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的眼光读《论语》

——评周海春著《〈论语〉哲学》

作者：张丽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中国

时间：2014年3月14日

提起《〈论语〉哲学》，很多人的一个反应是：《论语》有哲学吗？对《论语》是否有哲学的人当然大多不是学者，而是普通老百姓。不过，再深入交谈，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把《论语》理解成了一种道德训诫，类似道德条款一类的书，或者用学术话语说是规范伦理学一类的书。而这种观念又往往把道德训诫排斥在哲学范畴之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论语〉哲学》的作者没有以老百姓常识的眼光看《论语》，该书始终带着“有色”的眼镜，这个眼镜上有浓厚的哲学训练的印记，有浓重的茶色，去窥探《论语》看似零散的语句背后的哲学。

一、以四义定位《论语》所代表的儒家哲学

《〈论语〉哲学》是如何把《论语》读成了哲学的呢？该书把《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看成是启发式、开放式、意义式、榜样式儒家。这一定位是作者把《论语》读成哲学的关键。

与把《论语》读成道德教条或者行动指令句子的集合不同，作者始终努力去发现孔子语言背后的思维进程。比如对于以下这句话，作者读出了丰富的哲学内容。“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作者从“弟子”和“先生”的场景中读出“孝”是将上下级关系的范畴。作者从“酒食”中读出了功利性。作者从“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中读出了“异化劳动”关系。作者从“曾是以为孝乎”中读出作者否定了“孝”是“异化劳动”的关系。作者的思维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得出“孝”应该是一种上下级间的人性关系。这显然是作者的合理引申，是孔子应当说出而没有说出的“哲学”。作者的解读显然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哲学话题，这就是假如“孝”是一种人性的关系的话，那么到底孔子允不允许学生劳动，老师享受酒食呢？比如，现实生活中偶尔会发生的学生请老师吃饭一类的现象，是否算是“孝”呢？把《论语》读成哲学会不会让我们在行动选择上更加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论语》的道德指南的功能？作者显然没有停留在仅仅从思维上进行考察，作者列出了若干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供读者去选择：两者都不看重物质关系，尽量超越物质关系，维持在精神层面上；在物质关系方面二者共同劳动、共同享有；老师劳动，弟子享受；学生劳动，老师享受。作者认为如果双方没有彼此利用的关系，而是从彼此人格健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上行动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

该书的这种读法，直接决定了作者对《论语》所代表的儒家哲学的定位。因为，从行动方案在原则下的多样性而言，可以把《论语》哲学理解成是开放性的。同时因为这些行动指令是引申出来的，所以作者就否认《论语》是规范的儒家、说教的儒家，而是意义的儒家。

从作者赋予《论语》中这段话以“上下级”、“功利性”、“异化劳动”、“人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作者以西学的素养宣称孔子是意义的儒家。无疑地，作者把《论语》概念化了，不过概念化的目的却是要说明《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是启发式的儒家。孔子在这段论孝的话中所否定的是一种“事态”，也就是否定了一种“事件”，否定了一种“榜样”，从而作者将《论语》所代表的儒家定位为榜样的儒家。

《论语》看似平常的句子就这样被读成了“哲学”。被读成了什么样的“哲学”呢？首先是被读成了一种思维开展过程，孔子和弟子一个简答的对话背后包含着一定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被作者展现出来了。为什么本书的作者能够做这一点呢？这与作者的哲学观有很大的关系，作者始终认为一种哲学和另一种哲学的不同，首要的是思维方法和思维进程的不同，即使是使用相同的语句，但完全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对思维的敏锐体味在整书中随处可见。“父子互隐”问题是学术界讨论了很久的一个话题。《论语》中原始句子如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作者从这句话中看出了叶公和孔子思维方法的差异，认为叶公已经先验地承认了父子互证就是直，孔子则没有先验地确定某种情况就一定是“直”的。并认为孔子反对叶公更多地是反对一种思维方法，提出一种相反的情况。作者认为孔子也没有认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直”，而只不过是“直在其中矣”，其中有“直”。这种分析打开了一扇门，让《论语》“变得”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细致的思考，使得作者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还意犹未尽，准备另辟专书阐发孔子的哲学。

