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为“三纲”正名》自序、后记 

作者：方朝晖

来源：作者惠赐本站

时间：2013年12月10日

《为“三纲”正名》一书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董仲舒和汉儒，以及朱熹和宋儒等的研究，批判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对“三纲”的误解，揭示如下事实：中国历史上提倡“三纲”的学者从未主张无条件服从，或绝对的等级尊卑；相反，他们无论从人格、生平还是思想上看，都表现了顽强的人格独立性和谏诤品格。不仅如此，本书还揭示，被现代人批判了一百多年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本义只是强调从大局出发、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义务。具体说来，要求在上位者（君、父、夫）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出“纲”的样子，发挥“纲”的作用；在下位者（臣、子、妇）要有忠的精神——：一方面，不轻易背叛，不擅做擅为，而是顾全大局，服从大我，尊重“纲”的权威；另一方面，不盲目服从，不阿谀奉承，而是适时谏争，格其非心，确保“纲”的成效。无论是垂范还是尽忠，无论是服从还是谏争，都出于对人与人关系的差异现实的尊重，是忠于自己做人的良知和道义，捍卫自己人格的尊严与价值。这种精神即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并一直在发挥作用。

另外，本书论证认为：“三纲”思想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是汉儒为了适应汉代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新创，而是来源于孔子的“《春秋》学”，在汉代为公羊家阐发。准确地说，“三纲”思想渊源于孔子有感于春秋时期天下大乱、为建立社会秩序提出的药方，它不仅对于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现代人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乃至于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建设，都有着不容小觑的现实意义

本书还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将“三纲”视为儒家传统中最大的“封建糟粕”，以及妨碍社会进步和人性自由的沉重枷锁，这一看法不仅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导致现代中国人忘记了中华民族过去数千年来立身的根本，导致现代中国文化迷失了方向。因此，现代人对“三纲”的批判，其背后蕴藏的是中国文化价值的沦丧这一严重现实。事实上，现代人对于“三纲”的“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进化论的误导，而后者早就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过时。

全书共6章，总计近7万字。

《为“三纲”正名》一书自序 

2010年2月10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的文章，意外地引起了不少“讨伐”[1]。此后，李存山先生专门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一文，对我在同刊2011年第2期上为“三纲”辩护的文章[2]，进行了全面反驳。这迫使我花不少精力来梳理历史上的“三纲”思想，我重点研究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个代表人物，初步考察了历代儒者对“三纲”的看法，写出了这本小书。此书可以说是一场学术争论的产物，我应该感谢那些批评我的人；如果不是他们，我绝对想不到写它。

然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反驳，而在于回归历史真相。我不是什么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更不可能为辩护而辩护。我希望通过冷静、客观的分析，深入、细致的解剖，还原“三纲”的本来面目。同样地，如果任何人能够以理性、客观、合乎逻辑的方式反驳我，我会由衷地感激，这对于澄清历史真相大有裨益。如果事实证明我是错的，也是好事，至少留下了一部反面教材。

本书对历史上“三纲”思想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这与本书设定的目标有关。它的另外一个可能遭受的攻击是，没有研究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毕竟理论与现实不是一码事。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研究仅限于对“三纲”理论的探讨。这样主要也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对“三纲”的批判有其理论依据，即董仲舒、《白虎通》、程朱理学等，我希望对这些理论依据重新检讨。

我相信，对于“三纲”之现实后果的研究非常必要，但评价时必须带着真正的历史眼光。否则，对数千年民族文化生命缺乏起码的感通，看不到古人思想中的血与泪，动辄认为古人全都犯了某种低级、简单的错误，将贻害无穷。这种妄自尊大的做法部分来自于文化进化论，它往往预设某种现代价值观具有超越一切时代的普世意义，以之为标准衡量古今一切思想和现实，其特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后果是历史虚无主义。

[1] 参周思源、王也扬、张绪山、赵庆云分别分表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3月10日、3月24日、6月30日国学版（15版）的文章。

[2] 参“‘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页47-52。

《为“三纲”正名》一书后记

本书是以我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5/6、7/8期的连载长文“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约6万多字）为基础改编而成。这次出版，作了大量认真的修订，包括使主题更突出，焦点更明确，针对性更强。特别是对于“三纲”该如何定义、理解及转化，都作了新的交待。

本书的目的不是标异见奇，而是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向。我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错了方向；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相当离谱的错误。导致错误的原因我想不是什么人的问题，而应归于那个时代。本书所批评的近代学者，都比我伟大得多；如果我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侯，说不定会犯更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批评了。批评的目的是澄清误会，唯此才能找到方向。因为今天找回中国文化的正确方向，表面上容易，其实不然。一些历史的误会，如同笼罩在我们心头的层层迷雾；中华民族几时才能从这些迷雾中走出来，找回自身的正确方向，我感到忧心。

重新理解“三纲”，就是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解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源。我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有关三纲与秩序重建的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方面的主张。我认为，三纲五常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未来中华文明的方向，非常重要。因此，为“三纲”翻案不是终极目的，今天真正重要的在于为中国文化寻找药方。

“五四”以来对“三纲”的批判，与现代中国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有极大关系（这一点在谭嗣同的《仁学》中表现得就很明显），但也与一些西洋学说自身充满迷惑性有关。虽然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但我更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能是它们，仍然要从“三纲五常”出发来找；民主、宪政、法治等制度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但我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秩序基础不可能是它们，仍然要从“三纲五常”出发来找。“三纲”在今天如何转化，本书最后一章第二小节已有交待。类似的观点也散见于我近年来的一系列论文中。对此，欢迎一切理性、清醒的批评。

在今天的国学大潮中，我认为儒学的最大任务仍然是激活，即激活它的一系列范畴和思想的真正内含，说清楚它们到底包含着什么真谛，为什么对于解决当下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必不可少。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功夫，寄希望于创立儒教、设计政体，搞宪政、民主与儒学的理论结合，我是不看好的。

最后，感谢倪卫国、熊晓丹、舒炜等曾为本书出版尽过力的人。清华大学出版社原编辑熊晓丹女士曾给过我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对本书的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倪卫国先生对于本书的出版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