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眼看“世说”

——兼评刘强《世说新语—有竹居新评》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4年1月4日

前言

刘强兄浸淫《世说新语》十余载，自称有《世说》癖，欲建立“世说学”。今读其《世说新语—有竹居新评》一书，不少评点灵心独运，推陈出新，颇为独到，可以说代表了该书评点研究的最高水平，得到了骆玉明、唐翼明、鲍鹏山诸位学者名家的肯定和赞许。

然而，儒眼相看，优点固然很多，问题亦复不少，主要有二：首先，就整体而言，对魏晋玄学、魏晋名士和清谈抬举过度；其次，对一些名士的具体言论和行为褒贬失当，主要是褒扬过度。两个问题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过誉。

这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存在于《世说新语》历代评点研究者笔下，更存在于《世说》本身，还存在于魏晋名士群体之间---由于标准和眼光出了问题，他们相互间往往褒贬和吹捧过度。下面分别剖析、批判之。

一、清谈误国

魏晋清谈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创始，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其后郭象《庄子注》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的《世说新语》，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鲁迅说：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说清谈从清议而来，纯属混扯。清议的道德根源是儒学，清谈的文化基础是玄学，以老庄为宗。《世说-文学18》记载：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

老庄与圣教之别，即道学与儒学之别。两者有同有异，大同大异。两家都强调道德，但对道德的认知大不同。“将无同？”之说，含含混混，全不着调，却受到王夷甫高度称赞，可见阮宣子和王夷甫的糊涂。魏晋名士认理不明、悟道不透，于此可见。刘强评曰：

“阮修实是王衍肚中蛔虫，将无同三字，正解开王衍辈心中之千千结矣！有此理论根据，则尽可遗落世事而虚谈废务，端居庙堂而祖述虚无，致使王纲解钮，五胡乱华，神州倾覆，万里丘墟，在所不惜也。清谈误国之说，推本溯源，实在此三字！然究其实，清谈未必定误国，误国者无他，在以王衍辈治国也。故近人章太炎云：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前半甚是，后半有误。王衍辈误国，就是清谈误国、玄学误国和老庄误国。

王衍字夷甫，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从兄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王衍亦以谈老庄为事。他妙善玄言，又居高位，历任中领军、中书令、尚书令，位至三公，后进仿效，成为当时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誉满天下，还常常自比子贡。《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其实这个王衍，风流谈不上，下流免不了。他被石勒俘虏后，推脱西晋灭亡与自己无关，石勒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王衍又劝石勒建国称帝，但还是被石勒活埋了，临死叹息：“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后来桓温北伐，眺望中原慨叹：“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一味祖尚浮虚，不肯戮力以匡天下，正是清谈派的问题所在。清谈派者，苟安派也。清谈派诸名士，初到江南，曾作新亭对泣的可怜状，但形势稍定，就丧失了恢复之志，唯图苟且偷安和门第尊荣。正如钱穆所说：“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国史大纲》）

关于名士，王恭有一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孰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53》）其实，真正孰读《离骚》，就不可能无所事事玩世不恭。像众多魏晋名士那样，或轻薄，或浅薄，或刻薄，对世事民瘼漠不关心，却“身为物质权位所役，飞来飞去宰相家”，或为相为将，与《离骚》精神格格不入矣。

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南渡人物本有文化缺陷，历久弥彰，每况愈下。而北方诸胡，反而越来越汉化儒化，颇能尊孔尊儒。此消彼长，北方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渐渐胜于南方，最后超越和统一南方。《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此说不当。北学粗糙，固未穷其枝叶；南人虚浮，何尝得其英华。《世说-文学25》：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褚季野和支道林对南人学问都过誉了。南学立足于老庄，清而不通，简而不要，不是牖中窥日，而是坐井观天。

魏晋清谈和南人学问，孔融祢衡有以启之。钱穆指出：

“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国史大纲》）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段极端非礼背义话，出自路粹的告状书。据《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云。枉状，诬告也。孔融到底是否说过这种话，未能确定。

按其为人似不会这么说。《孔融传》：“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三国志》：“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县社”。让梨，与兄争入狱，都说明他很重视孝悌，能付诸实践。但他又是狂士，好酒放浪，言行疏狂，“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酒后狂言戏语亦非不可能。