其次，《论语》就这样被读成了一种概念的体系。本书第一章从“天下无道”谈起，通论《论语》之价值。第二章《论语》之认识论，对学、习、教诲、思、知、耳顺、闻、正名、从心所欲等孔学范畴或命题做了系统的解析。第三章《论语》之方法论，展现孔子思想的辩证特质。第四章《论语》之道德论，深入挖掘耻、内省、不忧、孝、忠、恕、仁、义、礼、信、直等儒家伦理规范的意涵。第五章《论语》之天道论，绍述孔子关于命、德、道的思想。第六章《论语》之人论，绍述孔子关于己、我、身、吾、人、民、立、小人、君子、圣人的思想。第七章《论语》之政治论，绍述孔子的为政意旨和为政境界。第八章作为全书的结语，对《论语》的哲学性质作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安排结构谨严。当然，概念化有概念化的缺点，正如作者的老师宋志明教授在序中所说的那样，孔学所用概念具有综合性质，归到某一类下，都有不贴切的问题，好在作者对此有自觉的认识，虽然把某一概念归到某一类下，但论述的时候则不忽视其他意义。如道的概念，就有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和语言哲学等多个层面的哲学内涵。

这种读解《论语》的方法，与作者的哲学取向有关，该书力求把《论语》读成“科学的哲学”，而不是仅仅从情感认同的角度读《论语》，这种读法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待历史去检验。

二、以哲学的路径读《论语》

《〈论语〉哲学》没有把重点放在考察《论语》的外围问题，比如产生的时代背景，从时代需要去考察其现代价值，相反则从《论语》自身的材料出发阐发其自身的哲学义理，力求彰显《论语》自身的思想结构合理性。这两种取向作者归结“史学”路向和“哲学”路向的分别，关系到抽象的理解和具体的理解的分别。该书把重点放在了范畴阐释的方面，自然就是以“逻辑”和“哲学”为主，并从整体上是偏向于“后习俗”的阐释方向。

《〈论语〉哲学》的这种解读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首先针对的是忽略中国哲学经典的体系性和概念范畴的层级性的现象。作者坚持《论语》是有思想体系的，思想是有层次的，读《论语》需要兼顾体系性，需要定位观念的在体系中的层级。

其次，针对的是断章取义的现象。忽略体系性相关表现就是把《论语》中的句子看做是孤立的，可以脱离文本拿出来任意使用。作者的努力力求使得整个《论语》的句子具有关联性，孤立的使用被看做是不合理的。

再次，针对的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牵强附会《论语》。《〈论语〉哲学》也有一定的时代感，作为现代人的理解，显然不能不“附会”，不过作者坚持“附会”要在上文例子中的替孔子说孔子已经表达但没有明确说出的方面。“上下级”、“功利性”、“异化劳动”、“人性”这些范畴的运用显然属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却不牵强，现代解读和原始文本之间具有较为合理的逻辑联接。

如何实现现代解读和古代文本“原意”之间的合理连接，学术界各执一词。太执着于“原意”的，往往拿着“原意”来否定别人的开拓，把别人的努力一概以“失去原意”加以否定，而问及真正的原意是什么，又往往无法回答，或者抬出某个所谓的经典注解作为标准。可是据说《论语》的注本有三千多种。哪个注本是原意的尺度呢？大胆创新的，又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好像《论语》不过是一个道具，演的是自己的戏，从《论语》的字面望文生义，《论语》本身的思想探讨完全被放在一边，只管自说自话、哗众取宠去了。

在两者之间找到好的平衡点的确很难。《〈论语〉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该书有很浓厚作者的风格，有很多大胆的观点，有很多“出格”的解读，有作者自己的“视域”，自己的“视界”，表现作者的精神世界和作者力求构建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但同时，该书努力的方向却是去发现《论语》的哲学“原意”，大量的引文，甚至显得繁琐，有时候有淹没作者创造性工作的势头。

尽管如此，作者总体上还是完成了《论语》的“哲学”构造，孔子依然保持了高大的形象，依旧还是“圣人”，不过这个“圣人”不是“不讲理”的圣人，而是“会讲理”的圣人。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好像还活着，字里行间好像在和活着的孔子对话，却不见对孔子形象的直接刻画，生硬的文字背后，好像孔子也充满了温情，是一个可以“娱乐”的对象。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论语〉哲学》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有这个时代的烙印，不管是优点和局限性都和这个时代有某种关联。尽管作者的学术取向在该书中表现的有些隐晦，不过，还是可以从中体味出若干酸甜苦辣来。

注：原文发表于《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3年卷》，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