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互隐”的迷局（外一篇）

作者：留白（刘强）

来源：新浪博客

时间：2011年9月21日

父亲违了法，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这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人们。《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好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    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显然，标举孝悌的夫子并不主张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以“人伦”（社会法则）破坏“天伦”（自然伦理）。对此，朱熹解释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论语集注·子路注》）这种“亲亲互隐”的观念遂成为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孟子·尽心上》也有一段著名的“公案”，说是假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作为天子和人子的舜该怎么办呢？孟子的答案是，先让当时的执法者皋陶“执之而已矣”，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尽到天子的责任；然后作为儿子的舜，又当“窃负而逃”，和父亲一起到海边隐居，“弃天下犹弃敝蹝”，以成全人子之道。这两条故事，加上《孟子·万章上》所载，舜对“至不仁”的兄弟不仅不处罚、反而“封之有庳”的事例，都是早期儒家“亲亲互隐”观念的实践延伸。

有意味的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亲亲互隐”竟在学术界掀起一场论战，而且，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很快升级为所谓“崇儒”和“反儒”的观念之战，主义之争。这是让旁观者如我始料未及的。

论战的发起者通常都是反对派。2002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刊出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认为“孔子和孟子自觉确立的主张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根本精神，正是这种‘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观念的始作俑者”，将“亲亲互隐”指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应该说，这种观点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论者试图通过对儒家血亲伦理精神的“清算”，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开一剂“药方”，出发点也不可谓不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将儒家亲情伦理视为腐败之“温床”，则难免以偏概全之弊。论争由此展开。在长达两年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位学者参与争鸣，最后由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担纲主编，将争鸣文章汇于一帙，即《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作为“正方”主将的郭教授在序言中说：“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这场争鸣的结束。”颇有“鸣金收兵”的意思。没想到，时隔两年之后，同为武汉大学教授的邓晓芒先生在通读完这部论文集后，竟然撰文发难，再次试图把“亲亲互隐”钉在“腐败”的耻辱柱上（《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

邓教授的宏文我仔细拜读了，但说实话，我没有被说服。邓教授说：“不仅古希腊社会，而且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会存在有‘为亲属隐罪的观念’，就像说任何社会中总有想要损人利己的人一样。这并不能证明为亲属隐罪或损人利己就是什么天下之公义。”如果我没有看走眼，作者流露出了显而易见的“道德主义”倾向，甚至把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混为一谈。试想，如果真有这么一种“天下之公义”，它对人类普遍存在的本性（哪怕是弱点）一概不管不顾，那我们凭什么要接受它、尊奉它？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谓天下公义的设计，难道不应该充分考虑对人的本性予以尊重与呵护么？想当年，宋明理学家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盛极一时，影响了数百年，最终不还是露出了“假道学”的庐山真面？

读过《论语》的人，应对夫子的“谨言慎行”印象深刻。夫子可能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但他很少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叶公标榜那个告发父亲攘羊的“直躬”儿子时，一向秉承“直道”的夫子，对这件事情的“反腐败”意义和貌似正义的一面不会没有考虑。但他还是向这一在世俗眼里颇具“大义灭亲”色彩的“直躬壮举”，提出了大胆质疑。当夫子说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时，那是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勇气的！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孔子绝不是赞成偷窃行为，以及其它一切犯罪行为，他只是不赞成由儿子来揭发父亲。孔子的潜台词也许是：执法人员和旁的人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搞定”。（如果一定要有人“举报”，也不该是当事人的亲生儿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果为了一头羊，非要颠覆天赋的父子情、仁之本，这损失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子告父这样的事发生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把那个儿子树立成“道德标兵”、“法制模范”，这和用贞节牌坊把妇女都教唆成“烈女节妇”一样，最后只能变成“名教杀人”。别的不说，祸国殃民的“文革”就殷鉴不远。李零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

“文革”第一天，我父亲就是黑帮，到“文革”结束也还是黑帮，直到1979年才平反。当时，我想，我父亲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就算他是坏人，他就不是我父亲了吗？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孔子讲的忠和孝。孔子说，孝就是“无违”，劝父母必须委婉，不听，只能照着办，儿子不能揭发老子，老子不能揭发儿子，“直在其中矣”。这和我在“文革”中的经验满拧，我亲眼看到我的同学，出于害怕，打骂父母亲，在墙上贴辱骂父母的大字报，甚至带人抄家。他们把自己的家抄了，就没地方住了，以至流落街头，偷东西。（2007年05月17日《南方周末》）