这类观点下开魏晋风气，流弊无穷，而清谈派又每况愈下，放诞狂浪，蔑弃礼法，排斥六经，名望越高，影响越坏，对政治和社会的误导越严重。

刘强认为，魏晋之际“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交互影响，磨合激荡，遂形成中华文明史上一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东海看去，黑暗有余而光彩不足，根源就在于老庄玄学和魏晋风度。

所谓的魏晋风度，才情有余而性情不足，花叶有余而根蒂不足，外观有余而内存不足。《品藻66》记载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余嘉锡云：“此言其虽无骨干，而其见于外者亦足自立也。”清谈派上流，亦仅能“肤立”而已，其中下流人物，则肤立亦不能够，烂肉一堆耳。魏晋风流，不乏清风更有歪风，也有上流更多下流。

魏晋清谈始于正始年间，有“正始之音”之称，受到刘强和《世说》爱好者的高度称赞，殊不知“正始之音”一开始就大不正。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羡如此。

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摒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顾炎武又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与友人论学书》）其然，岂其然乎？大量《世说》的爱好者评点者，欣赏有加、赞美有加呢。

魏晋清谈的文化根基是道家学说。道家若作为辅统，自有裨益，若凌驾于儒家之上成为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则其蔽不可胜言。换言之，道家可以锦上添花，为正人君子和文明世界增加文化芬芳，但不能雪中送炭，不能为缺德的人物和世道提供必要的道德营养。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东海说，老子蔽于静而不知动，老庄都一样蔽于体而不知用，蔽于道而不知器，蔽于德而不知政，其学说有严重的纰漏，不能对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儒家如主食，道家如药。药最好也不能当饭吃。魏晋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把主食当成了药，又把药当成了主食。

《易·系》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不能“通天下之志”，何以“成天下之务”。魏晋国运愈趋愈下，东晋不能恢复中原，文化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从汉末到魏晋，主导性文化从儒家转而为法家，又转而为道家，世道人心也随之越来越坏，直到南朝，终于不可收拾，终于被北方所“收拾”。

二、祸世败家

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理念和特出表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宣言，大错特错，误人非浅。汤武周孔，中道仁本，一脉相承。非汤武就是反中道，薄周礼就是薄仁义。汤武不可非也，周孔不可薄也。除了方外人士，名教不可越也；未抵圣人境界，自然不可任也。

“任自然”的结果就是“善人少，恶人多”。对此《世说》中殷浩不小心说破了。《世说-文学46》：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泄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这则清谈谈论的是人性。克己复礼为仁，中正方圆的正人君子和圣贤，需要持之以久地学养培育，才能水到渠成。“任其自然”的结果，就像泼水于地，纵横流漫，难得出现“正方圆者”。这正是道家和庄子的弊端。儒家强调尽心、克己、尽己，庄子则一味强调忘己和自然。马一浮曾经指出：“庄子实有执性废修之弊”（《复性书院讲录》）刘强评点说：

“真长此语，看似睿智玄妙，实亦老庄唾余，不足为训。于此可知，晋人昧于老庄玄理，而于儒学形上之道甚为隔膜。《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以及存心、养性、事天之论，皆被道家自然一词所取代，故天命流行、天道下贯人道之理，遂成认知盲区。”

这段评点甚是。但刘强在书中《有竹居新评》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赞赏“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未免自相矛盾。

司马氏试图通过“名教”收拾人心，然而司马氏的政权是篡窃而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提出一个“孝”字而不得不舍弃“忠”字，其所谓的名教显得特别虚伪。“越”司马氏的“名教”，可以理解，但不能泛泛地说“越名教”，就像反对伪道德但不能反对道德本身一样。

所谓名教，就是礼制、礼法，是政治秩序和道德精神的制度保障，一经制定，在一定时间段内就有其严肃性，不可轻易违反和逾越。国而无礼，不成其为国；家而无礼，不成其为家；人而无礼，不成其为人。

礼制崩坏了应恢复之，虚伪了应真诚之，出偏了落后了应纠正更新之。孔子恢复周礼的努力，康有为变法维新的选择，最为正确，而清谈派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竹林七贤，贤在不合作，“不肖”在弃经典而蔑礼法。《任诞第二十三》：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刘强评点卞令说：“礼法之士诚可畏，不是真儒家。”又说：“礼法人，亦套中人。”反对礼法，贬低卞壸，皆出言不谨。温太真二次救晋室于危乱，在江州任上“甚有惠政，甄异行能”，确实值得称赞，但不能因此贬斥尚书令卞壸。

