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的刘小枫

作者：林桂榛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1与25日

获悉新思潮、新问题我主要通过共识网。未经刘小枫亲自审定而由他人听录就公开了的刘小枫《今天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一文2013-05-17 10:22在共识网流出，文题或正文内小标题及正文文字未必符合刘小枫的实讲及实意，但大标题还是颇能反映刘小枫所关心、关注问题的核心。

共识网2013-09-25 09:54流出了原刊广州《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的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此文是刘小枫对网上流传的《如何评价毛泽东》一文的亲自校正。《历史含义》一文能代表刘小枫的真意，且他对全文所有文字负文责，而《如何评价毛泽东》则未必由刘小枫负全责。

共识网2013-11-10 08:17流出了邓晓芒《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大批刘小枫没有“学理”。牛羊杂碎、聒聒噪噪是邓晓芒“批判”雄文的特点，刘小枫没雅兴读下去也正常，难为他眼睛了。至于“学理”一词，最近是颇为流行呐，昨天下午我到北京参加某小型学术讨论会，也有几学者频用“学理”。不知道这“学理”一词是“逻辑原理”义还是中国大学文科教科书《××××原理》式的“学科原理”义，我不知道。

论学科原理，每门学科都自建概念搞个体系，甚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喜好的专业概念群，汉文用字也许我们大众都认识，而学科原理本身就隔行如隔山甚至隔人如隔山了。文科所谓学科原理、学科阵地也是“自留地”而已，至于能长出什么特别高级或宏大且能“喂饱”大家的理论庄稼，其实也多是子虚乌有而已，这样的普遍“原理”不存在。

论逻辑原理，那就来谈逻辑本身呗，但用什么“逻辑”机枪来打什么“历史”靶子，这是希腊哲学专家陈康说的“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也是罗素说的“有害无益”的把自然与价值“混为一谈”（《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页50，中文本，下同），更是维特根斯坦说的：“逻辑命题不仅不应该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否定，而且它也不应该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证实。”“显然的是逻辑对于下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事实上是否如此？”（《逻辑哲学论》页85-86）

共识网2013-11-20 10:33又流出了刘小枫《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一文，我在刘小枫温文尔雅或曰温良恭俭让文字里读到了鄙夷和不屑。刘小枫以这种形式来拒绝回应邓晓芒《评刘小枫的“学理”》，或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回应邓晓芒《评刘小枫的“学理”》，这凸显了刘小枫具有古典学术修养的学术风格及有古典精神修养的书生风格。

刘小枫《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流出后，有青年研究生以短信的形式问我如何看待最近的刘、邓交锋，我曾回三则文字信息与他讨论了几句，三则文字分别如下：

（1）刘的国父论难听，但如今就是摆脱不了毛，但刘有哲学，如柏拉图，所以不足为怪，邓是马主义，恰是没哲学，马反对哲学，伦理角色也一样。

（2）刘邓都想当思想家，刘水平比邓高，刘读书广、多、深，刘致信邓说不与他辩实是鄙夷邓，很委婉而已。邓学术和教养差，能召青愤和哲学票友而已，他的自由主义还是马墨列毛骨子，刘点穿他是马主义而已。他那思想，都是毛式，他爹式，推行必灾难。

（3）刘邓都不靠谱，但我喜欢刘编的书。他编得好，有大贡献。我不知道刘解决了自己的精神问题没有，不惑知天命耳顺否？所谓拯救逍遥问题都是自己，不是什么思想家问题，思想家不是这种问题，比如孔子荀子，此精神问题不澄明自清必入宗教或玄学，很无聊。

又有位研究施特劳斯的同事2013-11-21开通博客并首先转载上述刘、邓几文（他似与刘有译书合作，特意转载也可见他关注了刘、邓交锋事），为给他最新博客增点热闹、添点人气，我11月22日11:47时在其所转刘小枫《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一博文下发了则评论，实录如下：

呵呵，刘小枫够有趣，读古书也多，外文也好，而且有宗教精神或形而上学境界。而某教授的古典学修养完全是零，看不懂希腊哲学书，所谓的德国哲学研究大概也是“买椟还珠”之类借“大鬼”耍“小鬼”，泰山压顶式压死一帮根本就进不了学术的小青年或“哲学票友”。至于口口声声批刘小枫无“逻辑”，实际上这人对逻辑学一窍不通，连中学生水平都没有（此公根本就没念过高中，初中也没念好）。这状态，却急于冒充思想家，笑死人了，是不是急了点，怕自己赛不嬴时代或时间，这样“上位”，有点“裸奔”版了。