李零先生惯以“解构”的方式言说，这里明明可以给孔子唱唱赞歌的，他偏要来个“这和我在‘文革’中的经验满拧”。事实上，“文革”发生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学生打老师”等种种人间惨剧，不都是“大义灭亲”、“革命有理”惹的祸么？“文革”的悲剧恰恰证明了夫子的高瞻远瞩、目光如炬！

《庄子·田子方》里有句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在我看来，叶公正是庄子所谓的“中国之君子”。而孔子，不仅“明于礼义”，更“善于知人心”。夫子比叶公看得更深刻，更广远。他看出，鼓励一个儿子告发他父亲的危害，远比容忍一个儿子的“沉默”更其巨大。前者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标”，后者才是维系人性稳定的“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窃以为，“父子互隐”这一段谈的正是“性与天道”，是一般“中国之君子”难以洞悉参悟的“性与天道”。

仔细想来，把“亲亲相隐”钉在“腐败”耻辱柱上的学者，实在有些“暴殄天物”。他们把儒家先贤对此一问题的“形上”思考，不费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处理，孔子明明是在谈“性与天道”，也即所谓“语上”，腐败论者则将话题“压缩打包”，使哲学问题降格而为政治及法律问题。反对“亲亲互隐”，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深渊，也即所谓“大义灭亲”，这种观点看似“政治正确”，实则是以破坏的方式建设，以反人性的、“釜底抽薪”的方式维护所谓道义，其行为也许能获得暂时的“道义”满足，但久而久之，必使“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大义灭亲”的方式反腐败，不啻将一把割阑尾的手术刀，直接插进了心脏！ 

其实，正如“亲美派”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儒”也未必就是真正的“现代”。在我看来，亲情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底线伦理”，它既符合人本主义，也符合人道主义，不惟儒家独有，放之四海皆准。不仅我国自汉代以迄民国，“亲亲相隐”受到历代法律的保护，国外同样如此。范忠信教授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一文中，列出大量西方法律条文，说明在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乃至我国台湾的现行法律中，针对“藏匿犯人罪”、“隐灭证据罪”、“包庇罪”等犯罪，都有“直系血亲或配偶”可以“免除处罚”的条款规定。（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四个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里，不允许亲情回避。）可见，在法制社会中，对“人性弱点”的正视和尊重，早已是法理学的常识。如果说它有缺陷，那也是人本身的缺陷，而离开了人，一切学术、公理岂不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现代法律的精神恰恰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哪怕是罪犯）的人权和尊严为归依的。那种无视“人性弱点”的“天下之公义”，就像一个总是用意识形态乌托邦强奸民意的“国家”一样，人们大可以“弃之如敝屣”。

如果进一步探讨“亲亲互隐”在法律上的可行性问题，窃以为，除了向上述法治国家学习外，还可引入“沉默权”这一理念。既然对于被告人，都可享有不被强制说出于己不利的供词的“沉默权”，为什么亲属不可以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沉默权”还包含有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如果其没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等权利。而律师的职责是尽量为被告人作辩护，使其依法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作为被告人的亲属，当然无权充当辩护律师，但保持沉默、避免让亲人遭受更严厉的司法处罚，这样的心理应该是能够被理解和尊重的吧。在我看来，“亲亲互隐”的“隐”，既可以当作“容隐”，也可以理解为“沉默”。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争论什么问题，都应以人为本，兼顾学理，而不能将学理凌驾于人本之上。须知人类数千年积累的伦理经验，远比“现代性”之类的名词术语可靠得多，也高明得多。就“亲亲互隐”这一问题的论争而言，我们真应学学孔子“伤人乎？不问马”的人道精神，来一个“伤人乎？不问主义”。否则，高考作文中出现揭发贪官父亲以求得高分的事例还会增多，为这样的功利动机摇旗呐喊的道德刀斧手更会层出不穷，而在一个充斥“大义灭亲”的所谓正义之士的地方，要想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岂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3辑，收入个人随笔杂文集《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附录】

