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兼职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著有《存在与体悟》《儒学的返本与开新》《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主编《天柱文书》,整理古籍十余种。 |
点燃人类心中道德、智慧与勇猛的三盏神灯
——从孔学堂应该开展的讲学、习礼、研究、 传播活动谈起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中国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3月25日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早已成为华夏五千年文化最重要的组成内容,代表了中国文化前后相连、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道德力量或超越精神,不能成为飘在空中的虚无物,必须有其物质载体,有具在的文化象征物可以挂搭,与民族集体的生命合为一体,才是真实、可靠和切身的。以孔子为符号的建筑物,历来都是中国文化最有生命活力的载体,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主动认同。
不少人质疑,贵阳市花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修建孔学堂,有必要吗?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想,一个人口众多的大省,一个繁华喧嚣的城市,不能不有一个代表悠久文明、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公共空间,不能不有寄托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心理归宿的价值象征物,城市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城市,更应该是精神文明的城市。一座真正充满了活力的文明城市应该同时兼有现代性与中国性两重特征。摧毁或耗尽了古典文明的资源,现代文明立足的根基必然也是脆弱和干瘪的。即使西方的人文精华与中国的人文精华能够很好地结合,也必须先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获得恰当合理的定位,同时予以精当准确而非曲解误导的释义学解读,才能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水乳交融的崭新生命形态。文化的发展固然以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为最基本的前提,但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与智慧仍然永远都是创造性、突破性力量得以滋生的肥沃土壤。为了追求现代性而牺牲中国性,或者说为了西方化而遗忘了中国化,均决非民族自我明智、稳妥、可靠和长远的选择,不仅必然轶出历史固有的发展轨迹而失序,而且可能脱离国情长期积淀的基本经验而失败。孔学堂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学叙事语言,本身就说明了古典与现代之间可以存在合理的张力。
儒学与汉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同步,至迟西汉时期便己传入贵州。两汉时期的舍人、盛览、尹珍,清人尊称为汉三贤,都是边地人物堀起于西南的象征,亦都是儒家文化淬化出来的豪杰英贤。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阳修文龙场悟道,更创立了影响极为广泛深远的阳明心学学派。儒学涵盖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公私生活,成为各兄弟民族伦理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尽管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高楼广厦林立,但若缺少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建筑象征物,仍不能不说是城市文明话语的遗憾。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或危机,并非只有经济繁荣一个维度就能单枪匹马地解决,人文精神的高扬恰好是人类应对灾难必具的心灵力量,永远都需求以王者的姿态雄居于生活的家园之上。孔学堂恰好体现了一个城市最基本的精神诉求,展示了一个民族经历长期认同危机后的文明自觉蕲向,凸显了由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自我发展方向调整。作为一个可供广大公众“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礼记。、·学记》)的精神文化家园,至少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其重要功能。
一、讲学
与传统孔庙祭祀,一般学校讲学相较,贵阳孔学堂同时兼有庙与学的双重功能,可谓有庙而以学为主,因此能多方面地开展讲学活动。在象征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场所讲学,可以获得神圣的价值感,帮助人们步入光明大道的精神境域,而“正讲”与“俗讲”结合,也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
当然,所谓“俗讲”,就是要用通俗的语言,向百姓传播严肃、神圣的华夏文化正统。通俗地讲学,并非可以庸俗化、娱乐化,而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神圣性、超越性的价值,直接引入百姓的精神世界之中,一方面激活他们长期积淀在心中的历史文化记忆,恢复如源头活水般可以不断涌出的实存主体感受,不断地转化为现代生活必具的活泼创造生机,一方面也与他们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结合,从而更好地纯化自己的世俗生命,走进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讲授知识技能的教师如恒河沙数,直指心性本体的导师则寥寥无几。因此,孔学堂亟需聘请的是真正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不仅唤醒人的沉睡的灵魂,点化人的精神生命,同时也要改变人的习气痼疾,纠正人的偏执缺陷——而非学院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师完全可能陷入支离决裂的知识学陷阱而不能自拔,人师则引导人们重返久已睽违的精神自我的真实故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才认为孔学堂应是人师聚集的传道场所,教化人的精神生命的庄严圣地。
二、习礼
中国历来都被世人称为礼义之邦,礼义之邦意味着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形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貌,更是一套文明体系——包括制度文明、仪式文明、生活习俗文明等等。中国古代讲礼制,既有法治的内容,也有德治的特征,上至国家典制大礼,下到百姓日常生活交往方式,都必须通过人人认同的礼的渠道来加以落实或完成,范围深广而丰富,有必要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来加以重建。
孔学堂当然应该成为习礼修身的重要场域——习礼可以是集体性的行为,也可以是个体性的模仿--譬如通过集体性的成年礼活动,让人在其中感到生命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将个人微小的生命融入世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的大流,获得必要的超越性与神圣性。孔子不仅是仁者,同时也是智者,祭祀孔子不仅是祭祀孔子本人,更是祭祀道德的神明和智慧的神明,再加上坚毅勇猛的精神,就构成了中国人一贯向往和追求的完整人格。孔学堂应该以习礼的方式,点燃道德、智慧、勇猛三盏神灯,帮助人们了解重建完整的人格自我和文明形态的重要。
