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儒生事业,家国天下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3-12-20 0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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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作者简介:许章润,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宪政理论与刑事法学,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传统的法律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意义。主持《历史法学》集刊,主编“汉语法学文丛”、“西方法哲学文库”和“法意丛刊”。 

儒生事业,家国天下

——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者按西历2013年11月24日下午,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弘道书院主办,弘道书院学术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采取了对话方式,一方是许章润、高全喜、任剑涛、胡水君、程农、张旭、张龑等来自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一方是陈明、姚中秋、梁涛、唐文明、慕朵生、任锋等北京儒家学者以及张晚林、林桂榛和陈乔见三位“儒生文丛”第二辑的作者代表,双方围绕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会议主题,在跨学科、论辩式的讨论中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经与会者订正,现将会议发言纪录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刚才听了“儒生文丛”第二辑作者代表张晚林、林桂榛、陈乔见三位哲学家正面阐释,此刻由我和胡水君、张龑三位,法学者,侧面回应。此情此景,使得法学家们仿佛一开始便处于不利位置,正所谓实践理性之于纯粹理性多半理屈词穷也。

 

 置此语境,略作六点陈述。

      

 第一,从一个名词讲起。这个名词不是别的,就是“儒者”。这几年,秋风教授无论到哪里开会,开口闭口,辄言“我作为一个儒者”如何如何。区区侧耳,颇不以为然。你怎么是儒者呢,你就是一介儒生嘛!一字之差,境界有别。但凡读儒家书、习儒家典籍、按儒家典范做人,就是儒生。而儒者,在我以为,则需达到一定境界,而且,其境其界,低了不行。不仅正心诚意,而且,具备人格气象,反映出内心的良知良能。到了这般境界,才能说是儒者,而且,自己不能说,乃口碑也。以梁漱溟先生为例,梁公是儒者,大儒,外表柔弱,而性格刚强,危难时刻拍案而起,体现着儒者的刚健风骨。所以,你自号儒者不恰当。今天刊行的这套著述题为“儒生文丛”,定位准,志趣高远,也就是儒家学统语境中书生事业的意思。希望下次你跟我们见面时,最好自我介绍“我作为一介儒生”如何如何,好歹顺耳。在下教书谋生,也以教书为业,在知识分子的传统语义上,也可以说“一介儒生”也。

 

 说到梁公,有件事颇能说明其学思人格。对于法制、民主和宪政,梁公早年、中年和晚年,理解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盖因时代有别,而“中国问题”所呈现不同,所需因对不同。梁公晚年目睹极权专制为祸惨烈,挺身疾呼法制民主。实际上,1975年,撰有“英国宪政之妙”一文,喟言单纯依靠人是有指望而无把握的事,非得靠法治,冷冰冰的法治不可。这是他晚年的想法,虽说跟1930年代时的立场有别,但本于“中国问题”的理路,则一般无二。还有,他从事“乡建”并非意味着反政治,毋宁,恰恰是一种基于政治的政制。梁先生说中国问题的最大毛病是政治不上轨道,现在宪政玩不出来,说明这个路线走不通,盖因宪政建立在社会发育的基础上,而中国社会是乡民社会,无此基础。故尔,首要花大力气,把社会搞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宪政不请自来。此非革命进路,恰恰是常态政治的路子,怎么能说是反政治呢!

 

 第二,刚才秋风开场致辞,其中一句话,大意是“儒生文丛”的出版标志着“儒家思想登场”,太谦虚了。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场域中从来就不曾退场。过去有儒学三期说,说明儒学没有退场,相反,却在持续精进。即便“十年浩劫”,儒家也没有退场,因为儒家作为“反面教材”,历遭歪曲丑化,却始终“在场”。像我们这批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小学时赶上“批林批孔”,方知吾国文教之初,有一种读书人儒家,而孔子是民办教师,以求知问道为职志。“真理的声音常常借助魔鬼的翅膀而翱翔”。证诸吾侪幼年之开蒙睁眼知道儒家儒学,乃至于通过“大批判”的方式亲炙儒门原典,进而对于中华文教的质朴、雄厚与博大,多少有所感受,真是一点不假。所以说,儒家从未退场,相反,经过百年文化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特别是后来的浩劫,迄而至今,其实,死而后生,而发扬光大,格局泱泱矣!