一场不必休止的辩论

留白

自2006年9月以来，我先后在上海学悦教育和同济大学开设《论语导读》课程，听课对象既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及其家长。面对大学生的课程一般是一个学期。我采取的是逐条讲解的办法，这样，一个学期大概只能讲完一半《论语》。在学期末，我总要安排一次主题辩论，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题目就从《论语·子路篇》的这一条记载提炼而来。正方的观点是赞成孔子的“亲亲互隐”，反方的观点则是赞成叶公，姑且名之为“大义灭亲”。从这个辩题来看，我不排除在潜意识里，有把辩论的结果，当作检验学术界围绕“亲亲互隐”所进行的这场争论的一个参照系或PH试纸的意图。

辩论的准备时间一般是3-5周，事先我不做任何暗示，只让学生搜集资料，独立思考，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在辩论开始的那节课前，请他们根据正反两方的观点分开就坐。结果我发现，几乎每一次，赞成“亲亲互隐”的一方的人数都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呈逐年增加之势，最近一个学期正反双方人数差不多达到了6:1的比例。也就是说，一个班级如果60多人，赞成“大义灭亲”的甚至不到10个，在教室中显得势单力薄。学生们准备的很认真，充分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储备，查找了很多资料，当然包括学术界的一些论争文章，有些学生甚至引用了我这篇文章的段落和观点，而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辩论的过程当然是正反双方各执己见，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场面上煞是好看。胜负的结果是次要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正反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大家在辩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见识，疑义与析，取长补短。

在辩论中，有许多精彩的场面，也有很多顺手拈来的信息。譬如，有位反方学生说，如果鼓励“亲亲互隐”，就会增加执法成本，提升办案难度，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对于法律的伸张和社会的安定很不利。他还举出一个论据，即最近河北高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明文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所以他赞成“大义灭亲”。马上就有正方学生反驳说：我们赞同“亲亲互隐”，并不是主张让犯罪者逍遥法外。要知道，政府和公检法等执法部门，是纳税人花钱雇佣来为大家服务的，有义务通过各种手段来打击犯罪，捍卫正义，如果靠鼓励亲属们互相揭发，“大义灭亲”，来提高执法效率，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甚至是“渎职”，而鼓励“大义灭亲”，不仅是“无能”，更是“无情”的表现。试问那些颁布法令的人自己会这样做吗？己所不欲，何施于人？如果最基本的家庭亲情伦理都不能被保护，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弄得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指望那样的社会执法成本会降低，岂不是开国际玩笑？

还有人提出，最近发生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亲亲互隐”的结果，可见亲亲互隐贻害无穷。马上就有人反对：既然如此，这件事怎么会传得沸沸扬扬？说明“亲亲互隐”即使有害，它的害处也不过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路不平，旁人踩”。像这样的恶性事件即使想“隐”也“隐”不了。我们宁愿看到公共权力和舆论监督正常运转后的“疏而不漏”，也不愿意看到李刚把儿子扭送公安机关的“大义灭亲”——后者如果不是虚伪，至少也是人性扭曲的结果。应该说，这位同学的观点是很有穿透力的。

作为教师，我虽不愿充当“仲裁者”，但也不得不做简短的点评。在点评中我也表达了我个人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我赞成并尊重“亲亲互隐”，并对“大义灭亲”的正当性和天然合法性表示怀疑。因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大义”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大义之所以“大”，常常是因为它的制定权和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肉食者”或既得利益者手里，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甚至不同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大义”。这种“大义”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人伦亲情，或者干脆说这世界上谁生了你、谁给了你生命这一点则是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维护这种唯一不变的绝对的亲情不受侵害，不仅是人的一种值得尊重的本能，同时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大义”。义者，宜也。孔子说“直在其中”，其实也就等于他在另一个场合中所说的“义之与比”。行其所宜谓之义。当“大义”变得“不近人情”，“大义”就只能是“大人先生”的“大义”，对于凡夫俗子，则不妨网开一面。所以，当我们的这种保护家人和亲情的“私权”遭到捍卫“大义”和“公道”的“公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以不变应万变”，做捍卫“私权”的“钉子户”。因为道理明摆着：没有“私”，就无所谓“公”；取消了“己”，也就无所谓“群”。质言之，儒家传统中的“亲亲互隐”思想，其实是与西方的人权观念等普世价值不谋而合的，完全可以进行“现代性转换”。