我直接“领教”邓晓芒是从我与他直接辩论柏拉图《欧绪弗洛篇》（又译《游叙弗伦篇》）里苏格拉底是否当篇中赞赏欧绪弗洛该“告父”开始的，但邓晓芒的辩论令我大跌眼睛，他的文风乖戾，有如他的父亲时代或角色；他的逻辑混乱和无逻辑，有如中学生时代前的水平或角色；他头脑里中西文献的匮乏和对欧洲古典文本阅读的匮乏、肤浅以及为了与他人辩论而临阵磨枪、囫囵吞枣“一目十行”看希腊哲学书（他曾自己说他看书是“一目十行”很厉害的），就有如当今“好思”的大学生或哲学票友式的哲学青年。

他2010年出版的并封首上自我表彰性地印上“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字样以自美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其中《对一年多来这场争论的总结性回顾》一文明点我姓名说：

对该命题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含义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唯有林桂榛先生在“隐”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他考证在这里“隐”字只意味着“沉默不言”（或如其他人讲的“几谏”）。他堆积如山的考证却被我三言两语就摧毁了……这使他大为恼火，他本以为我会和他一起纠缠到那些烦琐的史料中去，他就是不相信逻辑的力量。

好家伙，我的考证没有堆积如山啊，反而是他的中国文化批判书堆积如垃圾堆一样成垛（他也没成山）；好家伙，他“三言两语”就把我的考证给“摧毁了”，他邓晓芒有“逻辑的力量”，象“咱们工人有力量”一样，这实在令我捧腹。俗话说，会叫的狗不咬人，不怕鬼的人不夜歌，与叫嚣使用“逻辑”大杀器三下五除二就可消灭对方考证的人讨论具体思想史、制度史问题，真能让人领略什么是逻辑门外汉、学术门外汉。讨论思想史、学术史，考证很好，一考证就让这些人学术水平“现原形”（高山杉《东方早报》上几篇考证性文章就逼出邓晓芒许多原形），如果再考证他的家庭史、精神史，更能让他的心理背景或角落“现原形”吧。

王国维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说：“然康氏之于学术，非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王氏这话宜奉送给如今邓氏，不过改字眼“政治”二字为“批判”二字即可。邓氏搞了几十年的文化批判，无非一怕政治，属狡猾；二信奉文化决定论，为偏执。他甚至竟然没想到，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也是他的家庭文化决定了，这也是文化决定，也该如鲁迅所说“解剖自己”才是吧，呵呵，先拿自己开刀才是“真正的猛士”（照镜也可）！

我指出邓晓芒不懂逻辑、不懂古典学，并不是我就赞同邓晓芒所批判的刘小枫“国父论”，也未必是不赞同邓晓芒的该批判，这不是一个纯学术真相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真相真理（合实），而是伦理真理即“合理”问题。关于刘小枫这个问题，我个人看法与共识网2013-11-25 09:36流出的萧功秦《“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一文的意见一样。我赞同萧功秦意见，他该文说：

我先谈到对刘小枫学术转变的看法，刘小枫从宗教保守主义进一步走向英雄崇拜，且把毛泽东当作“新国父”。那就是画蛇添足了。……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如果有以下四点，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常识错误，这四点是，第一，过于执迷于自己心爱的思辨逻辑，而丧失了常识理性。二，对历史，为自己理论与信念的自园其说而任意打扮，而缺乏求真的敬畏之心，第三，文艺思维，文艺家最容易为了表达自己观点而跳跃性地以文艺想像来建构学理框架。第四，加上左的文化深层积淀的影响。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会进入走火入魔的思路。

萧功秦所概括的学者易犯错误的四点中，第一点就是康德说的：“学者通常对于普通知性持有成见……关于伦理事物和义务，普通知性常常比思辨的知性判断得更正确。”（《逻辑学讲义》页70）第二点就似苏珊•哈克说的“逻辑错误是感性对判断的那种未被注意的影响的结果”（《逻辑哲学》页297）、陈康等说的“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之情况（这种“逻辑”当然是伪逻辑），同时也是罗素说不要把自然与价值“混为一谈”时所说的“我们认为好的，我们会喜爱的，同实际存在的事物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从属于自然”。

而第三点正是柏拉图《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所嘲讽的凭“天才或灵感”写诗并认为“自己对其他所有行当都具有完善的理解”的“诗人”（《柏拉图全集》卷一页8），也是陈康说的：“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第四点，正是“文革”遗孽，或家传、或校传、或官传，“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自己不首先洗心革面，必如父辈或村夫市侩一般状态与见识（当了大教授、赚了大钱、体面了、风光了并未改变什么心骨）。

萧功秦是历史学家，如上评述也颇是，但似乎并不能从哲学上澄清刘小枫根本思维理路或理式，就如余英时也未必澄清了理学家的思维理路，更未必懂得戴震“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专与程朱为水火”而批评本体“理”论的意义，导致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他也无法在中西哲学上找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的会通，甚至未找出专制独裁主义意识形态的病态理论根基的内在理路，此是余英时史家角色之失。