卞壸是东晋初优秀之士。他字望之，元帝时任从事中郎，明帝时迁东中郎长史，为人俭索廉洁，以礼法自居，不畏强权，不肯苟同时好，意图纠正当世。成帝即位，与庾亮共参机要。王导因疾不朝，壶斥责之。咸和元年六月，又上奏王导无大臣之节，亏法纵私，朝野惊惮。当时贵族子弟仿慕王澄、谢鲲等放达无束，卞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倾覆，实由于此。”（邓粲《晋纪》）苏峻作乱，卞壸后率兵抵抗，最终战死，谥曰忠贞。

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最是难得，却不受尊重，每为诸名士所贬。刘强说他“不是真儒家”，有“落井下石”之嫌，呵呵。

礼法这个套，轻易解不得。无礼无法，必然导致政治无道，社会无序，让各种恶习得到大解放。如《汰侈》十二则所载争豪斗富、人乳喂猪、斩美劝酒之类，疯狂、变态、邪恶、丑陋无限。如《汰侈1》：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个石崇是个官匪合一的贼头。王隐《晋书》记载：“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石崇作为地方首长抢劫杀人，甚至当着王导的面杀人，王导身为丞相，不能出一言规正之、约束之，清高如此，近乎冷酷，令人寒心。与王大将军相比，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刘强说“丞相到底仁厚”，我说是刘强过于仁厚。

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对东晋四维不振的状况，王导这个领袖群伦的宰辅和文化领袖，理所当然负有重大责任。

刘强说：“《汰侈》十二则，大抵皆无道无义之事，读之可厌。西晋亡国，实骄奢淫逸之罪，不关清谈。”

殊不知“西晋一朝，上自皇帝，下至名臣，无不骄奢好货。”和他们的骄奢淫逸，正是清谈派非汤武、薄周孔、反礼法、任自然的结果。魏晋之间，清谈和恶浊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尤悔7》：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刘强评王导“有智有勇”，又说：“王导善导，明帝能明。”非也。明帝固然能明，王导却不善导，明帝不失为可辅之君，王导却不是合格之相，他缺乏高远的政治抱负和道德理想。

晋篡于魏，取之无道，但是，前人虽然逆取，今人何妨顺守？晋明帝通过王导之口了解本朝不光明的历史后，覆面著床，自感羞耻，可谓知耻。如果宰辅能够善加诱导，让他知耻后勇，君臣发愤图强，弃旧图新，完全可以在敬天保民、民重君轻思想的指引下，返本开新，开创出一个光明的政治局面来。

王导不此之图，一味放任，一味苟安，一味在各种人物和势力之间和稀泥，到了晚年，更是昏聩和怠于政事。《政事15》：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对王导这句自我解嘲之语，刘强说：“聪明容易糊涂难。此大有宁武子愚不可及、郑板桥难得糊涂之妙也。清谈政治家常读老庄玄理，故能不粘滞于一事一物。”这样的赞美，王导和清谈家们当不起。而寄望这些家伙救民水火和恢复中原，更是望虫成龙，不可能也。

国已不国，家亦不家。清谈派大多门风不良，乾纲不振，不能齐家。《世说-规箴8》：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太太贪婪无度，聚敛无厌，王衍“患之而不能禁”，只好搬来京都大侠的话作救兵，才使太太“小为之损”，稍微收敛，可见效果有限。王衍作为当时的名门望族、朝廷高官和清谈派领袖，既不能治国又不能齐家，王戎王敦也都一样。这也是清谈派共通之疾，玄学不足以与儒学相提并论明矣。

王太太是郭豫郭泰宁之女，郭豫仕至相国参军，也是当时知名人士。养不教父之过，有这样的女儿，可见郭家家教同样不行。

非礼非法必然导致非人化；政治上国不国，文化人家不家，社会就难免人不人鬼不鬼。当时居然有以子杀母者。《晋书·阮籍传》记载：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阮籍有所不知，社会丛林化，民众禽兽化甚至变得禽兽不如，正是反礼法思想的逻辑必然。阮籍有句名言说“礼岂为我辈设”，殊不知，礼不能不为政治设，法不能不为民众设。若要政治文明、社会和谐和道德正常，这是不可或缺的两条底线呀。 

