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先秦思想的现代性

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14年3月28日

有读者可能觉得，我的说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国比欧洲早近两千年进入现代社会），还很有害，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在20世纪前后没落后、没有要学的东西，关于落后在哪、要学什么的判断，往往并非如此。

在前文（2014年2月27日，《正面传统，去“封建专制之污名）中提到，西周封建制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层层代理、每一层的统治者（比如诸侯）在其管理范围内相对自治、各级统治者由血缘意义上的、“有种”的贵族担任。

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要面对一些共同问题。如，其内部要有办法凝聚，否则只能是乌合之众。当这个实体过大，就要有人来统治管理，统治者如何产生？在实体外部，有对外关系的问题。

春秋战国的政治问题

西周这么大，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左传》里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说法看似简单，但恰恰回应了上述的政治核心问题。

祭祀以及更广义的礼仪活动，让周天子和诸侯（或诸侯和他的大夫）定期聚会，联络感情。在当今中国的酒宴中，下级要给上级敬酒，类似地，祭祀活动也强化了既有的统治秩序。当然，祭祀还追思祖先，强化周天子从开国而来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最终来自上天；诸侯/大夫的合法性，分别来自周天子/诸侯。诸侯国之间如有冲突，周天子是最终的仲裁者。诸侯国不是现代独立主权国家，因为主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上再没有政治实体可以合法地干预其内政。

总之，封建统治秩序和内部的凝聚，通过祭祀及更广义的周礼（也就是各级统治者/贵族/政治实体的行为准则和共享的道德与文化），也通过周天子控制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

对外，也就是对那些不服膺周文化的政治实体与人群，即所谓蛮夷，“戎”，即战争，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方式（“戎”本来就是指蛮夷，而它成了战争的同义语很说明问题）。

不幸，这套体系，在西周末年，瓦解了。诸侯不尊天子，大夫不尊诸侯，金字塔式的封建统治结构坍塌了。继之而起的（尤其到战国），是一个王要在没有这种层层代理的情况下，直接统治千万万民众。

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洞见（韩非子也明确指出过），就是对共同善的分享，若不借助暴力，只有在小群体（共同体）才能实现。祭祀、周礼等办法，不足以再凝聚没有了中间层级代理结构的广土众民的大国。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互助协作的动机，是靠包括定期的祭祀活动在内的周礼（以及周王的直属军队）来提供和强化，就像我们要帮常常一起喝酒的哥们儿打架一样。但是，你跟两万人喝酒，喝上10年，也跟他们产生不了太多内在凝聚。并且，从周天子以下的各级统治者，也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统治合法性，这就使得谁来做统治者的问题，再一次被放在了桌面上。

与现在的主权国家也很类似，没有天下共主规管，国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因此，春秋战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政治体系，可以在内部凝聚广土众民的陌生人的大国、产生统治阶级并赋之以合法性，并建立起一套国际秩序。

上述的理解，意味着先秦诸子最可能关注的问题（不排除有人对当时的最迫切的问题不敏感），是政治问题。即使他们发展出一套个人伦理学说，其出发点，也很可能是回应这些政治问题。

这可能是个很颠覆的说法，因为现在多把中国传统思想当作一套个人道德修养学说。于丹的可以配合维稳的心灵鸡汤就不用说了，即使同情传统的海外新儒家以及很多大陆的中国哲学学者，也常常强调中国传统乃是道德形上学。这肯定是把韩非子等人忘了，韩非子对心性修养只有鄙夷。并且，如果关于春秋战国的分析是对的，先秦儒家很可能也是以政治问题为主要关注点的。

历史上看，汉代儒学中，是政治而非心性修养占首要地位的，“内圣外王”（出自《庄子》）直到宋代才跟儒家扯上关系。现在一谈宋代，就是一套道德形上学。但是，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就展示了宋儒的政治向度及其重要性。

为什么政治在先的儒家，变成了道德形上学在先呢？答案在前一篇专栏文章里提过：哪怕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骨子里跟五四激进派相去不远，也看低中国传统政治。他们只是觉得作为文化或道德形上学的儒家，与激进派的攻击不同，还是好的、可以跟民主接轨的。这也符合以胡观华的“胡说”视角：我们还是前现代，所以儒家是多元主义之前的一套讲天地性命的形上学，最多是多元中的一元，这不是很正常吗？

