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学、俗思与蒙蔽之民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2月11日

对于儒学乃至对于学问，吾人需要有大眼光，不只是材料故实的把握问题，亦不只是义理之分辨问题。说到底，对于儒学乃是基于生命之感触与回应，没有动转之生命来感触、回应儒学之境界，对于儒学之义理亦根本茫然，落在现实上则必反儒学。故程伊川云：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海德格尔亦云：

存在的真理赠送一切行为的支点。 1

基于此，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之所以能产生人类文化的万古标程，并不是古圣先贤读书辩理甚于后学，而是来自于其生命之感触与回应远大于吾人。笔者从来不相信，像孔子、老子、释迦这样的伟大灵魂，其精神是通过读书或文献而来。他们之所以能开掘文化源头乃在于他们有诚敬与灵觉的生命，感触周遭与时代，回应天地与人生。这也是他们被称之为圣贤的所在，一般皓首穷经的文献家不足以语此也。

因此，没有存在的感触与回应，从根本上讲，并不能谈学问，于儒学更茫然。故熊十力先生曰：

吾人之生也，必有感触，而后可以为人。感触大者则为大人，感触小者则为小人，绝无感触者则一禽兽而已。（郭齐勇编：《存斋论学集·论为人与为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感触与回应，任何争辩都不能解决学问中的问题。试举一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对于此段经文，宋儒以前，多依伤时感怀之理路走。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五云：

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徳立功，俛仰时过，临流兴懐，能不慨然。圣人以百姓心为心也。孙绰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也。

在此，无论是江熙、孙绰的注，还是皇侃的疏都比较质实，切合一般人之理解，盖文献家之解也。但至宋儒则壁立千仞，另来一套。朱子曰：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住则月来，寒在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平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四书章句集注》）

江熙、孙绰与皇侃把孔子理解成了建功立业的君子，程子与朱子则把孔子置于求道的圣贤，二者的根本差别不在历史依据或文字训诂，而在生命之感触。准确地说，江熙、孙绰与皇侃尚只是文献家，没有依生命之感触与回应来理解经文，而程子与朱子则依生命之感触与回应而非文字训诂来解经。若二者相争，怎么会有结论呢？！程树德以为江熙、孙绰与皇侃之解更合文意，而不满“宋儒解经，每有过深之弊”（《论语集释》卷十八）。乃无感触灵觉之过也。

由此，吾人可以来论说何以反儒论者终不能理解儒生之故了。其故即在：儒生有感触与灵觉，反儒者则无之。此诚如伊川先生所云：“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二程外书》卷十二）吾人不妨再来看一个掌故：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生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衆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汒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庄子·秋水》）

公孙龙为着名之名辩家，辩论无所不能，且能“困百家之知，穷衆口之辩”，但对于庄子之言却茫然不知，于是向魏牟求教。魏牟之回答是：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塪井之鼃与？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闚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庄子·秋水》）

依据魏牟的理解，公孙龙之所以不能理解庄子乃在于：庄子在“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之道的层次上立言，而公孙龙则“求之以察，索之以辩”之经验辨析的层次上立言，前者有感触，后者无感触。是以魏牟谓公孙龙乃“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相较于前者，这是“用管闚天，用锥指地”。如此之境界，当然不能理解庄子。

儒生与反儒论者与之相似。儒生之所以弘扬儒学，乃在于儒学之根本在求“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之道，但反儒论者乃“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反儒论者虽雅言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实则卑之无甚高论，不过现实上“分东西”之功利原则。这关注的不过是形下的肉体生命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而已。一切市场原则与民主政治之主旨皆会归于此，其作用唯在使快乐之分配与欲望之满足有序而条理而已。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着眼点从来不在现实上“分东西”或者快乐之分配与欲望之满足上，而在求道。因为道能使生命充实起来，不只是纯生物性的肉体生命，而是形上的价值生命。在古人看来，生命是与道相贯通的，这在儒学特别明显，就是那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文化模型，简言之为“天人合一”。其实，在人类文化初创时期，几个大的文化系统，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印度的佛教，乃至古希腊文化，都或明或暗地具有“天人合一”的形态。所以，古典文化都具有宗教形态，其宗旨乃在把生命往上提而与绝对的形上实体合一。以中国传统语汇说之，就是求道。这是生命的必然理境，人的解放在此处完成，一个灵觉的生命必然于此有真确的契悟。这是不容讨论的，也不能依据民意进行投票。此般理境对于无感触与灵觉的生命来说，总免不了其专制性与压迫性，故俗众所难以悦纳；但对于有感触与灵觉的生命来说，却如沐春风般温暖，且必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地求之。