三、“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共三卷36门，上卷四门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为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都是正面的褒扬。下卷23门，有贬斥，仍以褒扬为主。总之，36门都褒扬了很多不值得、不应该褒扬的东西，甚至错认庸俗为脱俗，错认下流为风流。下面举例说明之。

古今艳称的竹林七贤，就有些名不副实。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世说-任诞》说他们“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当时清谈派共同议论“竹林七贤”的优劣，谢玄说“先辈初不臧贬七贤”。刘强赞美说：“谢公此语用心良苦，盖七贤未尝无优劣，然竹林之精神实乃浑一整体，有沛然莫之能御者在焉，割裂观之，必伤其真髓，损其元气，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矣。”

竹林精神，植根于老庄，归本于虚静，有一定的清高超脱，却谈不上什么“有沛然莫之能御者在焉”，而七人优劣不同也是很明显的。按照儒家标准衡量，劣者龌龊小人而已，优者的境界也很有限，没有一流人士，只是一般人士，优缺点并存，勉强可称为准君子。

他们堪称进退失据：进不像官员，退不像隐士；皆不能济世，或不能保身，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可谓活着徒有虚名，死不足以成仁。如嵇康字叔夜，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德行16》：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够谨慎的了，可惜人才华有余而德智不足，还是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40岁。

刘强说：“嵇康之死，惊天地泣鬼神，堪与苏格拉底之死相媲美，实人类史上最壮美之死亡矣！”太过誉了。嵇康之死，死得无谓之至，值得同情，不值得敬佩。明哲既不足以保身，杀身亦不足以成仁，哀哉。

《政事8》：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尽管山涛嵇绍是正面人物，但山涛举荐嵇绍，陷嵇绍于不义；而嵇绍居然靦颜事仇，置父仇于不顾。儒眼看去，都有道德问题。

刘书所引顾炎武和余嘉锡的批评，中肯在理。顾炎武说：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日知录》十三）

余嘉锡说：

“绍自为山涛所荐，后遂死于荡阴之难。夫食焉不避其难。既食其禄，自不得临难苟免。绍之死无可议，其失在不当出仕耳。……劝之出者岂非陷人于不义乎！所谓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尤辩而无理。大抵清谈诸人，多不明出处之义。”

王夫之的批判最为严厉：

嵇绍可以仕晋乎？曰：不可。仕晋而可为之死乎？曰：仕而恶可弗死也！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诛，子雠焉，非法也；父不受诛，子不雠焉，非心也。此犹为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诛不受诛者言也。嵇康之在魏，与司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杀而杀之，亦平人之相贼杀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汤、武而见惮于昭，是晋之终篡，康且遗恨于泉下，而绍戴之以为君，然则昭其汤、武而康其飞廉、恶来矣乎！绍于是不孝之罪通于天矣。

沈充以逆伏诛，而子劲为晋效死。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一沈劲克当之矣。绍盖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愚哉其不仁也！汤阴之血，河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而洒于司马氏之衣也？ （《读通鉴论》）

朱熹否定嵇绍仕晋之举，但肯定嵇绍死难是忠君，明儒程潜也说，晋惠帝时朝政昏暗、士风颓败，“独嵇绍一死，遣芳万古，凛乎其可敬也”。但王夫之对嵇绍荡阴之死也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绍仕不当仕之朝，为有父仇的昏君死难，是不仁且愚昧之举，无忠义可言。而是“逆先人之志节，以殉仇贼之子孙”的不仁不智行为，是“妄人之妄，自毙而已矣”。 

山涛与嵇康、阮籍友善。《晋阳秋》曰：“涛雅量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世人都以嵇康、阮籍为高，东海相反，认为山涛的品德优于嵇康阮籍。虽然他“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随波逐流，算不得什么大德。

阮籍字嗣宗，《魏氏春秋》称他“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与人相见又让人“终日不得与言”，太做作矫情了，不如不见为高。

《德行15》：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简傲1》：“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晋文王就是司马昭，曹魏权臣和西晋的奠基者，虽然厉害，并非正人。被这样的人物赞叹，有什么可光荣的。真正的高士，根本不会入其坐，也必自有保身之道，用不着到司马昭面前去装疯佯狂。

阮籍本质不坏，但言行不正，带坏了一批人。王隐《晋书》记载：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干宝《晋纪》记载：“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魏晋之际，政治无道，篡乱频仍，“忠贤执政综核名实”是远远谈不上，说阮籍为恣情任性的败俗之人，则是实话实说。

