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儒家遭遇现代化

嘉宾：李河（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记者：周怀宗

来源：北京晨报

时间：2013年10月27日

日前，“儒生文丛”第二辑在京出版，这套丛书由《儒文化实践史》、《华夏文化复兴论》 等七册当代儒家学者文集组成，内容涵盖行政、法律、社会等诸多当代儒家所关注的话题。

“儒生文丛”第一辑出版后曾经引起学者和网友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潮渐盛，儒学的复兴也成为当代社会中广受关注的现象。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儒学一直都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近百年中，由于现代性的强势介入，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裂，儒学也曾遭遇到数次冲击。那么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儒学是否真的能够中兴？而且，作为传统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也是许许多多文化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十多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儒家学者们也在儒家如何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

著名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认为：“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儒家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多次嬗变，直到今天也在变化。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基本意识形态，儒家在清代以前的整个传统社会中大体保持着支配性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进入现代化后，传统文化出现断裂，儒家思想和学问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新人重新发掘和发现儒学，其中不乏有志之士希望能够复兴儒学。”

儒家随着时代而变化

北京晨报：现在儒家学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不少学者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为什么要用复兴这个词呢？

李河：今天看儒家，其实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在历史上的，作为一种思想学派的儒学，除了孔孟等原儒之外，还有汉儒、宋明儒家等，当然也包含所谓新儒家。有时候我们会把宋明儒家也叫做新儒家，但是和现代新儒家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看这两千年来的儒家学派，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一直在变化。孔子讲成仁取义，讲修身治国，提倡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和生活，孟子讲得多一点，比如心性之学、大丈夫理想等等，到了汉儒，除了汉初传承儒家思想的那些儒生外，为因应汉代政治制度设计，儒家思想日益变成政治理论意味很强的儒学，代表如董仲舒，讲内圣外王。宋明儒家又有不同，在佛学思想影响下，他们为儒家思想添加了更为系统的形而上论证。当然，宋儒最重视的还是重新接续和弘扬因唐末五代战乱而式微的儒家理想，就是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另一方面，除了作为一个传承两千多年的思想学派，在大部分传统时代，儒家一直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主要建构原则，是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政治伦理，典章制度等都架构于儒家思想之上。

北京晨报：这样的传统又是如何断裂的呢？

李河：近代以后，尤其是19世纪，西方现代性力量强势介入，儒家思想和学问自然受到多次激烈冲击，我想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一次是“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对儒家的声誉冲击非常大。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一次，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科举废除，洋学堂兴起，其结果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失去了生存、传承的载体和对精英人群的“指挥棒”作用。这是造成儒家思想断裂的最重要的体制原因。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批人重新做儒家的工作，一方面是在新视角之下做新的研究，另一方面重新让儒学在新的世界扎根，其中不乏有志之士不仅希望拯救儒学，而且想要复兴儒学。

道德滑坡、诚信危机、行为失范、信仰缺失……许许多多当今社会中出现的问题，都和整个社会缺失精神层面的设计有关，这也是诸多儒家学者们所努力探索的问题，重新振兴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拯救这一切？古方是否可以解决现代人的困扰，究竟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还是“事异则备变”？这也是许多人在争论的事情。

李河：“儒家和现代性并不矛盾，但同样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不相同，儒家作为现代人精神构建的必要因素甚至是重要因素都没有问题，但并不能完全依靠它去建立一个良序的现代社会，因为基本的原则不同。”

断裂之后的缺憾

北京晨报：“复兴儒学”的想法说明了什么？

李河：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快速地进入现代性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非常急剧的，也是非常割裂的。整个社会中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种剧烈程度甚至反映到书写文字的变化中，这不仅是指繁体字变成简化字问题，更是指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汉字工具化倾向——而我们知道，工具化本来是拼音文字的重要特征，汉字因其是表意文字，文字结构中以图像方式保留着非常丰富的原始文化信息，因而是世界上少有的“超工具性文字”，但随着如今一波一波的简化字出现，它基本已沦为“方块式的拼音文字”了。放眼世界，如此剧烈的变化，可能是在有帝国传统的古老民族中最特殊的一个，比如说法国，虽然法国大革命非常激烈，但是法国的文化并未断裂，英国更不用说，改良主义的故乡。而在文明国家中，经历过文化的断裂，又开始远离革命之后，断裂所造成的缺憾感就非常强烈。

北京晨报：那种“复兴儒学”的想法是否也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关呢？

李河：是的，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信仰危机、文化危机，或者说基于信仰危机的文化危机，在今天给人的感觉已经太明显了，各个领域都在经历腐败的阵痛，官员不像官员，大学不像大学，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所有的东西都被“孔方兄”挂帅，逐利思想和行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深切感觉到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顶层设计”。如果我们回到儒家思想中，看儒家思想所表达的东西，比如义利之辩等等，就会觉得我们特别缺少，也特别需要。

关于现代性的诊断

北京晨报：那么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够挽救这些问题呢？

李河：一说到“中国文化”，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说要找回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人觉得，儒学可以成为疗治现代精神危机的一个良方。荀子所说的“成人之教”现在已经没有了，一个人要成个什么人，没有人关注这个。

