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主流，毋宁死！

——在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慕朵生

（中国儒教网主编，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编者按：西历2013年11月24日下午，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暨“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弘道书院主办，弘道书院学术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采取了对话方式，一方是许章润、高全喜、任剑涛、胡水君、程农、张旭、张龑等来自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一方是陈明、姚中秋、梁涛、唐文明、慕朵生、任锋等北京儒家学者以及张晚林、林桂榛和陈乔见三位“儒生文丛”第二辑的作者代表，双方围绕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之创生会议主题，在跨学科、论辩式的讨论中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经与会者订正，现将会议发言纪录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今天，参加“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座谈会，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向各位师长朋友学习的机会，但很抱歉我事先没有做好发言的准备，因为中午才得知任重兄无法参加。我和他是十六年的老朋友了，平时见面也很多，所以紧急赶来，以便把座谈会现场的情况转达给他。

首先祝贺我的四位老朋友，秋风兄、晚林兄、桂榛兄、讷言（陈乔见）兄大著出版。秋风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一书，还给儒家带来一些猜疑。好像是贺卫方，说现在局势是“反宪政”，你儒家关于宪政的书咋还能出版呢？是不是其中有什么猫腻啊？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我宁愿贺卫方说的是戏谑之言！

晚林兄、桂榛兄、讷言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皆为郭齐勇先生的高足——晚林兄虽不及门，但至少也算半个弟子！刚才，任剑涛老师说郭先生是“粉红色儒家”，我不同意。我认为郭先生是一位非常纯正的儒家，培养的数十位弟子几乎都是坚定的儒生，在座三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荀子说，大儒“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我续一句，“在学则教儒”，以自己的人格和学问，影响和塑造弟子为儒生，使中国文化“代有儒生传道统”。大学中做儒学研究的教师，都能像郭先生一样，儒学何愁不复兴？！

同时，尽管任重兄不在场，我也要祝贺他主编的“儒生文丛”第二辑出版！“江水冷暖，寒鸭自知。”任重兄真是不容易！到处化缘募捐！好像还向佛教的一个基金会申请过资助，最后没成，但两位僧人过意不去，就以个人名义各捐了一千元钱——这事是讷言兄联系的吧？（陈乔见：是。）我觉得，“儒生文丛”的出版，是中国儒生的集体亮相和公开表态，标志着中国大陆文化复兴由“国学”到“儒学”、由“知识”到“信仰”的方向性转变。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不苟行，待乎其人。有了儒生儒者，才会有真正的儒学儒教，才会有真正的文化中国、儒家中国！

下面，我结合刚才诸位师长朋友讲到的内容，谈三点不太成熟的看法，仅供各位参考：

第一，儒家，复兴儒学，抑或重建儒教？作为中国儒教网站长，我是一个铁杆儒教徒。但在这里，我并不想为儒教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宗教从不是靠防御性辩护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守死善道、笃学力行建立起来的——儒教重建尤其如此。刚才许章润老师、秋风兄都提到，把儒家视为或做成宗教，是看小或贬低了儒家。我觉得，这可能是儒家内部的“儒学派”对“儒教派”的一种误读，因为两派使用的“儒教”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蒋庆先生，倾向于把儒教等同于中华文明体，因而儒学只是其义理或学理部分。但是，很多儒者，是以儒学涵盖儒教，把儒教视为儒学的教化部分，或认为儒学只是具有某些宗教性的功能，但不是宗教。比如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诸先生，就都把儒家视为一种“人文教”。就此而言，秋风兄中国“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提法，既渊源有自，又开拓创新，是一种值得期待继续生成的论述。我看到秋风兄有关文章时，是很开心的。因为，尽管在对儒家的整体性描述上，秋风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论说值得商榷，特别是儒学借助其他宗教发挥自己宗教功能的提法，我很担心——如果中国变成了一个“耶教国家”，恐怕就很难再看到儒家文化的色彩了。但至少在策略上，秋风兄的这一论说是积极的、可行的。否则，儒家变成（耶教模式的）宗教，“四书五经”就不好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大中小学课堂了吧！如果诸位都声称自己是儒教徒，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开会，就会引起警惕了。