我这里郑重提出：所有本体论哲学家及集约论伦理立场者，本质上、骨子里都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上、骨子里都是独裁倾向或法西斯倾向；而且反对本体论哲学、集约论伦理的思想者如果做不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则也必同样是独裁者、法西斯人格，甚至比前述那种哲学家更流氓、土匪思维及品格。我说的这一点，就是罗素《西方哲学史》中批评黑格尔时说的“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的问题，此是理解刘小枫“国父论”根本思维理路的法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是在揭示这个法门。

关于“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我在批评我前杭州某单位同事杨际开某些论调所作的《东亚文明覆盖不了世界文明——再论中日和解问题》一文（共识网2013-09-09 11:38发布）亦涉及，为了不重复录字，兹摘抄于下：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曾将黑格尔哲学列为极权暴政思想的渊源，罗素《西方哲学史》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时指出：“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一个人如果迫于逻辑不得不遗憾地推论出他所悲叹的结论，还可以原谅；但是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是无法宽恕的。”罗素还说黑格尔时代的德意志人把罗马人看成是衰竭的人，“认为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是走向复苏的重要的一步”，又说“解释黑格尔，得从这些人的勋功着眼，得从当时德意志刚刚受了拿破仑欺辱这件事着眼”。我看日本近代志士对伟勋的憧憬、认为中华大陆已精神衰竭、日本开埠前遭受西洋国家欺负这三点，正与罗素所说的三点完全相同，这三点也正是日本近代国家学说、文明学说的基础，如此必演变成如同“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一样的“大和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之论，日本和德国同步演变为民族主义纳粹国家，岂非偶然？

罗素说：“公民为国家而存在呢？还是国家为公民而存在呢？黑格尔抱前一种看法……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价值问题有了关联。”其实日本的“神而上学”或“国家形而上学”也是和“价值问题”有关联的，于是日本神道哲学或国家哲学遂成了淹没人道和民权之绝对物、高尚物（一种黑格尔哲学似的“客观精神”、“绝对精神”），文明型号、模式也是如此属性。但是，无论杨先生赞赏或鼓吹何种文明，举凡不是基于民权与人道的文明都属于野蛮型号、野蛮模式；鼓吹回到或重建这种不立于民权、人道基盘上的文明，都必酿成人间灾难或惨剧。杨先生所鼓吹的这种“东亚文明”不要也罢吧，难道要东亚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来引颈就戮地接受这种东亚文明吗？难道要东亚人民尤中国人民为了所谓的东亚文明来接受日本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吗？日本是想主导东亚甚至亚洲，但它的岛国宿命、孤族骄狂及人道主义思想等的匮乏，决定了它主导不了东亚文明，如果要主导也只有诉诸暴力。连种族屠杀式的非文明、反文明之罪行都要极端加以掩饰甚至粉饰，对于这样的人或国家，除了按他们自身的方式去回敬它以外，别无他法。

也许，刘小枫就是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中所说的“黑格尔时代的德意志人”，更也许是黑格尔时代、德意志人的黑格尔，甚至是我说的“对伟勋的憧憬、认为中华大陆已精神衰竭、日本开埠前遭受西洋国家欺负”这三状态下的“日本近代志士”似的。要言之，刘小枫哲学（或思想）即使不是“神而上学”与“价值问题”发生了关联，也至少是“国家形而上学”与“价值问题”发生关联，不过这种关联实在令我毛骨悚然，我对某些“哲学家”实在是“敬而远之”。

我在《东亚文明覆盖不了世界文明》一文（2013-09-09 11:38）中批评杨际开，说：“杨先生并非是人道主义者，所以曾留学日本的他却总未能在人道主义层面来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及反思日本人之反思。”杨际开经常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写文章批评中国专制并自由民主主义自居，他是“自由”主义份子是不假，但他并不是人道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而所有非人道主义者、非宪政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伪自由主义者，都是奉行本能自由主义者。同样的道理，邓晓芒其实也是一个伪自由主义思想者，一个本能自由主义思想者。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必须坚持人道和遵守基于一般伦理的规则，必须尊重善良风俗习惯，必须尊重“自然法”或“礼”。古典思想时代，苏格拉底式、孔子式的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孔子没坐过牢狱，但他也遭遇了匡人、桓魋之难，苏格拉底不仅坐了，而且死刑处决了，他们是《论语》说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萧功秦《“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2013-11-25 09:36）说：“刘小枫从自由主义到专制主义的个人崇拜，绕回到老路上去，这一点本身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有趣对象，他的这一举动，在知识界肯定是有负面效应的。历史毕竟在向前进了。”其实刘小枫是不是曾经服膺过自由主义或所服膺的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也是存疑的。2008年5月2日，我在致前同事杨际开一封电邮里说：