北京晨报：复兴儒学和这个诊断有直接的关系？

李河：这个诊断里还包含一种看法，认为当今社会中道德滑坡、精神构建缺失，出现信仰危机，人们的行为完全处于失范状态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现代性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有了这样的诊断，人们自然认为还是要用古方治疗，认为儒家可以拯救道德、信仰层面出现的问题，甚至还可以拯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即现代性的缺陷。所以，基于这种种前提，就有了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学。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绝学，还要治病，还包括弥补现代性的缺陷。

现代性缺什么？

北京晨报：这个诊断是否准确呢？

李河：官员不像官员，商人不像商人，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是否真的是所谓外来的现代性带来的缺陷呢？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家，都是现代性构建原则最发育发达的国家，他们那里依然是干什么像什么，并没有出现我们这么多的问题。全部的问题大约在于，我们是以比较变态的方式取用割裂现代性的社会建构原则，由此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北京晨报：比如说？

李河：在我们来说，数十年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基本的法治秩序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过，我们至今还没有实现完善的法治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没有信义的市场，缺乏规范的市场。其次，现代性社会高度关注教育的地位，将其作为人文教化的最重要场所，是让孩子复制传统、学会思考、训练批判的最重要场所，但这一切正是我们的教育最缺乏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一直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那种把人变成工具的低端市场经济，它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就是把孩子变成白领。还有其他诸多方面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关于现代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在许多方面还差得远，基本法治很不完善，司法不独立、学术不独立、政治运作和道德教化不分离、底层社会缺乏充分自治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必定会出现利益驱动一切，力大的撞力小的，能吃一口就吃一口的现象，必定会出现政治权力通吃一切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和现代性的缺陷无关，而是现代性的基础设计没有完成。

儒家是对症之药吗？

北京晨报：那么儒家思想和学问对于我们的问题是否有帮助呢？

李河：儒家思想对于解决我们问题，治疗我们的社会病，或者说是病社会，是不是对症很难说。不过我想人们今天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废除科举，为什么会有“五四”那样激烈的运动，是否因为由儒家思想所构建的社会，在和现代社会的博弈中毫无力量？是否是因为儒家本身缺乏滋育现代性的能力？

北京晨报：您觉得实现儒学复兴可能吗？

李河：儒家的思想和学问，确实能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也乐意看到更多人在身体力行儒家思想和礼仪方面做更多的实验。然而就目前而言，儒学能否真正复兴，取决于它能否广泛地进入我们民族的教育和教化体系，缺了这个制度性的保证，儒学的复兴就只能是某些群体的行为。此外，儒学若要复兴，它的思想应能因应和补充现代性的逻辑，甚至能矫正现代性逻辑的缺陷。这一点现在看不清楚。比如儒家讲修齐治平，即以个人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哲学”观念，它的论证思路是“好人是好社会的前提”，所谓“以德治国”、“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但现代社会的设计通常会质疑甚至否定这样的逻辑，当初梁启超曾感叹过，“身修家齐而国未必治，身不修家不齐国未必不治”，前一句是感叹于当时中国的现状，满朝大臣多的是博学鸿儒，比如曾国藩，我们看到他的日记、家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修身典范。但是清朝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后面一句是看到西方国家的状况而发，那里假定个体是“人性恶”的，也就是所谓“无赖假定”，由此那里的思想家和社会制度设计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一群有缺陷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思考使他们高度关注法治、关注基于法治基础的制度设计对人性的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修齐治平”的知识体系假定的“好人是构成好社会的前提”的说法在社会建构方面就有问题。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好人是好人，好社会是好社会，这是两码事，私领域中的个人道德生活和公领域中的治国是不同的。

儒家能做什么？

北京晨报：这是不是说以儒家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不现实？

李河：一个社会，如果不考虑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设计理念，比如法治、学术独立等等，没有这些东西，只讲个人的道德建设，只讲人人都应该成为尧舜，很可能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伪善。进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天天在主流媒体上大讲道德的社会，变成真正道德社会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容易沦为一个伪善社会。所以，儒家的东西，是否能够对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又应该怎么使用，应该是今天的人所思考的问题。要培养个人的修养，个人的精神熏陶，这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构建一个良序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儒家可能不够。这一点，我们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已经试验过很多遍了。

北京晨报：是不是说儒家思想在现代没有什么用呢？儒家又能做什么？

李河：并不是没用，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传统，其后续生存的质量取决于其创造性解释和转化的能力。只要它对现代性的问题有新的解释，那就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今天也有不少学者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一生致力于将儒学带入外语世界，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在海外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做法是对启蒙思想进行批评。我们知道，启蒙以来建立了许许多多普适价值，比如理性、法治、权利、自由等等。杜维明提出，理性很重要，但还要有情感补充；法治很重要，但还要有礼仪匹配；个人权利很重要，但还要有责任制衡；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很重要，但还要有设身处地的他者意识来弥补。杜维明认为，这第二序列的价值也是“普适的”，而儒家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为世界做出最重要的贡献。如果两者兼具就更好了。实际上，儒家的许多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很高的认同，特别是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说，如同杜维明所说，让儒家成为当今社会精神构建的一个必要因素，甚至是重要因素，这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