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儒家“生民”政治与当代“民生”政治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3-12-20 23: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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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志勇

作者简介:姜志勇,江西南昌人,1980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硕士。曾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工作,现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多年从事内部材料写作,长于政治分析。学术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和当代中国政治。


 

 

儒家“生民”政治与当代“民生”政治

作者:姜志勇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1220

 

 

 

“民生”问题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民间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对民间来说更多出于现实生活的沉重体验,对政府来说更多出于维持自身执政合法性的迫切需要。近十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但“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缓解,普通百姓生计依然艰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民生”政治的思想应肇端于儒家,因此,反思今天的民生政治效果不如人意之原因,也应从儒家的思想着手,尤其应从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

 

儒家“生民”政治理想

 

在先秦典籍之中,关于“民”的提法有多种,比如“黎民”、“烝民”、“下民”、“庶民”、“小民”、“平民”以及“生民”等,以上这些“民”的提法反映了当时之时代“民”之地位的切实状况,更反映了先秦时代思想家之“民”观的变化,其中的“黎民”、“庶民”、“平民”等一直沿用至今。而“生民”的提法则没有保留下来,即使是在先秦典籍中,时代越晚的著作“生民”提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种现象是和“生民”的独特含义分不开的。

 

先秦典籍之中,单把“生民”作“民”使用次数最多的要数《孟子》,如“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在其他著作中,“生民”大多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分谤生民,不亦可乎?”等,思想家关于“生民”政治的论述也比较多,综合来看,儒家“生民”政治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民的地位非常突出,君民是平等的。“生民”的“生”是天生的生,“民”是天生之“民”。“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这种天生的“民”是和君的地位相同的,君民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民是天生之民,作为天生之民具有天生的品德。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民天生的品德是性善的。

 

第二,政府的产生目的是为百姓服务,并着力突出政府的责任。“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政府是为民服务的,生民之治的主要措施也是“为民”,孟子还进一步认为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就可以推翻它。谭嗣同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和西方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从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出,“生民”是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民”,是天生的,天性是天赋的,是和君平等的,而且“君”的产生只是出于“为民”服务的需要,这种思想很容易就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天赋人权等理念挂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先秦典籍中,随着时代的越往后,“生民”出现的次数就越少,而另一个词汇“民生”的出现次数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君民关系的变迁,当“民”从天生之民变为某个诸侯国的臣民的时候,那么君民同来源于天的那种平等性则失去了,君开始从一种俯视的视角来看待民众,并从自身统治稳定的角度来关注民众的生计,古代“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等都是这种视角下的产物。

 

“生民”思想的逐渐淡化使得“生民”政治逐步成了一种被遗忘的政治理想。北宋时,随着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以来,“生民”这个词汇更是以一种脱离了政治含义的形式而被使用。在儒学复兴的今天,需要重新唤起儒家的“生民”政治理想,需要重新唤起那种天生之民的观念,更需要从“生民”政治的角度去反思今天的“民生”政治。另外,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民”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民”观之基础上的,“民”观的变化也是促使政治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重新唤起“生民”理想,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生民”政治对做好“民生”政治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生民”和“民生”的区别,除了语言次序的颠倒之外,更体现在“生”和“民”这两个字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在“生民”思想中,“生”首先是天生之生,也是生生不已之生,然后才是“生计”之生,“民”是天生之民,而不仅仅是民众或百姓。“生民”政治和“民生”政治的含义也是差别很大。儒家“生民”政治对今天做好“民生”政治具有积极的启示。

 

第一,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应重视“民”的问题,尤其是要切实保障“民”的地位和权利。现代中国对“民”的认识是集体主义的,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拥有无上的地位,但作为个体的“民”则地位不显,而且即使是作为集体的“人民”概念的含义也不清晰,如,我们的官方文件通常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但对人民的权力来源于何则没有论述,这至少导致了“人民权力观”理论上的缺陷。相反,在儒家的“生民”政治思想中,“民”是“集体”的概念,也指个体的民,而且明确认为,民是天生的,和作为天子的君都一样的来源于天,而天是至高无上的。儒家的这种思想类似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在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中,民的权力来源也是天,不过儒家思想却是中国的自有文化。对处于政治转型的中国来说,应吸收儒家的思想,重新完善对“民”的理论理解和论述,并在现实政治中切实保障“民”的地位和权利,只有在自身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百姓才能有一个好的民生前景,这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最近国内一所大学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报告给出的原因除了国内外市场差异,国外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环境更优越之外,还有对国内是否能有效保护他们财产的忧虑。

 

第二,解决“民生”问题需要约束政府权力,有效解决政府侵犯民之利益事件的发生。在“生民”政治思想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里的“君”代指政府。在这种政治理想中,政府是为满足民的需要而建立的,而孟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说法,并进一步提出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它的责任,那么民可以推翻它。按照儒家的这一设想,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得到很好约束,只不过相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说,儒家对如何约束权力没有更进一步的设计。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政府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约束,在许多地方,政府侵犯民众利益和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政府部门有了自身的利益并演变为利益集团,而政府一旦有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去实现它,这必然会侵犯民的利益。典型的案例就是政府为了从房地产中获得税收或收益,利用手中权力抬高地价、房价或进行强拆、强征等。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问题是得不到保障的,特别是在许多“民生”类的消费价格都是在政府抬高的情况下。

 

第三,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建立责任政府,落实好政府的为民服务理念。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府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政府自诞生时就负有的责任,政府就是为解决民的问题而成立的。而在当前的中国,“民生”问题只是一时的问题,如果“民生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民生问题”又会被搁置。还如房价的问题,在房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是把房价压到合理的水平,但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搁置打压房价的议题而大力发展房地产,政府也可能为增加税收而抬高房价。这也是目前中国“住房”这个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政府要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制定保障“民生”议题有效性的制度设计,并把解决“民生”问题这个责任放在施政的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责任政府。

 

第四,“民生”政治的核心是保证公平。“生民”之生,不仅仅指百姓的生活、生计,还应包括生活环境、生存环境,而公平无疑是生活环境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公平,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老百姓就很难对“民生问题”感到满意。儒家在构建理想社会的时候,就把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如孔子在阐述自己大同理想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后才是各个社会群体的理想生活。近十年来,政府的“民生”政治努力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和社会公平的缺乏有关,而不仅仅是“生计”问题,许多生计无忧的富人对民生问题不满的地方也正在此。因此,未来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应从建立社会公平正义机制入手,也只有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百姓才会真正的“信服”政府。《论语》记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可见公平对于百姓对政府的认同多么重要。

 

最后,“生民”政治在儒家的思想中也仅是一种理想,并在先秦后的历史中被逐渐的遗忘,但这并不能否认“生民”政治的合理性,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充分认识从“生民”政治角度对当前“民生”政治反思的意义。这在儒家思想寻求复兴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已发表于香港“大公网”1128日“中国时政”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