这个何曾历仕魏晋，并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一味豪奢而无补大局，却有一定眼光。史载：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晋书卷三十三》）

后来的历史果然被何曾不幸而言中：晋武帝坐享太平，晋惠帝是个草包，侥幸苟活，但八王之乱随之上演，晋国再无宁日，第三代开始天翻地覆。

比起山涛嵇康阮籍，向秀阮咸刘伶又等而下之了。“七贤”中王戎最不贤，鄙俗小人而已。晋书谓王戎“性好利”，多置园田水碓，聚敛无已，富甲京城。此人早年在荆州刺史任上曾因私派部下修建园宅而被免官，后来出钱赎回官位，晚年经常与夫人手执象牙筹计算财产，日夜不辍，真可谓身为物役，守财成奴。

《世说-俭啬篇》共九条，即有四条记王戎事，其中一条特别令人厌恶。《俭啬4》：“王戎有好李，常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鄙吝至此，匪夷所思，无论以古今中外哪家哪派的标准衡量，皆非贤者。

戴逵评：“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认为这是王戎避祸于乱世的“自晦”之举，余嘉锡认为，王戎天性鄙吝，戴逵所言乃是出于“名士相为护惜”、“阿私所好，非公论也。”余嘉锡所言是。

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四、贼头祖逖

历来最为褒扬过度的人物是祖逖。这个与闻鸡起舞、中流击楫两个成语联系在一起、非常正面励志的人物，其实与石崇一样是个官匪合一的贼头。

祖逖祖上世代担任二千石的高官，父亲祖武曾任上谷太守，是北方一个大族。西晋灭亡后，祖逖也渡江南下，被晋元帝司马睿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经常在晋元帝辖区内进行武装抢劫。《豪爽23》：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晋书》和《晋阳秋》亦有类似记载：

“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晋书卷六十二》）

“逖性通济，不拘小节。又宾从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万数，扬土大饥，宾客攻剽，逖辄拥护全卫，谈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调。”（《晋阳秋》）

所谓健儿、宾客、义徒、勇士，无非一些流氓盗贼亡命徒而已。当时扬州闹灾荒，这些人便常常劫掠富户和商旅。南塘是当时富户集中的地方，“昨夜复南塘一出”，意谓昨夜又出去抢劫了一回。兄弟们有人若被官府捕获，祖逖便去解救。人们为此非议他，但祖逖若无其事，我行我素。他还常主动问兄弟们：“比复南塘一出不？”意谓要不要再去干一家伙？当然，祖逖的抢劫有补充军用的目的，可这成其为理由吗？

作为地方长官，居然明目张胆地鼓励、支持和率领部属宾客抢劫，这不是什么“通脱”和“不拘小节”，而是无法无天的大恶大罪。此而可为，何事不可为？此而可恕，何事不可恕？这种恶人又谈得上什么家国责任感？到哪里都是祸害。

祖逖率其部曲百余家渡江的时候，曾经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此人一去不返，倒是江南百姓的福气。如果略存羞耻之心，想必他也不好意思重会江南了。凭这种凶恶下流的人物，要恢复中原，那是难如登天。

吴勉学云：“可知东晋尚能用人，今必不容矣。”李贽云：“击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盗也，俗儒岂知！”这些评点，成什么话。如此恶行，有愧石勒多矣。从民本和民众角度论，宁选石勒，不要祖逖。

君不见，石勒特别重视儒学教育。史载“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云。石勒称王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石勒崇拜刘邦，敬重刘秀，轻蔑曹操和司马懿，说：

“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这才是真英雄大丈夫之言。石勒是夷狄渐近于华，祖逖是汉人沦落为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佳人做贼，不如放下屠刀的盗贼。南方文化和政治渐渐逊色于北方，于祖逖和石勒这两个重要人物身上可见一斑。后来南方为北方所吞并，于此已肇其端。

世人都知道闻鸡起舞的故事，不知后面祖逖与刘琨还有一段话。《晋阳秋》载：

“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 

两人相约，如果国家动乱，豪杰争霸，我们逐鹿中原的时候，应该互相避让。这里有自负之意，更有避免相互为敌，自相残杀之意，暴露了这两个家伙动机不纯。如果真是为了恢复中原，重建中华，就应该团结互助、携手中原才是，何必相避？

