正的软实力。孔子说：“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2]325仁道的力量绝非人数众多就可以抵挡的，修文德而行仁道，必无敌于天下。泰伯至德精神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是一种本于道义的内在力量，其本质是自强不息，而不是违道取誉、外强中干。修文德即是自强，为文所化即是自强，这种强大与制造吸引力而产生的“强大”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发于内，但后者则必须靠外在的确认；前者根于道，但后者却出于术而无根；前者化时代，但后者却被时代所化。因此，软实力的形成和提升，绝非传播技巧问题，若没有内在的提升，无论怎样操弄和炒作，都无济于事。

真正的软实力的建立不是依靠斗争劫夺建立的，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认同。以冲突、争斗思维打造软实力，这种所谓的软实力是建立在偏私基础上的，并没有超越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因而不能持久。同时，真正的软实力又是直指人心的：它并非来自于对立与分别，恰恰源于人心之大同；它不是冲突与争斗的工具，不是为了取胜于人，而是“以德行仁”、同归于善；它不会导致文明的冲突，而恰恰是解决冲突的。因此，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无竞争，或者说是去除敌对思维的竞争。不以私利、私情去分别敌我，无偏无党，惟义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为敌就是与道义为敌。与道为敌，焉能长久？太虚法师说：“自心不魔，诸魔自伏。”将“仁者无敌”的含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财力兵甲之强可以扬威于一时，然而道义的力量却能结人心于长久，仁者无敌绝不是不切实际的迂阔之言。

朱子曰：“天下虽无道，然修德之至，则道自我行。”[2]325 这是真正的自信、自强，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本源的最好注解。文化复兴不是为了界定“我”的特征，也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民族及区域竞争的精神资源，而是因为这种复兴是人心灵明不泯的根本标志。正因为人心不泯，所以才有感通之道，正因为有感通之道，所以才有真正的“软实力”。 在当代，要真正形成文化软实力，必须将文化的真义发挥出来，以文教化，成文明之治，由道义而行、行和平之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朱熹.四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明志立编.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5]李光地撰.周易折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4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