通过习礼的方式来重建现代文明形态,首先要凭借孔学堂这样的充满了价值和意义感的场域,来引领社会大众的文明觉悟与道德操守风气,使市民成为文明的市民,公众成为道德的公众,城市成为礼义的城市。最终则以一个地区的成功经验,影响时代的精神文明风气,带动全国乃至世界步入人人相亲相爱的境域,不仅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利益,而且恢复华夏大国礼仪之邦的美好声誉与中心地位,向世界放射出人文与理性的礼乐文明形态的万丈光芒。
三、研究
面对全球一体化,怎么把分殊的多元世界整合起来,怎么把分属于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类团结起来,缺少西方经验固然不行,缺少东方经验当然也不行。未来的人类文化应该有涵盖东西方经验的广大气度,思考和探寻人类的发展方向。因此,扎根于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以人类的整体经验为依托,我们有必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括一整套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经验,这当然首先是我们总结与研究的对象,不仅可以通过学者的研究将其提升为国际经验,而且一定能为未来的世界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的很多主流思想或主流文化,最初都是从边缘地区兴起的,比如中世纪印度的那烂陀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也是佛教文化圈最重要的中心。印度当时并不富裕,那烂陀寺在政治上也很边缘,但却依靠严格的学术训练步入了文化中心,创造了世界上的学术文化奇迹。更直截地说,古典世界的奇迹大多是在边缘创造的,通过长期的冷遇挤压而最终获得了承认,逐惭进入了严厉高傲和挑剔苛刻的中心,为思想和精神的乐趣都已经匮乏的精英们所分享或受用。
贵州虽然地处边缘,但依据古典世界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不断转换的经验,我以为当然可以创造其他中心城市未必能创造的奇迹,并在文化精神和气质上上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曩昔马一浮先曾说:“天下生民之忧,固不在国之易政,而在士之灭学。”可见为生民存学,为后世养贤,绵延文化命脉,保持创造活机,从古至今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大事。所以孔学堂必须海纳百川,广泛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学者,整合各方面的经验智慧和学术力量,进行严格而扎实的学术研究工作,以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品性与作为,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添砖加瓦。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而且必须具备旷逸的心境与淡泊的情怀。孔学堂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堂,就不能不迫求真理作为最根本的职志。而学术要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保持自己清白宁静的操守,也必须排除政治话语的干预,警惕功利思潮的诱惑,始终不丧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造就天地间不或缺的严正学术机构、不可或缺的完整学术人格。
四、传播
讲学、习礼、研究之后,接下来重要的工作就是文化传播了。如同大乘佛教教不能仅存在于寺院内的学问研究与修证一样,儒学也不能只存于学府内的书斋研究与课堂讲授。作为一种积极救世的学问,与世疏离隔离隔绝并不符合儒家的本意,也根本有违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因此与学问体系相应的人生实践和社会传播,就不能不成为现代学人应当担荷的历史使命。但是传播一定要有载体,无载体便谈不上传播。就孔学堂而言,一方面要办好《孔学堂》杂志,开设 “孔学堂书局”,刊刻有分量的学术书籍;另一方面则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文化传播,把网络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重要阵地,使那些不能亲临孔学堂聆听讲座的人,也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经典教育传播,向四面八方辐射高品味的精神文化信息,获得最优秀、最可靠的生命境界不断提升的教育,从而更加有效而全面地安排中国人在公私两个方面的秩序化安宁生活。
中国在国外办了两百多座孔子学院,面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但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仍在中国大陆,因此应该在中国创办一座最好的孔子学堂,作为海外孔子学院的创新示范机构。贵阳的孔学堂当然也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成为海外孔子学院教员的培训基地或精神摇篮。而完全拥有了自身文化话语发言权的华夏中国,或者说不断融入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华民族,当然也就不仅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成为了自身文化的主体,同时也以充分国际化的方式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主体。这是一种有德来远的传播,发潜德之幽光的影响,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能与古贤大德同处一境界的学者,真正践履孔子思想和智慧的孔学堂,难不应该拥有博大的天下情怀,并致力于人类共同的和平、正义、公平、自由、民主、团结的事业吗?无论儒学或中国文化,都不仅要接受现代或后现代的挑战,同时也要透过创造性的诠释充分全面地国际化,从而在新新顿起的世界大格局中再开时代的新机运。
或许有必要再次强调,如前所述,我们珍惜思想的自由与独立,视自由与独立为学者生命存在与致思最当珍惜两种价值,但真正的价值尚必须具象为活生生的人格形态,以活生生的人格形——即透过具体的“身教”示现理想境界——打动人心,觉悟人性,淳化世风,引领时代,才是最有效果、最具力量的传播方式。因此,孔学堂最重要的不是自己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而是聚集在其中的大批走在时代前列的贤达之士。也就是说,孔学堂应是养贤之地——而贤者仁爱与智慧的声音,无论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遭遇任何挫折失败,最终都会响彻宇宙天地,传诸千秋万代的。
我们向往的政治是贤人型的政治,我们渴望的社会是君子型的社会。重建贤人型的人格典范,再造君子型的文明形态,乃是华夏民族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也是中华民族应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五、结语
孔学堂应是开放的讲道与授课的学术传播机构,无个单位或个人,都可说越开放就越能丰富自己。与此相反,封闭则只能造成生命的干瘪和萎缩,丧失意义与价值的丰富或多彩。传播缺少了开放的胸襟和济世的情怀,也会因缺乏生命的热度而变得疲软或乏味。以五千年文明的经验积累为传播的资源蓄库,孔学堂一定能发出人间正道的狮吼雷音。
《论语·尧曰》:“秉受天命,天下和平。”天道下贯的人生使命,要求我们必须以一步一步踏实的工夫,开出一代又一代圣哲向往的万世太平!
甲午年立春谨识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得其乐斋
原载《当代贵州》2014年5期,题作《孔学堂: 讲、习礼、研究、传播》,路有补充修改。初稿承蒙《当代贵州》录音整理,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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