 

 从亿万芸芸众生的生活经验层面来看,儒家无论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乡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洒扫应对言谈举止中退出。吾父吾母,吾兄吾弟,在我观察,基本做人的一面,循沿的还是儒家的路子。毕竟,讲究宽厚待人,与人为善,向上心强,这些都是儒门千年教化的结晶。进而,即便是在中国政治结构和思想层面,儒义也从来没有退出过。恰恰相反,不论是救亡图存,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仿佛西学一统的格局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君子担当,“明道救世”的儒义风骨,是鼓舞万千士人奋起救国救民、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道义源泉。时至今日,到了将儒义儒学发扬光宏之际了,假以时日,好自为之,或许有一个“新儒生时代”者也。

 

 第三,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主要是通过西学视角,尤其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来批判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儒家资源的话,那么,最近十来年,随着中国制度主体性之日益凸显,从思想主体性之儒学传统思想资源出发,反过来剖析、反思、反拨西方晚近以来的主流文明,可能,时机已到。是的,不仅“地中海文明”以来的现代文明本身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因此,它的可持续性到今天来看依然存在着深重的问题,而且,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以来,尤其最近三十多年,这一套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无耻,华尔街式的巧取豪夺,真可谓登峰造极。包括西方高等教育在内,其近年来的堕落是令人惊讶的。诸位看看,刻下英美大学的教授数量不比中国大学少,其世俗化与势利性亦且强化,工具主义盛行,可堪讶异者也!置此情形下,如何从中国文明包括儒家文明的原道原旨出发,于批判这一波西方文明中抉发新机,从而有可能找出更具可持续性、切合当下人心的中庸中道的文明路线,实为时不我待。换言之,在发掘和提供中国的生存智慧的同时,发现分享的普遍真理,是儒学的当代使命之一。

 

 比如,刚才讲到的几个问题中,“亲亲相隐”为一端。其实,这是一个普世做法。以美国的一些州立法为例,夫妻双方得免于当庭指证对方为罪的义务,精神实质概莫如此。前一段秋风在北大做讲座,谈到民本与人民主权等问题,涉及政治上的第一立法者究竟为何这一问题,由此牵扯天命与正当性,天人、神俗之间经由“德”而上传下达诸题。所以,以德配天、法天配地这样的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正当性理论,基本上可说同理而异名。在此情形下,比如刚才讲到的“家国”概念,就需重予梳理,而见其精髓。在下愈加揣摩,愈发感到“家国天下”,实在是汉语文明留给我们后世子民的绝佳修辞,既把家、国、天下有效分离,同时又作有层次的勾连,形成了由近而远、及远及近的境界。如此一来,则华夏大地,齐烟九点,蔚为我们亿万子民诗意地栖居的公共领域,而有效解决了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意图解决的国家、社会与家庭的集体认同,同时又秉具自由主义的个体意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展现了中国传统文明极其高蹈的超越性。总之,这是一个极其高妙的修辞,多少意蕴尽可于此生发、延伸和演绎出来呀!

 

 由此伸展开来,所谓“正名”非常重要。既然各位以天下为己任,道统意识又如此强烈,则“正名”确实也是一种理路,一种方法。所以,如何在代际思想传承之间,通过每个人对于当下生活困境的体认,对于时代和大众苦楚的感受,而汇聚于新的阐释,这思想更新和文化更新不二法门,所谓“正名”的方法和程式,则中国思想之发扬光弘,不愁无路无力也!毕竟,对于传统的任何解释,反映的总是当下的焦虑,而恰恰接济现实生活以精神的活水源头。

 