道之于人生而言，乃是大成，与之相较，余者皆为小成。对于这些小成，古典文化一般不太重视，也鲜去争取。故庄子曰：“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庄子·缮性》）若无道，纯粹的现实上的小成，儒家是未必看得起的。是以程子曰：

太山为髙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河南程氏遗书》卷三）

泰山已经很高了，但仅从物理高度而言，泰山亦不算高。同样，尧舜的事业已经很大了，但仅从事业本身看，那尧舜的事业亦不过一点浮云过目。这就是说，若无道，一切的“高”与“大”皆是“小”。朱子与陈同甫争汉唐亦如是。汉唐乃中国历史上之最强盛期，因而陈同甫曰：

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陈亮集》卷二十《答朱元晦又甲辰答书》）

但朱子却不同意陈同甫的看法，以为汉唐纵有功业，但无道，亦只是“架漏过时，牵补度日”。其曰：

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逺，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晦庵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第六书）

对于朱、陈之争，时人陈传良论之曰：

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老兄跳踉号呼，拥戈直上，而无修辞之功，较是输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论，功到成处，便是有徳；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徳。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逺。（《止斋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父三》）

陈传良以为，若如同甫之说，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则必至“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尽管他也以为，若如朱子之论，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逺，亦必至“天命可以茍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但从大眼目看，陈传良显然更认同朱子，并深责陈同甫“颇近忿争，养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尽情以告”。（《止斋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父三》）

可见，汉唐之功业虽大，但若衡之以道，可论处甚多。但道在哪里呢？现象世界并不能见，此须得一个善感与灵觉的生命。若无感触与存养，仅靠知识之昌明与道理之辨析，焉能得之。是以儒学不可废止，其端在此。

随着科学的业绩日盛，现代人逐渐把宗教给推远了，甚至以宗教为迷信，生命不再有感触与灵觉，只局限在可见的物质限度内，见一时之适成，一事之偶济，便以为是万世不刊之德业，诚所谓以萤火之明为日月之光也。现代社会成就固然很多，但都局限在物质世界之限度内，因无道之感触与灵觉，其于世界是福是祸，尚不能遽断。一切无道之学，无论其成就如何，皆为俗学；一切无道之思，无论其义理如何，皆为俗思。庄子曰：

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庄子·缮性》）

现代人沉沦于俗学与俗思之萤火之明中，欣喜于其点滴成就而不能自拔，现代的科技伦理与知识教育进一步推进了此种恶习，以至于人们完全没有了感触与灵觉，于是，益加反宗教，反古典传统，诚所谓“蔽蒙之民”也。一个不知求道的人，无论其拥有多少知识，取得如何之成就，不过一俗众；一个无道之社会，尽管其制定完备之法律，拥有富足之财物，不过一俗世。其结果，人世间不过一热闹纷呈的集市，人们于此固可自由买卖，但免不了讨价还价，有时甚至争吵动粗，劣迹盈野。这就是现代社会爲什麽愈富足而愈混乱的根由。惜乎世人不知也。自家生命无有感触与灵觉，总是去学别人，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以为万世不刊之学，抛却自家光明宝藏，而以矫失为得。此百年来国人之心态，亦百年来吾国社会发展之途程也。李泌于《路史·封建后论》云：

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日知录》卷九）

又，正则水心先生曰：

夫兴亡治乱各有常势，欲兴者由兴之涂，将败者趋败之门。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于相矫也。

无道之引领，徒现实上救弊除败，未必能至于兴盛也。由是，水心先生又痛感有宋立国之基不稳，曰：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水心集》卷三《法度总论二》）

科学、民主、自由与平等，此诸般大义，未必不是善法，但若无道之感触与灵觉，此诸般大义皆可能流于贼，是以当今社会愈民主、自由与平等，其流弊愈深，其祸害愈大，其蒙蔽之民愈多，乌合之众愈广。是以反儒论者雅言之科学、民主、自由与平等，其陈义虽高远，实则不过俗学与俗思耳，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也。于戏！

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九《炀帝》八)

世人当知，儒学不兴，则大道不现；大道不现，则狂流不止。

【注释】

1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2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