东亚儒学在宋代之后，可分为内部的大陆儒学与外部的日本儒学两支主线，日本的情感主义路向高于大陆性理主义的路向，更富有现代性；而大陆内部儒学，宋代也有两个分支，一是王安石（1021-1086）、李觏（1009-1059），二是周敦颐（1017-1073）、二程（1032-1107），前者没有发扬光大，后者宋后时兴数百年并不断贬低王安石、李觏江西派，亦如唐韩愈以来不断有人道德化贬低荀子思想而道义化抬高自己……胡适早说了周、程的北宋完全是一个“道士的世界”，贬低经验论者、务实者王安石、李觏等是他们的必然；周程朱理学的体系内核则完全源自道家学说，议者以为多援自佛家学说，实不着要害，仁斋讲了这个问题，而且可找到宋儒道家化的众多言行可证周程之说系援道家之说，仁斋则早就判他们为“异教”了。道德调子最高的道学或理学竟被判为“异教”，有趣！

理学暗含了“杀人”的必然（集约化是它的道德感与理论逻辑，这是“吃人”的真正源泉，也是东方大陆哲学的特色，理论上有点类似于与英伦“经验论”相对照的欧洲大陆“唯理论”），只有戴震儒学把儒学义理建构于“血气心知”的个体生命之上，儒学才获得了自由与人权的向度（解构“集约”，并且德性亦基于个体“血气心知”，戴震谓“德性始于蒙昧而终乎盛智”），并从而可直接契榫英国洛克（1632-1704）、法国卢梭（1712-1778）的自由民权学说。而一千年来的程朱学与一百年来的熊牟学，根本不具备这个内在逻辑与思想力量（尽管它是较地道的“哲学”）；戴震的意义，无疑远拔于清初的黄宗羲，其理论的周密与系统亦高于日本仁斋，非常了不起！

这封信中，我提出“理学暗含了‘杀人’的必然……把儒学义理建构于‘血气心知’的个体生命之上，儒学才获得了自由与人权的向度”，同样的，一般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要获得“自由与人权的向度”，就必须排斥事物的本体集约与绝对第一位而回归个物事实第一位或以此事实为基础，更必须排斥超越个体的价值集约与绝对第一位而回归个人事实第一位或以此事实为基础，否则本体的建构、价值的超越尤其这样的本体与价值在关联上将出现在罗素或波普尔所批判的哲学中，而这样的哲学正是轴心时代以后至现代前的主流。

以我从事的儒学研究领域而言，今天博士、教授还很多崇拜思孟学派以及作为思孟二期、三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尤以程朱理学为甚。这固然是可爱的，甚至做人都是可爱的，但根本是王国维说的“不可信”，不仅不可信，而且有罗素、波普尔所批判的哲学危害，余英时则谓之“反智主义”。前几年，我现场听北京某学者评某儒说：“×××是董仲舒，胡××是汉武帝。”我不知道这是要侮辱儒学还是要抬举儒学！胡××没做成汉武帝功业是清楚的，×××能不能做成董仲舒我不知道。说中国化马克思是董仲舒而毛××是汉武帝似乎还比较靠谱，但还远不如毛××既是秦始皇又是汉武帝、既是马克思又是董仲舒靠谱吧，“秦始皇加马克思”之定位是谁给出的？“以吏为师”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只有“神权时代”或“神权角色”才会有王级官员也是“师”，如大巫师一样，是众教之源、众念之祖。

今天众多教授、博士热衷去建构“神而上学”或“国家形而上学”，此不知是钻入概念去营造“概念帝国”意淫、自慰的自作聪明及糊涂愚蠢，还是别有动机的“雪橇犬”式拉橇乞食，前者是鲁迅说的“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帮闲份子，后者则是纯粹的“帮忙”份子。有他们这些心智的人帮忙帮闲，昏昏昭昭如何那是很清楚的了。鲁迅1920年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无论是刘小枫还是邓晓芒，我不愿意去你们热衷的“黄金世界”。无论左或右，邓晓芒等没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没有“人权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更是灾难，这是其墨家思想的本质使然。马克思一派的经济学、政治学妄想理论（“黄金世界”的憧憬与许诺）其墙脚在自然人性和自然人权面前就如墨家理论一样轰然甭解（现实就是最好的挖掘机），“金山”之族、“白山”之族臆造的黄金世界也挡不住真相与正义的潮流。

宋人戴溪《石鼓论语答问》曰：“今人不能博学便有说约之意，终日危坐，有所思索，曰：我将以为道也。故才智之士得以讪笑之，其病在于不学也。”故自己惟有读书耳，同时牢记“建构于‘血气心知’的个体生命之上，××学才获得了自由与人权的向度”这一心得以及“王道本乎人情”、“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的人道立场。

（2013/11/25撰）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