 第四,关于儒学表征中国文化主权的问题。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再到眼前可能有的太平洋文明,这四、五百年间,“双元革命”迭发,导致其为现代和现代秩序生发的连续的过程。所谓“双元革命”,是指“民族国家-文化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这两大问题,由此造成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之二元一体,政治立国和文化建国之并行不悖。具体到近代中国,则“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作为“民主国家-政治中国”之二元一体,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政法骨干。这里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主权问题。所谓主权,在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两端,表现为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历史文化主权三端。除开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秉具世俗理性主义和超越性的双重性格,统摄上述双元而构成其精神的,概为历史文化主权。历史文化主权标准文化中国和文明政治,应当是开放的体系,但作为中国文明的底色和最为雄厚的传统的儒学和儒家文明,应当占有重要的,甚至最为显赫的地位,则毫无疑问。在此意义上,如何力使儒家、儒学担当起表征文化主权这一作用,这是需要几代人用功的事业,各位新儒家可能所担尤重。

 

 第五,虽说儒义儒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深厚功力的课业,但在当今中国思想场域,多元一体,儒学也只是其中之一也。盖因今日中国既有晚近舶来,某种程度上已然中国化的自由主义,也有百年以来在中国被人们遵奉的共和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共产主义。既然如此,则如何通过思想市场,使儒学与其他思想阵线多元对话,作为多元一体之意象存在,而展现思想解释力量与文化传承力量,从而确立平等的真理观,比强调儒学是宗教,可能更现实,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更有利于儒学的普及,进而,发扬壮大,最终,沾溉亿万华夏子民大的心田。

 

 在此情形下,比方说刚才张晚林教授讲到,“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道出了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分野,今天实在不可不察。士大夫主要回应制度难题,若要践履,落实为生活实践,把制度转型、文化创新表达为生活方式,例属另外一个方面。而“多元一体”与“平等的真理观”,则为另一个方向。

 

第六,三位教授展示了儒生意气,儒生气象,尤其是对于邓晓芒教授的批评,尤见生气。但似乎温柔敦厚不够,而躁切有余也。

      

以上是对三位“儒生文丛”作者代表发言的评议,下面,对在座的其他儒家学者的观点,同样讲六点看法。

 

 第一,秋风教授过去属于比较激进甚至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口闭口“俺是一个儒者”。但据刚才你的发言来看,立场似有变化,变得比较中道、比较平和,也比较开放、比较包容。嘻,不让你自诩儒者而叫你儒生,可能稍有警醒之效,亦未可知。

 

 第二,过去三代新儒家,面临国破家亡,中国文明花果飘零之颓势,感时伤世,悲情太重。其间,多有文化自辨和文明捍卫的激切而急切之论,打动了亿万万的心。他们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正当性,时常比附西学,而无法脱离文明比较与文化论战的语境。时至今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时代文化悲情可以休矣,但我讲我的,正面阐释无妨也。

 

 第三,在下同意这一观点,即把儒家当做宗教,实际是把它做小了。中国文明从来是一种世界文明、天下文明,具有普世文明的品格。尽管中国文明近代惨遭打压,尤其为“五四”新文化所鞭挞,但是,其世界文明、天下文明的性格未变。——如华夏神州这样的大国文明,其文明若非“世界文明”,才怪了。对此世界文明,却委屈成一种宗教,这不是把它做小了,又是什么。

 

 第四,诸位伸言现代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理论来创造性阐释儒义儒学,在下极表赞同。在此,修辞实在太重要了。此刻我们运用的现代社会科学术语,多半舶自西方,如何使中国本土术语在社会科学的营造下焕发新意,这才是换汤换药,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

 

 第五,将来儒义儒学的全面复兴,不是指儒学作为一个学科之建制化。——那样做,其实是把它博物馆化了,又把它做小了。毋宁,儒义儒学贯通延伸于每一个现代学科,而于其理论和思想阐说中显圣显灵。比如法哲学中关于正当性的问题,宪政讨论中的主权问题,凡此种种,都牵扯儒学解释。总之,将儒学儒义渗透于每一个学科,恐怕是今日开始的未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

 

 第六,陈明,你说我不时透露“嬉皮”,却不知此为在下所秉持的古典态度。无他,无他,“君子游于艺”也。


“儒生文丛”第二辑 

 

 

 

 

 

学术指导: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东海 秋风 

主编:任重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书目(七册):

        壹.《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姚中秋著)

        贰.《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余东海著)

        叁.《追望儒风》(米湾著)

        肆.《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张晚林著)

        伍.《“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林桂榛著)

        陆.《闲先贤之道》(陈乔见著)

        柒.《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