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中国的自由办学传统

作者：吴钩

来源：腾讯《大家》栏目

时间：2014年4月14日

4月9日，退休后鲜有公开露面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湖南大学，并参观岳麓书院。新闻说，胡锦涛这次来岳麓书院，“是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岳麓书院整个办学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确实，书院代表了古代中国自由办学的宝贵传统与最高成就，需要今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遍书院的千年发展历史，并从中检讨得失。

【两宋：书院的兴起】

书院起源于唐代，而兴于两宋。唐代书院乃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民间书院也就在北宋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有学者估计，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的书院数量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

在民间书院之外，北宋政府还建立了一个覆盖了中央太学、国子监及地方州学的官学体系，这个官学体系是围绕着科举的指挥棒转的，“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结果便是培养出一堆趋炎附势之徒，北宋被灭时，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学生抢着向金人投状归降，献山河形势图，连金人都觉得这帮知识分子“苟贱”，不要他们。

面对官学之溃坏，南宋的儒家士君子无疑需要重建学术、收拾人心。大理学家朱熹设想过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礼失求诸野”，在我看来，这正是宋儒光芒夺目的地方。我翻阅宋代社会史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宋儒在社会构建上的自觉：因为看到乡官职役化、乡治败坏，北宋的吕大钧创设乡约，以期建立“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礼俗秩序；因为看到官方救济体系（常平仓）不尽可靠，南宋的朱熹置社仓，成立民间社会的自我救济机制。

得益于理学家的推动与实践，南宋民间书院也获得空前的繁荣，根据研究中国书院史的邓洪波先生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绝大多数书院诞生于南宋），民办书院占了八成以上，因而邓先生断言“宋代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朱熹无疑是推动书院发展的最得力者，在他一生中，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并在四十七所书院读书、讲学。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大学者张栻之邀，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逗留两月，听者云集，“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各地学子乘马赶来岳麓书院听课，马匹之多，将饮水池的水都喝光了。

在南宋理学家的理念中，书院首先是一个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在理学先贤的经营下，南宋书院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并且具有学规、章程的学院之制。

【明前期：书院的衰落】

如果说，南宋的书院制度显示了以士绅为领袖的民间社会在维持学术自治与自主办学上的智慧与技艺，那么书院在元代的际遇，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种自治的精神与能力必为专制皇权所忌惮。元代的书院出现严重的官学化，书院创建必须呈报官府，经层层审核，获批准后方准修建；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官府还委派“直学”掌管书院财政。审批制、人事权、财权都掌握在有司手里。

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这是一切学术与教育开始败坏的渊薮，所以我们不用奇怪，元代为什么会“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为什么书院的建设者“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毫无疑问，重振学术与讲学之正途，当然是回归民间，书院“既不隶于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专焉”。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一面强化皇权专制，一面收紧社会控制网络，宋时蓬蓬勃勃的书院，到了明代也差不多沉寂了一百年，著名的岳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都成为废墟，“昔日规制不见，唯闻山鸟相呼”。

明初书院的荒废，当然是由朱元璋确立的教育与学术制度所导致。朱元璋出身草莽，却不是轻视教化之人，他登基后便诏告天下：“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只不过这里的“学校”，并不包括民间书院，而是指官学系统内的太学、州县学、社学。明代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官学体系，南京、北京均立国子监，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县下又遍设社学，按朱元璋的要求，“各州县在城并乡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另一方面，朱元璋又颁布禁例于天下学校，不许士子议论时政。

朱家皇帝高度重视各级官学的建设，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为了“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朝廷想掌控教化之权。这从朱元璋对官学系统外之书院的态度，便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洪武元年，他下诏“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训导”本是山长之助手，学田则是书院之经济命脉，朱元璋此举，用意甚是阴险，不但贬低书院领袖的身份，还剥夺了书院的财政大权。洪武五年，又下令“革罢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在朝廷打压之下，“诸旧书院以不隶于官”，因而“皆荡然靡存”。

对专制统治有着特别偏好的朱元璋皇帝，想必非常不欢迎自成体系的书院之存在。我们知道宋代的士君子因为对官学体系的失望，另起炉灶建立书院重振学术，而明初的皇帝出于对书院的顾忌，又重新构建了一个完备的官学体系。历史就像是在转圈圈。

【晚明：书院的复兴】

直至明王朝立国已逾百年，朝廷对书院的压制才松懈下来。于是从正德朝到万历朝，书院终于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在整个明代近二千所书院中，建于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有一千多所，占了书院总数的六成以上。开创这个繁荣局面的核心力量，来自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理学家群体。

正德元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相传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创立“致良知”之学。所谓“龙场悟道”，在我看来，是说王氏彻底认识到以明王朝的昏暗政治环境（皇权独裁，君主无道，太监乱政），士大夫已不可能像宋儒那样“得君行道”，那么，与其寄望于明君，不如诉诸芸芸众生的良知；与其依赖国家的构建，不如唤醒社会的自觉，与其面向庙堂，不如转身面向民间。也因而，“致良知”不仅仅是心性之学，而是开启了一场“觉民行道”的社会运动。书院讲学，则是“觉民行道”、“化民成俗”的最佳载体。在龙场驿的清闲岁月里，王阳明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书院讲学，并且从此跟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在王氏及王门弟子的推动下，明代中后叶的书院如雨后春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有些书院甚至结成稳定的“学术—政治共同体”，“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儒学中一直就有“处士横议”的传统，虽然朝廷一度禁止士子议政，但这一禁令也被书院突破了。晚明士子在讲学之余，“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并形成强大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以致于“岩廊之上（指朝廷），亦避其讽议”，最典型者莫如东林书院。

只可惜，书院这种“体制外”的社会权力，不容于“体制内”的权势人物，张居正当国与魏忠贤掌权时，都曾下令毁灭天下书院。晚明时代蓬蓬勃勃的社会觉醒，在政治打压下，终于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告终。

至于清代的书院，虽然在数量上远胜之前各代，却差不多沦为了官学与科举制的附庸。直至晚清，书院改革，才得以突破官学之钳制，其标志为：山长从由官府委任，改为“采访公论”，“归绅士延聘”。可惜清末新政时，朝廷又以一纸诏令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看似是接纳近代化，与国际接轨，实则已违背了书院自治、教育自主的原则，导致书院这一宝贵的传统教育模式被清出历史舞台。

【结语】

纵观书院从宋至清这一千年间的盛衰，可以清晰地看出，书院的活力来自儒家士君子自发的教化承担与学术自觉，但凡在官府承认并不干预士君子的办学自由时，书院则兴盛；而一旦官府容不得民间社会的办学自由，或者试图将书院收编进官学体系，则预示了书院的衰落或败坏。回顾这段书院的兴衰史，其实就是去面对两种教育传统——官学的传统与民间讲学的传统，我们选择哪一种？

（位于江西省星子县内的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