总之，作为“儒教派”，我尊重、欢迎来自儒门内外的各种批评意见。不过，我也欢迎，尤其是欢迎儒门内部对“儒教派”的言说和诉求，持一种包容和尊重的态度。不管是“儒学派”还是“儒教派”，我想，我们大体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儒家文化在古代是一种发挥多种功能的文化生命有机体，其在当下的展开也必然是多维度、多路径的。我非常赞同刚才任剑涛老师所说，即儒门内部的分歧，是儒门张力或者生命力的体现，表明了儒门的博大精深和气象万千。儒门之大，就大在能“一分为八”，但又都能“宗归孔圣”。因此，儒者在不能证成自己的言说是完美无憾和唯一可行的情况下，宁可对他者尤其是儒门内部的言说，采取一种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刚才很多人，提到要吸纳接受、融铸创新自由主义、西方文化云云，我发现大家对他者是很包容和尊重的，怎么说到“儒教派”的主张，就是看小或贬低了儒家呢？我建议，适当时机，可召开一个儒门内部会议，请蒋庆、陈明、康晓光等“儒教派”代表人物，讲一讲他们所说的“儒教”和“儒学派”所说的“儒教”，到底有何异同？

第二，儒家，宁为“怨妇”，不为“娼妇”！今天下午，聆听诸位师长朋友发言后，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大家都对儒家儒学儒教复兴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未见、未闻的热情和乐观。的确，近年来儒家境遇有所改善，特别是“道在我身”，且立乎其大，其小固不能夺，儒家必须有这种“家国天下”不出我范围的自信和决心——这是儒家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气概和使命。因此，我非常赞同各位提到的，现在的儒家不能自艾自怜，不能怨天尤人，而是应该奋发进取，勇往直前。但是，我也不同意有人把儒家近代以来的耻辱感、忧患感、悲苦感，视为“怨妇心态”。坦率地讲，用“怨妇”形容近代以来儒家的心态，这是个很糟糕的做法！别人“打倒孔家店”，破坏孔庙，挖掘孔林，骑在儒家脖子上屙屎拉尿，人近禽兽而国近夷狄，中华道统不绝如线，儒家咋就不能埋怨几句？叫骂几句？反正是我没有那么高的修养，不会如此的宽容。相反，“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该叫骂就叫骂，该开打就开打！

关键的问题是，我觉得大家对儒家的生存境遇有些太乐观了——如果不是盲目乐观的话，至少是对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明体复兴的整体性诉求看小、看低了，同时也对儒家复兴面临的严峻挑战认识不足。我前面提到，近年来儒家的确出现一些复苏的苗头。但是，儒家这种上升的趋势，远远不及“西方化”或说“现代性”上升得更快——西方化和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精神预设和价值预设，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就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中，开门见山就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中国性，或者儒家的色彩，远没有80年前的中国厚重！因此，我非常赞同康晓光老师的一个观点，即儒家要做好打“持久战”、“阵地战”的准备，要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城池、一个个企业地收复失地！