辩论到最后，反方有位女同学终于说：扪心自问，要我去“大义灭亲”我肯定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种超乎私欲和私利的“大义”，仅此而已。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这其实一语道破了“大义灭亲”论者存在着的“知”与“行”的分离。一种很难有效贯彻“知行合一”原则的理论和观点，常常会变成“己所不欲，硬施于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现象，已经远不是学理上的自相矛盾问题，它对人心的扭曲甚至是人格的侵蚀恐怕也不容小视。而“亲亲互隐”就不存在这种道义困境，它从一个人性的原点出发，更容易“知行合一”。

从这个角度言，“亲亲互隐”，不仅是“直在其中”，“义在其中”，而且，也是“恕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人，真的做到“大义灭亲”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如果以此要求所有人都去“大义灭亲”，甚至以“亲亲互隐”为不义，为非法，必欲诛之而后快，特别是，这种一元论的义愤情绪一旦变成政策的安排和法律的规定，那就容易成为一种文化上或道德上的专制，其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和暴政。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在三十多年前搞这样一场辩论，可能赞成“大义灭亲”的要占绝对优势，甚至没有人胆敢捍卫“亲亲互隐”这一显然“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是，这些80后、90后的大学生们，已经从单一思维走向了多元思维，在政治道德判断之外，又多了人性和人道的判断，甚至是现代法制常识的判断。我常听到不少人表达对80后、90后的担忧，说他们功利而实际，缺乏理想和抱负，其实这真是杞人忧天。80后、90后们，即使不是最为清醒和理性的一代，也是最为自我和自尊的一代，至少，他们可能不再像父辈甚至祖辈们，那么容易被“大义”所“忽悠”了。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一直想写一写我对这些课堂辩论的感想，现在终于完成了，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那么，就让辩论继续进行下去吧。

2011年2月8日写于有竹居

（按：两文均收入郭齐勇先生主编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目录

郭齐勇：“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郭齐勇：论道德心性的普遍性——兼评儒家伦理是所谓“血亲情理”

丁为祥：批评传统是怎样成为一种“传统”的？——邓晓芒对儒家伦理“澄清”之再澄清

丁为祥：逻辑、法律与“原子”公民——邓晓芒先生的“连环锁子甲”

丁为祥：反思与反省——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题外之思

龚建平：“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龚建平：批判的前提——回邓晓芒教授

龚建平：“植根于身体感受”之心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我见

胡治洪：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

胡治洪：辩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胡治洪：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先生,兼答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

胡治洪：全盘皆错的“判决性实验”

陈乔见：诬妄的批判——答邓晓芒教授

陈乔见：《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

周浩翔：为“亲亲互隐”正名——回应邓晓芒教授

郭齐勇、陈乔见：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林桂榛：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

陈乔见：逻辑、理性与反讽——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顾丽玲：从《游叙弗伦》看苏格拉底的敬神

俞荣根、蒋海松：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范忠信：“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刘 斌：“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留 白：“亲亲互隐”的迷局

林桂榛：“父子相为隐”与亲属间举证——亲情、法律、正义的伦理中道问题

林桂榛：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

陈壁生：孔子“父子相隐”思想新解

陈乔见：私与公：自治与法治——兼论儒家“齐家”与“治国”之分际

崔发展：容隐现象的发生与容隐制的建构

崔发展：六法体系形成中的容隐制问题——以礼法的合流与分离为线索

孙 奕：《唐律》中“容隐”观念的制度化

欧阳祯人：试析刘咸炘的话本小说《瞽瞍杀人》

王 剑：“瞽瞍杀人”故事的创作、诠释与修改——从孟子、刘咸炘到当代学人

唐文明：儒家伦理与腐败问题

秋 风：走出偏见的牢笼 ——《儒家伦理争鸣集》书评

郭齐勇：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重建哲学系统的意义

郭齐勇：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之蠡测

罗义俊：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徐 瑾：牟宗三真的“误读”康德了吗？——就“智性直观”问题与邓晓芒老师商榷

徐 瑾：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律”的批判

高山杉：“错位”之错位

高山杉：“健在”且“日新”的“已故”斯通普夫教授

廖晓伟：论邓晓芒对牟宗三中西哲学比较的批判——读邓晓芒教授驳牟宗三诸文有感

周浩翔：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兼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