祖逖之弟祖约也不是好东西。祖约字士少，东晋平西将军，在兄长祖逖死后任豫州刺史，并接掌其部众，但他在后赵石勒的进攻下丧师失地。327年与苏峻一起发动叛乱，被东晋勤王军所攻，投奔后赵。石勒十分鄙薄他，久久不愿接见。后来因为与宾客族人“占夺乡里先人田地”（《祖约别传》），让石勒极端厌恶，干脆诛之，并灭其族。

祖约特别惧内，某晚在家小妾处过夜时被人剁了一刀。祖约以为是其婆姨遣人谋杀，为了躲避，上奏元帝要弃职出京。元帝不许，祖约就私自出京，遭到司徒刘隗的弹劾。修身齐家，皆非所能；为政为将，一无可观，确实太不像话了。《世说》中有多则涉及祖约。《雅量15》：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活脱脱一个恶浊俗物守财奴的形象。当然，阮遥集好屐，同样是为屐所累，虽然胜于祖士少，有限得很，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对祖约这个贪财好货的守财奴、反叛投敌的卖国贼和抢夺成性的抢劫犯，晋人居然赞美有加。王右军（王羲之）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意谓祖约风度体貌，不同凡响；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傲朗。”

王导王大丞相召祖约夜语，至晓不眠。说：“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晋诸公赞》说：“祖约少有清称。”真不知道“清”在何处。想起逐臭嗜痂之典，不由得莞尔。

五、似是而非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世说》三十六门，也以“孔门四科”居首，貌似“颇有宗经、征圣之意”（刘强语），其实《世说》德行与政事诸标准与孔门大不同，颇多似是而非之处。《德行11》是为世人所艳称的管宁割席绝交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刘强赞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写得管宁何等风骨！”又赞：“管宁心外无俗物，华歆眼中尚有金。作者未下一句判语，而优劣立见，高下立判矣。此诚千古绝妙文字！”云，太过奖了。

管宁貌似清高超脱，其实其表现比华歆更差劲，其绝交之言，褊狭隘俗，有违友道和恕道。华歆行为纵然不佳，并非恶劣，更未到“道不同”的地步。管宁完全可以提醒和劝告之，而不是以绝交来表现自己清高。山涛荐举嵇康，嵇康与之绝交，犯的也是同样的毛病。

儒家主张以德服人，以德养人，魏晋名士们则喜欢以德凌人，貌似清高，其实低俗，缺乏悲天悯人之心和济世救民之志。

经华歆推举，魏文帝曹丕登极初年曾下诏，将管宁从辽东召还；魏明帝曹睿即位，时任太尉的华歆要让位给管宁。《魏略》记载：“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这么说就显得刻薄了。华歆以太尉之位相让，应该是希望管宁有所作为。

鼎鼎大名的王羲之在《世说》中多次出现。《言语70》：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右军即王羲之，谢太傅即谢安。刘强评谢安之言说：“其言何其速也，其理何其坚也。右军之言极落实，反显不及。”又说：“谢公为清谈辩诬，千载之下，犹掷地有声。袁中道云：二公俱有经济，但大小乘耳，谢大王小。良有以也。”云。

非也非也。谢安之言纯属狡辩，秦二世而亡，是法家致患；晋偏安江南，乱象频仍，则是清言致患。王羲之一针见血，“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正是当时膏肓之疾。《礼记》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而当时的公卿士大夫群体却不以为辱，热衷于浮文虚谈，诗酒风流，以致荒废政事，疏于时务，陈叔宝全无心肝，此之谓也。王夫之说“害莫大於浮淺”，魏晋之混乱黑暗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王羲之也有问题。他是大书法家，但不是大君子，品质和眼光都有限。《规箴20》：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剋。孔岩戒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苛评过世的好友，友道有亏，刘强说得好：“右军虽骨鲠之人，然恃才傲物，为人难免刻薄寡恩。”好在经孔岩的批评，王羲之知道惭愧，毕竟本质不坏。

《企羡3》：“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刘强评曰：“右军不以石崇为非类，正是晋人潇洒处。”其实这不是潇洒，而是糊涂和自轻。石崇是官匪合一的贼头，又是奢侈无度、草菅人命的恶棍，即使《金谷诗序》做得好，何足欣羡。

