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忧

——忧患意识

作者：韩星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11月13日

忧患意识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它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之一，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代表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中华元典之中。“元典的忧患观、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哀苦，他们胸怀对生民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从周初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忧患意识”充溢整个中华民族，从近代革命到五四精神，虽忧患意识的内涵在不断丰富，但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中华民族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挫而复起，穷且弥坚的精神动力之所在，正所谓“艰难玉成”，“殷忧启圣”。 1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渊源深远。南宋思想家叶适曾经说：“自黄帝以下,圣贤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亲其忧，至于孔子老死而不遇，其忧为最深者。”忧患意识的真正滥觞是西周。周初统治阶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等）都流露出“无疆之恤”（无限的忧虑），即对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对政权兴衰刻骨铭心的忧思。 2周文王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不敢耽于游乐打猎，只是恭谨地处理政事，从而在逐渐积累中实力越来越强大，奠定了剪灭商人的胜利基基础。在面对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周民族能山一个落后的民族而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文王的时候奠定了克商的新局基础，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周人一直小心翼翼地迈开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这便是“忧患意识”的萌芽。

周初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形成于殷末周初的《周易》当中。《易经·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包桑”，是说危险啊，危险，命运好像系在柔弱酌桑枝草包上一样危险。《易传》对于《周易》忧患意识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发挥。《系辞上》说：“《易》之为书，……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说易教人要象乾坤那样,进退出入行为要有节制,明白盛衰生灭的分寸,外出或内隐要怀一颗忧惧的心；同时，要明了忧愁和患难发生的原故,做到这样,即使没有师长的保护,也好象在父母面前一样踏实。《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美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系辞下》还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是指文王在自身力量微弱的时候不得不事纣，不得不小心谨慎，同时又不忘克殷的大事和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忧患的对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凶。王夫之曾经在《周易内传》卷6上《系辞下》具体分析这种情结说：“死生荣辱，君子之所弗患，而况圣人乎?”他认为文王之所以演《周易》而有忧患之辞，是因为“文王欲吊伐。则恐失君臣之大义；欲服事，则忧民之毒痛。以健顺行乎时位者难，故忧之” 3徐复观据此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见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但此种精神地自觉，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扩大。” 4《系辞下》还阐述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思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平安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危难，存活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衰亡，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动乱，告诫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于安定祥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伴随这种忧患意识而产生的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跃动。徐复观先生在《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一文中提到:“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权) ,成为新地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的,并不像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表现。” 5徐复观对“忧患意识”的阐释剔除了宗教性的成分,开掘其出人文意蕴，突出强调人自身的发现、把握与提升。

到春秋时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百姓遭殃，生灵涂炭。面对这种“道之将废”的混乱局面，孔子痛心疾首，对社会、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教育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讲的“忧道”,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道”的失落意味着文化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价值标准的失范，是儒者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立志改变“道之不行”的现状，重新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苦心孤旨要找回的“道”，就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孔子的“忧道”具体体现为：(一)，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孔子忧虑的是国家与百姓的存亡生死之道，体现的是对于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怀。希望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君子不要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忧道之不行、德之不顾；忧国运之衰、民生之艰。（二），对礼乐文明危机的忧患。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从而使礼制得以完善，所以孔子特别推崇周礼。在《论语》中，孔子屡屡称赞周代的礼乐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对于周礼的制定者周公更是钦佩有加，以至于连做梦也想着他：“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但现实是“天下无道，则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三），对人生道德的忧患。他批评当时人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这是对人们缺乏道德修养的深切忧虑。孔子的忧患意识后经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

汉初贾谊时代虽然形成了文景之治，天下安定，但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表关切和忧虑。他多次向文帝上疏，敲响警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贾谊《治安策》的意义就在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此， 毛泽东 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董仲舒似乎比贾谊幸运，他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提出了一整套治道方案，主张更化善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但他个人的命运则非常不济，汉武帝一定程度上用了他的思想却由于诸多原因没有重用他这个人，他曾经因言灾异被判死罪，后被汉武帝赦免， 废为中大夫。这样，他一生不得志，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现在流传下来董仲舒的《士不遇赋》表现了他心怀忧虑，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呜呼！嗟呼！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心之忧兮，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祇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唐初唐太宗统治集团重视以儒治国，对儒家忧患意识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实践，他们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贞观政要·慎终》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有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这种安不忘危的意识对于统治者是难能可贵的。贞观朝的大臣以魏征为代表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为贞观盛世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始终面临着外族入侵和内部政治危机的双重困扰，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充满各种危机，宋儒自然也就具有普遍的忧患意识。他们继承孔子的“忧道”意识，对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表示忧虑，并使忧患意识与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结合起来，力图通过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来超越忧患。正是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集·近思录》）壮言。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范文正公集·用天下心为心赋》），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还因忧国忧民而掀起了“庆历新政”的变革运动；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顶住了顽固派压力而实行变法；朱熹把他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写进了诗歌中；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他居此瘴疠盅毒之处，魑魅魍魉之地，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但能够居之泰然，原因是他勘破生死，“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这些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

【注释】

1冯天瑜：《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3王夫之：《周易内传》卷6上《系辞下》。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19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