春秋战国的“现代性”

虽然忽视先秦思想的政治首要性可能是误解，但是，如果这些思想及之后两千年的传统政治无可取之处，忽视了倒也无妨。前篇文章讲过，欧洲政治史上跟西周制度最接近的，是中世纪的feudalism。而这种层级代理、含有自治成分的贵族政体衰落后，欧洲进入了所谓现代。如果是这样，春秋战国的中国，是不是也已经是向现代的一个过渡？

这个看似惊人的说法，从春秋战国间的制度演变来看，很平常。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很多特征，完全可以从这种制度变化来解释。如平等与自由——这两个词都有很丰富的含义，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用这种制度变化来解释。

贵族体制下，人天生不平等，但是这种体制垮台后，人自然就天生平等起来（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封建体制下，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范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附属于那片土地。体制一垮，人就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迁徙的自由。

封建体制下，土地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赐予、转让，贵族的合法继承权没有后，市场自由买卖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的中国就步入了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已。

跟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官僚制，在西周时已开始出现，贵族制不再，官僚体系在中国迅猛发展起来。当然，不是说中欧没差别。前一篇文章已列举了一些差别。并且，面对同样的变局，不同思想家会在学理上根据不同的资源和个人倾向，给出不同表述。但这种制度变化和观念变化上的共性是明显的。其实，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西方近代早期，中国思想的传入会对欧洲思想家有那么大的正面影响：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恰恰部分地是先秦诸子已面对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读者可能觉得，我的说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国比欧洲早近两千年进入现代社会），还很有害，因为它否认中国落后，否认我们有向西方学习的需要。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在20世纪前后没落后、没有要学的东西，而是，关于落后在哪、要学什么的判断，往往并非如此。在主流（但错误）的观点影响下，有病乱投医，不但没治好自己的病，反而把好东西全杀死了。

补课“工业革命”

中国周秦之变的现代性，在学理上缺乏的一个因素，是希腊和罗马传统。但这种缺乏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断言。我觉得传统中国所缺乏且有比较明显后果的，是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欧洲现代化直到工业革命的很多因素与变化，中国的周秦之变是有的。真正缺乏的因素（之一），是后来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巨变，以及社会必须做出的调整。

在经济上，工业革命带来的GDP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经济GDP的增速与增幅。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封建制以后的中国，在政商构成的上层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农业和从事农业的人口还是占了很大比例，流动性不是特别强。而工业革命让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流动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儒家讲了两千年的有教无类，但比较彻底的普及教育是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里实现的。

乡土上生活的农民，没有认字的需要，有事儿带着浓重的乡音去说一声就行了（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里的说法）。但是工业社会，来自各地的工人要有基本的、共通的交流手段，讲“普通话”、识字就成了所有人（而不仅是传统中国流动的商人与官员）迫切的要求。（我还记得，小时候，北京远郊“朝阳区”来的农民穷亲戚，居然分不出男厕、女厕，还要问上小学的我，让我莫名惊诧！）工业社会也切断了下层人民的乡土宗族纽带，好听呢，叫个性解放，难听呢，叫人的孤独与异化。

因此，只要不想落后挨打，工业革命及其相应的变革，是不得不拥抱的。但是，西方走出中世纪到工业革命的现代早期的很多变化，中国是有的，先秦诸子及后来的中国学人从理论上，秦以降的传统中国从政治实践上，都对这种变局所带来的问题给出了种种应对。

西方现代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有些是他们特有的（比如工业革命），并且应该或是不得不去学的。但有些与传统中国所处理的问题是相通的。面对如国家内部凝聚、统治/管理阶层的产生及其合法性、国际关系等问题，我们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和传统中国从春秋到清末的理论与实践放在一起，以一种新诸子时代的精神，以公允的态度，理解历史，发明理论，从而评估不同理论与实践的优劣。这个评估的结果，或说人类的历史，我认为，还没有终结。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