在这里，我想就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多说几句。近段时间，从拟将中国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到在中学试点推广台湾版“中华文化教材”，特别是到官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提法，貌似中国政治文化开始回归“中华道统”，许多人，包括一些儒者，对此是予以肯定的。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毕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但是，这些现象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方会真心接受和主动回归儒家？政治是在“儒家化”还是要“化儒家”，即政治是要为儒家所利用还是要利用儒家？如何判断这些问题，对儒家是一大考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向右，政治向左”的趋势，如果儒家不能成为其中制约、平衡、中和的关键因素，不能化解“政治的暴戾”和“经济的欲望”，极有可能会被绑架在现实政治的战车上，成为其工具甚至是牺牲品，成为各种思潮的反对面和众矢之的，从而给儒家复兴带来更大的阻力。因此，儒者可肯定和欢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最新变化，甚至可采取“曲通之术”来“诱君入道”，但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儒家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坚持“儒化政治”的大方向，避免发生“与狼共舞”的可悲局面。事实上，因为当下政治文化的上述新变化，以及一些传统文化爱好者对这种变化的盲目喝彩，都给儒家带来一些猜忌和伤害。总之，我的一个观点是，在政治面前，儒家宁可做“怨妇”，不能做“娼妇”！

第三，儒家，不与政治，难成主流！刚才我所说，并不是反对儒家参与政治。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儒教在义理和诉求上有三大特征，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政教合一。当然，“政教合一”的说法可能并不精确，因为儒教自创始以来，就是以教为政、以政为教、政教一体的，不像耶教等其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分分合合，分也好，合也罢，都不伤害其为宗教，且离开政治照样不失为宗教。章实斋早就说过，秦代虽然是暴政，但其“以吏为师”的做法，即“以政为教”的做法很接近三代之治。总之，儒家有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政为大”，政治是“家国天下”运转的中枢和制高点，不参与政治，就不成为儒家。所以，我主张，儒家不仅要论述政治，谈政治哲学、政治儒学，谈仁政王道、儒教宪政，而且要参与政治，儒化政治，成为一支政治性的力量。

就我个人读书体会，儒家参与政治、儒化政治的途径有三种，都是西汉初期提供的案例。一种是叔孙通的途径，通过为汉家制定仪法而使儒家在政治中小露头角；一种是公孙弘的途径，通过饱读儒家经典、蔚为布衣卿相，开创儒生儒士实际参与政治风气；一种是贾谊、董仲舒的途径，通过阐释义理和恢弘大道，为儒化政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这三种方式，史书和儒家的评价不一，认为其中有高低优劣是非之分，比如认为叔孙通是媚政，而公孙弘则表里不一，最优的是贾谊、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方案，但也被认为是与政治相妥协的结果。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实际上这三种途径都很重要，体现的都是一种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水平。现在的儒家，多数来自书斋和象牙塔，最缺的就是这种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这对儒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短板。

现在的大形势，逼迫着儒家提高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当前，政权合法性遭遇极大危机，只能靠粗放的GDP增长模式和粗暴的维稳方式来维持。我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实际上它对自身合法性危机的认识，要远比旁观者更清楚，并因此试图对其历史合法性、文化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作出调整。其可借助的资源，无非是左中右或说中西马，这对三大思潮都是一大机遇，同时也是一大挑战。儒家的挑战就在于没有实际操作政治的能力，相反左右两派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可循的案例。所以，儒家不仅要突出议政的能力和水平，更要强化实际参与政治的能力，否则儒家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我们反对曲意迎合权力、媚俗政治。“曲通之术”或“诱君入道”的做法，需要特别谨慎！但有一点需要有个共识，即儒家议政参政的立足点，不是解决特定的党派或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是解决整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势力，都是儒家面向的一种可能！一句话，就是儒家要“化政治”，而不是“政治化”。没有政教合一，儒家也好，儒学也罢，抑或是儒教，都不会成为主流，都会失去自我，走向死亡！

最后，感谢弘道书院及秋风兄、任锋兄组织了一个如此精彩的座谈会，法学界诸位师长朋友的发言尤其精彩！

“儒生文丛”第二辑 

学术指导：蒋庆 陈明 康晓光 余樟法 秋风 

主编：任重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书目（七册）：

        壹．《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姚中秋著）

        贰．《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余东海著）

        叁．《追望儒风》（米湾著）

        肆．《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张晚林著）

        伍．《“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林桂榛著）

        陆．《闲先贤之道》（陈乔见著）

        柒．《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