王子猷，本名王徽之，王羲之的第五子。此人在品德、功业、才华各方面都乏善可陈，但特别会装酷。《世说·简傲11》：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简傲13》：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对于政务时事毫不关心，偏要从政“参军”，政治军事能不一团糟吗？刘强说：“桓问之愚，反衬王答之妙。可为王孝伯所言下一转语：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论语》，便可称名士。”东海看王子猷王顾左右之答，丝毫不见其妙，只见其尸位素餐、玩世不恭和毫无责任感。

如此高姿、高致之高士，平时也罢了，战时如此，不仅误事，等于找死。《简傲14》：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悦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谢万字万石，谢安之弟。史称他“才气高俊，蚤知名，历吏部郎、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散骑常侍。”此人擅于清谈和写文章，曾作《八贤论》，八贤指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

此人肩负北伐大任，却大摆派头，只知清谈啸咏，不知安抚士众。而且其北伐军败得莫名其妙。当时谢万与北中郎将郗昙兵分两路北伐前燕。郗昙因病而退屯彭城，谢万却以为对方是因前燕兵强而退，仓卒退兵，导致士众溃败，谢万狼狈逃还。如此北伐，真成儿戏；如此将军，其败也宜。谢万兵败后，其部下曾打算趁机杀了他，只因其兄谢安的缘故，才幸免一死。呜呼！

《规箴21》：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谢中郎即谢万，兵败逃亡时还在寻求“玉帖镫”，说好听点，像个小顽童，说难听点，简直是头蠢猪。

太傅即谢安。谢万北征时，谢安未出仕，随军同行，但沉默是金，“前后初无损益之言”，似乎胜败都无所谓。刘强评曰：“谢公处时顺变，心无挂碍，方显风流本色。”非也。这不是风流本色，而是莫名其妙。既然不在乎战事，那又何必随军？难道就为了在逃命时提醒弟弟一句“当今岂须烦此”？（但看《简傲14》，谢安在军中还是对谢万提过建议、有过损益之言的。）

《贤媛5》：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刘强评说：“答固险怪，然终得正理。”又说“赵母无好无恶，便是庄子无是无非之旨，已有晋人意趣。”其实赵母之言，非正理也。这种“晋人意趣”，颇有乡愿色彩，不可为训。恶固不可为，善则不可不为。还是刘备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淮南子》里有一个类似故事：“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此言非理。善人岂会疾人为善？疾人为善者，焉能称为善人？这类观点，似是而非，最易误导。

2013-12-18余东海

【注】本文资料主要引于以下二书：1、刘强《世说新语—有竹居新评》（岳麓书社2013年9月第一版）；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

附：

【看历史】儒家礼制，时间久了会出问题，一是败坏，如春秋，礼崩乐坏，有必要恢复和重建；二是落后，如清末，不合时宜，有必要反本开新，根据仁本中道原则和“礼以义起”的要求，继旧制之优，汲西制之美，制作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礼制。笼统地反掉儒家和礼制，那就不可收拾了。2014-1-2

【看历史】魏晋重门第，倡孝道，以孝治天下，有它们不得已的苦衷：它们的政权都是僭窃而来的，大悖忠德也。由于政权来路不正，政治缺德，孝道也不成，经不起儒家经典的观照和孔孟之道的衡量，所以进而提倡老庄和玄学。这是魏晋之际，玄学兴起、清谈泛滥的根本原因。

【看历史】常说官贼一家、兵匪一家，多为形容，而祖逖是真正的集官贼兵匪于一身的人，白昼为官，黑夜做贼（强盗）；战时打仗，平时抢劫，抢劫的对象则是富户和商旅，而且形成了习惯，时不时就干一票。这不是“小德出入可也”，不是什么错误过失，而是无可饶恕的大罪，古来任何名将所不敢为亦不忍为。

【看历史】南朝比魏晋更加不堪。两晋时儒家和礼制被蔑弃，尚有门第精神在，南朝则连门第也遭到了蔑弃，一切落空，政治道德全面败坏，极度下流，无复底线。刘裕篡东晋建立的南朝宋，宋诸帝荒唐不经，宫闱毫无伦理，王室骨肉相残，禽兽不如。如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多数死于非命，无一有后。

【看历史】南方诸朝离开儒家越来越远，越来越蛮夷，而北方自五胡迄魏、齐、周历代王室，越来越汉化即儒化，对士族越来越重用，故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越来越高于南朝，最后隋灭南陈，统南北为一国，开隋唐之新运。儒家文化为北方的兴盛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基础和思想指导。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